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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章

简明西夏史-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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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上有如下明显特点:
第一,持续时间较长。这次战争首尾23 年(1205 年——1227 年)。
蒙古灭金首尾23 年,灭宋46 年。也就是说持续的时间虽然比不上宋,
但与金持续的时间却完全一样。其持续的时间之所以较长,首先与西夏
① 拉施特主编:《史集》第1 卷,第2 分册,第318 页。
① 《西夏书事》卷42。
② 《西夏纪》卷28。
经过100 多年的发展,具有比较雄厚的经济实力(同蒙古比较)及一定
的军事力量分不开的;其次,与其险要地形有密切的关系;再次,学校
的振兴与科举的发展,为西夏培养了足够的有用人才,也有一定的关系。
总之,“战争是力量的竞赛”,其持续时间的长短,是由双方的政治、
经济、军事以及指导战争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等各方面的因素决定的。
第二,战争存在着明显的阶段性。整个战争分三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自公元1205 至1209 年首尾4 年,为成吉思汗对西夏进
行试探性进攻阶段。在这个阶段里,蒙古军先后攻西夏吉里寨、兀剌海
城、破克夷门,进围中兴府。结果以襄宗安全纳女求和而结束。通过围
攻上述地区,一方面纵兵四掠,掠夺西夏大量牲畜、人口和财富,以补
蒙古军需之不足;另方面,显示了其军事力量的强大,从而迫使西夏统
治者同其联合,共同侵金。
第二个阶段,自公元1210 年至1223 年,首尾13 年。这是成吉思汗
利用盟邦关系胁迫西夏共同侵金的阶段。在这个阶段里,夏金关系破裂,
互相攻伐,兵戎相见,蒙古也把金朝作为主要打击目标。在这个阶段里
蒙夏之间没有发生战争。因此,也可以称之为蒙夏战争的间歇阶段。
第三个阶段,自1224 年至1227 年首尾4 年。这是蒙古全力灭亡西
夏的阶段。在这个阶段里,夏金虽然恢复了联盟关系,但经过长期战争,
元气大伤,均已处于灭亡的前夕,即使联合抗蒙,也无力阻止蒙古的军
事进攻而逃脱灭亡的命运。成吉思汗利用这一有利的战机发动了一系列
的旨在灭亡西夏的战斗。首先,他亲率大军,夺取河西走廊,切断西夏
右臂,然后攻占河套地区,扫清外围,为攻占西夏首都做好准备。接着,
一面出兵包围首都兴庆府,一面亲率大军夺取河湟地区,切断西夏退路。
最后,集中优势兵力猛攻兴庆,迫使帝■走投无路,宣布投降。
蒙夏战争持续23 年,表明西夏并非不堪一击,但战争的结果是蒙古
兼并了夏国,这是什么原因呢?
第一,从历史发展的趋势看,蒙古统一兼并西夏有它历史的必然性。
如众所知,自唐末五代以来形成的方镇割据局面,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各地经济联系的加强,以及政治上的大动荡、大分化,总的趋势是分裂
割据局面日益缩小,统一的局面日益扩大。这种统一的趋势发展到辽、
宋、金、夏时期,随着边疆地区的开发和民族融合的加强,以及民族政
权力量的消长,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洪流。当时在众多的分裂割据
足以互相抗衡的民族政权中,辽早已被宋金联合所消灭。剩下的夏、金
和宋,其统治阶级均已腐朽,政治腐败,生产发展停滞不前。只有兴起
于漠北的蒙古,由于其统治阶级富有朝气和拥有一支战无不胜、攻无不
克的骑兵,因此,打破割据均势,次第消灭割据势力的历史任务,很自
然地落到了“灭国四十”的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的肩上,则是很自然的
事。
第二,西夏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激化,为蒙古的灭夏打开了爆破的
缺口。夏国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激化的突出表现是皇位更替的频繁。西夏
从蒙夏战争爆发至亡,首尾23 年。23 年之中,更换了4 个皇帝,差不多
每隔5 年就要更换一个,表明统治阶级内部的勾心斗角、争权夺利达到
了何种程度。此外,西夏统治阶级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情况下,
究竟应联合谁打击谁的问题上,发生意见分歧和斗争,也为蒙古的灭夏
创造了条件。
第三,西夏统治者在战略决策上的失误,是西夏灭亡的极其重要的
原因。由于西夏在蒙古的胁迫下,采取了附蒙侵金的错误决策,不仅使
自己失去了友军,陷入孤立的境地,而且消耗了国力、军力,使自己由
强变弱,无力抵御蒙古强大的军事攻势而灭亡。
第四,蒙古成吉思汗灭夏战略战术运用的成功,是西夏灭亡的又一
重要原因。成吉思汗根据西夏首都在东部,兵力部署内重外轻东强西弱
的情况,在军事上采取由远及近,由表及里,先弱后强,先扫清外围,
切断其退路,然后集中优势兵力,猛攻腹地的战略方针,以及在争城夺
地之时,采取攻坚与诱降并用,但以攻坚为主,诱降为辅的战略战术的
成功运用,使蒙古的凌厉军事攻势,像一把尖刀插进了西夏的心脏,从
而表现了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指导灭夏战争主观能动性的充分发挥和高超
的军事指挥才能和艺术。与此相反,西夏在军事指挥方面,始终缺乏正
确的对蒙作战的战略战术。在蒙古的强大军事进攻面前,表现为头痛医
头、脚痛医脚,处处被动挨打。
第四节 西夏遗民
西夏灭亡后,其立国的主体民族——党项究竟到哪里去了?这是一
个令人关注的问题,也是一个值得调查研究的问题。根据有关史书记载,
考古资料和调查访问的材料看,其具体情况如下:
一、投元为官
西夏亡国后,一部分党项统治阶级降元,他们在元朝继续为官。据
王桐龄《中国民族史》统计,在元朝为官者有60 人。据汤开建同志的统
计为229 人①。元朝在划分四个民族等级时,将他们划为第二等,属于“色
目人”。他们在元朝为官,无论初期、中期、和后期,我们都能列举出
其姓名。元朝初期比较著名的有湖广行省平章李恒。他是西夏皇室李惟
忠之子。侍御史斡玉伦徒是西夏李仁孝的宰相和学者斡道冲的曾孙。翰
林学士高智耀,是献宗德旺时期的右丞相高良惠的孙子。中兴路兴民总
管朵儿赤,其父斡扎箦,世掌西夏国史,其本人因经营西夏营田有功,
得到忽必烈的嘉奖,“宁夏府屯田成功,升其官脱(朵)儿赤”①。元朝
中期,最负盛名的则有历事四朝(世祖、成宗、武宗、仁宗)担任过中
书平章、左丞相、右丞相等官的乞台普济(史氏)。他是武宗海山的保
育人,又是帮助武宗平叛和夺取帝位的大功臣。最后因功封庆国公、安
吉王。武宗时官拜正议大夫、同知太原府事、江南湖北道廉访使的杨教
化,宁夏人,因迎立武宗有功,也有较大的影响。元朝后期,西夏遗民
在政府各级机构任职上有较大的比例。据汤开建同志的统计,在中书省
里西夏人担任要职者12 人,在枢密院里为官者8 人,御使台里任职者14
人,宣政院供职者4 人。在中央地方机构里为官者中影响最大的为余阙。
余阙的先世为武威人。其父沙剌藏卜,官庐州(今合肥),余阙为其三
① 《元代西夏人物表》,载《甘肃民族研究》1986 年第1 期。
① 《元史》卷17,《世祖本纪》。
子。元统元年(公元1333 年)赐进士及第,参加过宋、辽、金史的编修,
以文学名。元末在合肥为官,后任淮南行省右丞都元帅,奉命驻守安庆,
他所率领的军队“皆夏人,人面多黎黑,善骑射”②。江淮红巾军包围安
庆,余阙率军战败,自杀于安庆莲花塘。死后,封夏国公,谥忠宣。著
有《青阳先生文集》③。
二、留居西夏本土
西夏灭亡后,一部分党项人仍然留居西夏河西故地。公元1302 年(元
大德六年),成宗于江南浙西道杭州路大万寿寺,雕刊河西字(西夏字)
大藏经3630 余卷,“施于宁夏、永昌等路”①,即西夏的兴州(今宁夏
银川市),永昌路即西夏的凉州(今甘肃武威)。这说明留居于河西兴
州、凉州一带的西夏遗民数量仍然不少。
三、投金
西夏灭亡后,一部份西夏遗民被金朝统治者安置在河南唐(今泌
阳)、邓(今南阳)、申(今信阳)、裕(今方城)一带,给田耕种,
并派专人管理。《金史·西夏传》云:
“先是夏使精方匦匣使王立之来聘,未复命,国已亡,诏于京
兆安置,充宣差弹压,主管西夏降户。正大八年五月,立之妻三十
余口至环州,诏以归立之,赐以币帛,立之上言,先世本申州人,
乞不仕,居申州。诏如所请,以本官居申州,主管唐、邓、申、裕
等处夏国降户,听唐、邓总帅府节制,给上田千亩,牛具农作云”。
这里的所谓西夏降户,除汉民外,显然还包括一部份党项人。从给田耕
种看,这些党项人早已汉化,熟悉农耕技术,属于以农为业之民。
四、迁徙
1。迁至四川木雅地区
这是一支从事畜牧生产的西夏人(以党项为主)。他们于西夏亡国
后,南渡洮河,横越松潘草原,出阿细、班佐、沿金川河谷南下,经过
丹巴、乾宁等地约数千里长途跋涉,到达今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木雅地
区,并在此过着定居的生活。这部份西夏人曾建立过地方政权。当地藏
民将该政权的首领叫做“西吴王”,即“西夏王”。因西吴即西夏的对
音。“夏”与“下”为同音字,“下”字古音读“虎”,因此,西夏被
念为西吴。该地方政权与元朝并存不悖。明初,当朱元璋攻打盘据于四
川重庆一带的明玉珍时,曾出兵助讨,立有战功。至成祖永乐六年(公
元1408 年)被封为长河西鱼通宁远军民宣慰使司,即明正土司。“至清
康熙三十九年(公元1700 年)嗣斩而绝”①。该政权首尾470 余年。
2。迁至山西居庸关与河北保定
公元1345 年(至正五年)建造于居庸关洞壁的六种文字石刻,参予
② 《青阳先生文集》卷4,《送归彦温赴河西廉使序》。
③ 《元史》卷143,《余阙传》。
① 王国维:《观堂集林》卷21。
① 参阅邓少琴:《西康木雅乡西吴王考》,原载民国三十四年十二月,中国学典馆出版单行本。
该工程的纳麟及主持西夏文译写的智妙咩布和那征师均为党项人,说明
西夏灭亡后,一部份党项人迁居于此。
1962 年9 月,原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在保定城北韩庄发掘的西
夏文“胜相幢”,建于明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 年),幢之所记西复人,
包括建幢者,寺院主持,西夏文书写者,死僧名姓,“更重要的是记出
助缘随喜的八十多个西夏人。这八十多人中,包括男女、僧俗、姓名、
法号、复姓和单名。他们都属于蕃姓之列。所谓蕃姓,即西夏以党项羌
为主的非汉人姓氏”②。这说明西夏灭亡后,有一大批西夏人迁到河北保
定并定居于此。
② 郑绍宗、王静如:《保定出土明代西夏文石幢》,载《考古学报》1977 年第1 期。
第七章 西夏的社会经济
要了解西夏的社会经济,必须将它放在中国古代中世纪辽宋西夏金
时期的整体发展阶段去考察。因为它是这一时期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
分。这一时期是中原先进生产方式向周边少数民族扩展的时期。此时的
宋朝社会经济获得了很大的发展,无论从其生产力发展的水平,还是财
富积累的情况去看,均处于执牛耳的地位。在宋朝的影响下,辽、夏、
金和西北的高昌、回鹘、龟兹(均在今新疆境内),和西南的吐蕃、大
理,都先后进入了封建社会,其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同中原地区的差
距正在日益缩小,或者接近。西夏的社会经济以畜牧业、农业为主,手
工业、商业所占比重不大。现分述于后。
第一节 西夏的畜牧业与狩猎业
一、畜牧业
畜牧业是党项人传统的生产部门,也是重要的经济部门。党项人长
期从事畜牧业,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建国后,随着放牧地区的扩大,畜
牧业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由于“(西夏)以马羊立国”①,因此,西夏
统治者对畜牧业的组织管理非常重视。在中央机构的十六司中,设群牧
司来统一管理全国的畜牧业。
西夏立国后,在“东据河,西至玉门,南临萧关,北控大漠”①的比
较广阔的版图内,存在着许多天然的牧场。以走廊著称的包括今敦煌、
酒泉、张掖、武威等地在内的河西陇右地区,自古即为著名的牧区。位
于河西走廊东部的凉州,素有畜牧甲天下之称。皇祐三年(公元1051 年)
三月,辽兴宗三路伐夏,“北路兵至西凉府,获羊百万,骆驼二十万,
牛五万。”②说明凉州畜牧业兴旺发达的盛况。仅次于凉州的“瓜沙诸州,
素鲜耕稼,专以畜牧为生”③。至于山丹的马营滩,自古就是天然的牧场,
西夏曾在这里设皇家马营,专门培养供皇室用的优良品种。解放后,在
这里设有山丹军马场,专门培养军用马匹,并培养出优良品种——山丹
马。
西夏的另一牧区为河套地区。它包括河套南部的银、夏、盐等州及
河套北部的鄂尔多斯高原和阿拉善额济纳旗一带。这一带盛产马、骆驼,
牛、羊的数量也很可观。如成吉思汗命孛鲁“攻银州,克之,斩首数万
级,获生口、马、驼、羊、牛数十万”④。至于盐池、中卫所产骆驼,其
毛织软而暖,为纺织上品及出口佳品。
此外,贺兰、永宁、宁朔、平罗、惠农、同心等地区的人民,多以
畜牧为生,其羊毛品质甚佳,为西夏出口的大宗传统商品。
本世纪70 年代发掘的西夏皇陵和西夏省嵬城址,出土的石马和大量
① 《东坡志林》卷3。
① 《读史方舆纪要》卷7。
② 《长编》卷168,皇■二年三月庚子。
③ 《西夏书事》卷32。
④ 《元史》卷119,《孛鲁传》。
的羊、牛、骆驼及其它畜骨,说明畜牧业在西夏社会经济中所占的重要
地位。
二、狩猎业
除畜牧业外,还有原始的狩猎业。主要分布于西夏山区、沙漠和半
沙漠地区。西夏对宋辽的贡品中有兔鹘、沙狐皮、犬、马等。其兔狐皮
显然是猎获之物。公元990 年(宋淳化元年)三月,李继迁遣使至契丹
贡“沙狐皮一千张,兔鹘五只,犬子十只”①。一次进贡一千张沙狐皮,
表明其猎获物数量之多。
西夏的狩猎业,不仅是传统的生产部门,而且还是西夏最高统治者
与部落酋豪商议军事,练兵打仗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如元昊“每举
兵,必率部长与猎,有获,则下马环坐饮,割鲜而食,各问所见,择取
其长”②。这种狩猎业即使到了西夏的中后期,封建经济获得比较充分发
展之时,也从未间断。如乾顺时,御史大夫谋宁克云:“吾朝立国西陲,
以狩猎为务”③。仁孝在位期间,经常到贺兰山狩猎。说明狩猎业始终是
西夏封建经济的一种补充形式和统治者习武的重要措施。
第二节 西夏的农业
一、农业发展的段落划分及主要农产品
农业为西夏“赖以为生”的又一重要的经济部门。在西夏中央政府
设立的十六司中,就有专门管理农业的“农田司”,表明统治者对农业
部门的重视。西夏的农业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党
项拓跋思恭建立夏州地方政权,到继迁攻占灵州之前,在这期间,夏州
统治者虽然占有河套地区无定河两岸的银、夏、绥、宥诸州,但这些地
区并非发展农业的理想之地,除宥州产粮较多外,“每岁资粮,足取洪
宥”,其余地区“地不产五谷”①。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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