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4年第03期-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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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人是公然信奉自私哲学和个人主义的。那么，我们又怎么解释他们的爱国热忱和牺牲精神呢？道理很简单：个人和国家是互动关系。个人爱国家，国家也爱个人。美国的墓园文化也为这种互爱提供了明证。我刚到墓园散步时，见到有的墓碑前插着国旗或插着一面圆形的小铜牌，并未特别注意。直到走访韦伯斯特时，看到他的墓碑前也有小国旗和圆形铜牌，细看铜牌上的图像和文字，才知道这是一种荣誉，是国家表彰他的军功。铜牌上端为州名：CON…　NECTICUT（康涅狄格），下端为1775…　1783，中间为一手持长枪的军人，两边共有十三颗五角星。美国的独立战争已过去了二百多年，而这面小国旗很鲜艳，大概有人定期更换。十三颗星代表1781~1789年间的十三州邦联。谢尔曼是1775年爆发的独立战争的领导者之一，他碑前的那面国旗更为鲜艳，无疑更换不久。国旗插在铜牌中。铜牌为一马尔他十字，绕以圆圈。十字下端的文字为1775，左端为A，上端为S，右端为R，中间为一执长枪军人。2003年7月4日，我在耶鲁大学斯特林图书馆门前，遇见一支由十几个人组成的很奇怪的队伍，迈着不算整齐的步伐，在单调的战鼓声中向中心草地挺进。队伍中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扛着旧式长枪，头戴旧式军帽，身着十八世纪的军装，与墓园小铜牌上的军人一模一样。原来这天是美国独立纪念日，是他们的国庆节。这支小队伍显然不是官方组织的。自发上街游行，表达的是自发的爱国热忱，谁能说美国人不爱国呢！
　　从墓园的小国旗、小铜牌，使我联想起　华盛顿D．C．的越战墙、韩战碑。2000年8月我在参观这“墙”与“碑”时，心里很不是滋味。现在，暂把这两场战争的性质和中国人所付出的巨大牺牲搁置不论。单看美国政府、美国社会如何对待为国捐躯的阵亡将士，稍加比较，能无愧疚！死者在天，又有何感？一个社会如果得了集体遗忘症，它的凝聚力从何而来？死者并未长已矣。死者不只是过去的一部分，也是现在的一部分，还是将来的一部分。轻视死者，无异于轻视生者；死者不能升天，生者将入地狱；灵魂无所依归，社会将分崩离析。
　　园林街墓园的石碑已历经漫长的风风雨雨，有的文字虽已剥蚀，但都精神抖擞，毫无荒败颓废之象。在数以万计的墓碑中，我只发现一块古碑僵仆在地，且已断裂，行将没入泥土。大概墓主已没有后代，或后代已远迁他乡。我为这些墓碑庆幸，没有牛羊来践踏，也没有什么“兵”来破“四旧”。要倒也倒在原地，即使爬不起来了，也不至于被发配去垫猪圈，去修水库，去搭桥修路，去做农妇的洗衣石，去当茅坑的垫脚板。一个现代化的文明城市，墓园应列入建设规划之中，墓园应当园林化，墓碑应当受到法律保护。不要再做愧对死者的蠢事了！
　　呜呼！“哪里有坟墓，哪里就有新生。”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在人生观提供者大转换的时代：反省快乐　　批判消费
■　　郑也夫
　　我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开始做社会学研究，迄今为止我的主要工作是批判计划经济以及和计划经济相关联的政治文化、社会结构。今天的演讲是个标志，标志我的研究的转向，我将自己批判的矛头指向了资本主义。这不是说我主张回到计划经济的时代，而是因为我看到了我生活的社会中发生的巨大变化。另一方面，我不相信有完美的制度。西方有一句谚语：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计划经济让人们吃不上饭，资本主义则鼓励人们撑破肚皮，没有一种制度是完美的。我本人的性格又决定了我永远是一个边缘人，我的批判立场也就注定了。而面对社会的巨变，我的研究和批判的对象自然也要随之转换。我的演讲分为四个部分。
　　一、人生观及其提供者的大转换
　　我们生活的目标，简而言之我们的人生观，是谁提供的。无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政治家都曾经是人生观的权威制定者。尽管西方有一点小小的不同，就是宗教的权威一直在与政治权威分庭抗礼，和政治家争夺人生观的话语权。这不是我们今天的话题。我们今天主要谈论的是，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政治家们在近现代都先后从为人们提供人生观的这种角色中淡出。这首先发生在西方，接着也降临在东方。在西方这是表露无疑的。西方的学者们发问：在今天的西方世界谁是意识形态的首领？他们回答说：不是政治家，不是记者；在今天的西方世界中没有第二个意识形态，只有一个意识形态，就是消费；这种人生观的最大鼓吹者和提供者是商人，不是政治家。
　　与西方的鲜明变化相对应，发生在东方世界中的变换是潜移默化的。我以为这变换的端倪出现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叶。在第四届人大上，周恩来总理提出了他的政治遗嘱，即“四个现代化”。它代表了中国一些高层政治家的语码转换，将重心从阶级斗争、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解放全人类，转移到生产上。最终落实到一个口号“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上面。周恩来的这份政治遗嘱给自己带来了极大的声誉，也为日后邓小平大刀阔斧的改革做了铺垫。这一转向是全国人民高兴看到的、热烈欢迎的。但是令这一思想的提出者始料不及的是——他举起的是一把双刃剑。其一边刺向的是背离人心的政治乌托邦，但是这把剑还有它的另一面，那就是因为采取了务实主义、实用主义、物质主义的立场，因此也为自己的淡出埋下了伏笔。毕竟，他们是因为一种政治理想主义而登上历史舞台的。要鼓吹物质吗，要讲生产和生活吗？那么对不起，有比你们更胜任的角色。他们是谁？商人。要政治家来鼓吹物质主义，鼓吹好生活，只能是大而化之。只有商人才可以具体而微、活灵活现地展示好生活。他们可　以告诉你吃什么、喝什么、住什么房子、开什么车子，告诉你“人头马一开，好事自然来”。所以说，如果把好生活作为人生观来鼓吹的话，商人必将成为这话语的垄断者。
　　以上所说，是政治家从鼓吹人生观的角色中淡出、并被商人取代的浅层原因。这下面还有一个深层原因，就是这个世界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发生了一个从古至今整个一部人类进化史上都不曾发生过的变化。李鸿章在十九世纪中叶说：我们遭遇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套用这个句式，我们可以说，人类眼下遭遇的是二百万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变化首先发生在北部世界，接着也开始降临在南部世界。什么变化？就是温饱大体解决了，温饱在北方的世界已经基本解决，在南部世界也开始解决。这事说得很轻松，但却是前所未有。从上个世纪中叶往前推，全部的人类历史都是残酷的生存竞争，为生存而挣扎。人类各个民族曾经提出过的所有的主导人生观，都是建立在这部历史这样的一个基调之上的：生存是严酷的。每一个民族曾经缔造出的每一种人生观都在折射出他们的生存状况。我们看一看中国古代的先哲提出的人生观。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范仲淹说，“先天下之忧而忧”。俗话说，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这一句句都离不开劳、苦、忧患。社会中不是还有一些贵族吗？这些贵族不是置身于苦难之外吗？不是养尊处优吗？但是这些贵族毕竟也笼罩在大的社会背景之下。这大的社会背景是什么？就是人类陷入生存挣扎之中，一种严酷的生存挣扎。少数的贵族不能豁免于这样的氛围，不能置身在这氛围之外，所以每个社会拿出来的统统是这样的人生观。
　　现在这样的基础不存在了，生活不再那么艰苦了，温饱解决了。那么与之相对应，你还能拿过去的那种人生观来教育众生们吗？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为什么要艰难困苦呢？新生代们从一出生起活得就不艰难。西方的一个大文豪萧伯纳说过这么样一句非常耐人琢磨的话：人的最大不幸是基本需求得不到满足（温饱解决不了，太不幸了），人的第二大不幸，是基本需求这么容易就解决了。当温饱猛然解决了的时候，你会忽然觉得空落落的，你会不知所措。这种不知所措，这种温饱解决后带来的空虚，曾经先降临在少数人的头上，导致一些人腐败堕落，但无伤大体，因为只是少数人。而现在的事情不是发生在少数人身上，是人类几百万年来头一次温饱大致解决了。我们以往建立在温饱未解决之上的价值观、人生观是不是将被卷地毯、掀桌子？我以为这是这种人生观的提出者面临最严酷挑战的深层原因。
　　怎样填补生活意义的真空成了一大问题。两股力量在力争填补这个空白。一股力量就是商人，我们前面已经说到了，商人们一方面在推动消费，另一方面在营造以消费为核心的人生观。但是后一种工作，光靠商人是不行的，商人只能够去促销。后一个工作还需要理论家来出场，要有和商人的活动相配合的理论家来出场，这就是提出了快乐哲学的理论家们。
　　二、快乐哲学批判
　　什么是快乐哲学？快乐哲学的核心是：人活着的——每个人基本无例外——主要动机是追求快乐。这个学说的第二项内容是讨论如何去追求快乐。在探讨如何去追求快乐的时候，我和有些经济学家享有共识，他们是经济学家中的少数派，他们认为不是有钱就一定快乐，不是一切经济举措都可以给我们带来快乐。但是即使是这样的少数派们，大多也还是认为大前提是不容置疑的，就是人活着都是为了追求快乐。　在这点上我们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更准确的说，我认为，人生就是追求快乐的命题不是自明之理。自明之理是不用证明的，只要脑筋没有问题的神志清醒的人就不会产生疑问。那么我没毛病，却对此有疑问，应该说明这不是自明之理。没证明就视为自明之理，这叫什么逻辑？什么东西可以证明人活着就是追求快乐呢？人类所享有最大的三大思想资源，统统不支持这个论断。
　　第一大资源就是人类的宗教遗产，那是最古老的思想资源了，应该说曾经是覆盖面最大的思想资源。它们统统地不支持这个命题——人生就是追求快乐的。
　　第二大思想资源——传统道德。各个民族的传统道德没有公然鼓吹人活着就是追求快乐的。关于中国的传统道德我们前面已经讲到一点，显然不支持人活着就是追求快乐的。
　　我们所享有的第三大思想资源是什么？是进化论的思想。进化论阐述了生命的进化，人类的产生。但是遗憾的是，这样一个最有解释力的近代思潮，也不支持人生就是追求快乐的说法。达尔文进化论的思想，一言以蔽之，就是适者生存。什么叫适者？适者的行为应该有利于它自己的生存和繁衍；行为不利于生存繁衍的将被淘汰。而如果一个物种，或者其中一些成员，过度地沉溺在快乐追求当中，很有可能不利于它的生存和繁衍，乃至很可能被淘汰出局。当代生物科学家曾经做过这样一个小实验，结果可以佐证，不能将追求快乐作为一个物种的主要生活目标，那样将带来很大的灾难。他们在一个老鼠面前放了三个金属柄，将一束电流通向老鼠的大脑当中脑下丘这个部位。老鼠的智力是很高的，经过训练就能明白这三个金属柄的用途。老鼠接触第一个金属柄，就会出来食物；接触第二个金属柄就会出来饮料；接触第三个，电流就击中它大脑的脑下丘的这个部位，使它产生一种非常的快感。其结果怎么样呢？这个老鼠不停地触摸这个产生快感的柄，不吃不喝，最后饿死了。这个例子应该非常雄辩地说明如果过度地追求快乐，将使物种怎么样。这是人造的一个环境，在自然的进化过程当中，任何自然环境中物种的行为模式都不会走到这一步，走到这一步是违反进化规律的，进化规律要淘汰不适合生存的，所以进化的结果不会产生这种品性。就是说，不会有哪个物种执著地只追求快乐，以此为生活的目标。我并不认为我完成了这个论述：人活着不是一味追求快乐。最起码保守地说，你说人活着就是追求快乐，你要去证明，你可别把它当作前提。
　　快乐哲学的祖师爷边沁曾经给出一个“简单快乐清单”，一共十四种快乐。随便一看就会发现，其中的内容是有冲突的。比如，边沁说有“感官的快乐”，有“财富的快乐”，但是接着又说还有“情感的快乐”，还有“声誉的快乐”。感官的快乐、财富的快乐很好理解。那么追求声誉，一个战士的荣誉，一个热爱祖国的公民的荣誉，为了这两个荣誉有时你要牺牲你的感官的快乐，乃至你的生命。你要说前面是快乐，就不能说后面也是快乐，你要说后面是快乐，就不能说前面也是快乐。因为这两者有时候是冲突的。要么是这个快乐哲学忽视了人生的丰富和复杂，要么是把丰富和复杂的生活给简化了，把不同品质的东西搅合在一起，贴上一个快乐的标签。这是说不过去的，这是荒诞！
　　大家知道，搞科学的人都喜欢把自己的命题建立在一个非常小的支点上，使其理论具有非常简洁的风格。几何学就是这样的科学。大家都希望用一条基本原理就可以解释很多很多东西。用三条原理，这理论就不够漂亮了。但问题是你那个理论倒　是很干净和漂亮，可惜它背离了现实。快乐哲学就是这样一种理论。
　　我认为人活着不是仅仅追求快乐的，这种说法过于简单地看待人生了，人生不是这样的。从我们直接的人生经验上看，很多人牺牲了自己的快乐，为了他人、为了团体、为了祖国去献身，他们知道这是极大地破坏了自己感官的快乐。牺牲自己没有痛苦感吗，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认为用这样一个支点来解释人生是荒诞的，是小看了人生，简化了人生。我认为人生不是一种追求，是三种追求。
　　哪三种追求呢？舒适，刺激，牛X。
　　舒适也就是感官的追求，特别是温饱的解决。温饱曾经是不容易得到的东西，所以曾经是人类最大的问题。
　　第二种追求是刺激。刺激在近现代日益成为人们主要的追求，为什么？这正跟前一种追求相辅相成。当生存非常严酷的时候，刺激就包含在其中，生存本身就有无数的刺激。我们设想一下狩猎时代，在座的男士要和我一起去打猎，这是一件何等刺激的事情，当我们承受了这种刺激之余，我们还需要去找小刺激吗？够了，足够了，回去就别再刺激了，回去该享受安全和舒适了。那个时代——前现代——生存压力太大了，刺激寓于生存当中。与之正相反，因为现当代温饱解决了，生存当中的刺激小了，所以这种需求就提升了。生物学家为人的大脑提出了一个指标叫做唤醒值，也就是兴奋度。这个指标最好处在一定的位置上，就是说人不能太不兴奋，太不兴奋是一种不好的精神状态，也不能太兴奋，太兴奋了承受不了。这就叫做唤醒值，唤醒值不能太低。在一些动物里边，唤醒值天然就比较高，为什么比较高呢？举个简单的例子，晚上睡觉的时候，没有一个四面的围墙把它们很好地保护住，它们睡觉的时候就必须半睡半醒，一有风吹草动随时起来，也就是说，自己为自己守夜，一方面睡觉休息，另一方面还要有一部分神经保持着兴奋。这样，动物始终保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