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4年第03期-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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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并不了解太平天国内部情形者所写的做伪之书，已由罗尔纲和祁龙威两位先生考证阐明，来新夏先生也将此两部伪书剔除，没有放在本书之内。
笔记最重要的功能是补正史之不足，历史上很多大事为正史所不记或少记，笔记作者常能据其闻见，透露更多的信息。如朱子素《嘉定县乙酉纪事》，记载清兵下江南，三屠嘉定城，“直书北兵淫掠屠戮之惨状，无所忌惮”（跋文，见本书第115页），城内外死者二万余人；王家桢《研堂见闻杂录》记载清初科场、哭庙、奏销、通海、庄氏史案几次大狱，惩治严酷，罗织极广；萧爽《永宪录》记雍正朝史事，详于雍正杀弟和年羹尧、隆科多事件。邓之诚先生赞其为信史，说：“使多得类此之作，史之征信，为不难矣，而惜其不可得也。”（邓之诚跋文，见本书第242页）陈昙《邝斋杂记》、薛福成《庸庵笔记》记载抄没和坤之家产，可比较其详略异同。叶梦珠的《阅世篇》、钱泳的《履园丛话》记载田价、米价、银价以及其他物价之涨落，可以了解清代的经济和市场情况；王韬《瀛孺杂志》、畹香留梦室主《淞南梦影录》记载鸦片战争上海开埠后之经 济繁华、风俗奢靡；李斗《扬州画舫录》、顾禄《清嘉录》、陈作霖《凤麓小志》记载扬州、苏州、南京的风土人情、园林胜地；张祥河的《关陇舆中偶记编》叙述北京宣南诗社结社的始末；昭裢的《啸亭杂录》对朝政国事，耳熟能详，娓娓而谈，如数家珍，可当作康雍乾盛世的别史阅读，其中所谈的很重要历史情况是官书和正史难以见到的。
来新夏先生是史学大家，勤奋治学，见闻广博，识断精审。他写作此书，有长期的积累，平日读书，时有所得，笔录整理，已积稿成帙，不意十年浩劫中，投之祝融，悉遭焚毁，痛心饮恨，情难自己。但来先生壮志不灰，理念常青，深自激励，愈挫愈奋，重理故业，几乎从头做起，使我想起明清之际史学家谈迁稿件被窃，重新写作的故事，其执着追求之心志，令人感佩。“文革”以后，来先生的作品更加成熟、更加繁富，《清人笔记随录》即是其中的一种。他研究清人的笔记，大力考证其作者，详尽介绍其内容，精心甄别其版本，还有许多别具新见的评说议论，足以窥见作者的功力与识断。例如，李慈铭诋刘献廷的《广阳杂记》，“糅杂无序，大率浅谬”，来先生不以为然，为刘献廷辩护，称此书“识见甚新颖可喜，他的厚今求实之说是当时不可多得的高论”（见本书第156页）。而李慈铭为人狂傲怪僻，他所写《越缦堂日记》，读书甚广，多有新论，亦为人诟病，鲁迅先生即评其“做作”，而来新夏先生对李慈铭的《梦庵游赏小志》评价颇好，称其“文笔优美，清新细腻，可当游记美文读”（见本书第413页）。可见，他评论作品，能够分别对待、客观地做出评价判断，而不是人云亦云，一笔抹煞。他对上乘的笔记，评价甚高，如顾炎武《昌平山水记》“精于考证”；王庆云《石渠余记》“信而有征”；薛福成《庸庵笔记》“涉笔谨严”；方式济《龙沙纪略》为“舆地不可少之本”；李斗《扬州画舫录》“远胜他书”；姚莹《康鞘纪行》为“近代探求新知者”；刘玉书《常谈》“剖析事理，独具一格……不得以其无所知名而忽其论述”。寥寥几个字多能洞中肯綮，令人信服。
对于一些名人所写的名作，来新夏先生也不是盲目推崇，而是实事求是指出其缺点，如梁绍壬的《两般秋雨庵随笔》是清代畅销海内的著名笔记，读者甚众。来先生虽然也推重此书采择广博，雅善诗文，但批评它“格调不高，内容芜杂”（见本书第314页）；焦循是清代中叶著名学者，但所写笔记《忆书》也受到了来先生的批评，说其书帖部分“尚可资考证”，“其他各卷类多怪诞不经之事，或语涉因果报应，似不足以与焦氏著作之林”（见本书第273页）。又如高士奇的《天禄识余》也是一部著名的笔记，来先生评其掇拾前人牙慧，并无新见。
来新夏先生对笔记作者的考证，版本的介绍，钩沉索隐，甚见功力。如《阅世编》的作者叶梦珠，本不知其生卒年，来先生从《阅世篇》的《金伯固先生》一文中获知明崇祯七年（1634年）金伯固设塾于上海城南，叶梦珠前往就读，叶时年十四岁，因考见叶梦珠当生于明天启元年（1621年）。《阅世篇》中又记载了康熙三十年以后事，因推知叶梦珠活到十七世纪九十年代，享年七十多岁。又笔记《溃痈流毒》辑集有关鸦片战争之文献，本不知辑者为谁，书中有鹤间评语，或称鹤间居士，亦不知何许人。来先生在读道光后华亭王氏族谱时发现附有王清瑞《鹤间草堂主人自述苦状》，又从此文中见“余辑《溃痈流毒》一书，详载始末”及题诗内称“《溃痈流毒》谁所为，嗟尔载编空激切”，这才考定此书辑者是王清瑞。又查到王清瑞后改名王清亮，字慕筠，乾隆五十三年生，江苏青浦人，一生以游幕为业。由此可见，来新夏先生读书甚广，且细心用功， 故能触类旁通，找到解决疑难的佐证。
来新夏先生对书籍的版本流传也十分看重，许多笔记多寻根溯源，访查各种版本，如查慎行的《人海记》，咸丰年间，张士宽得其稿本“断烂丛杂”，张士宽为之校刊，认真精细。据张士宽说：“此书向未刊行”。但来新夏先生查找到道光《昭代丛书》壬集补编及沈氏世楷堂刊本等数种书籍，均在张士宽之前所刊，可见张氏之说不确。又如褚华的《沪城备考》，纠正上海县志之缺失，极为有用。该书在褚华生前并未刊刻，褚殁后，书归杨藻江家所有。至嘉庆时上海藏书家梅益征借得其原本，但已错乱缺失，且删改甚多。梅益征“细寻涂改之迹，融会参订，悉依原本足成之，得五门六卷。是《沪城备考》之成书，梅氏与有功焉”（见本书第351页）。但梅氏亦未能刻印此书，故叹曰：“噫！录之者尚有人，刻之者谁乎？”至光绪初，始由上海申报馆以活字本问世，但脱讹较多，未为善本。1935年上海通社又取旧家钞本，校其讹误，录其未刻，收入《上海掌故丛书》中，始得窥其书之全貌。由于来先生之求索考证，《沪城备考》之成书和传刻之曲折始末，方为世人所知。
清代笔记为研究清史极重要之资料，前辈谢国桢、张舜徽先生均有著作，创开辟蹊径之功。来新夏先生继谢、张之后尘，裒辑之广，用力之勤，心得之多，蔚为大观。
此书之后附《清人笔记中社会经济史料辑录》，广征博引，收集了许多重要史料，可供阅览引用，给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便利。总之，来新夏先生《清人笔记随录》一书不仅是清史研究者所必备，即使业余爱好，工作之暇，消遣翻阅，其中朝章国故、风土人情、奇人文士、隽语逸事，亦可以增长见识，以资谈助。是为序。
中国近现代笑话艺术的集大成者
■ 薛宝琨
张寿臣先生是我国近现代通俗文学的巨匠、笑话艺术的集大成者、中国相声史上里程碑式的杰出大师。说他是文学巨匠不仅由于在他一生的相声场子上，为我们创造了一系列市井生活的生动图画、丰富的各色人等的形像画廊，还因为他填补并继承了“五四”以来被“新文学”观念遮掩或淡化了的民间“说部”形式，而这始终是为“贩夫走卒”凡人俗子所钟爱或关注的，因为那里有他们的饮食男女和生活情趣。观近代现代一些文学史册，不无遗憾地发现，在激烈的“文学革命”后面，较少听到现代城市兴起后市民百姓的呼吸或呻吟声，它们惟独保留在堪人文学之林的通俗文艺，特别 是张寿臣当年表演的单口相声里。在这里有时代也有典型，有情感也有形像，喜剧性振发着传奇性，传奇性实现着喜剧性。如“八大棍儿”之《姚家井》等名篇直可做近现代话本小说读。
说他是笑话的集大成者则是从这一形式的历史流变考量。这本书里的许多小笑话还都原着着当初民间的揭露或讽刺意味，简单的“正—反—合”三段论式演绎着“铺—垫—抖”的包袱智巧，而这几乎成为我国叙事文学的情节过程。自宋代说话艺术兴盛以来，笑话就成为“说话”的一种色调——或作为活络传奇艺术的“书筋”动作为说书人“使砌”的手段，从而表现着国人乐观开朗的人生观及历史观。于是有由笑话走向书场的“砌话”催发着民族的喜剧艺术。“砌话”，说书场上说书人所使之“活”也，里边有作为垫话的“话头”，也有穿插其间“醒人脾胃”的穿插。诸如这本书里《三近视》对三种有眼疾人的夸饰就曾被收录在明代《永乐大典》“笑韵”里，我们从中可以玩味寿臣先生艺术的历史的渊薮：
昔有人眼不能远视，见门上有小
钉子，意谓是蝇，以手拂之被钉子挂
破，大懊恨日：“我道是蝇子，不知道它
原是黄蜂。”
昔有近视，见路傍石墓边有石人，
前去问之，先是有乌鸦立于石人头上，
见人来飞，其人问路于石人，石人不
声，其人日：“我问你路不说于我，你落
了头巾我亦不说于你。”
有人近视，入市采买，忽有一人把
鹅卖，其人以手摸着鹅嘴日：“我不要
买口，”卖者复以鹅后示之，其人以手
摸之日：“我不买棉。”不觉鹅粪溅其
面，其人日：买不买在我，岂得便溅我
面！”以袖拭之日：“这厮口臭，如何与
他商量买卖！”（日本浅草文库《集南北诨砌笑海丛珠》）
显然，它们还不止是故事或细节的类似，而是对中国文化精神和情感方式的继承，张先生许多对掩丑溢美、以丑为美的笑话的演绎，都擅扬了我们民族务实求正的批判理念。
把单口相声说成是笑话一点也不错。它与对口并非同一源头。那种你争我辩咸淡见义的相声，包袱主要来自科诨和语言趣味，来自对话和争辩方式。它们与先秦的俳优、唐宋的参军戏、滑稽戏自成一脉。而单口则主要靠故事和叙述方式，靠说书人人内出外鞭辟入里的揭露及刻画取胜。话者故事也，这地道的叙事艺术自与（小）笑话一（中）砌话一（大）笑话（单口）形成一路。
张寿臣是相声成熟时期平民意识的代表人物，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一代大师。可以说笑话或单口相声到了他这一代、经他扬弃整理或加工才成为文本渐渐稳定、富于个性情采、贴近世俗生活、具有批判精神的文学经典名篇，并同时成为艺术商品，在相声场子为观众饕餮享受经久不衰。张寿臣在相声舞台从艺时间很长，历尽历史沧桑。在相声从“技”到“艺”的转变过程，他首先把世态炎凉人生际遇溶人他的笑话，把“语戏”引导向世情，把偶然性情节赋予必然性逻辑，如《五人义》《杨林标》《巧嘴媒婆》《三怪婿》诸篇，使喜剧背后映衬出悲剧的底色。他的思通深沉眼光犀利，艺术表现深蓄简出，厚积薄发，多注目畸形社会的变态生活——变态的社会心理、变态的行为方式、变态的人际关系及思维取向。《小神仙》算命先生发迹变泰的背后，是人们朝不顾夕对命运前途的焦虑。网结式的结构方式几乎覆盖着整个城市底层。《化蜡扦》阐释若金钱孝子的虚伪，记录着封建关系解体和资本观念的孱弱。是闹剧也是悲剧。《贼说话》以简约的线条勾勒出“可怜大地 鱼虾尽”的尴尬世态，贼反被偷的结局概括着悖理后边的凄凉无奈。理性升华着情感也同时制约着偏激情绪。他的讽刺并不棒打一片，而是很有分寸。准确地剖析着一切丑物的形成根源，并不一般地追究个人责任。他似乎特别憎恶虚伪和自私，对于愚蠢和麻木以及统治者强加给人们的精神枷锁如吹牛撒谎的作风，颟顸僵硬的行为等等，他总是通过嘲笑善意的规劝。即便从一般民间笑话改编的小段，他也要与现实生活紧密联系，揭示出因袭着的国民劣性。在《属牛》《二十四孝》《携琴访友》里依然可以看到当今生活的云影水痕。可谓“寄奇趣于前朝，发感慨于当代”，既是那个社会的俗人又是那一世纪的超人。
张寿臣和他的笑话已乘黄鹤而去，他的单口相声也近绝响。但作为幽默文学却始终不可泯灭。它们的文学价值必将超越其愉悦功能，滋润着后人的心田，并终有一朝培育出新的喜剧幼苗。
此情可待成追忆
■ 朱向泓
人生奇妙。冷暖无常。倘有三五知已，咫尺天涯，灵犀相通，当为平生快事。而黄公甚幸，知己者不止三五。
黄公谁人？兼容并包的杂家黄宗江先生。性情中人，多半辈子的时间置身于民间官方天堂庙堂地狱炼狱的交叉地带，进进出出，见怪不怪，热眼向阳，笑口常开；大讲人性、个性，也没敢忘了阶级性，兼具书生意气、战士情怀、才子并顽童作风。因而在旧雨新朋之中颇有惺惺相惜者，彼此或拔刀于危难，或相忘于江湖，留下不少一唱三叹复又一波三折的悲喜故事。
而今眼看要晋身耄耋，黄先生是真的老了。回首前尘影事，环顾左右周遭，心中不啻是百感交集。幸而有“人生知己”能将无端感慨系之并永久存焉。书虽不厚，却把那一些怅惘、愤懑、疑惑、无奈和欣慰水到渠成地糅合在一起，格外生出一种文章境界。字里行间分明可见波诡云谲，春秋疾驶；说不完的沧桑交替，道不尽的人事荣枯。也就有了那么一群别样的人物。他们跨越天上人间、阴阳两界，招之即来，却挥之不去，不去。
黄先生虽说串行串派，还被称为“多元化灵兽”，但他终究是有师傅的。他追随的是理想主义、人道主义和现实主义。风风雨雨之后，还要在前头加上定语“马克思主义的”。此非戏言俗套，有几代人的教训在里头呢，是不能省略的。黄先生以人为本，以真为先，以天地造化为友，知人论事常能另 辟蹊径，别具只眼。对于他的人生知己也是如此。他不求其全，但求其真；不求其精确，但求能传神，凝生活于大真实，泼笔墨于大写意，将那真面孔、真性情、真风骨跃然纸上。
那多是些文坛、剧坛、影坛中人，绝大部分怀里头揣着新旧社会两本儿生活史。遥想他们当年，意气何其风发！形神倜傥俊逸，个性蓬勃昭彰，均有一时之名。就算搁在人生这个舞台上，也都是些角儿：有的台上生辉台下落寞，有的台上拘泥台下活络，也有台上台下戏里戏外分不开档儿的。都曾真正年轻过，爱过和恨过，终于知道什么是满目疮痍、百废俱兴、欣欣向荣，也知道什么叫倒去颠来、忽左忽右、忽阴忽晴。这些人，大节可圈可点，小节枝枝蔓蔓，都不圆满，但都是真人，有自个儿的血肉和灵魂。他们之间最大的共同点，就是皈依理想，忠于信仰，愿意呼吸民主和谐之空气，执着于人生和艺术的极至。俱往矣，似那般风流人物，如今已化蝶而去或是沉冤九泉，成鬼成仙了。也还有幸存并健在者，正如老牛奋蹄，与来日无多的岁月辗转拼搏着……
黄先生的一枝笔，在盐水、碱水、蒸馏水里浸泡多时，已悄然又粲然地生出了花，从而使他的文字世界别有一方天地挥洒。昔人袁宏道云：“文章新奇，无定格式，只要发人所不能发，句法、调法，一一从自己胸中流出，此真新奇也。”又云：“其间有佳处，亦有疵处，佳处自不必言，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