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中国通史第五卷－中古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下册)-第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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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敦军至芜湖（今安徽省芜湖市），又上表列举了刁协的罪状。晋元帝见疏表，大怒说：“王敦竟敢犯上作乱，是可忍，孰不可忍！我将亲自率领六军，讨伐叛逆。有能杀王敦者，封五千户侯。”同时，命令刘隗、戴若思急速率兵回建康勤王助讨。
刘隗到建康时，百官列道迎接。他举止潇洒，神态自若，慷慨陈词，激励众志。他与刁协一同入宫见晋元帝，竭力主张诛杀留在建康的以王导为首的琅邪王氏。晋元帝未采纳这一建议。刘隗因此知道晋元帝在为自己留条退路，并无坚决平叛的决心，感到前景不妙，遂忐忑不安，面有惧色。
晋元帝首鼠两端，不敢坚决平叛的态度，以及不满于“以法御下”政策的门阀世族和受发奴客为兵之害的士庶对王敦的支持，使得王敦叛军进展神速，在没有遭到什么抵抗的情况下，兵锋直指建康。晋元帝虽仍口喊平叛，实际上却畏敌如虎。他一反疏远王导的态度，任命王导为前锋大都督，王导在军事上毫无建树，致使建康城的守卫形势岌岌可危。晋元帝无奈，派琅邪王廙带旨劝说王敦止兵，但王廙一去不返，投弃了王敦。晋元帝又任用阴险好利的大族名士周札为右将军，都督石头城诸军事，戍守建康门户石头城。而力主平叛的刁协、刘隗，却没有在平叛中受到重用。世族头面人物周f 被任命为尚书左仆射，实际上是剥夺了尚书令刁协的实权；而刘隗也只能戍守位于建康外围的丹杨江乘蒲上的金城，作为外援而已。
王敦因此气焰嚣张，进兵不止，很快就兵临建康城下。他打算先攻金城，消灭刘隗，以解心头之恨。部将杜弘劝他说：“刘隗养了许多敢死士兵，所以金城不容易攻克。不如先攻石头城。石头城守将周札为人苛刻，士兵都不愿为其效力，攻城必胜无疑。周札兵败则刘隗必然不攻自溃。”王敦言听计从，以杜弘为前锋，进攻石头城。周札未加抵抗就打开石头城门，投降了王敦。
石头城既陷，建康城危在旦夕。晋元帝命令刁协、刘隗等人率众反攻，企图夺回石头城，以挽救败局。刁协、刘隗攻城不下，反被王敦所败。王敦乘胜进入建康城内。这时，建康城内一片混乱，叛军四出劫掠烧杀，无恶不做，宫省内百官公卿惊恐万状，奔逃一空。晋元帝见大势已去，决定放弃抵抗。他脱去了戎衣，改穿朝服，对左右随从说：“王敦想要取我代之，早明说就是了，何必要如此残害百姓！”又派使者对王敦说：“你如果仍忠于朝廷，就息兵停战，天下尚可以维持安定；如不是这样，朕将仍回琅邪国为王，给你让出皇位。”
在这种情况下，刘隗、刁协亦无回天之力。他们败退到台城，在太极殿东侧的阶下见到了晋元帝。元帝拉着刘隗、刁协两人的手，流泪呜咽，不胜悲伤，并劝他们立即逃离建康，以避杀身之祸。刁协说：“臣应当以死节事君，故不敢有贰心而出逃。”元帝说：“现在事逼无奈，不走怎么可以呢？”遂令人给刘隗、刁协人马，让他们自寻生路。刘隗、刁协与晋元帝挥泪告别。刘隗行至淮阴，为戍守此地的刘遐所袭击，不得不带着妻子、子女和亲信二百多人投奔后赵的石勒。石勒以刘隗为从事中郎，太子太傅。成帝咸和八年（333），刘隗随从石虎征前赵，战死于潼关，终年六十一岁。刁协因年老体弱，出逃后不能骑马，行动迟缓，加上他向来对下属毫无恩惠，同行的左右都与之离心离德，故行至江乘（今南京东北二十公里处）时，刁协被人诛杀，首级送至王敦。王敦允许刁氏家属为刁协收尸埋葬。晋元帝听到刁协身死未免的消息，十分悲痛，秘密下令，逮捕并诛杀了送刁协首级的人。
为刁协平反引起的争议晋明帝太宁二年（324），王敦之乱被平定。与王敦有矛盾而被其诛杀的世族头面人物，如谯王承、甘卓、戴若思、周f 、虞望、郭璞、王承等人，东晋王朝都予以平反昭雪，被以显赠。甚至曾为王敦开城门投降的周札（被王敦在太宁二年所杀），也在王导的坚持下，按“以身许国”的功名赠以卫尉。而在当时“不与刘石通”的情况下，刘隗投奔石勒，显然属于投敌叛国，大逆不道，所以王敦虽平，刘隗仍不得归国。至于刁协，因素来与当权的王导等人有矛盾，也以出奔不尽臣节的罪名，不在平反之列。至成帝咸康年间（335—342），刁协的儿子刁彝上疏，为其父鸣不平。朝议时，在位权贵多认为晋明帝时褒贬已定，不宜再予以更改；而且刁协不能守臣道死身事君，在出逃后遇害，所以不能恢复其官爵。丹杨尹殷融持有异议，他认为：“王敦是十恶不赦的叛臣，罪不容诛。因此，与王敦势不两立的刁协之善亦不容赏。如果认为刁协的忠君是出于一己之私利，出谋划策又常有失算，并以此对刁协横加指责，不过是出于偏见而已。现在，把叛臣王敦所行的诛杀确定为国刑，将如何能达到劝善沮恶的目的！在王敦目无君主，专权擅政时，刁协挺身而出，是为了国家而非个人。过去楚国的孔宁、仪行父追随昏君，干了不少坏事，而楚国仍恢复了其官位，就是因为他们是君主的亲信，况且刁协与晋元帝之间还是忠义的关系！刁协又是中兴四佐之一，位于群臣之首。至于出走，是因为势穷计屈，奉命而行，并非为了逃避刑罚，所以宜予以显赠，以明忠义。”
当时庾冰辅政，对殷融的建议迟疑而不能决。左光禄大夫蔡谟又写信给庾冰，为刁协申理，信的大意是：“刁协是中兴功臣，死于王敦之乱。天下不知道他有什么罪过，却只看到他被贬黜，致使其儿子称冤喊屈。这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沮丧忠臣之节，使天下生惑，为王敦之党报仇。刁协功大于过，与过去楚国的佞幸小人孔宁、仪行父不可同日而语，所以宜追加显赠。我听说有人认为明帝时刁协已被废黜，现在不宜再予以纠正。我以为不然。刁协不是在明帝时被诛，而只是未加赠而已。至于明帝时加赠的周f 、戴若思，都不是王敦檄文所欲诛讨者，在叛乱得逞后才被杀害；周f 、郭璞等人也不是在为君主御难时被杀，却都加以褒赠。与此相比，刁协忠义为重是显而易见的。我又听说下面的人多认为应该给刁协加赠。刁协为什么会得到众人的同情和支持呢？如果说以宽柔得人心，则刁协为人粗旷，积怨甚多；如果说以富贵得人心，则刁氏今日已成贫贱寒门。其原因就在于事不公允。希望足下深思。”
庾冰看信后，深以为然，上奏书给成帝。成帝诏曰：“刁协欲忠于君主，却丧失了为臣之道，致使王敦得以托名清君侧，肆行叛逆，遂使社稷致祸，君主受辱，对此刁协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若严明国典，则对刁协处以刑罚亦不为重。现在之所以重议刁协事，不过是因他尚有功劳可言，王敦叛乱亦未持久而已。可以复刁协本来官位，加以册祭，以明凡忠君者有微功必显。虽然不能对其过失加以贬裁，然而或许可以对后人以劝勉。”于是追赠刁协本官（尚书令，金紫光禄大夫），祭以太牢，基本上予以平反昭雪。
刘隗有子名绥，与刘隗一同投奔石勒。孙刘波，曾为石虎手下的冠军将军王洽参军，后投奔东晋，官至散骑常侍。刘波子刘淡，东晋末年，为庐江太守。
刁协有四子：刁逵、刁畅、刁弘，另一子名不详。刁协平反后，逵、畅、弘并列显职。桓玄篡政，三人都依附于桓玄。后为刘裕所族诛，刁氏遂灭族。刁协诸子不以儒家名教为准则，专事商业和搜刮民财，有田万顷，奴婢数千人，又占固山泽，被称为“京口之蠹”。刁氏族灭后，刘裕将其财产分给百姓，让大家尽自己的力量随便拿。就这样，分财产也持续了好几天。当时天下饥馑，百姓多因此而得以免于死亡。
第二节郗鉴、温峤①东晋时期，由于南北民族矛盾的影响，士族高门为了不再重演家破身亡的悲剧，一反西晋时的颓风，励精图治，奋励向上。士族中出现了一些有作为的人物。郗鉴和温峤就是为稳定当时政局作出重大贡献的人物。
抗胡名将郗鉴（269—339）字道徽，高平金乡（今山东金乡北）的大族。他的曾祖郗虑，曾受学于东汉大儒郑玄，建安年间官至御史大夫。可见他家是有儒学渊源的。郗鉴年轻时即以儒雅著名，被称为“兗州八伯”（即八名士）的“方伯”（《晋书·羊曼传》）。
温峤（288—329）字太真，太原祁县（今山西祁县东）的大族。他父亲兄弟六人，并有名当世，号称“六龙”。叔父温羡西晋惠帝时为中书监。西晋时士族门阀制度已经确立。这一制度保证了居于统治地位的世家大族在政治、经济等方面享有一系列特权。又由于封建国家统一，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使大量财富集中在统治阶级手中。当时，门阀士族中盛行着腐朽不堪极为荒淫的生活方式。他们或是“斗富”，挥霍掉大量财物，或是饮酒狂欢，以杀女奴取乐。郗鉴虽列身士族，但他“少孤贫”，“躬耕陇亩”，平日“博览经籍”，“吟咏不倦”。温峤的家境可能要好一些，他“博学能属文，少以孝悌称于邦族”。从这些记载看，他们两人奉行的还是正统儒学。郗鉴年轻时虽有名望却“不应州命”。八王之乱中，他三十岁左右了，为赵王伦辟为掾。他“知伦有不臣之迹，称疾去职。及伦篡，其党皆至大官，而鉴闭门自守，不染逆节”。温峤年十七，“州郡辟召，皆不就。司隶命为都官从事。散骑常侍庾敳有重名，而颇聚敛，峤举而奏之，京都振肃”。西晋政治极其腐败。官吏嗜财如命、贪赃枉法成为风气，以至公开抢劫。士族高门孜孜于禄位，不惜参与宗室诸王争权夺利的争斗，支持司马氏骨肉相残。郗鉴、温峤虽厕身官场，却还能卓然处世，这在当时并不多见。他们后来在抵抗胡族统治者屠杀汉人中起了重要作用就不是偶然的了。
八王之乱，诸王互相残杀。兵连祸结，人民遭受极大的灾难。而西晋王朝的统治力量也大大削弱。隐伏着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一发而不可收拾。匈奴刘渊、羯人石勒以反晋为号召起兵，胡、汉人民纷纷响应。随着刘、石势力的壮大，他们志欲建立胡族统治政权的野心也愈来愈膨胀，变反抗西晋的残酷统治为对汉族人民的屠杀。“降城陷垒，不复断别善恶，坑斩士女，鲜有遗类”（《晋书·石季龙载记》）。西晋愍、怀二帝被俘后，西晋在北方的统治即告瓦解，北方的社会矛盾也就成为汉族人民反抗胡族统治者残酷屠杀及奴役的斗争。
为了躲避胡族统治者的屠杀，大量的北方人逃往比较安定的长江以南。
“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晋书、王导传》）。而那些一时走不掉留在北方的西晋官吏、地方大族、豪强则纷纷部勒宗族、部曲筑起坞堡自保。这些结坞自保的坞主多以东晋为“正朔”，并积极与刘、石作战，所以周围的汉族人大量地投入坞堡避难。一时间，这些坞堡成为北方各地抵抗胡族进① 本节材料主要依据《晋书·郗鉴传》及《温峤传》，下引两传者，不另注。攻、广大汉族人民团聚求生的中心。
八王之乱中，诸王百般拉拢名士壮大力量。赵王伦、东海王越等都曾辟郗鉴为掾，他都借故推辟。温峤这一时期的情况不清。但是在永嘉之乱中他们却成了抵抗刘、石的有名将领。
八王之乱后期，并州刺史司马腾为参加混战，率并州军民东下冀州。在并州离石（今山西离石）起兵的刘渊趁机将他的势力扩大到并州的中部和南部。由于刘渊的屠杀和掠夺，并州地区已完全残破。并州治所晋阳“府寺焚毁，僵尸蔽地，其有存者，饥羸无复人色”（《晋书·刘琨传》）。光熙元年（306）并以刺史刘琨为收复刘渊控制的并州，以温峤为掾属，招募千余人进入并州。“于时并土荒残，寇盗群起，石勒、刘聪跨带疆场，峤为之谋主，琨所凭恃焉”。由于刘琨、温峤的努力，他们很快在“荆棘成林，豺狼满道”的并州站住脚，并在晋阳“抚循劳徕，甚得物情”（《晋书·刘琨传》），迅速扩大了势力。骄横一时的刘渊不得不将都城从离石迁到蒲子（今山西隰县），以避刘琨、温峤。
郗鉴在八王之乱后期回到家乡。永嘉之乱起，郗鉴与乡里千余家避难鲁国之邹山（今山东邹县东南），据山自保。郗鉴被推为坞主。在邹山，郗鉴率众与石勒等日日交兵，虽“外无救援，百姓饥馑，或掘野鼠蛰燕而食之，终无叛者。三年间，众至数万”。
当时刘渊、石勒铁骑在北方纵横驰骋，攻城屠邑，许多坞主因刘、石军事压力而相继与其合作。郗鉴、温峤在那样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坚持斗争，并能壮大自己的力量，如果没有坚定的民族立场，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但是，他们并没有在北方继续战斗下去。因江东政治形势的变化，温峤、郗鉴相继渡江来到江南。
平定王敦、苏峻之乱东晋是在民族矛盾尖锐的情况下建立的。西晋灭吴后，江东地方大族并不甘心他们在政治上受制于中原士族。江东之地西晋时期虽有重兵镇守，反叛仍时有发生。永嘉之乱，大量的北方人源源过江，使这里的政治情况异常复杂起来。东晋初年，南北士族间的斗争，士族地方势力与皇权的斗争交替发生，使东晋政局动荡不安。特别是永昌元年（322）的王敦之乱，造成东晋严重的政治危机。
东晋元帝司马睿虽是西晋宗室，以惠帝皇统而论，却是疏而又疏。他能渡江登基称帝，主要是得到琅邪王敦、王导家族的支持。所以，王敦、王导倍受宠遇。他们权力之大，当时人认为是“王与马，共天下”。
然而司马睿不希望这种“共天下”的局面继续下去。他企图削弱王氏等士族的权力，引起士族们不满。永昌元年手握强兵的王敦自上游而下，攻进建康。在建康，王敦总揽朝权，诛杀朝士，改易百官，并欲废立太子。不但造成东晋严重危机，也使北方抗胡斗争连连受挫。已进逼黄河使“石勒不敢窥兵河南”的祖逖，看到王敦和元帝的矛盾日趋尖锐，“虑有内难，大功不遂”（《晋书·祖逖传》），忧愤发病而死。在邹山坚持数年的郗鉴，在王敦攻下建康后不久，不得不退屯合肥，结果“徐、兖间诸坞多降后赵”（《资治通鉴》卷九二，元帝永昌元年）。
就在东晋内乱迭起、抵御胡人南下的防线节节南撤的情况下，温峤和郗鉴先后来到江南。
建兴四年（316）匈奴刘曜攻破长安，愍帝被俘，西晋亡。由于赵渊、石勒等以反晋名义起兵进行民族仇杀，广大汉族人民也就以晋室作为民族旗帜。西晋灭亡，东晋又成“正朔”所在。建武元年（317）温峤为刘琨所遣，携表劝进，来到建康。司马睿登基后，他被留在江南。后为太子司马绍属官，“太子与为布衣之交”。
王敦起兵最终目的是要取司马氏而代之。废掉太子是他实现这一目的重要一步。王敦曾召集百官，当着众人，声色俱厉逼问温峤，欲迫使温峤对太子品行有所否定。但温峤不为王敦淫威所动，从容答对，力陈太子“至孝”品行。众人皆以为信然，挫败了王敦企图动摇晋室“根本”的阴谋。
郗鉴是在撤出邹山南屯合肥不久奉召渡江的。王敦兵进建康后引起了东晋一系列矛盾的变化。王敦专权，其党皆至大官，引起了其他受排挤士族的不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