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4年第03期-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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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本身不是封闭的文本，如果谈文学就是搁置问题，那就没有必要。杜拉斯说：“我作品中所有的女人，她们受到外部 的侵袭，到处都被欲望穿过，弄得浑身是洞。如果有幸福的话，它总是同绝望紧密相连，同绝望和遗弃不可分离。”可问题在于女性不能满足于浮现情绪，不能沉溺于自己性别的角落，陷入这样的“后现代生存方式”。一旦不把阅读作为娱乐和游戏，它们将会像毒品，安排一条没有未来的生活道路。如果说有人因为周期性抑郁症自杀了，那文学的积极目标应该是，阅读使他们活了下来，而不是更多的人选择死亡。
其实在两性关系中，女性要做的工作一直很多。如果男性都像女性理解的那样，那女性意识的一切所谓觉醒，不过是男女间某种平衡被打破了，大家都成了自以为是的自私的孩子，写作和阅读就成了纯粹的虚构残酷，满足欲望。后现代就这样轻易的失去了本质，结果必然是一切绚丽的场景都极为短暂。男性女性必须一起成长，不仅学习爱和被爱，还要学习如何平等，如何承担。
安妮宝贝说：“我一直要求自己做一个有同情心的叙述者。因为我见过带着创伤的无法示人的感情。一些人盲目的生活和找不到出路的痛苦。我相信背后都有一个强大的真实的理由，所以要寻找那个疼痛背后的理由。它们是精神的一个内核。我希望我的小说里只有展示，而没有判断。因为我不相信人性有判断是非对错的标准。”倾诉和展示只是开始，还需要沟通和分析，更需要争取和斗争。我们需要有实质性的内容，比如女性如何选择职业，成立家庭，接受教育，反对暴力。由于生活现实本身的残酷，女性写作也不该等同于展示刻在人们心头的伤口，溃烂、疼痛、无力拒绝、麻木和死亡。文学是自由的，思想是自由的，感情是自由的，所以总有需要我们捍卫的自由的东西。
“对女人如何说法”
■ 周筱赞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第一批代表人物中，最致力于呼吁男女平等、女性解放的，应该是周作人。不论是《新青年》时代的檄文，还是1949年之后的随感，数十年如一，始终贯穿着“哀妇人而为之代言”这一中心 （舒芜编录《女性的发现——知堂妇女论类抄》，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版）。而继周作人之后，最关心妇女命运的中国作家，当属舒芜。最近，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舒芜文集《哀妇人》，汇集了其平生所有论述女性问题的长短文章，最早的《吹毛求疵录》写于1944年11月12日，最近的《一个小 女子的生死》则是2003年7月20日的作品。
纵观舒芜六十年来的一系列论述女性问题的文章，古今文人的女性观和性道德观是他一直以来最关注的。舒芜极为推崇周作人的一段话，“鄙人读中国男子所为文，欲知其见识高下，有一捷法，即看其对佛教以及女人如何说法，即已了然无遁形矣。”（《书房一角，扪烛脞存》）尤其是其中的“对女人如何说法”，被舒芜称之为“照妖镜”，“持此去照向种种隐微曲折之处，一切反科学反民主的思想，的确都无所逃遁。” （《异端小尼姑与儒家阿Q》）正是用这一标准，至今为人艳称的文坛众多华章名篇，在舒芜以一切被侮辱被损害的女性目光的观照下，统统被彻底颠覆了！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曾经写下诸如《陵园妾》、《妇人苦》、《琵琶行》等一系列同情女性、关注女性的伟大诗篇，对于浔阳江头琵琶女的不幸遭际，白居易不禁“江州司马青衫湿”，尤为后人所称道。但是承认这一切并不能否认白诗中还有大量狎妓听歌、纵情声色之作。从历史主义的立场看，狎妓纳妾在当时既未触及法律，也未与道德相抵牾。相反，蓄养家妓、出入风月场所均是文人雅事。然而，舒芜却从白居易的《追欢偶作》中发现了这样的句子：“十载春啼变莺舌，三嫌老丑换蛾眉”（《白居易集》卷 34），舒芜在文中掩饰不住愤怒，就此痛斥道：“他买了一批十五六岁的女孩来当家妓，才玩三几年，人家也才十八九岁，就嫌人家老了丑了，当废品处理掉，再买进一批新鲜货色，一而再，再而三，还公然写进诗句，公然以此自炫”，“说得这样得意，这样自夸，贱视女人到什么程度，恬不知耻到什么程度！”由于舒芜这篇《伟大诗人的不伟大一面》中对白居易使用了“老流氓”、“老淫棍”的评语，故而在《读书》杂志1997年第3期甫一发表，便引起了巨大争议，自然是以为如此不堪的评语加于其身，是对伟大诗人的亵渎。但是，若是从樊素、小蛮这样以色身供男子狎弄的家妓的角度来看，从关盼盼这样的为白居易写诗相逼，终不得不为其亡夫张建封绝食殉死者的立场来看，这样的评语还算过分吗？
《浮生六记》一书，在1930年代的小品文热潮中，经林语堂、俞平伯诸人的大加赞赏，于作者沈复（沈三白）殁后百余年暴得大名，至今仍畅销不衰，笔者所见的近年的点校本就不下五六种。沈三白瞒过父母，携妻于芸娘同游太湖；让芸娘女扮男装同赴庙会，这些在当时都属离经叛道之举，因此舒芜亦许之为“尊重女性人格、同情女性痛苦”（《重读｛浮生六记）》）。然而，舒芜却发现沈三白做过一件与现代爱情观念大相乖违之事：《浪游记快》中记沈氏在广州花船狎妓，挑选了一“身材状貌有类余妇芸娘”的雏妓，以补“芸娘不能偕游至此”的遗憾。这就分明是以妓女充当妻子的代用品，且郑重笔之于书，显然是欲以此证明其爱妻之笃，可是这实在与现代的只爱“这一个”的爱情观相距太远了！相较之下，舒芜在《宽容的苛酷》一文中引及明人《拍案惊奇》中的故事，郑月娥因与姚滴珠相像，冒充姚被判还本夫潘甲，潘甲认为他要的是他的妻，别的美女再与其妻相像也不能代替，这其中的现代性道德成分，无疑比《浮生六记》高多了。
舒芜用“对女人如何说法”这一标准来检测当代文学作品，却仍不免陷于失望。“新时期以来，一方面有女作家成批成批地出现，总的水平高于男作家；而另一方面，男作家当中，妇女观普遍地不及格，鲜有妇女观方面闪耀光芒者，甚至比五四时期的男作家还倒退。”（《致乔以钢·一四》）
新时期文学中女性观恶劣到登峰造极 的，大概当属小说《废都》和《英儿》了——并非其中的性描写，而在于作者以什么样的态度描写什么样的性关系。我们不是主张小说都是作家的自叙传，考据小说的情节都是作家本人的经历，但小说的描写至少是作家心态的流露总大抵是不错的。舒芜评论道：“《废都》以赞赏的态度描写的庄之蝶同那些女人的性关系当中，庄采取的纯然是‘性的游戏’的态度，丝毫没有以对方当做对等的人，当做‘自己之半’的态度。庄之蝶的‘性的游戏’态度，实际上是嫖客玩妓女（还不必花钱）的态度。”（《温知堂，看 ｛废都）》）《英儿》则是某著名诗人构筑的一个一妻一妾的神话，不久，作者便以杀妻后自杀的方式打破了这个神话。原来，男子可以过一妻一妾的生活，这本来就是男子的享乐的权利，而女子若移情别恋，则只有遭利斧砍杀的下场了。曾写下无数动人诗句的这位诗人，女性观却是如此恶浊！诗人杀妻自杀后，竟然有某著名女诗人公开发表文章，以自己不能成为诗人的妻子以供诗人砍杀而倍感遗憾。这说明这类极端恶劣的女性观，竟也如此深入包括某些女性知识分子之心。
除了上述最为恶劣的思想外，当代文学作品中其他种种习焉不察的男性中心思想的流露，更是比比皆是。在那些流行文学作品中、那些都市青春偶像剧中，女性更是被彻底异化为爱情动物，甚或只是情欲动物，她们的所有价值仅仅体现在爱情或情欲是否经由一个男子而得以实现，所有的悲欣苦乐径出于得到了一个男人的爱或失去了一个男人的爱。女性被剥离了男人的性对象的身份后，还剩下什么呢？所谓 1970年代出生的“用身体写作”的美女作家，竟然会被许多人目为女权主义写作的代表，其实，女性对自身的性描写能够引起社会的更大关注，无非是原本男性作家的性描写已不能满足男子意淫的需要，而现在有女性作家来公布她们的隐私生活，既充分满足了男性的窥淫癖，又成为炮制诋毁女性形象的神话的同谋者。鲁迅曾说：“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他们就看了滑稽剧。”（《坟·娜拉走后怎样》）现在则是女性亲自上演闺房秘戏，男权社会中的男子怎不兴奋莫名呢？所以，这些看似最激进、最前卫的女性，与舒芜1946年所论“卖弄风情，勾引男人的眉眼”（《“女作家”》）的女作家并无不同，其实依然不过是男权社会的受害者和牺牲品罢了。
在这本文集里，舒芜终于得出了他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思考后的结论：“性别歧视就是性别歧视，自有男性中心社会就有，在可预见的将来也一直会有。它曾经成为封建主义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却非封建主义所专有。反封建，争民主，争人权，有些时候，会有助于性别歧视的消除，但不会彻底，有时反而会以不应分散大目标为由把妇女的事压下不许提，甚至在民主人权运动中就对妇女实行着最恶劣的性压迫性剥削。”（《不仅是封建的账））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所以，舒芜以周作人女性观的后继者自许，或者便注定了他是个孤独者？也许并非巧合的是，偏偏这两个抱着对女性深刻的“了解之同情”，以感同身受、推己及人的关怀投注于女性命运的作家，却由于各不相同的历史缘由，一直被视为大节有亏之人而游离于主流知识界之外。希望舒芜这本文集不致因此仅仅成为士人茶余饭后笑谈之资，否则，这究竟是舒芜个人的不幸，还是中国女权主义的不幸呢？
爱的钟摆：在平等的不在场与在场之间
■ 刘 宏
影片简介：三色·白色篇（Trois Couleurs，Blanc）法国MK2影片公司、法国电视三台、波兰托尔影片公司等1994年出品，彩色，92分钟；导演：克日什托夫·基斯洛夫斯基 （KrzysztofKieslowski）；编剧：克日什托夫·皮谢维奇、克日什托夫·基斯洛夫斯基；主演：伊比格尼埃夫·扎马霍夫斯基（Zbigniew Zamachowski）、朱丽·黛尔比（Julie Delpy）、耶尔齐·斯图赫尔（Jerzy Stuhr）；获奖记录：1994年柏林电影节银熊奖
故事梗概：多米尼克因为卡洛性无能而提出离婚，使卡洛变得一无所有无法在巴黎生活下去。卡洛偷渡回到波兰，重新开始自己的理发师职业，随后寻找到商业机会，大获成功。他开始了一项对多米尼克的报复，谎称自己去世，将财产留给她，这样将多米尼克诱骗到波兰。卡洛向多米尼克展示自己复苏的性能力，他们相互和解，在多米尼克被卡洛的计划送进监狱以后，卡洛并没有逃走，他来到监狱前，看着多米尼克对他比画“他们还将继续”。
爱情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卡洛愿意始终处于多米尼克的支配之下，将自己的生活，无一例外地和多米尼克进行因果联系。其实他有过很多次机会逃离，一开始是被动的，被多米尼克要求离婚，后来却是机会重重，但是他的经历，毫无偏差地跟随着多米尼克的愿望节奏前进。
《白》的故事开始于一个典型的福柯式的场景里，在法院里，法官面前，多米尼克要和卡洛离婚，因为卡洛的性无能。妻子多米尼克理直气壮。面对自己即将被决定的命运，丈夫卡洛招架无力。这个多米尼克绝对支配卡洛的故事甚至可以加上福柯的句子来作为旁白：“权力不仅存在于上级法院的审查中，而且深深地、巧妙地渗透在整个社会网络中。”当然也交织在卡洛和多米尼克的关系当中，构成明显不平等的形态：我们立刻就可以发现这一点。一开始，不懂法语的卡洛必须透过翻译来表达自己的意见，他和多米尼克跟法官的距离相差遥远。
法院里的事件发生的时间是一个凌乱的时间，卡洛的未来和多米尼克的曾经交替闪回，我们看见了新娘多米尼克披着婚纱，奔向门外等候的人群，外面鸽群飞起，她转过头来，脸上是幸福的笑容。那个已经过去的时刻，她真是美丽动人。
一只硕大无比的箱子，从画面的起头就在行李带上滑动。箱子上面有一个小洞。 是为了呼吸，卡洛挖了一个小洞，因为未来的某个时刻他就要藏身在其中。诉讼以卡洛的失败告终，多米尼克把大箱子从汽车的后备箱里扔出来，告诉他那是他所有的财产，然后她开车走了。卡洛当然追不上，但是他还带着这只大箱子和他还没有完全熄灭的希望滞留在巴黎。最后他主动钻进了这只大箱子，因为没有护照和钱，他只能这样作为一件行李偷渡回波兰。
对于卡洛来说，性的无能是多米尼克抛弃他的理由，是一种清楚的表象，一个结果、一个可供使用的理由。总之卡洛性无能了，一旦被确切地加以论证，在巴黎的法院里，多米尼克就得到支持她的判决。甚至卡洛自己也是认同这种潜在逻辑的，如果他失去性的能力就不可能和多米尼克维持婚姻。他想要求的只是时间，他喊叫的原因出于如果有时间，他一定可以改善他们之间的关系。他第一次大声疾呼，就是在法庭上问平等何在。但是这个质问经不起推敲，显然，我们也不能够认为相反的判决就能够体现或者保护平等——既然他自己都认为性能力不平等的存在。虽然多米尼克的此时此地的离婚要求显示她对于卡洛缺乏最基本的同情心，但是她对他并没有规定性的责任，所以她也不能被要求因为从前爱过他现在也必须遵从他的愿望，给他时间。
如果卡洛的性能力丧失是因为有许多力量的共谋，是其他能力和多米尼克对比之间的较量结果，那么，他想要恢复关系的唯一出路，可能就在于首先去恢复他的其他能力。他们的相爱开始于卡洛事业的一个小小的高峰，卡洛在布达佩斯赢得大奖，模特儿多米尼克对他一见钟情。不知道后来他们是如何来到巴黎，在这个和华沙完全不同的城市里，卡洛没有足够的语言能力，失去了包括职业身份在内的所有的东西，还有被列出来，大张旗鼓地讨论的性能力。多米尼克说，你永远不会知道我是多么需要你，若是我说出来，你也不会明白。她说得太对了。卡洛永远也不会知道他是如此深刻地被注定了要生活在她的权力支配之下，他自始至终，一直都以为自己爱她而且了解她。
直到他被多米尼克轰出门去后还停留在地铁里，跟他遇到的同是波兰人的米可埃说他的多米尼克是多么漂亮，而他是多么爱她。米可埃比他实际多了，他脸上略带嘲讽的微笑透露出他对卡洛说的一切并不信任。卡洛带着米可埃来到地铁口，向他展示他的多米尼克的确存在，他指向对面楼房的一个窗户——可是米可埃问的是，碧姬，巴铎？对面正好有这么一个大广告牌。当然卡洛不是在说这个早年的性感明星，他说的是窗户后面那个身影，被灯光照在窗帘上的身影，那是他的多米尼克。似乎还不是单独的一个人。米可埃有点疑惑，他看着卡洛，然后卡洛冲进地铁里打电话给多米尼克，多米尼克在电话的另一端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