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4年第03期-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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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卜荪先生每次上课只带要讲的原文文本，至于他的讲课内容，即要在黑板上写的东西，却只字不带，而是即时在黑板上奋笔疾书写下的。等到写满黑板后，他稍事停顿，只轻轻念一遍，便擦掉再继续写下去。中间从未有间断停顿的时候。看上去他讲课像是完全凭着才气，即时发挥，其实是事先早有充分准备。他在授课时所表现的思路之敏捷、清晰和记忆力之强，堪称一绝。
　　燕卜荪先生在讲课中从不重复权威的看法，很少援引旁人的观点，讲的话往往都是自己的真知灼见，难得从一般的书本中找到。举例说，他认为T．S．爱略特对庞德的推崇超过了正当的评价，实属过誉。他对于　T．S．受略特的后期诗作《四个四重奏》评价不高，认为失之于空洞。这与一般美国批评家将该诗捧到天上的作法大不相同。他也鼓励学生对诗歌要有自己的感受和见解，不要人云亦云，甚至有时要提出与教师不同的看法。
　　燕卜荪早年的成名之作《七种歧义类型》（1930）将他的导师李恰慈倡导的文学批评中的语义分析推向一个新的阶段，推动了美国新批评运动的兴起。他的这部早年著作被新批评派视为经典，竟相效法。美国新批评家克林思·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随后便标榜出“悖论”和“反讽”的说法。他在《精制的瓮》一书中根据这一理论细致分析了华兹华斯、济慈、丁尼生等人的诗歌，从而证实语义分析的方法不仅适用于玄学派诗人和莎士比亚的作品（如燕卜荪所做的工作），而且适用于一般认为比较易读的诗歌作品。此外兰色姆（John　Crow　Ransom）还提出了“结构与肌理”说。维姆扎特（William　K．Wimsatt；Jr．），则倡导“具体的共相”的理论。这些说法都是想标明诗歌语言的特性，不过各有其不同的侧重方面，在四十年代显得异彩纷呈，蔚为大观，形成新批评派的极盛时期。这些新批评派人物对诗歌语言的细致分析与燕卜荪走的路子基本上是一致的。不过他对美国新批评派代表人物的评价一般并不很高，认为他们没有做出真正有创造性的成就。在美国当代批评家当中，肯尼思·博克（Kenneth　Burke）算是他最赞赏的一位。维姆扎特和比尔兹利（Monrot　Beardsley）提出“意图的谬误”（in…　tentional　fallacy）的观点，将作者的意图与作品的意义完全分离开来，目的是强调作品文本的独立性。这一观点是燕卜荪所极力反对的。无怪乎当代英国批评家科默德　（F．Kermode）称燕卜荪是一个意图主义者。另外，由于新批评派将诗歌作品当作独立自足的实体，所以只注重文本上的细读，而忽视作家个人经历与社会背景对作品的关系。燕卜荪的作法却与此迥然不同。例如他在讲莎土比亚时就详细阐述了伊丽莎白时代的历史背景和文艺复兴时期的精神视野或世界图像。　　顺便说一下，在谈到美国文学时，他特别推荐中国学生去读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芬》，而不鼓励阅读霍桑和所谓高雅的亨利·詹姆士的作品。这也可以看出他的趣味标准与当时流行的学院派风尚的不同。
　　燕卜荪先生在1950~1951年讲授现代英诗，当时选修这门课程的只有金发焱学长、李修国和我三个人。燕师（这是发桑学长和我对他的尊称）本人就是一位重要的英国现代诗人，自然也要选读两三首。他说自己的诗常常被人认为晦奥难懂，实则一旦理解了其关键寓意，并非深不可测云云。这门课程讲了一年，从哈代、叶芝、爱略特一直讲到迪兰·托马斯（Dylan　Thomas），其中自然也包括与他同时期的奥登、斯本德等诗人，讲起来更是如数家珍。课程内容非常丰富，囊括了英诗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演变概况。
　　燕，卜荪先生虽然早在二十四岁时　（1930年）就在英美批评界有了很高的声誉，但他对自己的成就仍然抱着很谦虚的态度，曾说自己的文学批评范围过于狭窄，远远不及他最钦佩的英国莎士比亚批评家　A．C．布拉德雷。他认为布拉德雷的《莎士比亚悲剧》一书在卷帙浩繁的莎士比亚评论中是惟一值得一读的著作。他也从不囿于一家之言，而是乐于介绍别人的观点，举例说他就曾将英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家考德威尔（Chfistopher　CaudweH）的《幻象与实在》介绍给中国学生。
　　燕师对待中国学生总是循循善诱，充满友爱之情。学生一到他家，他都是热情接待，让你坐下喝茶交谈。有的学生准备写论文，他便亲自去图书馆替学生找出有关书籍，给予指导。有一年暑期他去美国讲学，回来时带来一些新书，往往自己还未看完，便很大方地借给来访的朋友或学生先看。凡是认识他的人在他身上完全看不到一般大学教授常有的学者架子。他待人的态度　竟是出乎寻常的平易和亲切。最可贵的是，这种待人的热忱看来并不是修养的结果，而是他纯朴真诚性格的自然流露。可以说，在他身上辨析人微的思考能力与率真的赤子之心奇妙地结合成了他独一无二的人格风采，这正是每个认识他的人所无法忘记的生活中的燕卜荪。
　　燕师在1952年暑期前教完我们这最后一班后，返回英国。从1953年起在英国舍菲尔德大学任教，直到1971年退休。　1979年受封为爵士。
　　回想起来，我自己系统听燕师的课开始于1950年春季，当时只是慕名去旁听。记得旁听几次之后，有一天课间休息时他登上北楼楼顶平台，正好我也在上面，就顺便问他怎样学习英诗。他毫不犹豫地让我到他家去，说有美国人写的入门书可以看看。于是便有了我对他的第一次拜访。见面之后他便拿出克林思、布鲁克斯的《理解诗歌》（Understanding　Poetry），还有一本介绍英美当代批评的书，借给我看。读后果然觉得眼界开阔，获益匪浅。从此我对当代西方文学批评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甚至可以说与它结下了不解之缘。回忆往事，这次拜访竟成了我一生学术兴趣的起点，对我的研究方向起了决定性的影响。不过这在当时却是没有意识到的。也许，正是名师的指点才会产生这种潜移默化而又极其深远的作用。
　　师生之谊是重要的人生体验。遇到燕师是我一生中最幸运的一段经历，这一时期有关他的一些印象自然也就成了我心中最珍贵的记忆。回忆1952年暑假燕师即将回国时最后与燕师话别，算起来离今天已有五十个年头，而当时情景仍历历在目。其后由于种种原因，未得与燕师通信，无法继续蒙受教益。但心头思念之情却随着时间的延伸而愈加深切。特别是惊闻他于1984年去世之后，这种怀念往日恩师的情结更觉难以消解。后来与燕卜荪夫人通信，此心才稍得安慰。然终以生前未能再见上恩师一面，身后又未能在墓前献上一束鲜花为终身憾事。如今燕师夫妇均已辞世，在此我谨以一个受教于他的中国学子的拳拳之忱，愿他们的灵魂永得安息，愿燕师一生的学术成就得到更多学者的关注和当之无愧的更高评价，并在读者中间得到更广泛的传播。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了蔡德金编注的《周佛海日记全编》，收他1937年1月1日至1947年9月14日的日记，缺1939、1946两整年和若干月日。其中有涉及鲁迅、周作人兄弟的点滴资料。
　　涉及鲁迅的只有这样一条：1938年10　月19日：
　　胡愈之电话，谓鲁迅二周年纪念，
　　请余参加。念与鲁迅思想不合，且无友
　　谊，婉谢之。
　　这时正是武汉陷落的前夕。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等团体在危城中举行鲁迅逝世二周年纪念会。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等三十多人出席。据《周恩来年谱》的记载，周“在会上讲话，强调学习鲁迅的战斗精神，‘不退让，不妥协，困难，愈大，更愈加努力，以克服困难，坚持抗战’。”当时胡愈之是第三厅第五处处长，大概是他在负责会务，就由他打电话邀周佛海赴会了。邀请他，根本就没有考虑他的思想跟鲁迅是否合拍，他同鲁迅有没有过交往和友谊，仅仅因为他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代理部长，是请他去履行一项公务，而他却把这事理解为对他个人的邀请，“婉谢”了。这倒是一件可以为鲁迅庆幸的事情，假如他到会了，讲话了，引鲁迅为同调，岂不糟了吗。
　　《日记》中涉及周作人的地方就多些了。这两个人，一个在南京当汉奸，一个在北平当汉奸，少有直接的接触。在日本投降以前，在《周佛海日记》中没有出现过周作人的姓名。但是我们已经知道，《日记》中所记的一些事情，是有周作人参与的。例如：　1942年5月11日：
　　下午一时半赴机场，欢迎汪先生
　　……汪先生略告满洲情形。说的就是汪精卫参加伪满洲国成立十周年庆典之后回来的事。周作人就在一同回来的随行人员之中。次日日记：
　　晚，同仁宴汪先生于宁远楼，祝六
　　十大庆也。
　　在这次盛宴中，就有周作人在座。又如　1943年2月8日：
　　本日发表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
　　王揖唐辞职照准，以朱深继。
　　这件事同周作人就关系甚大，在这次人事更迭中，他失去了教育督办这个伪职。他在1964年7月18日写给鲍耀明的信中说：
　　关于督办事，既非胁迫，亦非自动
　　（后来确有费力气去自己运动的人），当
　　然是由日方发动，经过考虑就答应了，
　　因为自己相信比较可靠，对于教育可
　　以比别个人出来，少一点反动的行为
　　也。该职特任官俸初任一千二，进一级
　　加四百元，至二千元为止。任期无定，
　　遇变动便下台，有的很短只几个月而
　　巳。我则满二年，因政务委员会改组总
　　辞职，就换了人（阎锡山的狗腿，只两
　　三个月，便转任了实业督办了）。（《周
　　作人晚年书信》，鲍耀明编，香港真文
　　化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409页）
　　看来周作人对于失去这个月薪一千二百元大洋的特任官职颇有一点耿耿于怀，就称接替他这职位的苏体仁为“阎锡山的狗腿”以泄愤吧。
　　日本投降，周佛海、周作人都以汉奸罪被捕，还曾经关押在一处，有了直接的接触了。1947年1月31日日记：
　　去年九月二十三日，至老虎桥看
　　　守所后，即入忠字号，为一小洋房。闻
　　系日人所建，用以监禁被捕之美国空
　　军人员者。前一小园，可散步。有房十
　　二间，大者住六人，小者住五人……忠
　　字号共住六十人，素识者为陈君慧、周
　　隆庠、李圣武、顾宝蘅、袁愈俭、周乃
　　文、王荫泰、周作人、汪时景、余晋铄、
　　邓祖禹、盛幼盒、江亢虎等。
　　周佛海原来已判死刑，经过上诉，1947年3月27日国民政府下令减为无期徒刑。　4月5日即离开忠舍，押赴首都监狱义舍服刑。过了一个多月，5月9日下午，忠舍的那些犯人也全部移到这里来了。5月10日周佛海日记：
　　开门散步，与忠舍同仁重逢，至为
　　欣慰。忆一月前一一握别。今又重逢，
　　追怀往事，几如一梦。同人咸以此间行
　　动既更不自由，生活复更不舒适，而全
　　案结束无期，均忧形于色。余则相反，
　　与小别一月诸友一一周旋应酬，几忘
　　身在囹圄，情如前在国际联欢社举行
　　鸡尾酒会或盛大宴会，故精神甚为舒
　　畅。当以此意告周作人等，谓每日散步
　　聚谈，作鸡尾酒会看可也。
　　不知道周作人能不能听进去这些宽慰的话，有没有这样旷达。狱中的搬迁，在周作人的《知堂回想录》里只有这样几句记载：
　　……这是那年（1945）十二月六日
　　的事，他们把我带到有名的炮局胡同
　　的狱舍里，到第二年五月才用飞机送
　　往南京，共总十二个人。最初住在老虎
　　桥首都监狱的忠舍，随后又移至义舍，
　　末了又移往东独居，这是一人一小间，
　　就觉得很是不错了。
　　说得很简单。特别是这“东独居”是什么意思，不清楚。周佛海日记对这一点就说得很清楚了。1947年7月23日日记：
　　下午，典狱长因天气过热巡视各
　　号室，旋约余谈话，谓新落成之独居间
　　较为清洁凉爽，劝余迁往。如余一人不
　　便，须人服事，该处有可容三人之大室
　　两间，可拨一间与余，由余指定二人同
　　住。该处有铁床，但桌椅可由自备。当
　　开骥良、宝林二人，旋思弃楚僧不顾，
　　人情上说不过去，因再要求云：自愿多
　　一人，稍苦亦不惜。承同意，盛意可感。
　　据云当选资格，知识、人格较高者二十
　　余人同往，将来亦可较一般待遇自由
　　舒适。
　　次日上午九时，周佛海就迁居独居室了，有了一张铁床，结束了十个月睡卧地铺的生活。这天的日记说：“房屋系新落成者，甚清洁。”日记中记下了，这一天迁独居室的还有周作人、汪时景、刘玉书等人。
　　周佛海喜欢作诗，狱中日记中记下了他不少诗作，也记下了一件周作人为他改诗的事。1947年6月4日日记：　　赠卢楚僧一绝云：
　　风雨同舟忆昔年，群鱼濡沫亦堪怜。
　　羁居今日欣重聚，明月满窗抵足眠。
　　“群鱼濡沫亦堪怜”句，系作人宗兄所改，余原句为“艰危共济沪江边”，以诗而论，改句自较佳，但原句系纪实也。
　　1947年6月23日日记：
　　今日为端阳节，各人家属均纷纷
　　送莱送粽。下午，齐集于礼堂清唱京
　　戏，颇有过节气象，几志身在囹圄……
　　余本拟唱京剧一段，因人太杂，且礼堂
　　空气不佳，遂与孟群、启明、翊唐等，院
　　外闲谈。　　看了这些，对周作人的狱中生活可以多一些了解了吧。也可以看出尽管周佛海对鲁迅是思想不合，且无友谊，但对于被他亲切地称为“宗兄”的周作人，却是思想很合拍，且很有友谊的。
　　　在鲁迅的藏书中有胡适送的自著书四种。每本都有题词。一种是1923年4月17日赠送的《西游记考证》，一种是1924年1月30日赠送的第五版《尝试集》。另两种是　1924年6月2日同一天赠送的《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和《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
　　《西游记考证》是一本没有标注出版者、出版时间的小册子。据胡适书中自述，该书完成于1923年2月4日；写作过程中，曾得到鲁迅的帮助。这也见于鲁迅　1922年8月14日写给胡适的信。
　　适之先生：
　　关于《西游记》作者事迹的材料，
　　现在录奉五纸，可以不必寄还。《山阳
　　志遗》末段论断甚误，大约吴山夫未见
　　长春真人《西游记》也。
　　昨日偶在直隶书局买《曲苑》一部
　　上海古书流通处石印，内有焦循《剧
　　说》引《茶余客话》说《西游记》作者事，
　　亦与《山阳志遗》所记略同。从前曾见
　　商务馆排印之《茶余客话》，不记有此
　　一条，当是节本，其足本在《小方壶斋
　　丛书》中，然而舍间无之。
　　《剧说》又云，“元人吴昌龄《西游》词与俗所传《西游记》小说“小异”，似乎元人本焦循曾见之。既云“小异”，则大致当同，可推知射阳山人演义，多据旧说。　　又《曲苑》内之王国维《曲录》亦颇有与《西游记》相关之名目数种，其一云《二郎神锁齐天大圣》，恐是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