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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8章

08中国通史第五卷-中古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下册)-第7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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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武四年(497),北魏孝文帝亲自率军南征雍州,围雍州刺史曹虎于樊城(今湖北襄樊市)。曹虎是齐武帝的腹心,齐明帝欲除而未遂,于是打算借刀杀人。齐明帝内定萧衍为雍州刺史,口授密旨,名为出兵增援,实为观望曹虎成败。萧衍与随后来援的五兵尚书崔慧景等人顿兵于邓城,不料不知内情的孝文帝率十余万骑兵前来打援。崔慧景慌忙撤兵,萧衍劝阻无效,兵遂大败。萧衍率众且战且退,又为北魏军将宇文福所破,伤亡惨重,损失二万余人。
  萧衍虽然兵败,但不久就接替曹虎,先为辅国将军、监雍州事。永泰元年(498),又授持节、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郑州之竟陵司州之随郡诸军事、辅国将军、雍州刺史。
  禅代称帝齐明帝死,其子萧宝卷即位。当时扬州刺史始安王遥光、尚书令徐孝嗣、右仆射江祐、右将军萧坦之,侍中江祀、卫尉刘暄轮流值内省,分日帖敕,号称“六贵”。此外又有佞幸小人茹法珍、梅虫儿、丰勇之等八人,世称“八要”,以及中书舍人王咺之等四十多人,都擅权专政。在这种政治形势下,萧衍对其从舅录事参军张弘策说:“《诗经》说:‘一国三公,吾谁适从?’况且今天国有六贵八要,怎么可能指望稳定呢!政出多门,必生动乱。如果权贵们互相猜忌,彼此诛杀,那么雍州之地就是最好的避祸场所了。只要多施仁义,即可称雄西方。但是我的兄弟们都在京都,恐怕他们将无法避祸,要图大业,还应与我的哥哥萧懿商量。”
  恰值萧懿卸任益州刺史,行郢州事。萧衍派张弘策前往郢,陈计于萧懿,认为应在猜防未生之时,召诸弟离京聚集于雍郢,然后以雍郢为基地,“世治则竭诚本朝,时乱则为国翦暴”,此为万全之策。萧懿拒绝了这一建议。但萧衍仍在永元元年(499),从京城接回了弟弟萧伟和萧憺。于是以襄阳为中心,积极发展军事实力,秘密制造各种器械,大量砍伐竹木,沉于檀溪,以便以后修造舰船。同时,又四处散布流言,说什么樊城是王气所在,萧衍住所上空有五色回转,状如蟠龙,为其起兵提供祥瑞。
  不久,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激化。辅政大臣相继被诛,各种政治势力相互火并,萧齐皇朝面临着严重的统治危机,出现了权力真空状态。永元二年(500)十月,东昏侯萧宝卷又诛杀萧衍的哥哥尚书令萧懿,又遣巴西、梓橦二郡太守刘山阳西上,名为之郡,实欲攻袭萧衍。萧衍立即密召长史王茂、中兵吕僧珍、别驾柳庆远、攻曹史吉士瞻等人商量起兵大事。既定,在十一月遂召集全体僚佐,宣布起兵的决定,对大家说:“现在昏君当朝,穷凶极恶,诛杀朝贤,黎民涂炭。上天命我讨伐之。望你们疾恶如仇,与我共同举义。成事之日,将以功勋分别任命公卿将相,我决不食言。”于是建牙,招集甲士万余人,马千余匹,船三千艘,又尽出檀溪竹木安装舰船。
  但是萧衍还不具备立即顺江东征的条件。当时,南康王萧宝融为荆州刺史;西中郎长史萧颖胄为行府州事,握有实权。荆州军事地位重要,又位于雍州和扬州之间,故其归属与否对萧衍和萧宝卷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萧宝卷派遣刘山阳西上,目的也是联合萧颖胄共同进攻萧衍。萧颖胄虽对朝廷滥杀大臣颇感不安,但尚无起兵反抗的打算。而萧衍则认为:“荆州人向来害怕剽悍的襄阳人,加上荆雍二州可谓唇亡齿寒,荆州必将归附于我。若以雍荆二州之兵取建康,易如反掌。”于是他派与萧颖胄有亲戚关系的参军王天虎去江陵,捎给颖胄及其僚属每人一封信,诈称刘山阳打算袭击雍荆二州。萧颖胄对此半信半疑,一时下不了决心。等到刘山阳到达巴陵(今湖南岳阳市),萧衍再次派王天虎赴江陵。天虎走后,萧衍对张弘策说:“用兵之道,攻心为上。这次派天虎去江陵,我只捎二封信给萧颖胄和萧颖达兄弟,信上又说‘天虎口述’,而未给别人书函。我略施小计,并未对天虎面授机宜。等到颖胄兄弟询问天虎,天虎将无言以对。但天虎是萧颖胄的亲戚,所以荆州府的僚佐必然因此认为萧颖胄与王天虎合谋,共同向他们隐瞒真情,遂产生怀疑。消息传到刘山阳那儿,他将对萧颖胄存有戒心。这样,萧颖胄进退两难,则不得不归附于我,这是用两封空函安定一州。”
  刘山阳进至江安(湖北公安市西北),闻讯后果然中计,迟疑十几天不肯进入江陵。萧颖胄无计可施,只好归属萧衍。王天虎愿以性命成萧衍大业,萧颖胄遂用王天虎首级诱斩刘山阳,送首萧衍,并建议选择吉日立南康王萧宝融为帝,在第二年(501)二月进兵建康。萧衍回答说:“今聚甲兵十万,举兵起事,所凭借的不过是众人一时激愤之情。如顿兵百日,不仅粮草自竭,而且必沮众志,难成大业。今大计已定,岂可中途而废!?”时萧衍部将又劝萧衍迎立萧宝融于襄阳,以取得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有利地位,然后再发兵东征。萧衍坚决予以拒绝,说:“如果大业不成,将自取灭亡;如功成业就,威振四海,则号令天下,谁敢不从!那时怎么可能受制于人呢?”
  十二月,萧衍上表以萧宝融为相国。永元三年(501)一月,萧衍自任征东将军,以弟伟、憺留守襄阳,发檄文于京师,指斥萧宝卷悖德乱政,梅虫儿、茹法珍擅权专杀,声称替天行罚,废昏立明,遂率雍、荆、梁等数州之兵顺江而下。二月,军至汉口,初战失利,众将欲强攻郢、西阳、武昌等数城,萧衍加以制止。他采取了分割包围的战术,将几城团团围住,一方面等待江陵和湘中的后继部队,一方面准备粮草,以逸待劳,收卧取天下之效。三月,安康王即帝位于江陵,改永元三年为中兴元年,以萧衍为尚书左仆射,加征车大将军、都督征讨诸军事,假黄钺。
  七月,萧衍指挥军队在巴口大破由建康前来增援郢州守军的十三军。于战俘中得江州刺史陈伯之的幢主苏隆之,派他去招降陈伯之。萧衍对众将说:“征讨不一定非要凭借实力,主要靠声威而已。今我大败十三军,陈伯之闻讯必然大惊失色。江州一纸檄文即可平定。”陈伯之遣苏隆之求萧衍不要进军江州。萧衍说:“陈伯之首鼠两端,可趁其犹豫时逼迫就范。”于是发兵江州。陈伯之不得不束甲投降。
  同月,郢城及鲁山等地守敌因长期被围,不堪饥馑疾病,开城求降。萧衍命令对守城军民加以抚卹,死者均给棺材安葬。
  九月,萧衍率军东取建康。一路风卷残云,很快就兵临建康城下。久受萧宝卷之苦的建康士庶纷纷出城迎接义师。萧宝卷驱逼二十余万人入台城,企图固守顽抗。但守城将士兵无斗志,先后请降。十二月,宫内禁卫军兵变,杀萧宝卷。萧衍兵不血刃,占领建康。他废萧宝卷为东昏侯,又斩王咺之等四十八个奸佞小人。他因功受录尚书事、大司马、扬州刺史等职,又封建安郡公,位极人臣。
  但萧衍起兵的目的是代齐为帝。他根据所谓前代禅让故事,经过一系列合法程序,于中兴二年(502)四月,于建康即皇帝位。国号为梁,改元天监。萧衍时年三十八岁,是为梁武帝。
  巩固统治的内外政策萧衍既然建立梁朝,遂贬齐和帝萧宝融为巴陵王,又打算以南海郡为巴陵国,徙王居之。尚书仆射沈约进言,称:“魏武帝曾说过‘不可慕虚名而受实祸。’”萧衍深以为然,派亲信郑伯禽杀了萧宝融。又以自幼残疾、口不能言的齐谢沐县公萧宝义为巴陵王。尽管如此,梁武帝对齐宗室仍很宽容,未像前朝一样尽诛之。他曾对齐宗室萧子恪和萧子范说:“凭借武力并不能得天下,如果没有期运,虽有项羽之力终将败亡。宋孝武帝生性猜忌,滥杀无辜,然而未被猜疑的人终于成为后患。齐武帝认为湘东王萧鸾庸愚而不疑,其子孙最终却死于萧鸾之手。所以有天命的人将不能为人所害。我攻下建康时,人们都劝我杀了你们以除后患,当时如果这样做了,谁敢说个不字!之所以未杀你们,是因为有鉴于东晋以来禅代之际,必然相互屠杀,有伤和气,使国祚不能长久。另外,梁代齐虽是革命,但毕竟与前事有所不同。我与你们虽非五服之宗,但仍是宗属,加上我的父亲又于齐初参预佐命,同甘共苦,情同一家,怎么可以在现在视你们如同路人?!你们兄弟二人若有天命,非我所能诛杀;若无无命,又何必杀之!只能表明我没度量而已。况且齐明帝萧鸾诛杀高帝、武帝子孙,我起义兵,不仅仅是为了自雪门耻,而且还是为了你们报仇。你们若能在建武、永元之世拨乱反正,我怎能不释戈拥戴呢?我是从齐明帝家取得天下,并非夺天下于卿家。你们仍是梁朝宗室,我将坦诚相待,你们也不要怀有见外之心。”萧衍虽然竭力掩饰他协助齐明帝上台的行为,但毕竟还是履行了他不滥杀的许诺。萧子恪兄弟十六人,皆仕梁,其中子恪、子范、子质子显、子云、子晖并以才能知名,历官清显,各以寿终。
  梁武帝萧衍统治初期,尚能留心政务,对宋齐以来的种种弊端有所纠正。他上台伊始,除了将宫女二千赐与将士外,又下诏将凡属后宫、乐府、西解等处的妇女全部放遣。又废止东昏侯设立的淫刑乱役,禁绝除习礼乐、缮甲兵以外的一切浮费,提倡节俭。他身体力行,经常只穿布衣,食菜蔬。又虚己待下,采纳众议。他诏令公东府置木、石函各一,规定如果对在位者所未注意的政事欲加议论,可投谤木函;如果以功劳、才能、冤枉未为人所知,投石函。他曾以东昏侯的余妃为后宫,颇妨政事。范云劝谏而萧衍仍无改变。范云又与王茂共同进谏。范云说:“过去刘邦入关中,不沉湎女色,范增因此而对其远大志向感到畏惧。现在明公刚刚平定建康,天下都在拭目以待,为什么要因袭败亡之迹,因女色而失人心呢?”王茂起拜说:“范云言之有理。望明公以天下为己任,不要再因女色而妨政务。”萧衍默然无语。范云乘机请萧衍将余氏赏赐给王茂。萧衍虽然有些舍不得,但也同意了。第二天,他又赐范云、王茂钱各百万。
  萧衍还注重整肃吏治,每当选择长吏,都尽量做到廉平;凡被擢举者,亦亲自召见,训以政道。他擢尚书殿中郎到溉为建安内史,左户侍郎刘鬷为晋安太守,二人皆以廉洁著称。又著令:“小县县令有才能者升迁大县县令,大县县令有才能者升迁二千石。”并付诸实施,以山阴令丘仲孚为长沙内史,武康令何远为宣城太守,对于吏治清明起到了促进作用。
  萧衍即位后,为了使各州郡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采取了更换异己,任用亲信,兼以讨伐的方针。他以弟憺代萧颖胄为荆州刺史。又以邓元起代刘季连为益州刺史,以王茂代陈伯之为江州刺史。刘季连、陈伯之并不受命,举兵反抗,皆被讨平。梁武帝为了表示自己的宽宏大量,不仅曲赦江、益二州,而且对叛乱头目亦加宽恕。刘季连被俘送往京城,入东掖门,数步一跪拜,来到梁武帝面前。梁武帝笑着说:“你想要仿效刘备割据益州,又没有公孙述不肯降汉的骨气,是不是因没有像孔明那样的谋臣才失败啊!”于是赦刘季连为庶人。陈伯之兵败后降魏,武帝不记前嫌,数年后招降,任命他为通直散骑常侍。
  东晋时期,门阀世族专政,虽立国百年而皇权衰落;宋齐以来,皇权虽有加强,但由于诸王、门阀世族、武将寒人等几种政治势力之间的错综复杂的矛盾,政局动荡,国运短暂。为了调和这一矛盾,使封建皇权在各种政治势力的平衡状态下得以长期稳定地行使最高权力,梁武帝绞尽脑汁,尽可能地在不危及皇权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满足各种政治势力的政治经济要求。对宗室诸王,他尽量予以实权,或出任方面,或位居台辅。他取消了宋齐以来为防范诸王的典签制,使出镇方面的诸王成为地方政权的实际分掌者。诸王中虽有勤于政务者,如梁武帝的弟弟萧憺在任荆州刺史时,厉精图治,广屯田,省力役,抚恤阵亡将士家属,供给贫困民屯,使荆州长期维持稳定局面,但也不乏奢侈纵欲,贪赃枉法者。对这些人,只要他们无反叛之心,梁武帝都予以纵容,充其量训以家教,以避免骨肉相残的局面出现。他的六弟临川王萧宏是个巧取豪夺的老手,住宅内有库房百余间。有人揭发他打算谋反。梁武帝亲临萧宏住宅,逐屋查看。库房内藏钺三亿,布绢丝棉不计其数。萧宏以为大祸临头,惶恐不安。不料梁武帝因未发现兵器,十分高兴,对萧宏说:“阿六,你很富有呵!”从此对萧宏更加信任。
  对门阀世族,梁武帝改变了宋齐二朝对其压抑的作法,尽可能地恢复他们尊崇的地位。下诏命令“凡诸郡国旧族邦内无在朝位者,选官搜括,使郡有一人”。特意置州望、郡宗、乡豪各一人,共计州望二十三人,郡宗三百五十人,乡豪数千人(当时有县一千二十二,乡数不详),安置士人,并让他们负责推荐东晋以来湮灭不显的旧族,使他们有参加政权的机会。在当时,东晋初的百家士族重新得到重视。梁武帝以熟悉《百家谱》的东海徐勉为吏部尚书。徐勉在写给朝臣的文告中,都要避其家讳,以示对百家士族的尊重。萧衍对于宋齐以来“冒袭良家,即成冠族;妄修边幅,便为雅士”的现象深恶痛绝,他命令吏部依据东晋之制,设立选簿,使选举“应在贯鱼,自有铨次”,避免“谱牒讹误,诈伪多绪”之弊,以维护门阀世族的政治利益。尽管如此,萧衍也并不是无条件地赋予百家士族以政治实权。一般说,凡是萧衍的亲故或有功劳的百家士族均可获得礼遇优厚的高官,但他们能否有实权,则决定于其才能和操行。如对尚书省长官的人选即是如此。大族名士谢胐与萧衍关系密切,但生性不堪繁琐,不省职事,萧衍遂以其为侍中、司徒、尚书令,徒有尚书省长官之名,而实权则在同是大族名士却效忠萧衍、熟悉政务的尚书右仆射、侍中范云,以及尚书左丞徐勉手中。范云死后,众人都认为尚书左仆射、大族名士沈约当接替范云,典掌枢要。沈约与萧衍曾同为“八友”,萧衍禅代之际又立有功劳,但萧衍认为沈约为人轻浮,不如尚书左丞徐勉那样稳重忠厚,于是舍沈约不用而以徐勉典掌枢要,与右卫将军大族名士周舍同参国政,使其掌管国史、诏诰、仪礼、法律、军旅大权。徐勉和周舍事君谨慎,决无疏漏。二人曾与别人不住嘴地聊了一整天,但机要之事竟一无所露,众人都非常钦佩。
  可是,门阀世族在政治上的腐朽却使得在他们中间像徐勉一类的人如同凤毛麟角。梁武帝为了自身统治的需要,注意在实际政务中发挥寒人的作用。他提出“设官分职,惟才是务”的原则,认为对才华超众的人不以其“居皂隶而见抑”,对生性凶险的人则应“虽处鼎族而宜甄。”天监四年(505),萧衍下诏设立招收寒门子弟的五馆,每馆有生员数百人,由国家供给食宿。只要生员能通一经,策实后即可叙录,“虽复牛监羊肆,寒品后门,并随才试吏,勿有遗隔”。此外,萧衍对“甲族以二十登仕,后门以过立试吏”的选官年令限制也给予一定程度的放宽,下诏规定对寒门中有卓越才能者,选官勿限年次。这些措施为寒门阶层进一步打开了通往中下层官吏的仕途,适应了寒门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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