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中国通史第五卷－中古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下册)-第4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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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当时受战乱影响较小，境内较为安定。陶侃自从军十余年间，已功名卓著。虽然受王敦排挤，但他并不甘心于在边州当刺史。他“在州无事，辄朝运百甓于斋外，暮运于斋内。人问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过尔优逸，恐不堪事。’”就这样，他在广州一直呆了十年。
“忠顺勤劳似孔明”
太宁三年（325），王敦之乱平定后，明帝即用陶侃为都督荆、湘、雍、梁四州军事、荆州刺史。元、明两朝，王敦两次兴兵，陶侃虽表示支持朝廷，并未实际介入，更未在灭王敦对立有殊功。陶侃出掌大镇，实际是明帝的一种精心安排。
东晋建立后，吴人在政治上受到侨人的排挤。永昌元年（322）王敦兵进建康的过程中，江东士族多持观望态度，并不介入这场侨人间的内哄。王敦专权后，委任亲信，排斥异己，诛除不从。其中，也牵连了不少江东士族。侨姓士族和江东士族的利益都受到损害。故明帝能收侨、吴士族之力平王敦。王敦之乱被平定，琅邪王氏几倾晋祚的教训对司马氏来说十分深刻。王氏在长江上游的势力基本丧失，但王导仍居中枢。为避免重蹈覆辙，明帝决心改变元帝以来的“王与马，共天下”的政治格局。因此，他一方面重用庾亮、郗鉴等人，制约王导的权力，同时拔擢江东士族，在侨、吴士族间搞平衡。另一方面，“改授荆、湘等四州，以分上流之势”①，使方镇互相牵制，收相维相抗之效。陶侃刺荆州，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
陶侃入主荆州，“荆州士女相庆”。东晋政风仍承西晋之弊。“今当官者以理事为俗吏，奉法为苛刻”，“从容为高妙，放荡为达士”①。大概与陶侃经历有关，他对这种风气深恶痛绝，声言：“《老庄》浮华，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当正其衣冠，摄其威仪，何有乱头养望自谓宏达邪！”因此他“终日敛膝危坐，阃外多事，千绪万端，罔有遗漏。远近书疏，莫不手答，笔翰如流，未尝壅滞。引接疏远，门无停客。常语人曰：‘大禹圣者，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岂可逸游荒醉，生无益于时，死无闻于后，是自弃也。’”每宴会饮酒，他有定限。常欢有余而限已竭。众人劝更少进，但他决不再饮。他自己如此，要求部下也这样。参佐僚属有以谈戏荒废职事，不但严加训斥或鞭打，还“命取其酒器、蒲博之具，悉投于江”。这种作风在东晋官吏中实属少见。
陶侃治荆州，还很重视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发展农业生产。王敦平后，荆州大饥，百姓多饿死。陶侃“至秋熟辄籴，至饥复减价粜之。士庶欢悦，咸蒙济赖。”②羊祜、刘弘在荆州劝课农耕使生产发展，颇得民心，这对陶侃影响不小。此外，基于自己巩固地盘和发展势力的需要，这也是必须采取的措施。因此他“务勤稼穑，虽戎阵武士，皆劝励之。有奉馈者，皆问其所由，若力役所致，欢喜慰赐；若他所得，则呵辱还之。是以军民勤于农稼，家给人足。”在他治理下，“自南陵迄于白帝数千里中，路不拾遗”。这种说法显然有夸大成份。但当时荆州社会较安定，生产有所发展，当是事实。
陶侃行事，小到竹头木屑，大到设城驻兵，考虑颇为慎密细致。他曾主持造船，命将木屑和竹头全部收集起来。众人不知为什么。后逢大雪，天晴雪融，官府听事前余雪泥泞，木屑正好用来布地。几十年后，桓温为荆州刺史。桓温伐蜀大造船，又以陶侃所贮竹头作丁装船。陶侃驻武昌时，不少人主张在江北的邾城驻兵镇守。陶侃“每不答，而言者不已，侃乃渡水猎”，与诸将佐察看形势。陶侃为之分析说，邾城隔在江北，内无所倚，外接敌寇。即便派兵驻守，也无益江南。长江才是御寇的天险。众将才恍然大悟。后荆① 《晋书·明帝纪》。
① 《晋书·熊远传》。
② 《艺文类聚》卷五○引王隐《晋书》。
州刺史庾亮却对此不察。他派精兵万人驻守邾城。咸康五年（339）后赵遣兵来攻。邾城孤立无援，终于兵败城陷，损失惨重。
陶侃“性纤密好问”，勤于调查访问，人比之赵广汉（西汉人，曾任京兆尹）。他精于吏职，善察访，发奸敗缟瘛Ｔ谡夥矫嫣召┮膊⒉谎飞Ｌ召┰钪罹擦！岸嘉鞠氖┑凉倭灿诩好拧Ｙ┖蠹こ滴试唬骸耸俏洳髅徘傲我虻晾创酥郑俊┗滩佬蛔铩！�
陶侃的才干颇为当时人所称道。一个叫梅陶的人说：“陶公机神明鉴似魏武，忠顺勤劳似孔明，陆抗诸人不能及也。”将陶侃比之曹操、诸葛亮，这确有些溢美。但以陶侃的才略，特别是当时士族居官不屑理事的风气下，他能勤于吏职，在东晋官吏中是极少见的。
都督八州，怀止足之分太宁三年（325）明帝病死，五岁的成帝即位。大士族庾亮以外戚身份辅政。庾亮对据上游、握强兵的陶侃颇为顾忌，一方面加强建康石头城的防卫，另一方面派温峤出任江州刺史。
在东晋荆、扬的矛盾中，处于中流的江州一直是调节上、下游关系的枢纽。为朝廷所用的江州刺史，既要与朝廷关系密切，又要对荆州有所防备。明帝以陶侃为荆州，同时任应詹刺江州。应詹曾与明帝谋讨王敦，又与陶侃同为刘弘部下。应詹咸和元年（326）卒。死前曾与陶侃书，望陶侃能“竭节本朝，报恩幼主”①。可见明帝用心的良苦。庾亮与温峤，本是“深交”。其使温峤镇江州，用意与明帝完全相同。
咸和三年，历阳太守苏峻起兵反叛朗廷，使酝酿中的荆、扬矛盾出现变化。苏峻攻进建康，挟持了小皇帝，庾亮逃往江州。此时，凭江州兵难以平定苏峻之乱。温峤遂邀陶侃率荆州兵同赴国难。明帝死时，陶侃因“不预顾命”一直怀疑是庾亮作了手脚。后庾亮修石头城，也是针对他的。旧怨未消，又让他来对付因庾亮处置失当引起的苏峻之乱。陶侃“深以为恨，答峤曰：‘吾疆场外将，不敢越局。’”温峤屡说而不允。后温峤“固请之”，其子陶瞻又为苏峻所杀，即“戎服登舟，瞻丧至不临，昼夜兼道而进”②。
荆州军至江州，议者咸谓陶侃欲诛庾亮以谢天下。陶侃若杀庾亮，势必影响与温峤的关系，从而可能导致平叛军队的分裂。时庾亮“甚惧，用温峤计，诣侃拜谢”。庾亮有高名，为名士翘楚。他来谢罪，实出意外。陶侃“惊，止之曰：‘庾元规乃拜陶士行邪！’亮引咎自责，风止可观，侃不觉释然”。但仍愤愤地对庾亮说：“君侯修石头以拟老子，今日反见求邪！”③即与庾亮、温峤同赴建康。陶侃以大局为重，捐弃前嫌，使诸军能够同心协力，终于平定叛乱。
在平定苏峻之乱中，陶侃以位重兵强被推为“盟主”。苏峻的士兵，多是北方流民，骁勇善战。庾亮率军进攻，为峻军所败，乃送“节传以谢侃。侃答曰：‘古人三败，君侯始二，当今事急，不宜数而。’”①陶侃对庾亮如① 《晋书·应詹传》。
② 《资治通鉴》卷九四咸和三年。
③ 《资治通鉴》卷九四咸和三年。
① 《资治通鉴》卷九四咸和三年。
此宽容，诸将谁不力战。其次，陶侃能听从建议和意见。如招郗鉴自广陵渡江扼守京口，对于东西夹击苏峻起了重要作用。诸军与苏峻军战，数战皆败。温峤军乏食，乞借粮，陶侃不欲借，并要撤军回荆州。经人劝解，陶侃“乃分米五万石以饷峤军”②，并打消撤军念头。苏峻之乱终于在诸军合作下得以平定。东晋政局危而复安。自此以后，由于南北民族矛盾的制约和东晋政治格局的变化，江南保持了七十余年的安定局面，没有出现大的动乱。社会的安定对江南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应该说，陶侃对于促进这一局面的出现还是起了不小的作用。
苏峻之乱后，陶侃因功而升为太尉、都督七州军事，封长沙郡公，仍驻荆州。咸和五年（330）江州刺史刘胤为后将军郭默所杀。执政的王导以郭默骁勇难制，以默为江州刺史。陶侃闻知此事，指责王导这种纵容作法，随即起兵抵江州，将郭默等斩首。实际上，王导和陶侃对郭默的不同态度，反映了他们之间对江州的争夺。王导对郭默擅杀刘胤表示的容忍态度，在于要笼络郭默以抗陶侃。陶侃指责王导并迅速出兵，是要将江州之地控制在手。陶侃夺得江州，也就控制了长江的上游和中游。此时他已为都督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其权力之煊赫，在东晋一朝也是屈指可数的。
《晋书·陶侃传》称侃曾“梦生八翼，飞而上天，见天门九重，已登其八，唯一门不得入。阍者以杖击之，因坠地，折其左翼”。“及都督八州，据上流，握强兵，潜有窥窬之志，每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后代一些史家认为陶侃一生尽心于国，“折翼”云云是《晋书》作者的诬枉①。但通观东晋一代，荆州刺史以其所处政治军事的重要地位，或与中央对抗，或遥制朝权，陶侃也不会例外。况且，咸和五年陶侃入江州后曾欲起兵废黜执政的王导。所以，《晋书》所云陶侃“潜有窥窬之志”是有根据的。
但陶侃又有所不同。他宏总上流却能“怀止足之分，不与朝权”。这与陶侃的经历和当时政治形势的变化有关。
陶侃自称“少长孤寒，始愿有限”。他在门阀政治下挣扎奋斗几十年，才得以出人头地。但仍为士族们瞧不起②。士族们不会允许一个寒门总揽东晋朝权的。陶侃明白自己的处境，也不敢轻易侵犯士族权益。其次，元帝、明帝两朝荆、扬对峙，荆州占绝对优势的形势在成帝时已经发生变化。咸和四年（329），徐州刺史郗鉴移驻京口，京口遂成长江下游重镇。京口距建康仅二百余里，便于接应，从而大大加强了建康的实力。咸和五年，陶侃“尝欲起兵废（王）导”，事先征求郗鉴的意见，因“郗鉴不从乃止”③。这种上、下游间实力的变化，使陶侃虽有“窥窬之志”。也只能“自抑而止”。
陶侃晚年位极人臣，能“怀止足之分，不与朝权”，对他个人来说，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这样既可维持“家僮千余，珍奇宝货富于天府”的家业，又可保住子孙的前途。然而，他还欲在北伐有所作为。荆州西临成汉，北接后赵。咸和七年（322）陶侃遣母丘奥经营巴东，又遣桓宣收复为后赵占据多年的襄阳。襄阳为荆州北门。它起着阻止后赵沿汉水南下的作用，又是② 《资治通鉴》卷九四咸和三年。
① 如《十七史商榷》卷五十专写《陶侃被诬》一节，为陶侃辩冤。
② 陶侃身任荆州刺史时，温峤仍称之为“溪狗”。见《世说新语·容止》。③ 《晋书·庾亮传》。
东晋经略北方的一个重要阵地。陶侃“方欲使宣北事中原”①，因其病重而作罢。他的这种不因功名成、年事高而丧失进取心的精神，确实难能可贵。咸和九年（334）六月，陶侃在病中上表逊位，遣人将官印节传等送还朝廷。他在离开荆州任所前，“军资器仗牛马舟船皆有定簿，封印仓库，自加管钥”，亲交专人保管，然后才登船赴长沙。“朝野以为美谈”。第二天，竟死在途中的樊谿。时年七十六。根据他的遗嘱，葬在长沙南二十里的地方。① 《晋书·桓宣传》。
第三节桓温坐镇荆州桓温（312—373）字元子，谯国龙亢（今安徽怀远县西北龙亢集）人，东晋宣城内史桓彝之子。桓彝为北方世族，西晋永嘉之乱后随晋元帝南渡，很得信任，先后任中书郎、尚书吏部郎等职，名显朝廷。明帝时，桓彝拜散骑常侍，曾与明帝密谋平定王敦之乱，以功封万宁县男，后为宣城内史。桓温未满周岁时，名臣温峤见到他，说：“此儿有奇骨，可试使啼”②，及闻其声，称赞说：“真英物也。”因为得到温峤的赏识，桓彝便给他取名叫作桓温。
桓温“豪爽有风概，姿貌甚伟。”时人刘惔认为他是稍逊于“孙仲谋、晋宣王之流”的人物。成帝咸和三年（328），苏峻作乱，桓彝被苏峻部将韩晃杀死。桓温年才十六，但他“枕戈泣血，志在复仇”。桓温十八岁这年，曾参与杀害他父亲的泾县县令江播病死，其子江彪等兄弟三人为其父守丧，因怕桓温前来寻仇，预先将兵器放在身边。桓温诡称吊孝而入，手刃江彪于丧庐之中，又追杀其二弟于道，终报父仇。桓温由此为时人所称。
桓温成人以后，以选尚明帝之女南康长公主，拜驸马都尉，又袭父爵为万宁县男。成帝咸康元年（335），桓温除授琅玡太守①，登上仕途。这一年，桓温仅二十三岁。康帝建元元年（343），桓温进位都督青、徐、兖三州诸军事、徐州刺史。
穆帝永和元年（345），久踞荆州的权臣庾翼病死，他临死前上表请以子庾爰之继己之任。由于荆州是东晋重镇，关于庾翼的继承人选在朝臣中引起争论，有人认为诸庾世在荆州人情所归，应依庾翼所请，以庾爰之镇守荆州。但时任宰辅的侍中何充认为“荆楚国之西门，户口百万，北带强胡，西邻劲蜀，经略险阻，周旋万里。得贤则中原可定，势弱则社稷同忧。。桓温英略过人，有文武识度，西夏之任，无出温者”②。丹杨尹刘惔认为桓温确有奇才，但亦有野心，“不可使居形胜之地，其位号宜常抑之”③。因此他劝会稽王司马昱自己出镇荆州，又请以自己为军司，司马昱不听。于是桓温出任安西将军、持节、都督荆、司、雍、益、梁、宁六州诸军事，领护南蛮校尉、荆州刺史①。
荆州地处长江中游，其地民风劲悍，兵强财富“居天下之半”②，素为东晋重镇。东晋在江南立国，以建康为京都，以荆、扬为根本，而荆州地处扬州上流，常能对京师建康形成威胁，故唐杜佑说：“称兵跋扈，无代不有，是以上游之寄，必详择其人焉”③。桓温既居此形胜之地，就为他日后专制朝政，几移晋室的作法打下了基础。
② 《晋书》卷98《桓温传》，下引此传者，不再作注。
① 《宋书》卷三五《州郡志》。
② 《晋书》卷七七《何充传》。
③ 《晋书》卷七五《刘惔传》。
① 《晋书》卷八《穆帝纪》。
② 《晋书》卷七六《王彪之传》。
③ 《通典》卷一八三《州郡典》。
灭蜀桓温有雄才，史称他“挺雄豪之逸气，韫文武之奇才。”庾翼在世时很看重桓温，曾向成帝推荐说：“桓温少有雄略，愿陛下勿以常人遇之，常婿畜之，宜委以方、召之任，托其弘济艰难之勋。”桓温出任荆州刺史后，为立功以树威，决定西伐占踞巴蜀并已日渐衰微的李氏成汉政权。
永和二年十一月，桓温上疏朝廷要求伐蜀。随后他不等回音，便在当月以江夏相袁乔为前锋，亲率益州刺史周抚、南郡太守谯王司马无忌径自出兵伐蜀，有精兵万余人，溯江而上。朝中闻知，诸臣皆因蜀道险远而温军寡少深以为忧，唯刘惔认为桓温必能克蜀，人问其故，刘惔说：“以蒲博验之，其不必得，则不为也”①。
永和三年二月，桓温军至青衣（今四川名山北），成汉主李势以其叔父李福、族兄李权和大将咎坚为统帅，发兵阻拦桓温大军。桓温军从另道而进，三月，进至彭模（今四川彭山县）。这时，有人建议桓温分兵两处，异道而进，以分散汉兵兵力。袁乔说：“今深入万里，置之死地，士无反顾之心，所谓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