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中国通史第五卷－中古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下册)-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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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州（山东德州市以东、渤海以南、泰山以北一带地方）。于是派刘暾到东方召还他的部将曹嶷，以加强实力。而刘暾在途中被石勒游骑所捕，搜出王弥与曹嶷的信，石勒暗地处死刘暾，也密谋消灭掉王弥，而弥尚未知。及石勒活捉苟晞后，王弥写信给石勒，故意这样说：“公获苟晞而用之，何其神也！使晞为公左，弥为公右，天下不足定也”①。石勒看出这是骄兵之计，即对张宾说：王弥位重而辞卑，这是有意图我。张宾建议及早除掉王弥，并劝石勒出兵。在时机成熟后，石勒请王弥赴宴，王弥毫无防备，石勒在酒酣时亲手杀死王弥，合并了王弥的部队。这样，石勒就除掉了他逐鹿中原时的一大对手。
王弥与石勒同为匈奴汉王国刘氏的大将，石勒杀了王弥，故汉帝刘聪大怒，曾遣使责问，但又无力驾驭石勒，只得还加封石勒为镇东大将军督并幽二州诸军事并州刺史，以慰其心。苟晞等虽降于勒，勒恐其叛走，即以谋叛罪名把他杀死，实即更彻底的消灭异己的力量。自杀王弥后，在名义上石勒仍为汉刘氏之臣，实际上他已在独立行动了。
自葛陂回师北据襄国经营四方石勒既杀王弥后，在永嘉五年十月，继续向南攻打豫州诸郡，“临江而还，屯于葛陂（河南新蔡县北）”。到次年二月，方自葛陂北还。
石勒再次向南方活动于江淮一带，屯兵于葛陂四个月左右。在葛陂曾经修缮室宇营垒，劝课农耕，向临时任命的地方官征收“义谷”，以供士卒粮饷，并且制造舟船，准备进攻建业。于此足见其雄心。但为什么跟上次一样，还是回军北上呢？仔细研读刘琨《与石勒书》，可以窥见其中消息。
当初石勒被掠卖于茌平时，跟母亲失散了。并州刺史刘琨知道石勒母亲及侄儿石虎的下落时，派部下张儒护送他们前来，并写信给石勒说：“将军。。发迹河朔，席卷兖豫，饮马江淮，折冲汉沔，虽自古名将，未足为谕。所以攻城而不有其民，略地而不有其土。。周流天下而无容足之地，百战百胜而无尺寸之功，将军岂知其然乎？”①信的结尾，劝勒降晋，石勒没有答应，并且回信拒绝，这是意料中事，姑且不谈。而刘琨信中谈到石勒“饮马江淮，折冲汉沔”，即两次向南方进军，一次是在汉沔与王如交关的事，另一即这次即屯军葛陂的事，一般注意到葛陂屯军而忽略了前者。再则信中一再强调了石勒没有固定的立足点，虽然百战百胜而飘忽不定，未能掌握到必要的土地和人民，也就是没有立国之本，并且要石勒考虑这个重要问题。这对石勒① 《资治通鉴》卷八七。
① 《全晋文》卷一○八刘琨《与石勒书》。
的启发很大。要树立王霸之业，就必须拥有必要的土地与人民这样的据点，这样的据点应在何处才合适，这关系到事业的成败，必须选得其地。上次屯兵江西和这次屯兵葛陂，显然表明石勒要以汉沔或江淮之间为据点的。可是，这是否合适呢？应由事实来作回答。首先，江淮或江汉间的气候水土，北方士兵不能适应，霖雨和时疫流行，造成大批士兵的饥饿和死亡，石勒屯兵这里两次，就两次遇到这种情况。其次，南方习于水战，北兵非所敌，如自葛陂退兵时，石虎想夺取东晋粮船而大败，即是一证。再则江汉、江淮间是东晋对北方的门户或屏障，要保住江南政权，就必定以死力来保住这些地方，石勒两次南来，琅邪王司马睿就两次结集大军进行抗击。事实证明，以江淮或江汉为据点是不行的，必须重新考虑。刘琨《与石勒书》着重提出立足点的问题，这对石勒的重新考虑这一问题有很大的启发，有很重要的关系。从当时具体形势来看，江汉、江淮均不可作为据点，据点非北方不可。
从北方形势来看，关中、河东各有其主，则唯有选择河北为当。这样重大的决策，在石勒集团中经过大争论，最后才由石勒本人作出决定，这是关系到石勒集团成败的关键，大争论必不可免而且是集思广益之方。
争论发生在永嘉六年（312）二月。这时，逢到春季大雨，历时三个月而雨不止，加上时疫流行，石勒军中饿死和病死者大半，东晋又派扬威将军纪瞻督率大军集于寿春（安徽寿县），军情紧急。在此情况下，石勒召集众将商讨对策。右长史刁膺主张投降，并求扫平河朔以赎罪，等东晋退兵后再图他计。石勒听后，长啸而不应。中坚将军夔安，建议先移营高地以避水，石勒笑他太胆怯了。孔苌、支雄等三十多员将官建议，趁纪瞻的大军尚未完全集中时，他们各领步兵三百人，乘船分三十多路夜登寿州城，斩东晋将官的头，据其城，食其粟；要当在今年破丹阳，定江南，活捉司马家小儿辈。石勒听了，笑着说：这是勇将之计。各赐予铠马一匹。然后对张宾说：你看计将如何？张宾首先分析了不能投降的道理，指出杀王弥后进军江淮的错误，又说明如果退军，东晋不会追击，而主要的意见是：“邺有三台之固，西接平阳，四塞山河，有喉衿之势，宜北徙据之。伐叛怀服，河朔既定，莫有处将军之右者。”①就是北据邺城，以争天下。张宾在上次屯兵江西时，就主张北还，和这次的意见基本一致，可说是能够洞察当时形势者。石勒经过两次向南进军的实际经验教训，也认识到据点必须选在北方，而刘琨的启发，张宾的划策，在关键时刻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故石勒决策回军北上，在河北一带建立据点。
在回军北上途中，由于当时民族矛盾尖锐，石勒军队过处，都是“坚壁清野”，所以军士粮饷十分困难。从二月到七月，走到汲郡（河南汲县西南），分兵袭击向冰的军队，夺得了大批的军资粮饷，军势才复振，于是长驱至邺。因为邺的守卫犹固，一时难于攻下，而徒耗兵力，张宾又建议说：“邯郸（河北邯郸市西南）、襄国（河北邢台市西南），赵之旧都，依山凭险，形胜之国，可择此二邑而都之，然后命将四出。。王业可图矣。”石勒欣然从计，进据襄国，以为据点，再分兵攻取冀州诸郡县，运其资粮送于襄国，并上表于汉主刘聪，聪即封石勒为都督冀、幽并营四州诸军事、冀州牧、上党郡公。石勒据有襄国，建立了稳定的据点，这就为统一北方、建立后赵政权奠定了基石。
① 《晋书》卷一○四《石勒载纪上》。三台即铜雀台、金虎台、冰井台。不过，石勒据有襄国，就和晋大司马幽州刺史王浚发生正面冲突，永嘉六年十二月，王浚命鲜卑段就六眷、段末杯、段匹c 等①，进攻襄国。段氏鲜卑素以勇悍闻名，但石勒计擒了段末杯，随即与段氏讲和，放还段末杯。诸将有反对者，石勒说：辽西鲜卑与我素无怨仇，只是被王浚所驱使；如果杀掉末杯一人而结怨一方，不是办法；如果将他放还，“必深德我，不复为浚用矣”②。石勒以这样的策略来拆散王浚与段氏鲜卑的联盟，颇收成效，段氏从此倾向于石勒，而王浚的势力日趋衰落。
接着在建兴元年（313）四月，石勒派石虎攻克邺城，三台的许多流民都归附于石勒，勒以桃豹为魏郡太守，镇守于邺，不久，改用石虎代替了桃豹。就在这段时间内，石勒还俘虏了许多“乞活”，从中发现了曾经救济过他的郭敬，就用敬为上将军，将降者拨归他统领。这年，刘聪又加封石勒为侍中、征东大将军，封勒母为上党国太夫人，妻为上党国夫人。
石勒既取襄国，又占邺城，在河北的据点日益稳固，势力日益发展，消灭王浚就是指日而待的事。但王浚既是晋侍中、大司马，又是都督河北东夷诸军事幽州刺史，掌握一方的军政大权，有不小的军事实力，与其力敌，不如智取。因此，石勒采用了张宾之计，将欲取之，必先予之，派使者携带了大量珍宝财物，并送表文，推尊王浚为天子，自愿为藩臣，以骗取王浚的信任。同时，利用王浚和刘琨之间的矛盾，张宾又建议石勒派使者送信与刘琨，说明过去得罪于晋朝，现在王浚有不臣之心，故要讨伐王浚来赎罪，使刘琨不但不助王浚，且给予石勒以进军的便利。一切准备就绪，就在建兴二年（314）三月，石勒亲率轻骑袭取幽州，表面上却伪装是亲来幽州奉戴王浚称帝的。于是迅速进入幽州，活捉了王浚，斩于襄国。
王浚既灭，石勒在北方的对手就数到刘琨了。刘琨为晋大将军都督并州诸军事并州刺史，自东瀛公司马腾离开并州后即由刘琨继任刺史，他虽有一定的声望和影响，但力量有限，曾几次求援于鲜卑拓拔猗卢。建兴四年（316）冬，石勒进攻晋乐平太守韩据于沾城（山西昔阳县西南），刘琨新得猗卢之众姬澹等，即命姬澹率军拒勒，琨自为后援，结果，姬澹大败，奔于代郡（山西大同市东）；刘琨部下长史李弘以并州降于石勒，刘琨只得奔投于段匹c ，后为匹c 所杀。
就在刘琨失掉并州的这年冬天，汉刘聪派刘曜攻陷长安，俘晋愍帝司马邺送于平阳。次年，琅邪王司马睿称晋王于建康，改元建武元年（317）。再过一年即大兴元年（318），司马睿称帝。而汉主刘聪病死于这年七月，临死前，召石勒至平阳受遗诏辅政，并任命勒为大将军录尚书事，勒固辞不去。石勒在攻取襄国为据点后，除上述军事上的经营外，在经济和文化教育上也开始采取一些措施。如在占有邺城的这年，开始正式征收租赋；又立太学，简选明于经术、善于书史的人担任文学掾，选出将佐的子弟三百人，给予教育。及至消灭王浚后，幽冀一带渐趋安定，就令州郡阅实户口，按户每户征收帛二匹，谷二斛①。所规定的这个征收数字，可能比西晋还轻些。这些经济、文化教育上的措施，表明石勒已在作建立政权的具体准备。汉主刘聪的大臣在上表中就对刘聪说：“石勒谋据赵魏”；石勒派石越到并州招纳从① 就六眷亦作疾陆眷，末杯或作末柸。
② 《资治通鉴》卷八八。
① 《资治通鉴》卷八九。《晋书》卷一○四《石勒载记上》作“户赀二匹，租二石。”平阳流散出来的流民二十余万人，刘聪遣使责让石勒，而“勒不受命”②。这都可说明石勒正在摆脱匈奴刘氏，自建政权。到刘聪死后，这个发展趋势就变成了现实。
在大兴元年（318）七月刘聪死后，子刘粲继立为汉帝，但为受遗诏辅政的大臣靳准所杀，准自立为汉天王。因此，石勒自襄国、刘曜自长安都向平阳进发，攻打靳准。刘曜在途中即汉帝位，封石勒为赵公，不久又进封为赵王。在消灭靳准势力的过程中，石勒与刘曜两个势力的矛盾逐渐加深。由于靳准的部下杀准而投奔刘曜，拒降于勒，勒即烧毁平阳宫殿，将浑仪、乐器等迁于襄国。在刘曜这方面，恐怕石勒势力的增长和袭击，杀掉石勒所派的使者，停止太宰的封授大礼。至此，双方闹僵了。石勒大怒说：没有我石家兄弟，你刘家能称帝吗！“帝王之起，复何常耶？赵王赵帝，孤自取之”。于是，石勒在大兴二年（319），积极准备称王。他设置太医、尚方、御府诸令，修建正阳门，又增置宣文、宣教、崇儒、崇训等十余所小学于襄国四门，简选将佐豪右子弟百余人为学生而教之，并兼为击柝的卫士，还设置挈壶署，铸造丰货钱。不久，石勒下令指出，在大乱之后，律令烦琐，应采集其中的必要者，作为施行条制。即令法曹令史贯志，制订辛亥制度五千文施行。这儿设置了为帝王服务的医疗、工巧制作机构，增置学校和选拔卫士，铸造货币，制定律令等等，都是为正式成立后赵政权作好准备的。
建立后赵政权后的文治武略大兴二年（319）十一月，由于石虎、张敬、张宾、支屈六、程遐等文武一百二十九人联名上疏，请石勒称尊号，依刘备在蜀、魏王在邺故事；以河内、魏郡、汲郡等十一郡和前封赵国、广平、阳平、渤海等十三郡合计二十四郡，计有二十九万户，为赵国；郡太守皆改称内史，又以大单于“镇抚百蛮”即管理少数民族，并罢去并、朔、司三州。石勒接受了这个建议，即位称赵王，改元称赵王元年，即以襄国为都城。由于汉主刘曜此前已经改国号为赵，史称前赵；故称石勒所建为后赵。
石勒既称赵王后，继续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权建设，举其要者如下：一、均百姓田租之半；孝悌力田及死义之孤赐帛有差。孤老鳏寡者赐谷每人三石。
二、建立社稷、宗庙、营建东西官署。
三、派使者巡行州郡，劝课农桑。
四、设官分职，各司其事：经学祭酒：从事中郎裴宪，参军傅畅、杜嘏。
律学祭酒：参军续咸、庾景。
史学祭酒：任播、崔濬。
门臣祭酒：中垒支雄、游击王阳，专明胡人辞讼。
门生主书：张离、张良、刘群、刘谟，司典胡人出内，重其禁法，不得侮易衣冠华族。号胡为国人。
五、大执法：张宾，专总朝政，位冠寮首。
单于元辅：石虎，都督禁卫诸军事。
② 《资治通鉴》卷八九。
司兵勋：前将军李寒，教国子击刺战射之法。
六、编撰工作：《上党国记》：由记室佐明稭、程机撰。
《大将军起居注》：由中大夫傅彪、贾蒲、江轨撰。
《大单于志》：由参军石泰、石同、石谦、孔隆撰。
七、封赏功臣，死事之子赏加一等。
八、厘定习俗：禁国人不准报嫂（即兄死不得以嫂为妻）。
禁止在丧婚娶。
其烧葬令如本俗。
以上诸项，均在赵王元年。至赵王二年（320），还继续进行了若干措施。关于礼乐方面，始制轩悬之乐，八佾之舞，又造金根车、大辂、黄屋、左纛等，天子的车旗礼乐，至此具备。又徙朝臣掾属以上士族三百户于襄国的崇仁里，设置公族大夫来统领他们。还制定宫殿诸门的出入制度。特别注重选举，先是清定五品，以张宾管领选举事宜，又继续定为九品。以张班为左执法郎，孟卓为右执法郎，典定士族，协助张宾负责选举工作。命令群寮和州郡每年各举秀才、孝廉以至贤良、直言、武勇之士各一人。确定士族品级，选举贤才，吸收汉族地主阶级分子参与政权，这对巩固后赵的统治是有利的。石勒的建立后赵政权，不止于仅称赵王，还要称帝。建平元年（东晋咸和五年、公元330 年）二月，石勒就进而称赵天王，行皇帝事。同年九月，正式即皇帝位。不仅石勒本人称帝，臣下也须升官晋爵，除石勒世子石弘立为皇太子、其他诸子及侄儿石虎封王外，在职官设置上有明显的改变，举例如下：石虎为太尉、尚书令。
左长史郭敖为尚书左仆射。
右长史程遐为尚书右仆射领吏部尚书。
夔安、郭殷、李凤、裴宪为尚书。
徐光为中书令领秘书监。
又论功封爵，封开国郡公文武二十一人，侯二十四人，县公二十六人，侯二十二人。像这样的尚书、中书等官职和公侯封爵，就是采用魏晋制度。固然还另有一套管理少数民族的大单于属下的政府机构，但上面所列这些职官，证明石勒已采用了汉人的官制，以此与刚称赵王时的官职相比，是个重要变化，亦即是后赵政权中职官制度的汉化，同时也是巩固后赵政权的措施。再则，石勒称皇帝的第二年，即营建邺宫，拟迁都于此，还以洛阳为南都。由此可见，石勒是不甘于以偏方政权而告终的。
在后赵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