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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

博览群书2004年第03期-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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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后晚清名家与作品,介绍与考订有关诗史价值之杰构,并论及民国诗人诗作,论述作家百余人,作品在千首以上。自八十年代初至1999年,陆续出版《梦苕庵清代文学论集》(齐鲁书社)、《梦苕庵论集》(中华书局)、《当代学者自选文库·钱仲联卷》(安徽教育出版社),诸书大部分篇幅皆论述清代诗词。近百年来,没有哪一位学者像钱先生这样,在清诗研究方面付出如许心力,称为一代开山巨手,当之无愧。他主编的《清诗纪事》共11卷一千多万字,钱锺书称为“体例精审,搜罗宏博,足使陈松山却步,遑论计、厉……仲联先生自运,卓尔名家,月眼镜心,必兼文心史识之长”。“钱先生与诸君子之愿力学识,文史载笔,当大书而特书,举世学人受益无穷”。 (《钱仲联学述》,第97~98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3月版)周振甫、季镇淮、程千帆、王元化等学者亦纷纷赞誉。自1990年至1998年,《清诗纪事》连续四次获全国图书一等奖,闻江苏古籍出版社近日将重印。
  钱先生成就之卓绝,还体现在诗词与骈、散文创作方面,与其文学研究互为因果,相辅相成。而这方面的成就,似乎还未引起学术界充分的关注。
  钱先生出身于旧时代士大夫家庭,家学渊源,钱先生自髫龄即学为诗,所著《梦苕庵诗》,从十五岁时(1922)开始存稿,二十四岁时(1931)与王蘧常(瑗仲)合刻《江南二仲集》行世,获得当时著名诗人许承尧、张鸿、陈诗、陈衍、杨圻、金天羽的高度评价。陈衍采其诗人《石遗室诗话续编》,金天羽称为“才雄骨秀,独出冠时,老夫对此,隐同敌国”(《梦苕庵诗词后记》,钱学增撰,广东南社研究会编印本,1994年4月版),并为1937年无锡国专排印本《梦苕庵诗》三卷作序,勉励钱先生开创诗国大业,“图王即不成,退亦足已称霸”。此后钱先生虽致力于学问,但作诗坚持不懈,中年又开始填词。至1994年,广东南社研究会编辑排印《梦苕庵诗词》,收诗7卷共1427首,词1卷共58阕。而1994年至2003年这十年中,钱先生又创作了大量诗篇,未曾人集,有待搜辑。钱先生为诗终其一生,长达八十余年,就这一点而言,于他同辈的学者中,无人可及。
  《梦苕庵诗》的早期作品以吟咏山水为主,风格清隽灵秀,“心情生活与山水背景相适应,诗作幽雅精致,艺术可算早熟”。 (《钱仲联学述》,第9页)1931年秋,日寇侵占东j匕三省后,钱先生的诗风开始发生变化,在笺注晚清诗歌革新的代表、爱国诗人黄遵宪《人境庐诗草》的同时,写出大量愤慨国事的作品,悲壮激越。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日军全面侵华,钱先生携眷随无锡国专西迁,“远走湘桂粤港,所为诗意境益恢”,纪述抗日战事与万里流亡的旅途生活,兼写雄奇绚丽的山水风光,力作殊多,足以上继杜甫在安史之乱中所作系列名篇。尔后自四十年代至七十年代,诗中突出反映国共内战及“文革”期间的重大时事,寄托苍凉郁勃的忧世情怀,诗歌的思境与艺术,均达到一个时代的高峰。拨乱反正后以至改革开放时期,诗人进入晚年,诗笔渐趋平淡,但骨力不衰,时有雄篇杰句。一部《梦苕庵诗》,气象恢宏,内涵深广,充分抒 写二十世纪中国知识人士饱经沧桑血火的苦难历程与心灵悲感,堪为一代诗史。
  钱先生全面继承传统诗艺,广挹百家精华,“一法不舍,一法不取”,变化神明,宏开新境。一般诗人或学唐,或学宋,或上法汉魏六朝,于元明清三代诗缺乏深入的探索,甚至不屑一顾。钱先生则不然,“少年为诗,即力探柳子厚、陈简斋、姜白石、谢皋羽、阮石巢、厉樊谢诸家之奥”(《梦苕庵诗词后记》,钱学增撰,广东南社研究会编印本,1994年4月版);青壮年时期除取法杜甫、韩愈、李贺、李商隐、陆游、元好问等唐宋金元诸大家外,对有清一代诗人如钱谦益、吴伟业、钱载、黎简、黄景仁、王昙、郑珍、龚自珍、姚燮、黄遵宪、丘逢甲、金天羽以及“同光体”魁杰沈曾植、陈三立、郑孝胥等人之诗皆汲其神理,为我所用,古近体长短篇无一不工,形成沉雄博大、瑰丽多彩的创作风格。钱锺书先生评《梦苕庵诗》“天海伟观,一集兼备”,(《钱仲联学述》,第47页)谓兼有金天羽《天放楼诗》与沈曾植《海日楼诗》之特色,片言居要,精切不移。其次,钱先生渊博的学养既用于笺注前人诗,又服务于自家创作,诗中大量融化经史子集、释道二藏的事典,万象森罗,百灵奔赴,使诗之意境更趋含蓄沉厚,风格典雅高华,合诗人之诗与学人之诗二而一之。文廷式所言“照天腾渊之才,茹今涵古之思,磅礴八极之志,甄综百代之怀”(文廷式《云起轩词·自序》),在钱先生诗中得以淋漓尽致的展现。笔者近二十年来阅读的现当代名家诗集不下数百种,其中像钱先生这样集古今之大成者,寥寥数人而已。《梦苕庵诗》的总体成就,无论是与两千年来历代诗家做纵向比较,还是与同时的二十世纪传统诗人作横向比较,堪居第一流大家之列。
  《梦苕庵文存》收入用文言骈、散体撰写的各类序、跋百余篇,既是深蕴卓识的学术论文,又是艺术性极高的美文。骈文如《海日楼诗注自序》、《道藏源流考序》,散体如《全清词序》、《闲堂诗存序》、《固庵文录序》、《选堂诗词集序》等,评章学术,考镜源流,胜解澜翻,精义叠出。文风一如诗词之奄有众美:散体气格之雄峻奔放如韩昌黎,笔势之浑灏流转似苏东坡,而议论风发、藻采橘丽又若钱蒙叟。骈文更是用典浩博、属对精工,融六朝、唐、宋、清文名家之英华于一体,鳌掷鲸哇,云蒸霞蔚。与钱先生年辈上下的学人中,如沈轶刘、钱锺书、饶宗颐诸先生,作骈散文均称高手,但气象、笔力皆稍逊梦苕庵一筹,读者试取诸家文细较可知也。
  我国三千年来的古典诗学,正是一个创作学的体系,学问从创作中来,升华为理论,又去指导创作,这与历代先哲强调知行合一的观念密切相关,用现代语来说就是实践出真知。诗词是文学中的文学,是语言高度凝炼的精华,其思想、情感、格调、神味,全靠词句、典故、对仗、平仄音韵等外在的形式来表现。如果研究者缺乏创作甘苦的体验,未得诗之三昧,其鉴赏批评必然难以切中肯綮,甚至不能区分作品的高下优劣,理论流于空谈谬说。时下各类书刊、鉴赏词典中的大量泡沫文章,多是不能作诗者笔下的产物。对当今学术界漠视诗词创作以及理论中出现的弊端,钱先生在《学述》中畅谈切身经历,并提出严肃的批评:“我终身孜孜不倦地探究追求诗歌艺术的最高境界,作诗填词成为我生命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看来,旧体诗词并不像有些人所认为的那样已经生机断绝,濒于熄灭,将被新体诗所替代。理由是自绩溪胡适之先生倡导新体诗以来,新体诗卓然可与古诗人所作争胜者未见。而新体诗人之前驱如俞平伯、沈尹默诸先生,寝假而辍不复为,转而从事旧体诗之写作矣,写之乃弥 工,兹是证古诗之生机尚存,如人之老当益壮也。此外,诗歌创作不仅是抒情言志的得心应手的工具,而且是文学研究尤其是我一直从事的诗集笺注工作的必要基本工夫……眼下有些人号称鉴赏诗、注释诗、研究诗而不通音律,不能为诗,甚至不辨平仄,致使其对诗歌的理解和阐说往往是雾里观花,隔靴搔痒,有时还会闹出常识性的笑话来。这样的教训是应该记取的。因此,我作诗填词,为骈散文,终身不辍。”(《钱仲联学述》,第58、59页。)由此可见,钱先生在学术上之所以成就超卓,始终不离文学创作,是重要的原因。饶宗颐先生说:“一切之学必以文学植基,否则难以致宏深而通要眇。”(《固庵文录》第279页,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版)这是确凿不移的真理。前辈学者的业绩,已有充分的验证。而建国后培养的中青年人文学者,失落了创作与理论相结合的传统,即使适应时代风气,在治学方法上有所更新,建构了不少所谓体系,总体成就却远远达不到大师的境界。
  笺注、考证之学,到清代蔚为大宗,钱先生承接这一传统而发扬光大之,但与皓首穷经、重道轻文的学究们迥然异趣。仲联先生既具有渊博的学养,更以第一流大诗人的慧心卓识来论诗、选诗,故而目光如炬,洞察精微,《梦苕庵诗话》、《梦苕庵论集》及骈、散文序跋中许多结论,历久弥新,至今无人能够突破。又因为钱先生是诗人,注诗亦远胜于不能诗之学者。张尔田称其注沈曾植诗,“由诗人所隶之典,以曲会夫诗人之意,将叟所谓不可尽知者,亦且于是焉或遇之。”(《海日楼诗注序》,载《沈曾植集校注》上册,中华书局2001年12月版)冯振亦称其注黄遵宪诗,“抑自来能诗者未必注诗,注诗者不皆工诗。而仲联自造,掐擢肾胃,不懈而及于古,并世胜流固多称之矣。以诗人而注公度诗,吾知其必有当也。往者钱牧斋以诗鸣一代,其笺注杜诗,论者谓为多得少陵微旨。盖知人论世与以意逆志,非诗人注诗,莫能合二为一也。”(《人境庐诗草笺注,冯序》,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7月版)今人推崇钱先生笺注之学,多惊叹其知识之广、用力之勤,而不知有诗人之慧悟方能独得玄珠,所誉就未免失诸皮相了。
  然而笔者更推重钱先生宏扬民族文化、坚持传统学术本位的独立人格与崇高精神。在举国崇尚白话文与新诗、顶礼膜拜西学之时,钱先生不随流俗,甘于寂寞,坚持创作传统诗词与骈散文,学术上原有鲜明的民族特色,笔者以为,此即陈寅恪先生所言独立精神之体现。若以西方自由民主、个性解放等价值观念来衡量,钱先生著作中似难有吻合处,且不免留有政治高压下的思想印记,但拂拭浮尘,即显美玉精金之实质。正是出于有包括钱先生在内的一批前辈学者、诗家的护卫、承传,祖国的传统文化才能在一次次劫难中延续生机,顽强发展,如同沙漠中辟出一块绿洲,使后世子孙的心灵有栖息之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种儒家的信念与抱负并未因沧桑易代而销沉光彩,即使到了全球化的二十一世纪,也必然有新一代知识精英接过前人的火炬,照亮中华文明繁荣发展的道路。
  钱先生读书过目不忘,悟性极高,处事精细而极敏捷。钱先生又是一个对生命与生活充满激情的性情中人:“尽管他身材矮小,不足1.60米,面容清瘦,但一头白发,硬似银针,讲课谈话,声如裂帛,兴奋之时则手势舞动,两目炯炯,极富感染力。”(王英志《钱老的脾性》,载《学海图南录》,第 89页)发火骂人时,“的确如炸雷一般厉害,使人很难相信在这么一个矮小的老年躯体 内竟会充溢着如此巨大的激情”,但他又是“一个非常有感情、宽大为怀,能平易待人的长者,决不会乱发脾气”。(马亚中《润物细无声——从学钱仲联教授杂忆》,载《学海图南录》,第92页)这正是一种诗人气质。
  笔者敬仰钱先生的学问,十多年来执门外弟子礼请益,通函数十封,三度赴吴门拜谒。蒙先生多次赠其专著,并为拙著题诗、作序,诗词酬唱,则心曲相通。先生为我学诗旅程上一大导师,栽培之德,永志弗忘。今撰此文,即以先生赠诗作结,励我登攀之志:
  诗国桐城首我钱①,
  《藏山阁集》世争传。
  海峰力法前修古,
  惜抱弥尊创派贤①。
  潜岳书来音落落③,
  吴趋梦去理绵绵④。
  积薪居上何须说,
  迈步期君俯九天。
  ——《梦芙自岳西寄诗见怀,奉报长句》
  钱仲联  1998.11.26注:
  ①:钱澄之,字幼光,桐城人,明末爱国遗民。
  ②:刘大抛、姚鼐创桐城诗派。
  ③:“潜岳”即天柱山,我家乡所在县名岳西,与潜山交界。
  ④:“吴趋”指苏州。先生自注:“神理绵绵”,出《世说新语》。 


怀念燕卜荪先生
■  张金言
  1949年前后我在北大西语系学习,西语系许多老师如朱光潜、潘家询、钱学熙、袁家骅、王岷源和冯至、卞之琳等先辈师长,都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时常引起我的怀念。他们的中外文功底深厚,学术造诣各有独到的专长,在教学上也各有千秋。我从他们的授课中获益良多。先辈的言谈举止、音容笑貌,在以后的漫长岁月里不时出现在我记忆中,心中自然生出深深的崇敬和怀念之情。
  然而,有一位英国老师在我心中占有更为特殊的位置。他就是出身剑桥的著名批评家和诗人威廉·燕卜荪先生。我最初是从常风先生的一本批评文集中知道他的名字的,书中说他是继李恰慈(LA.Richards)和利维斯(P.R.Leavis)之后新起的英国年轻批评家。我进北大后,知道他就在这里教书。记得第一次听他讲课是在1949年秋 季,他讲的题目是莎士比亚,是为文学院学生开设的欧洲文学系列讲座之一。其他主讲人还有冯至、卞之琳,讲的题目则是象征主义。
  1950年春天,我开始系统地去听燕卜荪为高年级和研究生开的英诗课。他的讲课方式与其他教师颇不相同。上课前他先拿一整盒粉笔走进教室,说一声早上好或下午好后便推开讲桌,把要讲的内容完全写在黑板上。他的板书写得很快,学生在笔记本上抄都得紧跟。这些讲课内容都是用最简洁、最直截了当的英文写出的。在西南联大听过燕卜荪讲课的李赋宁教授说,燕 1、荪的课堂英文是骨架式英文(Skel~onic English),意思是不带任何多加的修饰词语。实际上这种简洁有力的文体最能突出要讲明的重点,最易于让学生理解和领会。记得卞之琳先生就曾劝学生多听燕卜荪的课程,说毕业后再看看这些笔记也大有好处。可惜当时同学有的认为他讲课的内容高不可攀,有的感到整节课抄笔记太费事,也有人希望他多采用口头讲授的方式。对此他的回答是:“我讲话太快”。据说这种写黑板的讲课方式是他在日本教书时开始形成的,因为日本学生的听力也不太好。总之,真正选修他的课程的人寥寥无几,这对中国学生来讲不能不说是一大损失。  燕卜荪先生在北大教书期间开过许多门课程,其中有十七世纪英诗、英诗概观、现代英诗、英国散文演变等选修课。理论文写作则是西语系大四学生的一门必修课,由教师指定阅读的文章,让学生写出评论。燕卜荪先生对学生的每篇文章都详细批改,批语有的写在行间空地,有的写在页边。其中既有观点上的辨析商榷,也有语言上的错误改正。不过最精彩的还是他给每篇作文所下的总评语。往往是三两句话,切中要害,文章的优缺点赫然在目,让你折服。其精到处为一般教授所不及。他在批改时当然也不忘记鼓励学生,如发现好的句子便写上“This is good English”,“This is vigorous writing〃和〃very graceful English”等等鼓励的话。
  燕卜荪先生每次上课只带要讲的原文文本,至于他的讲课内容,即要在黑板上写的东西,却只字不带,而是即时在黑板上奋笔疾书写下的。等到写满黑板后,他稍事停顿,只轻轻念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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