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中国通史第五卷－中古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下册)-第5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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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裴秀①生平与著作裴秀字季彦，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人。生于魏文帝黄初五年（224），卒于晋武帝泰始七年（271），终年四十八岁。他出生在官宦家庭，祖父曾任东汉尚书令，父亲裴潜任曹魏尚书令。裴秀少年时代聪敏好学，“博学强记，无文不该”，八岁能写文章，才德闻名乡里，人们认为他不仅有颜回那样的品德，而且有甘罗那样的才华，被时人称为“后进领袖”。意思是青少年的领袖。二十来岁时，曹魏渡辽将军毋丘俭把他推荐给掌管辅政大权的大将军曹爽，爽即任命裴秀为掾，并袭父亲的爵位清阳亭侯。嘉平元年（249）裴秀二十五岁，升任黄门侍郎。司马懿诛曹爽后，大权落入司马氏手中。裴秀因是曹爽部下，自然受到牵连，被免官。嘉平三年（251）司马懿死后，其子司马师为大将军掌国政。起用裴秀任廷尉正。正元二年（255）司马师死，其弟司马昭为大将军，掌国政，裴秀为之出谋划策，提了许多有关军政大事的建议，大多为司马昭采纳，于是司马昭命裴秀为散骑常侍。甘露二年（257），三十四岁的裴秀随司马昭去寿春（今安徽寿县）征讨诸葛诞，参与谋略，胜利而归。由于裴秀立了功，被升任尚书，进封鲁阳乡侯。甘露五年（260）元帝曹奂即位，裴秀因为参与议定策略有功，进爵县侯，迁尚书仆射。咸熙初（264），裴秀替司马昭改革官制，议五等之爵，于是被封为济川（今山东桓台）侯。咸熙二年（265）八月，司马昭死，其子司马炎为相国、晋王。十二月，司马炎逼魏主退位，自称皇帝，改国号晋，就是晋武帝。由于裴秀在司马昭立嗣问题上替司马炎说了好话，所以司马炎为晋王后，升裴秀为尚书令、右光禄大夫。司马炎称帝后，又让裴秀加左光禄大夫，封钜鹿郡（今河北宁晋）公。有人曾向武帝反映骑都府刘向替裴秀“占官稻田，求禁止秀”。武帝为之辩护，说裴秀有功于王室，只问刘向的罪，不追究裴秀。泰始四年（268）正月，以秀为司空①，又“职在地官”，这个职位对裴秀在地图学上作出贡献有很大关系。泰始七年（271），裴秀因病服用寒食散时，误饮冷酒而中毒身亡。著作有《易论》，《乐论》和《冀州记》①，地图有《禹贡地域图》十八篇和《地形方丈图》②。《盟会图》和《典治官制》没有完成③。《禹贡地域图》后来藏于秘府，但早已失传。其它著作也失传了。仅有《禹贡地域图序》被保存在《晋书·裴秀传》、《艺文类聚》和《初学记》中，流传至今。地图学成就与贡献从《禹贡地域图序》中，得知当时秘书府年没有收藏古地图，也没有西汉萧何收集的秦国图籍，仅有汉朝的《舆地图》及《括地图》这类杂图。这些杂图没有比例尺，方位也不准确，连名山大川都记不齐备。虽然略具粗形，①　本节材料主要依据《晋书·裴秀传》，下引此传者，不另注。
　　①　《晋书·武帝记》。
　　①　《史记·封禅书》注，司马贞《史记索引》。
　　②　虞世南：《北堂书钞》卷96“方丈图”。
　　③　《三国志·魏书·裴潜传》裴松之注（二）。
　　但很不精确，不可作为依据使用。甚至还有荒诞不合事实的地方，更不可取。魏灭蜀后，司马昭又为灭吴作准备，命有司撰访吴地图。裴秀则绘制《禹贡地域图》十八篇上报朝廷。图的内容为上自夏禹下至西晋的历代政治沿革图，图上绘有政区界线，标上州、郡、国、县、邑名称，古盟会地名，主要道路和航路等。裴秀针对汉代各种杂图不设比例尺，方位不准的缺点，在《禹贡地域图》上使用了比例尺。据隋朝宇文恺说法，“裴秀《舆地》以二寸为千里”④，即1∶900　万。方位也比较准确，历代的名山大川都一一表示清楚。这样他可能用了一些图例。由此可见，《禹贡地域图》十八篇，是中国第一部历史地图集，开创了以区域沿革为主体和古今地名对照的绘图方法。
　　裴秀任司空时，曾主持把一幅不便观览而又有差错的《旧天下大图》缩制成以“一寸为百里”的《方丈图》。《旧天下大图》用了八十匹绢才绘成，可能过大，所以不便放置，也不便观览。《方丈图》则小多了，“王者可以不下堂而知四方”，图上“备载名山都邑”①可能是一般政区图。
　　从《禹贡地域图序》中，我们还知道裴秀提出了著名的绘制地图的六大原则，即“制图六体”。这是他在中国地图学上作出的最大贡献，也是中国制图理论的肇端，它影响中国地图学达一千五百多年。由于裴秀有这项杰出成就，因此西方学者赞誉他是“中国科学制图学之父”，“完全可以和欧洲古代著名地图学家托勒密（Ptolematus　claudius，121—151　年）相提并论”②。
　　“制图六体”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裴秀写道：“制图之体有六焉。一曰分率，所以辨广轮之度也。”③制图的原则有六条，第一条叫做分率。分率就是比例尺，其作用是用来确定地图图幅的大小。地图图幅大小与该地区的实际面积大小有严格的比例关系。明白了这种比例关系，就可以从地图上量算出两个地点的距离，或是某个地区的面积，用起来很方便。比例尺又好比是画家的缩放尺，它可以把地图按照需要放大或缩小。“二曰准望，所以正彼此之体也。”
　　第二条原则叫准望，准望就是方位，用来确定地图上地形地物彼此的位置关系。汉初已从古代的八个方位发展到十二个方位，不久又发展到二十四个方位，测量方位的仪器在战国对代有司南，汉代有方地盘，指南针发明以后才有罗盘。
　　“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数也”。
　　第三条原则叫道里，就是人行道的距离，从甲地到乙地有多少里路。人行道的距离比较复杂，一般不能拿来直接制图，因为制图所用的距离是两地之间的水平直线距离。假如人行道距离不是水平直线距离，则需先将人行道距离通过数学运算变成水平直线距离，方可制图。
　　“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此三者各因地而制宜，所以校夷险之异也。”
　　第四条叫高下，第五条叫方邪，第六条叫迂直。这三条连在一起，彼此关系密切，是将人行道距离变成水平直线距离的具体演算方法。所谓“高”，④　《隋书·宇文恺传》。
　　①　《北堂书钞》卷96《方丈图》。
　　②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第一分册，第108　页，115　页，科学出版社1976　年中译本。③　有关制图引文用《晋书·裴秀传》、《文艺类聚》六，《初学记》五校勘过。是指人行道为一条起伏的曲线，“下”指水平直线距离。制图时，必须将人行道起伏的曲线距离通过数学运算变成水平直线距离，这就是将“高”变为“下”。所谓“方”，是指人行道碰到障碍，不能走两点之间的水平直线距离，而要绕到第三点，由第三点再到目的地。这样人行道的距离就成了三点之间的两个线段。而原来两点之间的水平直线距离则叫做“邪”，制图时，必须将三点之间的折线距离换算成两点之间的水平直线距离，即将“方”变成“邪”。所谓“迂”，就是迁回曲折。人走路时如果两个地点之间碰到了好几重障碍，则要经过多次迂回曲折才能到达。此时人行道的距离是多次迂回的曲线距离。“直’指两个地点之间的水平直线距离。制图时，要将迂回多次的曲线距离换算成水平直线距离，即将“迂”变为“直”，这三条原则强调因地制宜，灵活运用，从实际出发，分清情况，然后再进行换算，校正因地形夷险而造成的距离上的差异。
　　“有图象而无分率，则无以审远近之差；有分率而无准望，虽得之于一隅，必失之于他方；有准望而无道里，则施于山海绝隔之地，不能以相通；有道里而无高下、方邪迂直之校，则径路之数必与远近之实相违，失准望之正矣。故以此六者，参而考之。然后远近之实定于分率，彼此之实定于准望，径路之实定于道里，度数之实定于高下、方邪、迂直之算。故虽有峻山巨海之隔，绝域殊方之回，登降诡曲之因，皆可得举而定者。准望之法既正，则曲直远近无所隐其形也。”这一段是讲六条原则的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的关系。假如绘制的地图不是按一定的比例尺，那么从这种图上无法确定地物之间的距离大小；有了比例尺而无方位，则某地的方位从某一方面看可能是对的，但从其他方面看就不对了；只有方位而无道里，那么碰到有山有水相隔的地方、就不知道如何绘图了，整个地图的地形地物就无法连贯相通；光有人行道距离而没有地面高低起伏和曲直的校正，那么人行道距离就不能变成水平直线距离，这样绘出来的图与实际相违背，而且还会影响方位的准确性，所以在绘地图时，这六条原则要综合考虑，缺一不可，只有把这六条原则都考虑到了，才能做到图幅大小取决于比例尺，地形地物彼此之间的位置，决定于方位；地形地物彼此之间的远近取决于人行道距离，水平直线距离取决于高变下，方变邪、迂变直的运算。这样，即使有高山巨海相隔，有异域远方情况的不同，有高低曲折各种复杂因素，都可以按照制图者的需要加以确定。制图原则一旦确定，那么无论怎样复杂的地区都可以绘成地图。
　　“制图六体”产生以后，历代著名地图学家如贾耽、沈括、朱思本、罗洪先等人，都把它当作绘制地图的规范而予以接受。在明末清初西欧地图测绘技术传入中国之前，它一直是中国古代绘制地图所遵循的规范。即使在西欧地图测绘技术传入以后，直至清末，它仍然是制图学家的规范。由此可见，“制图六体”在中国地图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裴秀作为中国古代地图学理论的奠基人、杰出的地图学家是名符其实，当之无愧的。
　　第十三章王羲之、顾恺之、陶潜第一节王羲之①王羲之（303—361）字逸少，因以右军将军衔领会稽内史，遂世称王右军。东晋时期杰出的书法家。
　　忧国爱民王羲之生于西晋惠帝太安二年（303）。原籍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
　　琅琊王氏是两晋时期最显赫的士族。在王氏家族中，很多人担任过显官要职。其从曾祖王祥出仕魏晋两朝，历任司空、太尉，太保等职。伯父王衍先后为晋惠帝的中书令、尚书令和太尉。南渡后，伯父王导官居宰辅，把持朝政；另一伯父王敦驻守荆州，掌握重兵，形成了“王与马，共天下”的特殊政局。父亲王旷为淮南太守，是首先建议晋元帝司马睿渡江的东晋开国功臣。
　　少年时期的王羲之不善言辞，但性格倔强，为人正直，很有主见。王导和王敦都非常器重他的才华，称赞他是王氏家族中最有出息的子弟。太尉郗鉴对他更是赏识，主动将女儿嫁给他。
　　偏居江南一隅的东晋政权，从一开始就由于内部矛盾无法调和而动乱频仍。在这些动乱中，琅琊王氏往往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王羲之虽然出身在琅琊王氏，但很少以一家一族的利益为念。他多次拒绝王导要他到中央政府为官的建议。他愿意在地方上担任具体工作，以便为振兴东晋王朝建立一番功业。从晋成帝咸和九年（334）起，大约有六年的时间，他一直在荆州的征西将军庾亮那里供职。庾亮反对王氏专制朝廷，与王导格格不入。然而王羲之却能注意与庾亮融洽相处。他终于赢得了对方的信任，庾亮把他的职务从参军提升到长史。咸康六年（340），庾亮去世。临终前，庾亮亲自上表称赞王羲之的才能，建议成帝任命他为宁远将军、江州刺史。
　　不久，晋成帝前后两次发布诏令，委任王羲之作侍中和吏部尚书。因有违本意，都被王羲之一一谢绝了。
　　晋穆帝永和二年（346），王羲之又一次拒绝要他到中央为护军将军的任命。他的做法引起朝廷中很多人的非议。王羲之在回复扬州刺史殷浩的信中，述说了自己的志向。他讲，自己不愿到中央任职，是由来已久的想法。但并不是说他不肯为国效力，只要需要，即使是出使充满危险的关陇（时为后赵石虎盘踞）和巴蜀（时为成汉李势盘踞）地区，他皆在所不辞。迫于压力，王羲之回到建康担任了护军职务，但仍然要求外任。在反复请求之下，朝廷终于同意他以右军将军的身份出任会稽内史。
　　到达会稽（今浙江绍兴）任上，正遇上严重的灾荒，王羲之忙打开粮仓赈济这里的灾民。他向朝廷建议“断酒以救民命”（《全晋文》卷26），认为“此郡断酒一年，所省百余万斛米，乃过于租”（《全晋文》卷24）。通过实际考察，王羲之了解到东晋政府加在人民头上的赋税徭役过于繁重，而吴郡（今江苏苏州）、会稽一带尤甚。故而他一再上书要求减免赋役，以使人民“小得苏息，各安其业”。他批评政府的官僚机构臃肿庞杂，行政效率①　本节材料主要依据《晋书·王羲之传》，下引本传者不另作注。
　　低，只会给人民增加负担，“主者涖事，未尝得十日，吏民趋走，功费万计”。在对会稽郡下属的各县进行检校之后，他发现官仓失盗的现象十分严重。原因是监守自盗，“仓督监耗盗官米，动以万计”，“余姚近十万斛”。王羲之谴责朝中当权者阻挠追查，说他们实际是“重敛以资奸吏”。认为只要“诛翦一人，其后便断”。
　　在王羲之担任会稽内史期间，东晋政府内部掀起了一阵北伐热。荆州刺史桓温掌握重兵，灭掉蜀地的成汉政权之后，积极准备北伐。桓温企图靠军事上的胜利，提高个人的威望，实现代晋称帝的野心。永和九年（353），坐镇建康的宰辅司马昱为抑制桓温，抢先命令扬州刺史殷浩为北伐的指挥。殷浩是徒有虚名的清谈家，毫无作战经验。他任用降晋的羌族首领姚襄为北伐前锋，结果姚襄中途倒戈，在山桑伏击殷浩。殷浩惨败而还，北伐军损失极大。王羲之向来反对盲目北伐。在殷浩动身前，他曾写过一封言辞恳切的信，进行劝阻。北伐失败后，殷浩不甘失败，复图再举。王羲之再一次写信给他，告诫殷浩应该汲取失败的教训，“往事岂复可追，愿思弘将来”。他讲，“政以道胜宽和为本，力争武功，作非所当”，盲目北伐召致多次的丧师辱国，是当政者缺乏深谋远虑的结果。东晋国力不足，军败于外，资竭于内，既然没有力量控制淮河流域，不如全力保住长江不失。他建议，当政者应该引咎自责，承认错误，集中全力汇集人才，听取有识之士的意见，努力刷新政治，消除烦苛的制度，减免赋役徭役。只有这样，困难的局面才可能改观。王羲之警告说，如果坚持割剥百姓的暴政，陈胜、吴广一样的起义马上就会出现。在写给司马昱的信中，他对一再劳师兴众的后果表示担忧。指出，打仗要知己知彼，万全而后动。盲目北伐，取胜的希望很少，而给人民造成的痛苦极大，“以区区吴越经纬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他又写信给尚书仆射谢尚，沉痛地列举了战争带来的灾难。他说，每次参加征役和充运的人中，因为死亡或叛逃的都有很大一部分不能返回家园。政府不顾人口的损失，仍然对百姓照常进行征发，造成更多人中途叛逃。按照政府法令，逃亡者的家属和邻居要连坐，于是又有新的人大批逃走。“百姓流亡，户口日减，其源在此”。
　　会稽郡属扬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