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4年第03期-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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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习惯了陌生，我们就已经意识不到我们的在场，成为不在场的旁观者，如同置身于电视机旁。而那遥远的罪恶，就潜藏在我们身边的陌生之中。
北京天桥杂忆
■ 王学泰
小时候家住西河沿，1949年搬家至菜市口以南的米市胡同南口。从和平门一带搬到这里居住仿佛下乡一样。学校也转到城隍庙街小学，从城隍庙街再往东走就是“四面钟”（现已经拆掉，其位置就在友谊医院南面），过了四面钟就进入了天桥的范围了。自五十年代以来天桥市场核心只是东、西两个市场了（五十年代以前其范围要大得多）。西面是“三角市场”，东面就是四九年以前所说的“公平市场”，现在天乐剧场的北面一带。四面钟距离在它西南面的三角市场还有一里左右，过了四面钟就有零零星星的卦摊和其它小摊了，稀稀落落的生意人和偶而驻足的行人使得这块本来荒野的地方有了些市场的氛围。
一、便宜
如果从雅的视角来说，按照历代的惯例，天桥应该称作朱雀桥。自南朝以来京师南北中轴大街都叫朱雀大街，这条南北大街由京师的南大门到皇城的北大门之间都有座桥，称为朱雀桥。刘禹锡的《乌衣巷》中的“朱雀桥边野草花”就是指这座桥。这条笔直的大街，按那个时代的人们来看就应叫“天街”，因为它能直达天子脚下。
如果从俗的方面讲，它是下层社会民众消费和娱乐的地方。自从清中叶以来，由于地近南郊，进城的人们大多由此经过，也因为在天桥附近有些庙会，于是天桥的两侧市场交易逐渐繁荣起来，当时这里又有空地（五十年代以前北京城内人口稀少，城中还有不少地块是种庄稼的，特别是外城的南端与东西两端）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些市场。由于光顾这里的大多是穷人，所以卖的东西多是低档的，或是二手货，所以这里的买卖和消费都是便宜的。天桥由形成到1957年关闭大约有近二百年的历史。 王学泰 小时候家住西河沿，1949年搬家至菜市口以南的米市胡同南口。从和平门一带搬到这里居住仿佛下乡一样。学校也转到城隍庙街小学，从城隍庙街再往东走就是“四面钟”（现已经拆掉，其位置就在友谊医院南面），过了四面钟就进入了天桥的范围了。自五十年代以来天桥市场核心只是东、西两个市场了（五十年代以前其范围要大得多）。西面是“三角市场”，东面就是四九年以前所说的“公平市场”，现在天乐剧场的北面一带。四面钟距离在它西南面的三角市场还有一里左右，过了四面钟就有零零星星的卦摊和其它小摊了，稀稀落落的生意人和偶而驻足的行人使得这块本来荒野的地方有了些市场的氛围。
一、便宜
如果从雅的视角来说，按照历代的惯例，天桥应该称作朱雀桥。自南朝以来京师南北中轴大街都叫朱雀大街，这条南北大街由京师的南大门到皇城的北大门之间都有座桥，称为朱雀桥。刘禹锡的《乌衣巷》中的“朱雀桥边野草花”就是指这座桥。这条笔直的大街，按那个时代的人们来看就应叫“天街”，因为它能直达天子脚下。
如果从俗的方面讲，它是下层社会民众消费和娱乐的地方。自从清中叶以来，由于地近南郊，进城的人们大多由此经过，也因为在天桥附近有些庙会，于是天桥的两侧市场交易逐渐繁荣起来，当时这里又有空地（五十年代以前北京城内人口稀少，城中还有不少地块是种庄稼的，特别是外城的南端与东西两端）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些市场。由于光顾这里的大多是穷人，所以卖的东西多是低档的，或是二手货，所以这里的买卖和消费都是便宜的。天桥由形成到1957年关闭大约有近二百年的历史。
在老北京看来天桥是藏污纳垢之地，妇女儿童不宜，稍正经的一些人也不往这里跑。但自解放以来，这种情况有了很大改变，天桥镇压了一些地痞流氓和恶霸、淘汰了一些污秽，小孩和妇女也能到这里来走走了。对于十来岁的孩子来说，天桥是我们看热闹、玩耍和开心智的地方。小孩到了天桥主要是吃、玩二字。这里的“吃”和“玩”都比其他地方便宜的多。比如天桥最高档的食品是炸黄花鱼，卖这道食品的大多是小饭馆，半斤多的黄花鱼，裹上面糊，炸得焦黄，刚出锅的，你要买的话，再从锃光瓦亮的大铜锅中摧一勺卤给你浇在刚出锅的鱼上，发出滋滋的响声和香气，只要一千元 （币制改革后的一毛钱），其他的荤腥如爆肚杂碎之类只几百元而已。至于穷人和小孩子爱吃而又易于填饱肚子的炸油箅子 （类似油饼，但它是有香油炸的，比油饼大而且厚，卖的时候，用刀切开按分量卖），一斤两千四百元，一个人绝对吃不了一斤。小孩爱吃的粽子糖，小贩是一边做、一边唱、一边卖。唱的内容就是他的糖在熬制过程中羼了多少味药，如何能消食化水，止咳平喘等等。可是价格也是一百元数块。一锅糖下来也就卖个五六千元。他们自我解嘲说这是赔本赚吆喝。
听玩艺儿也便宜（老北京把一切演出都称之为“玩艺儿”），露天演出可以不给钱，特别是小孩。即使给钱，一场下来不过给一二百元（一二分钱）而已。如果要给五百元或一千元，艺人就要向你特别致谢。像我这样小孩往往是在场子外一站，看艺人演出一分不花。有一次在一个场子听相声，听完一场，给钱的不多，恰巧我衣兜有二百元，就扔到艺人打钱的小笸箩里。艺人很高兴，非要把我让进场子里，坐在板凳上。我很尴尬，因为从来我都是站在场子外看的。就是到天乐戏院看正经的大戏（京剧），开了场以后进去才五百元一个人。那里挂头牌的老生是被戏称为“天桥马连良”的梁益鸣（后来梁益鸣真的在政府安排下拜马连良为师了）。天桥有三家电影院，五百元一张票，还是“循环开演”（有精力的可以在里面坐上一天）。白杨演的《一江春水向东流》我就是在这里的中华影院看的。
这儿也有卖书的，主要是流行于下层社会的小说唱本之类。三角市场一进门的右侧就是卖书的，以唱本为多，这类书的封面大多花花绿绿，像年画那样的色彩与图画印在书的封面上。这些书的纸大多很次，质量类似豆纸（一种土卫生纸），只是较豆纸稍白一些，这些唱本名目为《闹花灯》《薛仁贵征东》《薛刚反唐》《秦英征西》《十二寡妇征西》《陆文龙扫北》等等，多是把一些大书，如《说唐》《杨家将》《精忠说岳》等分割成为小的段落，以说唱形式表现出来，印成书供说唱艺人参考，其读者对象也多为认识几个字的学徒工、小市民等，价格也很便宜，每本在五百元到一千元之间。 不仅吃玩便宜，就连算卦都便宜。1957年我初中毕业，那年高中紧缩，录取率很低，有些地方还出现学生闹事（如汉阳中学事件）。有个一同住校的同学担心考不上，让我陪他去算卦。一个星期天，我就把他带到了天桥。在一个卦摊前，那位“小神仙”，翻着白眼看了我们半天，然后从嘴里蹦出两个字“一毛”（当时已经币制改革了，一毛钱相当以前的一千元）。当他收了一毛之后，嘴里咕噜了半天，这些我都记不得了，但他说了一句真理，直到现在还记得：“你好好用功就考得上。”
二、成功与不成功的艺人
天桥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拉洋片的筱金牙、唱西河大鼓的刘田利、说评书的赵某、砸石头的老者和东西两个市场中的相声场子。他们有成功的也有不成功的，但都 使我难忘。“洋片”又称“西洋镜”，人们坐在镜箱的凸透镜前看被放大的图片；艺人站在镜箱的左上方演唱，介绍画片的内容。乐器只有一个扁鼓、一个小锣，一副镲，这三样打击乐器被固定在一个架子上，用一根细绳操纵，艺人拉动这根细绳，三件乐器皆响。我没有看过筱金牙的“洋片”，但常听他的唱，他演唱时面部的滑稽表情使我历五十年而不忘。彼金牙当时四五十岁，光头，面部团团，一副无锡大阿福的长相。夏天是一身白纺绸的中式裤褂，显得干净而利落。他站的只是一个凳子，但却使人感到他是站在大舞台上，踌躇满志，微笑着接待每一个看洋片的和听他演唱的人，没有一点寒酸气。不管是谁，只要你在这里驻足片刻，就会感受到筱金牙对你报以的微笑。这个笑容是永远的，不论你什么时候来，不管他的生意好还是不好。他永远那样开心。他没有某些天桥艺人的污言秽语和损人挖苦人 （这套语言很巧妙，甚至可以说发展得很“艺术”）那一套。他唱的调子类似莲花落，唱完四句就有一个“嗨——”的拖腔。每当唱到这里，筱金牙脸上所有大大小小的皱纹都集中在面部的中心，仿佛是包子的小褶聚集的中心，然后这些皱纹慢慢地舒展开来，展现出一副孩子般滑稽的笑容，并露出亮晃晃的两颗金牙，真是富于感染力。不知道筱金牙一天能挣多少钱，但在我眼中，他是天桥的成功的艺人。只要到天桥，我从不忘记到筱金牙的场子走走。
说评书的赵某是我眼中不成功的艺人。他并非是筱金牙的反面，许多方面他与筱金牙一样。他同样干净利落，同样谦虚敬业，同样没有污言秽语；他的不成功可能与他不是行内人有关。天桥的黄金营业时间是下午两点到五点，而这位赵某只能在早上九点到下午两点以前开书营业。暑假某天上午，我在天桥赵某说书的场子，看他正在码板凳、扫地，为开书作准备，人们也慢慢聚拢来。他开始说《永庆升平》了，他似乎就会这一套书，从没有听到过他说别的。而且就这套书也只会说一小段，即从康熙微服私访到张广泰回家那一段，说完后翻回来再从头说起（这也是他非行内人的证据之一）。这使观众从内心产生一种对他的轻视，人们只是无聊的时候才走到他这里来，别的场子开了，听众就会逐渐散去。如果他在黄金时间说评书，恐怕不会有什么人听。从收入看，他的收入也不一定少。他就一个表演，平均二十分钟一段，每段一打钱。每次能挣三四千元。上午能说十二三段，收入四五万元。交了百分之三十的场地费，还剩三四万元。当时，这是一笔不少的收入。然而，在我眼中他仍然只是位混饭吃的艺人。
像赵某这样还是属于能够混上碗饭吃的，另外也有许多混不上饭吃的。艺人们把撂地摆摊挣钱，称为“平地抠饼”。真能从这块“地”上抠出“饼”来是不容易的。我们从难以挣到饭吃的艺人身上感到人生的艰辛。例如我在前面提到的砸石头的老者，我多次看到他都是在下午五点以后，在三角市场的西面一个黄雀叼卦的摊位上（“黄雀叼卦”是一种算卦的方法，靠黄雀从装有卦签的小箱中叼出卦签以定吉凶）。算卦一般到四五点钟就收摊了，老者插了这个空档。黄雀叼卦占不了多大位置，也就相当正常演出场地的四分之一。砸石头按照现在通行的说法叫硬气功，老者蹲在地上拿着两块石头反复敲着，石头相击发出清脆的响声，用以说明石头没有用醋泡过，完全是真石头。老者拙于语言，这是他失败的根本。在天桥，不管你是干什么的，要把钱从人家的兜里掏出来装到自己的兜里，第一就是靠“说”，所谓“巾皮彩挂，全凭说话”就是这个意思。不仅艺人、买卖人是这样，连弹压地面、维持秩序的警察也比别处的警察能 说，否则镇不住。而这位老者只是向人们显示他的真功夫，一块一块地砸开地上码着的石头，而很少说话。只见他两只手掌的下部结着粗糙的老茧，皮很厚，还有些开裂。秋冬之际，五点钟天已黄昏，在瑟瑟的秋风中，他赤着膊，破棉袄扔在一旁，低着头开石头，汗珠与口水珠被冷空气凝结在他杂乱的胡须上。我觉得连驻足流连的人都不多，给钱的有多少则可以想见。
三、两个相声场子
天桥有两个说相声的场子。在东面的公平市场一个；西面三角市场一个。公平市场的相声场子南面是彼金牙的拉洋片，东面是宝三的摔跤的场子。这三个场子都很叫座，相声场子则更火，常常被围得密不透风。这里说的大多是传统的段子，我的关于传统相声的知识大多是在那里获得的。像《夸住宅》《倭瓜镖》《八扇屏》《扒马褂》《开粥厂》《小神仙》《黄鹤楼》《汾河湾》《地理图》《报菜名》《八大改行》《绕口令》《猜谜语》等都是在这里听的。这里的相声演员一般较老，用我当时的眼光来看，他们以四十岁以上者居多。有些演员在那时的相声界中很有名了，如高德明是三四十年代就已经出名的演员，又如佟大方在解放前后与杜三宝在广播电台演播对口相声也很有听众（其间所插播的广告是“骆驼牌爱尔染色”，至今我还记得很清楚），孙宝才（他也长在这里演双簧）、汤瞎子（主要是口技）、罗荣寿、高凤山（擅长数来宝）都是有一定知名度的演员，他们穿的也讲究一些。还有一些不太知名的年龄较轻的演员，如1957年后转业，八十年代又重返舞台的如胡某、爱（可能是满洲人，读作“阿”的去声）某等。这些撂地说相声的表演方式与现在舞台上不同，他们不是站着说，而是坐着说。有时说对口相声的两位演员坐在一个简陋的白茬儿木桌子（不上漆，北京的小饭馆爱用的桌子）的两边，有时两人坐在场子竖向的两端，你一言我一语，说对口相声。佟大方有时也说单口相声，如说《君臣斗》（乾隆皇帝与刘罗锅斗法）之类。1957年天桥关闭以后，这个场子的演员大多去了北京曲艺团。
上初中以后，我去过几次三角市场的相声场子。1954年的秋天我考上北京师大附中，同学中有位叫郑继宗的，家住天桥，经常给我讲天桥的故事。如天桥的恶霸“四霸天”作恶和被镇压的故事。有一天，他带着孝来上学了，对我说，他的父亲突然去世了，以后家里就要靠他了。后来郑继宗为了早些参加工作减少家里的家庭负担，考上了警察学校，我们便分手了。郑继宗曾经约我到他家去玩，我到三角市场的相声场子听相声就是从郑继宗家去的。郑的父亲是天桥卖药的，卖虫子药、眼药之类。天桥这样的摊贩很多。那时北京的下层社会的穷苦人，有病一般不去医院（不仅是医院费用高，也因为没有这种习惯，现在北京人有病就去医院是解放后公费医疗制度养成的习惯），而是到药铺或药摊买点药对付。郑继宗的父亲长期在天桥卖药，自然就在这里买了一块地皮摆摊，面积大约有四五十平米。他去世了这块地空了下来，郑的母亲就把它租给了说相声的。租金是收入的二八开。也就是说，相声场子一天挣了十元，就有郑家二元。平时相声演员就在郑家歇息，老太太给他们烧烧水，热热饭。郑家住的房子也不大，就三间小北房，还是一间屋子半间炕。那些演员横七竖八地歪在炕上，喝茶聊天。这些演员多是青年演员，还有两位女演员。一位是六十年代在宜武曲艺团演出的回婉华，一位是与丈夫说对口快板的刘某。刘某大约是这个演出班子里最年轻的，可能年龄不到二十岁，娇小玲珑，长得也很漂亮。虽然我那时很小，但也为她干的行当惋惜。这对夫妻是从沈阳来的（那时还是江 湖艺人，经常奔波于各地），只是搭场子在这里演出。这个相声场子有些反映新生活的节目，但都不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