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中国通史第五卷－中古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下册)-第9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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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殆同书抄”的风气，坚决反对用典。他在《诗品序》中说：“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撰德驳奏，宜穷往烈。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并举出许多诗歌的名句说明“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他也坚决反对沈约等人四声八病的主张，说：“余谓文制，本须讽读，不可蹇碍。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斯为足矣。至平上去入，余病未能。蜂腰鹤膝，闾里已具。”认为刻意讲究声病，“务为精密，襞积细微，专相陵架，故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就钟嵘主张诗歌应该“口吻调利”，反对过分拘忌于声律而言，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沈约等人对声律的探讨，使诗歌格律更为完美，永明体的出现为后来律诗的形成准备了条件，而钟嵘一概加以抹杀，就不免有些偏激了。
其次，钟嵘在《诗品》中对五言诗的出现，从理论上作了说明。由于《诗经》主要是四言体，而《诗经》在以往又被奉为儒家经典，因此，尽管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五言诗已经普遍发展起来，代替了四言诗而成为占统治地位的诗歌形式，但由于传统的儒家思想影响，理论批评界在诗歌形式问题上却重四言而轻五言。例如挚虞的《文章流别论》就认为“古诗率以四言为体”，“雅音之韵，四言为正。其余虽备曲折之体，而非音之正也”。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也说“四言正体”，“五言流调”，不承认五言诗歌在诗坛上应有的地位。钟嵘在《诗品》中却倡言四言诗的形式已经过时，“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认为五言诗却正方兴未艾，“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它在“指事造形，穷情写物”等方面“最为详切”。这就为五言诗的历史发展，从理论上开辟了前进的道路。为了倡导五言诗，钟嵘还对五言诗的起源和历史发展作了探讨，虽其中有不确之处，却不乏精到的见解。
钟嵘论诗有一个重要特色，就是善于概括诗人独特的艺术风格。他概括诗歌风格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眼：一是论赋比典。例如他说阮籍的诗“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评左思的诗是“得讽谕之致”，说张华的诗是“兴托不奇”，都着眼于比兴寄托；二是论风骨和词采，强调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例如说曹植的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说刘桢的诗“真骨凌霜，高风跨俗。但气过其文，雕润恨少”，都是风骨和词采并提，内容和形式并重；三是重视诗的“滋味”。他认为诗应该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而不应该“淡乎寡味”。论述具体作家时，他一则说张协的诗“使人味之舋不倦”，再则说应璩诗“华靡可味”，也都强调了只有有滋味的诗，才称得上是好诗；四是注意摘引和称道诗中佳句。在《诗品序》里，他曾经摘引“思君如流水”，“高台多悲风”等名句，称为“胜语”。论谢灵运诗，称其“名章迥句，处处间起”；论谢朓诗，称其“奇章秀句，往往警遒”；论曹操的诗，也说他“甚有悲凉之句”。钟嵘的这一作法，一方面反映了当时创作上“争价一句之奇”的倾向，也开了后代断章摘句批评的不良风气；五是从作家和作品风格特点着眼，钟嵘很重视历代诗人之间的继承和发展关系及不同艺术流派之间的区分，并提出了比较系统的看法。例如他认为陆机、谢灵运“其源出于陈思”，颜延年“其源出于陆机”，认为左思诗出于刘桢、陶潜诗，“又协左思风力”等。这种论述方法不仅抓住了这些诗人在风格上继承前人的某些比较重要的特点，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启示了我们划分诗歌流派的线索。由于钟嵘在论述历代诗人的继承关系上不大重视作家的生活阅历对作家风格的决定性影响，也不曾周密地考虑作家思想艺术方面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常常把这个问题简单化，通常只是着眼于不同作家在某个方面的相似之点来研究他们诗风的异同，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他的风格流派研究不仅显得混乱，而且很多牵强附会之处，往往引起后世的訾议。
钟嵘《诗品》虽然是反对齐梁淫靡诗风的产物，有力地批判了当时诗风的某些弊病，却也不能完全摆脱当时流行的形式主义偏见的拘囿。他一方面强调文质并重，但在多数场合下，还是更强调辞藻的华美。如评价太康作家，他说：“太康中，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勃尔复兴，踵武前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这话比起刘勰针对同一时期而说的“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文心雕龙·明诗》）的评语，就后退了一步。他对“玄言诗”的批评，说是“理过其辞，淡乎寡味”，也远不如刘勰所指斥的“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文心雕龙·时序》）那样能从反映现实的角度着眼。具体到对一些作家的评论，他过分强调辞藻的倾向就更为显著。如他把陆机称为“太康之英”，放在左思之上，把谢灵运称为“元嘉之雄”，放在陶渊明、鲍照之上，划分品级时甚至把开建安诗风的曹操列为下品，把陶潜、鲍照列为中品，不仅不公允，也与他在《诗品序》中所说的风骨与词采并重的观点不符。此外，《诗品》以“九品论人，七略裁士”的方式，把作家分为上、中、下的办法，也不能恰切地反映作家成就的高低。
尽管《诗品》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它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部论诗的著作，对后代诗歌的批评有很大影响。唐代司空图，宋代严羽、敖陶孙，明代胡应麟，清代王士祯、袁枚、洪亮吉等人论诗无论在观点上、方法上、或词句使用形式上，都不同程度受到它的影响和启迪。
第二十一章崔浩、魏收第一节崔浩①锋芒初露崔浩（381—450 ）字伯渊，小名桃简，清河郡东武城（今山东武城县）
人。出身北方高门士族。七世祖崔林，三国曹魏时官拜司空，封安阳亭侯。其父崔宏，号称冀州神童，北魏初累官至吏部尚书、天部大人，赐爵白马公。崔浩从小喜爱文学、博览经史、玄象阴阳、诸子百家无不披阅，精研义理，时人望尘莫及。年十八、九岁入为直郎。天兴（398—403）中，任给事秘书，转著作郎。魏道武帝拓跋珪见崔浩擅长书法，常使侍从于左右。道武帝好服寒食散，晚年愈甚，每当药性发作，便疑神疑鬼，喜怒无常。宫省左右多因小过获罪，弄得人人自危，纷纷逃避。唯独崔浩恭敬殷勤，不稍懈怠，有时整日不归家。崔宏也小心谨慎，既不得罪，又不献媚取宠，故父子安然，得以免祸。
明元帝拓跋嗣初即位，拜崔浩为博士祭酒，赐爵武城子，常令讲授经书。每当去郊外祭祀天地，崔氏父子都乘坐轩轺车，时人羡慕不已。明元帝好阴阳术数，听了崔浩讲《易经》、《洪范·五行传》，夸赞讲得好，命他占卜吉凶，参考天文，解决疑惑问题。崔浩把天道与人事结合起来，加以综合考察，举其大要，用来占卜各种灾祥变异，多有应验，故常常参与谋划军国大事，颇受宠信。
神瑞二年（415），平城一带发生严重的霜旱灾害，秋粮颗粒无收，云中、代郡很多百姓饿死。太史令王亮、苏坦搬出谶书上的话：“国家当治邺，大乐五十年”，劝明元帝迁都邺城。明元帝问崔浩，崔浩回答说：“迁都邺城，虽可救今年饥荒，但非长久之计。”他列举了不宜迁都的三大理由：一是鲜卑族人数少，迁都以后，族人散布于东部各州郡，会暴露自己的实力，被四方所轻视；二是不服水土，疫病死伤必多，百姓沮丧；三是迁都后，平城守兵减少，赫连勃勃、柔然会乘机举兵入侵，朝廷无法远救，云中、平城就十分危险了。他建议国家应克服暂时困难，待来年春草复生、有了乳酪，兼以菜果，就足以维持到秋天，若碰上好收成，事情就好办了。明元帝接受了建议，挑选部分贫困户分赴定、相、冀三州就食，由当地开仓赈恤。第二年秋天，收成很好，百姓富足，人心安定，国家度过了难关。明元帝很高兴，赐给崔浩妾一人，御衣一套，绢五十匹、绵五十斤。
泰常元年（416）八月，明元帝准备起兵征讨河西胡刘虎，问计于群臣。
崔浩分析说：“河西胡人数虽多，但无良将统率，终不能成为大患。”他提议派一名有威望的将领率兵前往镇摄，必能取胜。明元帝以相州刺史叔孙建为中领军，统兵进发，不出一月，大破河西胡，杀刘虎，斩首万余级，俘敌十余万。
同年秋，东晋太尉刘裕率师北伐姚泓，兵分四路，水陆并进，沿途势如破竹，后秦连连败退。舟师自淮，泗入清河，又自清河入黄河，准备溯流西上。为了顺利进军关中，刘裕派人假道于魏。明元帝召集群臣计议，内外大① 本节材料主要见于《魏书·崔浩传》，下引此传者，不另作注。
臣怀疑刘裕“扬言西伐，意在北进”，会危及北魏的利益，要求派兵截断黄河上游，阻止晋军西入。崔浩力排众议，反对说：“这不是上策。”他认为，刘裕早有灭秦之心，今姚兴已死，子泓懦弱无能，国内多难，刘裕乘危讨伐，不达目的绝不罢休；如果截断黄河上流，刘裕发起火来，便会不顾一切，必然登岸北侵，我将代秦受敌；而且柔然不断骚扰北境，百姓粮食匮乏，若再与刘裕为敌，南北受到夹击就很危险了，还不如借给刘裕一条水道，放他西进，然后发兵断绝晋军东归之路，这才是合适的计策。明元帝担心吃亏上当，听信了大臣们的话，命司徒长孙嵩率兵十余万屯驻黄河北岸，阻止晋军前进，结果被打得大败，死伤惨重。明元帝后悔不迭，恨不能用崔浩之计。
第二年五月，东晋齐郡太守王懿投降北魏，上书献计，称刘裕驻兵洛阳，应发兵切断晋军后路，可以不战而克。崔浩正在给明元帝讲书传，明元帝得报，问崔浩：“刘裕伐姚泓，当真能取胜吗？”崔浩回答说：“刘裕乘姚氏民衰危而伐之，兵精将勇，臣以为一定能够取胜。”明元帝又问：“刘裕的军事才能比慕容垂如何？”崔浩答道：“刘裕才能高。慕容垂凭借父兄之业，生而尊贵。归附他的人，如夜蛾赴火之多。他只要稍加依仗，便能立功。刘裕出身寒微，无尺土可依，无一兵一卒可用，崛起行伍，振臂一呼而灭桓玄，北擒慕容超，南摧卢循，晋室衰微，遂掌朝政大权。”崔浩进一步分析说：“刘裕如果平定姚氏而还，必定篡主自立，这是势所必然。至于秦地，戎夷混杂，刘裕攻取也不能固守。因为风俗不同，人情难变，如果想把荆扬的教化行之于三秦之地，犹如无羽而欲飞，无足而欲走，是办不到的。吾自可练兵备战，休息民众，等待刘裕南归，秦地终当为国家所有。”明元帝提出要趁刘裕入关、进退两难之机，调遣精骑直捣彭城、寿春。崔浩说：“如今西北二寇未灭，陛下不可亲临指挥，兵众虽盛，而将领中却无韩信、白起。长孙嵩有治国之用，无进取之能，不是刘裕的对手。臣以为再等一等，亦不为晚。”明元帝笑说：“卿思虑得周密。”崔浩又纵论当世人物，他推崇忠诚辅佐苻坚治国的王猛，比为齐之管仲；赞扬不负顾命委寄维护前燕的慕容恪，比为汉之霍光；贬斥平定桓玄之乱的刘裕，比为汉末曹操。这一番话曲折表示对明元帝的忠心，可谓用心良苦。明元帝则问他：“卿认为先帝如何？”崔浩答道：“小人在管中观察天际，如何能看到宇宙的广大呢！虽然如此，臣见太祖用漠北淳朴之人，南下中原，移风易俗，化被四海，当然与伏栖、神农同列，岂是臣所能评论的。”崔浩还说，赫连屈丐残暴，必将灭亡。明元帝很高兴，不觉与崔浩谈到深夜，赐给崔浩御用缥醪酒十觚，水精戎盐一两，并意味深长地说：“朕品味卿的话，好比这些盐酒，所以与卿共享它们的美味。”
泰常三年（418），彗星出天汉，入太微，经北斗，绕紫微，经过八十多天才消失。按照古人的说法，彗星主祸殃，一旦出现，天灾人祸就会降临人间。明元帝见到彗星出现，害怕大难临头，急忙召集儒生、方士询问，众人一齐推举崔浩解答。崔浩说：“古人有言，灾异之生，由人而起。人无罪孽，妖不自作。我国家主尊臣卑，上下有序，民无异望。唯晋室衰微，主弱臣强，亡在旦夕，故桓玄篡夺，刘裕秉权。彗星出现，乃恶气之所生，是刘裕篡位，晋室将亡的征兆。”过了两年，刘裕代晋称帝，明元帝正在东南澙卤池（五原盐池）射鸟，得到报告，特意派驿使把崔浩召来，对他说：“卿往年的话果真应验了，朕今日才相信天道。”这一年，崔浩父崔宏卒，他袭爵白马公。明元帝亦嗜服寒食散，罹疾经年。泰常七年（422）五月，他秘密派遣中使问身后之计于崔浩。崔浩建议早立太子，令入则总领万机，出则统率军队，监国抚军。这样，将来国有成主，民有所归，可以免除后患。他认为长皇子拓跋焘聪明睿智，性情温和，应该及时登储副之位。于是，明元帝当即立拓跋焘为太子，同时任命南平公长孙嵩、山阳公奚斤、北新公安同为左辅；崔浩与太尉穆观、散骑常侍丘堆为右弼，共同辅佐太子。九月，南朝宋武帝刘裕死讯传来，明元帝准备进攻洛阳、虎牢、滑台等城。崔浩表示反对说：“陛下不因刘裕突起，纳其使贡，刘裕亦敬事陛下。今不幸而死，乘人之丧讨伐，即便获胜亦不值得称道。今我国家尚不能一举而定江南，应当遣使吊祭，存其孤弱，恤其凶灾，布信义之风于天下。况且刘裕新死，党与未散，不如暂缓。待其强臣争权，然后命将扬威，可以不劳士卒，而收复淮北之地。”崔浩一再谏诤，明元帝大怒不从，派奚斤领兵南伐。在议论南伐策略时，崔浩又反对奚斤攻城为先的意见，主张略地为先，但仍然未被采纳。十一月，魏军克滑台，次年元月，又克洛阳，至自四月，始克虎牢。
崔浩精心研究儒家经典，留心各项典章制度及法律，但不喜欢《老子》、《庄子》，每次读上几十行，就把它们丢在一边，说：“尽是矫诬之言，不近人情，必非老子所作。老聃熟悉周礼，孔子曾拜之为师，怎能写些败坏法度的书来扰乱先王的教化。“他尤其不信佛法，曾说：“为何要侍奉这个胡神！”其妻郭氏敬好佛经，时时诵读，崔浩大怒，一把夺过来放火烧掉，将纸灰抛洒到厕所中。堂弟崔模是个虔诚的佛教徒，对佛顶礼膜拜，即使在粪土之中，见佛必拜，崔浩大笑，奚落说：“在这么肮脏地方叩头跪拜这个胡神！”
泰常八年（423）十一月，明元帝病死，太子拓跋焘继位，是为太武帝。
左右忌惮崔浩正直，一齐诋毁排斥他。太武帝出于舆论压力，只得让崔浩离开朝廷，以公归第；但深知崔浩有能耐，每当遇到疑难事，仍要召他进宫求教。崔浩皮肤细腻白皙，如美妇人，而性机敏通达，长于计谋，每每自比张良，自谓稽考古事还略胜一筹。离职以后，以修服食养性之术为事。这时，嵩山道士寇谦之来到平城，向太武帝进献《箓图真经》等道书。当时，朝野人士大多不信，唯独崔浩拜寇谦之为师，向他学习道术，而且上书朝廷，大加赞扬。太武帝看了崔浩的上书，十分高兴，随即派人带着玉帛、牲牢去嵩岳祭祀，崇奉天师，显扬新法，宣布于天下，又在平城东南修建起高五层的天师道坛。
辅佐太武始光三年（426），崔浩重新入朝，进爵东郡公，拜太常卿。这时，太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