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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章

08中国通史第五卷-中古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下册)-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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⑽柚迹溲运煨小保煊谔等辏282)春正月,出任使持节、都督幽州诸军事,领护乌桓校尉、安北将军。
  张华到镇前,鲜卑慕容涉归大肆侵掠辽西,占领昌黎。张华一到镇,即于三月派安北将军严询征伐慕容涉归,在昌黎附近大败之,杀伤数万人。张华在军事胜利后,并未继续穷兵黩武,以武力征服作为调整民族关系的杠杆,而是以安抚来使慕容氏款服。慕容涉归子慕容廆往谒张华,张华以礼相待,“以所服簪帻遗廆,结殷勤而别”(《晋书·慕容廆载记》)。正由于张华“抚纳新旧,戎夏怀之,东夷马韩、新弥诸国依山带海,去州四千余里,历世未附者二十余国,并遣使朝献。于是远夷宾服,四境无虞,频岁丰稔,士马强盛”。
  张华在外藩取得的出色政绩,得到朝野人士的赞赏。时朝议欲征召张华入朝,任为尚书令,进号开府仪同三司,这一动议使贾充党羽侍中冯紞不安。冯紞曾反对伐吴,“吴平,紞内怀惭惧,疾张华如仇”(《晋书·冯紞传》)。加之张华曾对武帝非议过冯紞的哥哥冯恢的品行才能,所以冯紞利用“深有宠于帝”的地位,对张华竭尽中伤之能事。冯紞曾侍从武帝,借议论锺会叛乱说:“臣以为锺会之所以叛乱,颇与太祖(司马昭)有关。”武帝听后大为不解,问冯紞缘由。冯紞回答说:“锺会才浅识薄,而太祖却夸奖太过,称赞他有谋略,授以高官显爵,使他处于要帅重地,掌握精兵强将,因此使锺会自以为谋略万无一失,却功名不符,未受重赏,遂心怀不满,飞扬跋扈,起兵反叛。”武帝听后表示赞同。冯紞又进一步说:“既然陛下已经同意我的看法,那么就应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为诫,不要让像锺会那样的人再重蹈覆辙。”武帝问:“现在还有像钟会那样的人吗?”冯紞让武帝屏退左右后,遂以隐喻的方式诋毁张华说:“过去曾为陛下出谋献策,为国家建立了大功的大臣,可谓人人皆知。现在出据方镇、掌握军队的人,陛下都应对其严加防范。”于是武帝遂“纳冯紞之间,废张华之功”(《晋书·五行志》),非但未采纳朝议征召张华为尚书令,反而剥夺了张华的方镇统兵权,以重儒教为由,任命他为有职无权,形同虚设的太常卿。不久后,又以太庙屋栋折为由,免张华官。而后一直到武帝死,张华始终郁郁不得志,未任职官,仅“以列侯朝见”,尽管这样,他仍能做到宠辱不惊,既不为自己申理称冤,又不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与佞幸小人争一日短长。
  武帝死后,惠帝即位。张华的处境稍有好转。永熙元年(290)秋八月,惠帝立其子广陵王司马廆为皇太子,是为愍怀太子。惠帝“盛选德望以为师傅”(《晋书·愍怀太子传》),张华因而被任为太子少傅。当时杨太后的哥哥杨骏操持朝政,他“自知素无美望”(《晋书·杨骏传》),所以对张华等德高望重的大臣,猜忌而“皆不与朝政”。张华心胸豁达,没有为此而耿耿于怀。永平元年(291)三月,贾后与汝南王亮、楚王玮合谋诛杀杨骏,又欲废杨太后为庶人。在朝议时,群臣“皆承望风旨”,赞成废黜太后。张华则既不以贾后旨意为己见,又不计多年来官场失意之恩怨而对武帝遗孀杨氏落井下石,他认为“夫妇之道,父不能得之于子,子不能待之于父。皇太后非得罪于先帝(武帝)者也。今党其所亲,为不母于圣世。宜依汉废赵太后为孝成后故事,贬太后之号,还称武皇后,居异宫,以全贵终之恩”。尽管他的意见未被采纳,其为人之坦荡正直却由此可见一斑。
  辅佐朝政杨骏被诛后,统治阶级内部再次出现权力再分配的矛盾。当时政出多门,权柄不一。大司马汝南王亮和太保卫瓘二公辅政,权倾朝野。野心勃勃的贾后虽挟持昏主惠帝,有皇权这张王牌,却因二公执政而不能专恣。元康元年(291)六月,贾后让惠帝手写密诏,指使卫将军楚王玮诛杀了汝南王亮和太保卫瓘等人。但局势却一发而难以控制,时“内外兵扰,朝廷大恐,计无所出”。为了维护至高无上的皇权和统治秩序的稳定,张华明知楚王玮并非矫诏而杀二公,仍参与了贾后在诏书问题上大作文章的密谋。他派人对贾后说:“楚王既诛二公,则天下威权尽归之矣,人主何以自安!宜以专杀之罪诛之”(《资治通鉴》卷八二),又亲自劝说惠帝:“玮矫诏擅害二公,将士仓卒,谓是国家意,故从之耳。今可遣驺虞幡使外军解严,理必风靡。”贾后遂用张华计,“遣殿中将军王宫说玮矫诏,乃收玮诛之”(《晋书·楚王玮传》)。事后,张华以首谋有功,拜右光禄大夫、侍中、中书监、金章紫绶。
  张华受皇权至上观念的支配,主观上为了巩固和加强皇权而参与了诛杀楚王玮的密谋,这从封建道德观念的角度看,是无可非议的。但在客观上,他的这一行为却有助纣为虐之嫌,在一定程度上玷污了他的洁身自好的名誉。献计诛杀,不仅背离了他所奉行的“委命顺理,与物无患”的处世准则,而且也使他再次卷入名副其实的朋党之争中,不得不与贾后一党相沉浮。贾后则出于扩大自己政治势力的考虑,认为像张华这样出身庶族,宗族势力薄弱,“儒雅有筹略,进无逼上之嫌,退为众望所依”的人,是辅政大臣的最佳人选,而对张华“依以朝纲,访以政事”。从而使张华在政争中处于进退维谷的地位,以至于愈陷越深,难以自拔。为了宠络和控制张华,贾后不顾张华十余次推让,进封他为壮武郡公。元康六年(296),又晋升他为司空,领著作。
  元康年间,皇权衰落,“政出群下,纲纪大坏,货赂公行,势位之家,以贵陵物,忠贤路绝,谗邪得志,更相荐举,天下谓之互市也”(《晋书·惠帝本纪》)。在这种政治形势下,张华的亲朋好友都为他的处境而忧心忡忡。他的少子张韪曾以灾兆劝张华逊位。“志不在功名”的张华,身处政治斗争的波峰浪谷之间,亦曾有过告老还乡的想法。他在《答何劭诗二首》(《文选》卷二四)中,自叹年老体衰,“忝荷既过任,白日已西倾。道长苦智短,责重困才轻”,无力应付复杂的明争暗斗,难以改变奢糜腐化的时代风尚,故时时感到“恬旷苦不足,烦促每有余”,常常“负乘为我戒,夕惕坐自惊”,惟恐因力不胜任和出现失误而被政敌暗算中伤。他希望有朝一日能够“散发重阳下,抱杖归清渠,属耳听鹦鸣,流目翫儵鱼,从容养余日,取乐于桑植”。但是,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尽管张华对“吏道何其迫,窘然坐自拘”的处境极为反感,但在上有帝后相制,左右政敌瞩目的形势下,他却无法解决自己的矛盾苦闷,脱离骚乱动荡的政界,实现他憧憬的超脱世俗的田园生活,只能继续自己“缨緌为徽纆,文宪岂可逾”的从政生涯。既然他找不到一条更有意义的出路,遂不得不安于现状,用“天道玄远,惟修德以应之耳,不如静以待之,以俟天命”去答复好心的亲友,聊以自慰。
  但是,张华在辅政期间,并没有仅仅局限于自我修德和无为而治。为了封建王朝的根本利益,他亦以“修德”作为辅政的主要方针,希望通过封建礼教来改变时弊,实现比较清明稳定的政治局面。
  贾后为人凶险,擅权专政,是造成朝纲不振的主要根源。张华并不为一己之私利去逢迎贾后,以承风望旨、仰人鼻息的方式苟且偷安。他“惧后族之盛,作《女史箴》以讽”。《女史箴》①以封建伦理道德和纲常名教为宗旨,隐喻贾后要以“妇德尚柔,含章贞法”当作行为的准则。他列举了樊姬不食禽兽肉三年以劝谏楚庄王狩猎,齐恒公夫人因齐恒公好听淫乐而不听郑卫之音,冯昭仪以身挡熊以保护汉元帝,班婕妤为正名位而不与汉成帝同辇的典故,劝诫贾后应恪守妇道,行仁义礼教以辅佐惠帝。他辩证地指出“宠不可① 见《文选》卷52。
  以专,专实生慢,爱极则迁,致盈必损”的利害关系,规谏贾后不要因君宠而得意忘形,利欲熏心。他认为“美者自美,翩以取尤,治容求好,君子所仇”,希冀贾后摈弃佞幸小人,杜绝文过饰非。贾后看了《女史箴》之后,虽未有什么痛改前非的变化,但碍于张华的正言规谏,在元康九年(299)以前,一直未敢有太严重的僭越之举。
  尽管“贾后虽凶妒,而知敬重华”,但她执政的本身却使得乱政隐患越来越表面化。为此,当时辅政的侍中裴頠深感不安,遂与侍中贾模和张华共议废贾后而立愍怀太子的生母谢淑妃为皇后。张华对此表示异议,他说:“惠帝自己并无废黜贾后的意思,如果我们擅自废立,惠帝会认为是僭越之举。况且宗室王势力强盛,朝廷内又有持异议的朋党,恐怕一旦进行废立就会出现动乱,招致杀身之祸,引起政治危机,这对国家是没有好处的。”裴頠说:“情况确实与你的担忧相符,但贾后这样昏庸残暴的人,做事毫无顾忌,不考虑后果,肯定会在不久的将来发生动乱,那又该如何办呢?”张华说:“我们二人现在还能被贾后所信任,只要经常在她身边进行规谏,申明祸福利弊,估计她不会做出什么大的僭越行为。幸好现在天下局势还比较安定,我们照此行事,可能会一直维持平安无事的局面的。”(《晋书·裴頠传》)谋废贾后遂未能进行。
  张华辅政期间,统治阶级内部蕴藏着深刻的矛盾和危机。朝野百官大臣,非司马氏宗室,即贾后亲族,或豪门望族。他们不仅各有朋党,相互倾轧,而且亦各有短长,良莠不齐。面对如此错综复杂的政治势力,张华亦能坚持修德的方式去息事宁人,维持了数年相对稳定的局面,确实是很不容易的。司马氏宗室诸王,或于中央任职,或出镇方面。他们仗“雍容贵戚,进不贪功,退不惧罪”,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张华虽无力改变自武帝以来形成的诸王强盛的局面,但他尽可能做到对诸王敬而远之,虚授职官,不委重任。如关中氐羌少数族爆发起义,梁、赵诸王“士卒虽众,不为之用”,张华即及时调离二王,委任虽出身低下却有“文武材用”的孟观率宿卫兵赴关中。结果孟观“大战十余,皆破之”,镇压了起义(《晋书·孟观传》)。赵王伦调回京师后,任有职无权的车骑将军、太子少傅,伦“深交贾、郭,谄事中宫,大为贾后所亲信”,遂“求录尚书”,张华“固执不可”,又求尚书令,张华复不许(《晋书·赵王伦传》)。
  与张华共同辅政的大臣,多是贾后亲族。如侍中贾模,是贾充族子,他“潜执权势”,“至于素有嫌忿,多有中陷,朝廷甚惮之”,此外又“贪冒聚敛,富拟王公”(《晋书·贾模传》)。侍中裴頠,出自河东裴氏,亦是贾充妻之从子,为人“欲而无厌”(《晋书·韦忠传》)。琅邪大族王戎,是裴頠的岳父,与“贾郭通亲”,时任尚书左仆射,领吏部,他“苟媚取容”,“驱动浮华,亏败风俗”,“性好兴利,广收八方园田水碓,周遍天下”(《晋书·王戎传》)。庶族出身的张华,对这些地位与自己相当的权臣的丑恶行为,自然无可奈何。他一方面超脱世俗,不与之随波逐流,尽可能做到出污泥而不染,严于律己,不营资财,惟“雅爱书籍,身死之日,家无余财,惟有文史溢于机箧”。另一方面又能够善于找出与这些权臣之间的共同点,与之通力合作。如贾模为了本宗族的私利,对贾后擅权心怀忧惧,尚能“尽心匡弼”(《晋书·贾模传》);裴頠“虽后之亲属,然雅望素隆,四海不谓之以亲戚进也”,多次上书进表,陈述“多任后亲,以致不静”之弊,主张“当先其疏者,以明至公”(《晋书·裴頠传》)。这与张华的思想是基本一致的,故张华尽可能与贾、裴二人保持比较密切的政治关系,利用他们的力量规谏贾后,以推行和实施自己的政见,达到稳定封建统治秩序的目的。张华在辅政期间的最突出的政绩就在于选官任人方面。当时门阀世族极力垄断和控制选官权,拒寒素于政权之外。尚书左仆射王戎领吏部典选,“未尝进寒素,退虚名,但与时浮沈,户调门选而已”(《晋书·王戎传》)。张华出身庶族,对没有门阀背景的人进仕之路的坎坷不平,颇有切身感受,他之所以能侪身政界,主要是凭借自己“世无与比”的博物洽闻和卓越的政治才能。因此,他重视知识,雅爱书籍,“天下奇秘,世所希有者,悉在华所”,搬家时,曾“载书三十乘”,以至于“秘书监挚虞撰定官书,皆资华之本以取正焉”。正由于此,张华亦重视人材,敢于打破“户调门选”的用人标准。他“性好人物,诱进不倦,至于穷贱候门之士有一介之善者,便咨嗟称咏,为之延誉”。许多两晋之际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和史学家,都或是经他延誉称咏,或是由他荐举征辟而成名的。这方面的例子是很多的。他重视南士,不因他们是孙吴亡国之余而怀有偏见。太康末年,陆机、陆云入洛。“陆机兄弟志气高爽,自以吴之名家,初入洛,不推中国人士”。这种清高,实际上是南士与北士之间存有芥蒂的反映。当时北方士人亦自恃征服者而对南士有所轻侮。张华则不然,他素重二陆兄弟,见之如旧相识,说:“伐吴之役,利获二俊。”他称赞陆机“天才秀逸,辞藻宏丽”,“人之为文,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晋书·陆机传》)。陆云为人不拘小节,而张华“多姿制”,喜欢用帛绳緾束胡须,陆云“见而大笑,不能自已”,但张华对此毫不介意,仍将二陆荐之于诸公,为其延誉(同上)二陆遂对张华倍加钦佩,待之以师资之礼。又薛兼、纪瞻、闵鸿、顾荣、贺循号为南土“五俊”,入洛,张华见而奇之,称其为“皆南金也”。(《晋书·薛兼传》)。他常常用“龙跃云津”、“凤鸣朝阳”、“东南之宝”这样的话语品价南士,并随才授职(《晋书·褚陶传》)。
  他举人荐士公允,不囿于门第出身,唯以吏幹文义为准。陶侃早孤贫,为县吏,举孝廉入洛,张华与之交谈,“异之,除郎中”(《晋书·陶侃传》)。名士牵秀,“博辨有文才,性豪侠”,帝舅王恺诬陷他有秽行而被免官,但“司空张华请为长史”(《晋书·牵秀传》)。成公简虽家世二千石,但他“性朴素,不求荣利,潜心味道,罔有干其志者”。张华对成公简十分赞赏,经常对人说:“简清静比杨子云,默识拟张安世”(《晋书·成公简传》)。刘弘“有幹略政事之才。。张华甚重之”,因而出镇幽州,“甚有威惠,寇盗屏迹,为幽朔所称”(《晋书·刘弘传》)。张轨“明敏好学,有器望,姿仪典则”,却未受高品,“张华与轨论经义及政事损益,甚器之,谓安定中正为蔽善抑才,乃美为之谈,以为二品之精”(《晋书·张轨传》)。成公绥“博涉经传,性寡欲,不营资产,家贫岁饥,常晏如也。少有俊才,词赋甚丽。。张华雅重绥,每见其文,叹伏以为绝伦,荐之太常,徵为博士”(《晋书·成公绥传》)。陈寿有“良史之才”,张华对陈寿说:“当以晋书相付耳”,欲举陈寿为中书郎,为荀勖所阻而未遂(《晋书·陈寿传》)。左思出身于地位卑微、世业儒学的家庭,他博学多识,文赋情采富丽,著《三都赋》,通过对蜀、吴、魏自然风光的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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