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4年第03期-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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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云《二郎神锁齐天大圣》，恐是明初之作，在吴之前。
　　胡适在他的《考证》中三次援引了鲁迅的考证并转录了提供的材料，说明是“周豫才先生把他搜得的许多材料钞给我”。4月　17日，应该是这本小册子出版不久，这一天鲁迅在日记中写道：“胡适之赠《西游记考证》一本”。胡适在书的封面上，用毛笔写了“豫才先生适”。
　　《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均出版于1924年3月，是民国十二年二月申报五十年周年纪念刊之两种。《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在出版之前，曾寄给鲁迅看过，鲁迅在1922年8月21日致信胡适说：“大稿已经读讫，警辟之至，大快人心！我很希望早日印成，因为这种历史的提示，胜过许多空理论。但白话的生成，　总当以《新青年》主张以后为大关键，因为态度很平正，若夫以前文豪之偶用白话入诗文者，看起来总觉得和运用‘僻典’有同等之精神也。”胡适在这两本书的封面上，用蓝色的钢笔写下同样的题词：“送给鲁迅先生适”。鲁迅在1924年6月2日的日记中记录了受赠的情况，并在随后写给胡适的信中表示了谢意。“前四天收到来信和来还的书；还有两本送给我的书，谢谢。”鲁迅还曾去拜访他。信中说到“昨天经过钟鼓寺，就到尊府奉访，可惜会不着，实在不侥幸。”胡适在《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中对鲁迅的小说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但成绩最大的却是一位托名‘鲁迅’的。他的短篇小说，从四年前的《狂人日记》到最近的《阿Q正传》，虽然不多，差不多没有不好的。”
　　第五版的《尝试集》，是鲁迅博物馆于　1996年从中国书店收购回来的。封面上有胡适的毛笔题字：“送给树人适十三、一、卅”。这本书是不是寄出了？鲁迅是不是收到过？为什么会流散在外？迄今未见任何文字记录，或许已成了“谜”了。
　　胡适修订《尝试集》，决定删诗，并广泛征求朋友的意见，是为第四版做准备。在《尝试集》四版自序中胡适写道：“删诗的事，起于民国九年的年底……后来又送给‘鲁迅’先生删一遍……”关于这件事，现在还保存有鲁迅的信，其中说：
　　适之先生：
　　今天收到你的来信。《尝试集》也
　　看过了。
　　我的意见是这样：
　　《江上》可删。
　　《我的儿子》全篇可删。
　　《周岁》可删；这也是《寿诗》之类。
　　《蔚蓝的天上》可删。
　　《例外》可以不要。
　　《礼！》可删；与其存《礼！》，不如留
　　《失望》。
　　我的意见就只是如此。……　　胡适请鲁迅删诗，自然是一种重视，他曾说过：“我所知道的‘新诗人’，除了会稽周氏兄弟之外，大都是从旧式诗、词、曲里脱胎出来的”。鲁迅的意见，反馈在第四版的《尝试集》中。但也并非完全接受。《四版自序》有这样的说明：“他们删过之后，我自己又仔细看了好几遍，又删去了几首，同时却也保留了一两首他们主张删去的。例如《江上》，‘鲁迅’与平伯都主张删，我因为当时的印象太深了，舍不得删去。又如《礼》一首（初版再版皆无），‘鲁迅’主张删去，我因为这诗虽是发议论，却不是抽象的发议论，所以把它保留了。”行文中鲁迅二字都打上了引号，与前引《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是同样写法。综观胡适的题词，有按传统中规中矩的“豫才先生”的，有称笔名“鲁迅先生”的，有直呼其名“树人”的，大概是随意的吧。
　　在后来的日子里，鲁迅对胡适多有讥刺，那根本的原因，可以引鲁迅于1936年　1月5日写给曹靖华的信来解释：“新月博士常发谬论，都和官僚一鼻孔出气，南方已无人信之。”
　　但在学术上，鲁迅对胡适还是重视的，并不一笔抹煞。1934年5月鲁迅修订《中国小说史略》，为了曹雪芹卒年的考证，曾向杨霁云求借1930年12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的《胡适文选》。在鲁迅藏书中，还有一种没有题字的胡适的书，即1935年12月由商务印书馆发行的《胡适论学近著》　（第一集）上下两册。
　　今天翻看当年胡适送给鲁迅的书，依然能够感受那浓厚的时代色彩。胡适摒弃一切繁文缛节的题词，多么简单，明白如话。可见胡适推行白话之彻底了。　


胡适送给鲁迅的书
■　　赵丽霞
　　　在鲁迅的藏书中有胡适送的自著书四种。每本都有题词。一种是1923年4月17日赠送的《西游记考证》，一种是1924年1月30日赠送的第五版《尝试集》。另两种是　1924年6月2日同一天赠送的《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和《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
　　《西游记考证》是一本没有标注出版者、出版时间的小册子。据胡适书中自述，该书完成于1923年2月4日；写作过程中，曾得到鲁迅的帮助。这也见于鲁迅　1922年8月14日写给胡适的信。
　　适之先生：
　　关于《西游记》作者事迹的材料，
　　现在录奉五纸，可以不必寄还。《山阳
　　志遗》末段论断甚误，大约吴山夫未见
　　长春真人《西游记》也。
　　昨日偶在直隶书局买《曲苑》一部
　　上海古书流通处石印，内有焦循《剧
　　说》引《茶余客话》说《西游记》作者事，
　　亦与《山阳志遗》所记略同。从前曾见
　　商务馆排印之《茶余客话》，不记有此
　　一条，当是节本，其足本在《小方壶斋
　　丛书》中，然而舍间无之。
　　《剧说》又云，“元人吴昌龄《西游》词与俗所传《西游记》小说“小异”，似乎元人本焦循曾见之。既云“小异”，则大致当同，可推知射阳山人演义，多据旧说。　　又《曲苑》内之王国维《曲录》亦颇有与《西游记》相关之名目数种，其一云《二郎神锁齐天大圣》，恐是明初之作，在吴之前。
　　胡适在他的《考证》中三次援引了鲁迅的考证并转录了提供的材料，说明是“周豫才先生把他搜得的许多材料钞给我”。4月　17日，应该是这本小册子出版不久，这一天鲁迅在日记中写道：“胡适之赠《西游记考证》一本”。胡适在书的封面上，用毛笔写了“豫才先生适”。
　　《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均出版于1924年3月，是民国十二年二月申报五十年周年纪念刊之两种。《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在出版之前，曾寄给鲁迅看过，鲁迅在1922年8月21日致信胡适说：“大稿已经读讫，警辟之至，大快人心！我很希望早日印成，因为这种历史的提示，胜过许多空理论。但白话的生成，　总当以《新青年》主张以后为大关键，因为态度很平正，若夫以前文豪之偶用白话入诗文者，看起来总觉得和运用‘僻典’有同等之精神也。”胡适在这两本书的封面上，用蓝色的钢笔写下同样的题词：“送给鲁迅先生适”。鲁迅在1924年6月2日的日记中记录了受赠的情况，并在随后写给胡适的信中表示了谢意。“前四天收到来信和来还的书；还有两本送给我的书，谢谢。”鲁迅还曾去拜访他。信中说到“昨天经过钟鼓寺，就到尊府奉访，可惜会不着，实在不侥幸。”胡适在《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中对鲁迅的小说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但成绩最大的却是一位托名‘鲁迅’的。他的短篇小说，从四年前的《狂人日记》到最近的《阿Q正传》，虽然不多，差不多没有不好的。”
　　第五版的《尝试集》，是鲁迅博物馆于　1996年从中国书店收购回来的。封面上有胡适的毛笔题字：“送给树人适十三、一、卅”。这本书是不是寄出了？鲁迅是不是收到过？为什么会流散在外？迄今未见任何文字记录，或许已成了“谜”了。
　　胡适修订《尝试集》，决定删诗，并广泛征求朋友的意见，是为第四版做准备。在《尝试集》四版自序中胡适写道：“删诗的事，起于民国九年的年底……后来又送给‘鲁迅’先生删一遍……”关于这件事，现在还保存有鲁迅的信，其中说：
　　适之先生：
　　今天收到你的来信。《尝试集》也
　　看过了。
　　我的意见是这样：
　　《江上》可删。
　　《我的儿子》全篇可删。
　　《周岁》可删；这也是《寿诗》之类。
　　《蔚蓝的天上》可删。
　　《例外》可以不要。
　　《礼！》可删；与其存《礼！》，不如留
　　《失望》。
　　我的意见就只是如此。……　　胡适请鲁迅删诗，自然是一种重视，他曾说过：“我所知道的‘新诗人’，除了会稽周氏兄弟之外，大都是从旧式诗、词、曲里脱胎出来的”。鲁迅的意见，反馈在第四版的《尝试集》中。但也并非完全接受。《四版自序》有这样的说明：“他们删过之后，我自己又仔细看了好几遍，又删去了几首，同时却也保留了一两首他们主张删去的。例如《江上》，‘鲁迅’与平伯都主张删，我因为当时的印象太深了，舍不得删去。又如《礼》一首（初版再版皆无），‘鲁迅’主张删去，我因为这诗虽是发议论，却不是抽象的发议论，所以把它保留了。”行文中鲁迅二字都打上了引号，与前引《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是同样写法。综观胡适的题词，有按传统中规中矩的“豫才先生”的，有称笔名“鲁迅先生”的，有直呼其名“树人”的，大概是随意的吧。
　　在后来的日子里，鲁迅对胡适多有讥刺，那根本的原因，可以引鲁迅于1936年　1月5日写给曹靖华的信来解释：“新月博士常发谬论，都和官僚一鼻孔出气，南方已无人信之。”
　　但在学术上，鲁迅对胡适还是重视的，并不一笔抹煞。1934年5月鲁迅修订《中国小说史略》，为了曹雪芹卒年的考证，曾向杨霁云求借1930年12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的《胡适文选》。在鲁迅藏书中，还有一种没有题字的胡适的书，即1935年12月由商务印书馆发行的《胡适论学近著》　（第一集）上下两册。
　　今天翻看当年胡适送给鲁迅的书，依然能够感受那浓厚的时代色彩。胡适摒弃一切繁文缛节的题词，多么简单，明白如话。可见胡适推行白话之彻底了。　


“录之者尚有人”
■　　戴　逸
　　尽多日之力，我匆匆地读了来新夏先生的新作《清人笔记随录》，它将我引进了一个饶有趣味的知识境界，大则国计民生，军政要事，典章制度以及经史议论，科场掌故，风土人情，园林佳胜，里巷习俗，世态炎凉，直到谈狐说鬼，脂粉灵怪，因果报应。中国传统封建社会生活中的众生相，毕呈于眼前，绘声绘色，光怪陆离，包含了巨大的信息量。我以前也读过不少笔记，但从来没有这样一下子集中接触到如此巨大的数量。来新夏先生此书著录的笔记作者有一百四十余人，有的作者所写笔记有两三种，甚至五六种之多，因此全书谈到的笔记总数将近二百种。清代笔记数量很多，二百种远未囊括清代所有的笔记，但数量已是洋洋大观，可称是清代笔记的渊海。
　　笔记在我国古代著作中是一种特殊的体裁，传统书籍的分类中并五笔记一类，因其内容庞杂，界划不清，经史子集，不知分属何类。有的笔记入杂史类，如冯更《见闻随笔》、杨捷《平闽记》，《四库全书》皆入于史部杂史类；有的笔记可入地理类，如高士奇《金鳌退食笔记》、吴绮《岭南风物记》、方式济《龙沙纪略》、厉鹗《东城杂记》，《四库全书》皆人于史部地理类；有的笔记可人儒家类，如程大纯《笔记》、范尔梅《读书小纪》，《四库全书》人于子部儒家类；有的可人小说家类，如王啤《新世说》、钮绣《觚媵》、吴陈琬《旷园杂志》，《四库全书》皆人子部小说家类。更多的笔记则归于杂家类。笔记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内容杂，大干世界，芸芸众生，兼收并蓄，无所不包，凡无法按内容界划分类的，都可以归进子部杂家类。因此，我们在《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可以看到各种类型的“笔记”，如：顾炎武《日知录》、姜宸英《湛园札记》、王士祯《居易录》、《分甘余话》、张贞生《唾余随录》、张文炳《公余笔记》、高士奇《天禄识余》、徐昂发《畏垒笔记》、谈迁《枣林杂俎》、张尔岐《蒿庵闲话》、宋荦《筠廊偶笔》、陆廷灿《南村随笔》、魏裔介《佳言玉屑》、赵吉士《寄园寄所寄》、黄叔琳《砚北杂录》等等。这些笔记，体例不一致，价值有高下，有论有叙，或庄或谐，《四库全书》都把它们纳入子部杂家类；并且，条分缕析，谓：“杂之义广，无所不包……以立说者谓之杂学，辨证者谓之杂考，议论而兼叙述者，谓之杂说，旁究物理，胪陈纤纤者谓杂品，类辑旧文、涂兼众轨者谓　之杂纂，合刻诸书，不名一体者谓之杂编，凡六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杂家类）某种笔记，如果按照传统的分类法去寻找，真不知道该在何部何类中去搜检。
　　大多数笔记篇幅短小精悍，每则记叙，长则数百字。少则几十字，简单明快，很少千字的文章，更无万言书。史梦兰叙述自己写作《止园笔读》的情形：
　　园居无事，惟以卷帙破寂，偶有所
　　触，辄赫厩记之，以备遗忘。客至则藉
　　为谈柄，读书快意，则相呼浮一大白。
　　遇有以杂事、异词、琐语相告，可以资
　　劝惩、广见闻者，亦收拾缀辑，付之毛
　　生，积久成帙，遂亦忘其为我谈、为客
　　谈、为今人之谈、古人之谈，而概之为
　　笔谈云。（见本书第372页）
　　大多数笔记都是在这种环境、心态中，兴之所至，随笔书写，情意率真，较少做作，故多清新可读。读笔记，就像是听讲有趣的故事，展现情节，生动曲折，跌宕起伏，描写人物，栩栩如生，惟妙惟肖，可以增加历史和生活的知识，又可以得到艺术的享受，许多笔记都是上佳的文学作品，如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张潮的《虞初新志》、梁绍壬的《两般秋雨庵随笔》等。
　　笔记中所记保持较多的真实性，因为作者或闲居自娱，或消愁解闷而作笔记，无心沽名传世，亦非刻意著作，故无所避讳，无所顾忌，无所掩饰，能透露某些真实情况和真实思想，比起官方史书更加可信。如嘉庆十八年，河南滑县天理教抗清起事，史载滑县知县强克捷死难，清廷优礼褒恤，赐谥立祠，但在张昀的笔记《琐事闲录》中却有不同记载：
　　封丘邑侯全大令福与强公（指强
　　克捷）戊辰通谱。强公逃至封署，拟为
　　恢复计，比闻滑邑既失，公之眷属已阖
　　门遇难，即欲自尽。全大令再四阻之，
　　且百计防范，所以潜居二十余日迄无
　　知。及恤典既下，全不得已，始具宴邀
　　强公痛饮。二更后，延至花厅，将衣裳
　　棺椁妥为料理，握手拜别，强公乃从容
　　捐躯。吁！亦悲矣。（见本书第381页）
　　尽管张昀对强克捷充满了同情，但毕竟写出了事情真相。原来强克捷并未慷慨殉节，而是逃到封丘县，躲藏二十多天。等到朝廷封恤令下，他无法再在人世露面了，才不得已自尽。当然，笔记中所记内容，因为信笔所写，作者或未能核实，或有传闻失实或记忆有误的地方，甚至还有故意造作赝品的笔记，如记载太平天国的《江南春梦庵随笔》与《膦血丛钞》二书，是并不了解太平天国内部情形者所写的做伪之书，已由罗尔纲和祁龙威两位先生考证阐明，来新夏先生也将此两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