春秋大义-第7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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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宋史·司马光传》：……遂上疏论修心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国之要三：曰官人，曰信赏，曰必罚。其说甚备。且曰：“臣获事三朝，皆以此六言献，平生力学所得，尽在是矣。”
《续资治通鉴》卷第五十九：壬寅，同知谏院司马光以三札子上殿。其一论君德曰：“臣窃惟人君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
司马光《传家集》“陈三徳上殿札子”：……窃惟人君之大徳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仁者，非妪煦姑息之谓也，兴教化，修政治，养百姓，利万物，此人君之仁也；明者，非烦苛伺察之谓也，知道义，识安危，别贤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强亢暴戾之谓也，惟道所在，断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故仁而不明犹有良田而不能耕也，明而不武犹视苖之秽而不能耘也，武而不仁犹知获而不知种也。三者兼备，则国治强，阙一焉则衰，阙二焉则危，三者无一焉则亡。自生民以来未之或改也。
——这样的大道理史不绝书，都是“一言可以兴邦”的，放之四海而皆准。我们来看一个有趣的对照：《禅林宝训》里，远公说作住持的道理：远公曰：“住持有三要，曰仁，曰明，曰勇。仁者，行道德兴教化，安上下悦往来。明者，遵礼义识安危，察贤愚辩是非。勇者，事果决断不疑，奸必除佞必去。仁而不明如有田而不耕。明而不勇如有苗而不耘。勇而不仁犹如刈而不知种。三者备，则丛林兴。缺一则衰，缺二则危，三者无一，则住持之道废矣。”——几乎就是照搬司马光那套话，看来这“仁，明，勇”的道理既适合皇帝，也适合寺院住持？
77这书早已失传了，辑本见＇清＇王谟《汉魏遗书》当中的《春秋决事》。《春秋决事》也就是《春秋决狱》，就书名问题王谟在序言里加按语说：“此书《汉志》作《公羊治狱》，《七录》作《春秋断狱》，新旧《唐书》作《春秋决狱》，《崇文总目》作《春秋决事比》，今从《隋志》。”——《隋书·经籍志》录有“董仲舒撰《春秋决事》十卷”。
78这篇序言还讲了“三传”在情理与法意上的关联：“《春秋》，吾夫子刑书也。然刑由情生，情以法检，故左氏准经以附情，公、榖破情以比法。顾准之过则病溢，破之过则病谬……”
当然，“刑书”一词未必都是狭义的，如邵康节所谓：“《春秋》，孔子之刑书也，功过不相掩。五伯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先定五伯之功罪而学《春秋》则大意立矣。《春秋》之间有功者未有大于四国者也，有罪者亦未有大于四国者也。不先治四国之功过，则事无统理不得圣人之心矣。”（转引自＇清＇汪绂《春秋集传·春秋纲领》，汪绂于邵子文下加按语：“此数语至精要。”）
79＇清＇王谟辑《汉魏遗书》辑董仲舒《春秋决事》
80《论语·子路》：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81＇汉＇董仲舒《春秋繁露·精华》：难者曰：“春秋之法，大夫无遂事。又曰：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国家者，则专之可也。又曰：大夫以君命出，进退在大夫也。又曰：闻丧徐行而不反也。夫既曰无遂事矣，又曰专之可也，既曰进退在大夫矣，又曰徐行而不反也，若相悖然，是何谓也？”……
82比如《镜花缘》这类小说，到处都是经史掌故。
83《左传·成公二年》：逄丑父与公易位。将及华泉，骖接谀径埂３蟾盖抻谵J中，蛇出于其下，以肱击之，伤而匿之，故不能推车而及。韩厥执絷马前，再拜稽首，奉觞加璧以进，曰：“寡君使群臣为鲁、卫请，曰：‘无令舆师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属当戎行，无所逃隐。且惧奔辟而忝两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摄官承乏。”丑父使公下，如华泉取饮。郑周父御佐车，宛伐为右，载齐侯以免。韩厥献丑父，郤献子将戮之。呼曰：“自今无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于此，将为戮乎！”郤子曰：“人不难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劝事君者。”乃免之。
84《公羊传·成公二年》：逄丑父者，顷公之车右也，面目与顷公相似，衣服与顷公相似，代顷公当左。使顷公取饮，顷公操饮而至，曰：“革取清者。”顷公用是佚而不反。逄丑父曰：“吾赖社稷之神灵，吾君已免矣。”郤克曰：“欺三军者其法奈何？”曰：“法斮。”于是斮逄丑父。
85《太平御览》第四百一十七卷·人事部五十八《忠勇》
86《册府元龟》第七百二十卷《谋画》：（马）衍因说丹曰：“衍闻顺而成者道之所大也，逆而功者权之所贵也，是故期于有功不问所由，论于大体不守小节。昔逄丑父伏轼而使其君取饮称于诸侯；郑祭仲立突而出忽终得复位，见美《春秋》。盖以死易生、以存易亡，君子之通也，诡于众意寜国存身贤智之虑也……”
87《氏族大全》“代君任患”：逄丑父，齐大夫。齐侯战败，丑父与易位。晋韩厥获之，郤子将戮之。呼曰：“自今无有代其君任患者。”乃免。
88 ＇汉＇何休解诂＇唐＇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何休序：“至有倍经、任意、反传违戾者”。解云：言由疑惑之故，虽解经之理而反背于经。即成二年，逄丑父代齐侯当左，以免其主。《春秋》不非而说者非之，是背经也。
89＇汉＇董仲舒《春秋繁露·竹林》：……夫冒大辱以生，其情无乐，故贤人不为也，而众人疑焉，《春秋》以为人之不知义而疑也，故示之以义，曰：‘国灭，君死之，正也。’正也者，正于天之为人性命也，天之为人性命，使行仁义而羞可耻，非若鸟兽然，苟为生，苟为利而已。是故《春秋》推天施而顺人理，以至尊为不可以加于至辱大羞，故获者绝之；以至辱为亦不可以加于至尊大位，故虽失位，弗君也；已反国，复在位矣，而《春秋》犹有不君之辞，况其溷然方获而虏邪！其于义也，非君定矣，若非君，则丑父何权矣！故欺三军，为大罪于晋，其免顷公，为辱宗庙于齐，是以虽难，而《春秋》不爱。……
90＇宋＇孙复《春秋尊王发微》卷五：陈辕涛涂，陈大夫。称人以执，不得其罪也。威公既与陈侯南服强楚，归而反执陈辕涛涂，其恶可知也。
91＇宋＇李明复《春秋集义》卷二十四引《朱熹语录》：或问王霸之别。曰：以力假仁者，不知仁之在己而假之也，以德行仁者，则其仁在我而惟所行矣。以执辕涛涂侵曹伐卫之事而视夫东征西怨、虞芮质成者，则人心之服与不服可见。
＇宋＇叶梦得《叶氏春秋传》卷八：辕涛涂，陈大夫之三命者也。涛涂畏齐师之道其境以病陈，使出于东方。齐侯以申侯之谮，执涛涂。不责其师之病人而责人之不忠，已非伯讨，也故以人执。
92＇宋＇吕祖谦《左氏传续说》卷四：陈辕涛涂谓郑申侯曰：“师出于陈郑之间，国必甚病。”盖霸者之师凡经过处，诸侯必须供其资粮屝屦。
＇宋＇黄仲炎《春秋通说》卷五：陈辕涛涂有误军之罪，而齐执之，讨不忠也，何以书？
曰：涛涂为齐谋则诈，为其国谋则忠也。《左氏》载陈辕涛涂谓郑申侯曰：“师出于陈郑之间，国必甚病，若出于东方，循海而归可也。”盖知齐师所过，必大为其国之扰，故涛涂不欲其出乎已之国也。齐不自反顾，乃执其臣而兵其国，仁者果如是乎？大抵兵事一动不惟有战斗死伤之忧，而师之所处，荆棘生焉，所过国邑，人民力困于诛求，胆寒于侵掠，诚有如涛涂之所谓甚病者。夫以齐桓用兵号为节制，而犹若此，况以悍将驱暴兵无法以驭之所过残灭者多矣。可不谨哉。
持同样意见的不乏其人，再如＇清＇方苞《仪礼析疑》卷八：春秋时，齐桓创霸，资粮屝屦皆所至之国供之，故陈辕涛涂以为国必甚病而诡辞以误之也。
93＇宋＇崔子方《春秋经解》卷五：卖师不忠者，涛涂之罪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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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左传·僖公四年》：陈辕涛涂谓郑申侯曰：“师出于陈、郑之间，国必甚病。若出于东方，观兵于东夷，循海而归，其可也。”申侯曰：“善。”涛涂以告，齐侯许之。申侯见，曰：“师老矣，若出于东方而遇敌，惧不可用也。若出于陈、郑之间，共其资粮悱屦，其可也。”齐侯说，与之虎牢。执辕涛涂。秋，伐陈，讨不忠也。
96《榖梁传·僖公四年》：齐人执陈袁涛涂。齐人者，齐侯也。其人之，何也？于是哆然外齐侯也，不正其逾国而执也。
97唐鑑：《国朝学案小识》卷2《张孝先先生》。（转引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10卷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98早有人怀疑这书有问题，《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结论是：《忠经》是宋代的伪书，但很可能这书原本是宋朝某人写的真书，后来不知被谁把作者篡改成马融，又加了个注者郑玄：“旧本题汉马融撰，郑玄注，其文拟《孝经》为十八章，经与注如出一手。考融所述作，具载《后汉书》本传，玄所训释，载于郑《志》，目录尤详。《孝经注》依托于玄，刘知几尚设十二验以辨之，其文具载《唐会要》，乌有所谓《忠经注》哉？《隋志》、《唐志》皆不著录，《崇文总目》始列其名，其为宋代伪书，殆无疑义。《玉海》引宋《两朝志》载有海鹏《忠经》，然则此书本有撰人，原非赝造，后人诈题马、郑，掩其本名，转使真本变伪耳。”
99《忠经·报国章第十七》：“为人臣者官于君，臣之官禄，君宝锡之。先后光庆，皆君之德，光格祖考，庆重子孙。不思报国，岂忠也哉！忠则必报，不报非忠。君子有无禄而益君，无有禄而已者也。君临天下，谁不为臣？食土之毛，皆衔君德。昏衢迷于日月，君子知怀帝恩，故偃息山林，有能藩国，况荷君禄位，而无闻焉？报国之道有四：一曰贡贤，进得其才，君可端拱。二曰献猷，纳当其善，君可依行。三曰立功，功吾其庸，君可无患。四曰兴利。殖致其厚，君可与足。贤者国之干，干可以立。猷者国之规，规可以执。功者国之将，将可以御。利者国之用。用可以给。是皆报国之道，惟其能而行之。各以其能而报于国，道斯广矣。《诗》云：‘无言不酬，无德不报’，况忠臣之于国乎？凡人之闻一言一德，犹必报，君臣之义重恩重焉，如何忘也。”
100＇美＇本尼迪克特：《菊与刀》（吕万和、熊达云、王智新/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1版，第70页）：“恩，在用之于第一位和最大的恩情、亦即‘皇恩’时，是在无限忠诚的意义上使用的。这是天皇的恩情，每个人必须以无比感激的心情来恭受。他们认为，自己有幸生在这个国家，安居乐业，万事称心，就不能不想到天皇所赐的恩典。在整个日本历史上，一个人一生中的最大恩主就是他那个生活圈内的最高上级。这个人物随着时代而变化，曾经是各地的地头、封建领主或将军，现在则是天皇。最重要的，似乎还不在于谁是最高上级，而在于几百年来‘不忘恩情’这种习性在日本人习性中占有最高地位。近代日本用尽一切手段使这种手段集中于天皇一身。日本人对自己生活方式的一切偏爱都增加了对‘皇恩’的感情。战争时期，以天皇名义发给前线部队的每一支香烟都强调每个士兵所领受到的‘恩’。出征前士兵所领的每一口酒就更加是一种‘皇恩’。他们说，神风队员自杀式的攻击就是报答皇恩。为守卫某些太平洋上某些岛屿而全部‘玉碎’也被说成是在报答浩荡无际的皇恩。”
另参＇英＇伯特兰·罗素：《论国家》（收录于《罗素自选文集》，戴玉庆/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版）第60页：“历史上忠顺于国家的原因是从个人对于君主的忠诚感中产生的。欧洲的国家是在封建制度下成长起来的，某些领地最早归封建诸侯所有。但这种培育忠诚感的源泉已经枯竭了，大概除了日本之外，这种源泉现在已经微乎其微了，在俄国也所乘不多。”——但罗素的后半句话显然错了。
101梁启超：《新史学·中国之旧史》（《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8年第1版，“饮冰室文集之九”，第2－3页）：试一审四库之书，其汗牛充栋、浩如烟海者，非史学书居十六七乎？上自太史公、班孟坚，下至毕秋帆、赵瓯北，以史家名者不下数百，兹学之发达，二千年于兹矣。然而陈陈相因、一丘之貉，未闻有能为史界闯一新天地。而令兹学之功德普及于国民者，何也？吾推其病源，有四端焉。
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吾党尝言：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其言似稍过当，然按之作史者之精神，其实际固不诬也。吾国史家，以为天下者君主一人之天下，故其为史也，不过叙某朝以何得之、以何治之、以何失之而已。舍此则非所闻也。惜人谓《左传》为相斫书，岂惟《左传》，二十四史真可谓地球上空前绝后之一大相斫书也。虽以司马温公之贤，其作《通鉴》，亦不过以备君王之浏览。盖从来作史者，皆为朝廷上之君若臣而作，曾无有一书为国民而作者也。其大弊在不知朝廷与国家之分别，以为舍朝廷外无国家，于是乎有所谓正统、闰统之争论，有所谓鼎革前后之笔法，如欧阳之《新五代史》，朱子之《通鉴纲目》等，今日盗贼，明日圣神，甲也天命，乙也僭逆，正如群蛆啄矢，争其甘苦，狙公赋茅，辨其四三。自欺欺人，莫此为甚。吾中国国家思想，至今不能兴起者，数千年之史家，岂能辞其咎耶？
——梁启超这番话虽然很愤青，却也很精辟，“正统、闰统之争论”和“鼎革前后之笔法”云云，在后文进入《春秋》文本之后都会一一呈现。
102梁启超《爱国论》（《饮冰室合集》，“饮冰室文集之三”，第65页：泰西人之论中国者，辄曰：彼其人无爱国之性质，故其势涣散，其心怯懦，无论何国何种之人，皆可以掠其地而奴其民。临之以势力，则贴耳相从；啗之以小利，则争趋若鹜……）
另外，有人曾就此有过质疑，说：“既然这样，为什么老百姓会骂‘汉奸’而不是‘皇奸’呢？”——因为“汉奸”其实是个近代概念，古人是无此一说的。“汉奸”一词的出现最早大约是在清朝，但清朝人所谓的“汉奸”并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这个意思，而是指“汉人中的奸人”。比如《清史稿·土司》：九年，乘胜沿九股河下抵清水江。时九股苗为汉奸曾文登所煽，言改流升科，额将岁倍，且江深崖险，兵不能入。又如《清史稿·蕃部》：十月，那彦成奏酌设卡隘，严捕汉奸。并谓：“野番冥顽成性，蒙古虐其属下，反投野番谋生，导引抢掠其主。内地歇家奸贩，潜住贸易，无事则教引野番渐扰边境，有兵则潜过报信。近年番势日张，弊实在此。”
《清史稿·循吏》，这里的“汉奸”有点儿现代汉奸的意思了：英吉利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