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明西夏史-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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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俊”④。
第四个阶段，自襄宗安全到末主■。即自1206 年—1227 年，首尾
23 年。这是西夏儒学的衰落时期。这个阶段在科举方面，开科录取进士，
虽然仍在坚持，如公元1225 年（乾定三年）三月，“策士，赐高智耀等
进士及第”①，但学校兴办的很不景气，尤其在西夏即将灭亡之际，由于
受到战争的影响，很多学校校址和学宫遭到破坏。以学宫为例，如蕃汉
教授斡道冲死后，“仁孝图其像以祀学宫，俾郡县遵行之”②。但各郡县
② 《西夏书事》卷21。
③ 《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① 《西夏书事》卷24。
② 《西夏书事》卷41。
③ 《西夏书事》卷39。
④ 同上。
① 《西夏书事》卷42。
② 《西夏书事》卷38。
所建学宫，因受蒙夏战争的破坏，所剩无几。“后夏亡，庙学尽坏，惟
甘州仅有其迹，凉州有殿及庑焉”③。西夏境内的学宫残破如此，其儒学
因受战争的影响而日益衰落，概可想见。
三、儒学发展的特点及其历史作用
西夏儒学的特点之一，是汉学与蕃学并存，互为补充形式。自元昊
建国伊始，就既办蕃学，又兴汉学，但以蕃学为主。这种重蕃学轻汉学
的局面，持续到乾顺仁孝之时。随着封建生产关系的发展，党项人汉化
的加深，及中央集权的政治需要，统治者对汉学的重视程度，逐渐超过
了蕃学。尽管历代西夏统治者在重视蕃学、汉学的程度上各不相同，但
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都始终不渝地推行蕃学、汉学并存的方针，即使在
儒学发展的全盛时期，汉学日重的情况下，蕃学也并未取消。其所以如
此，因为第一，为了适应党项人与汉人彼此学习对方语言和文化的需要。
西夏统治者要想较好地解决该问题，除了编撰出版诸如《蕃汉合时掌中
珠》一类的字典外，还有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既兴汉学，又兴蕃学，
为党项人汉人提供彼此学习对方语言和文化的场所；第二，蕃学与汉学
的密不可分的关系如同西夏文与汉文的关系那样，“论末则殊，考本则
同”①。
其特点之二，是儒学的发展充满着矛盾和斗争。西夏儒学的发展，
并非一帆风顺，而是经历了一条坎坷不平的道路和复杂而曲折的历程。
如崇宗乾顺亲政后，其大臣在是否要振兴儒学建立国学问题上，就展开
过针锋相对的论争。御史中丞薛元礼认为：
“士人之行，莫大乎孝廉；经国之模，莫重于儒学。？ 。今承
平日久而士不兴行，良由文教不明，汉学不重，则民乐贪顽之习，
士无砥砺之心。董子所谓‘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
文采也’。可得乎？”②
因此，他主张以儒治国，建议兴办学校。但御史大夫谋宁克认为：
“治法之要，不外兵刑；富国之方，无非食货。？ 。且吾朝立
国西陲，射猎为务。今国中养贤重学，兵政日弛。昔人云：‘虚美
熏心，秦乱之萌’，又云：‘浮名妨要，晋衰之兆’。臣愿主上，
既隆文治，尤修武备，毋徒慕好士之虚名，而忘御边之实务也”③。
即反对以儒治国和振兴儒学。虽然乾顺根据当时的国情，权衡利弊得失，
最后采纳了薛元礼兴办国学（即汉学）的建议，但它反映了统治者在是
否要振兴儒学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和矛盾斗争。
同时，这种矛盾斗争，在西夏历史上并非仅此一次。如仁宗仁孝大
力振兴儒学，兴办学校，发展科举，但外戚任得敬却上疏反对道：
“经国在乎节俭，化俗贵在权衡。我国介在戎夷，地瘠民贫，
耕获甚少。今设多士以任其滥芋，縻禀禄以恣其冗食，所费何资乎？
③ 《西夏书事》卷38。
① 《蕃汉合时掌中珠·序言》。
② 《西夏书事》卷31。
③ 《西夏书事》卷32。
盖此中国之法难以行于我国者，望陛下一切罢之”①。
这种倒行逆施的建议虽然未被仁孝采纳，但反映了西夏统治者在是否要
振兴儒学，推行以儒治国的方针问题上矛盾斗争的长期性与复杂性。
西夏儒学的历史作用大体上有以下三点：
第一，促使西夏立国方针的转变，导致兵政日益废弛。景宗元昊称
帝建国时确定的立国方针为“尚武重法”。但这一立国方针，到崇宗乾
顺亲政后，随着西夏封建生产关系的发展和儒学的振兴，转变为“重文
尚法”，以儒治国的方针。这一方针的转变，使尚武强悍的党项民族，
变为愈来愈文弱，军队素质因此下降，军事力量日益削弱，到末主■时，
终因军政废弛而寿终正寝了。
第二，对于维护西夏的统一，防止夏国的分裂，起了一定的作用。
这种作用突出表现在仁宗仁孝之时，一些刚直不阿的大臣，同外戚任得
敬的斗争上。仁孝时外戚任得敬擅权专作威福，欲与仁孝分治西夏国家。
一些饱学儒学经典，怀着满腔忠君爱国思想的大臣，不顾个人安危，挺
身而出，揭露任得敬的专横跋扈图谋不轨的罪恶和阴谋。史载：
“（热辣）公济骨鲠有风裁，见得敬专恣日甚，抗疏言：‘得
敬为国懿亲，擅权宠，作威福，阴利国家有事以重己功，岂休戚与
共之谊？请赐罢斥’。得敬怒甚，欲因事诛之。仁孝恐为所害，今
致仕归。得敬奸谗，举朝多为折挫，敢与相是非词气不挠者，惟公
济与焦景颜、斡道冲而已”①。
这说明通过西夏儒学的振兴，儒家的三纲五常和忠君爱国思想，已经深
入人心，成为人们行动的准绳。在儒家学说和思想的熏陶下，产生了一
批像热辣公济那样的直言敢谏的骨鲠之臣。他们对权臣任得敬所作的斗
争，对于改善西夏吏治，避免夏国分裂，维护国家的统一，巩固中央集
权，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
第三，培养了大批有用人才。西夏通过一百多年的兴办学校，发展
科举，到仁宗仁孝时已从一个人才缺乏的国家，变为人才充足的国家。
其人才之盛，得到了金朝使者的称赞。史载：
“金主遣宿直将军温敦斡喝来横赐，仁孝使枢密都丞旨梁元
辅、中书舍人赵衍为馆伴。元辅有口才，议论风生，斡喝不能难。
使回，称夏国多才，较昔为盛”②。
从“元辅有口才，议论风生，斡喝不能难”看，说明西夏人才质量之高，
同金比较，实有过之而无不及。
西夏通过振兴儒学，不仅为其自身培养了足够的人才，而且还为元
朝统治者储备了大量人才。这些人才为元朝统治者所用，对蒙古人的汉
化，以及蒙汉文化的融合，起了加速的作用③。
第三节 西夏的宗教
① 《西夏书事》卷36。
① 《西夏书事》卷37。
② 《西夏书事》卷36。
③ 参阅拙作：《略论西夏的儒学》，载《兰州大学学报》1992 年第3 期。
一、建国前党项人的宗教信仰
党项人在迁入西北地区前，他们的宗教信仰是对“天”的崇拜。史
载：
“三年一聚会，杀牛羊以祭天”①。
其所以对“天”进行崇拜，这是由于党项人生产力水平低下所决定的。
当时他们还处于原始社会早期阶段。因为生产十分落后，人们的思维能
力很弱，他们对诸如风、雷、雨、电的产生，日、月、星、宿的变化，
草木的生长荣衰等自然现象，感到难以理解，难以抗拒，认为这些现象
是“天”支配的结果。“天”是一种有意志，有生命力，能够主宰世间
一切，左右人们生产、生活的不可捉摸的东西。因此，必须崇拜它，定
期祀它。这是一种原始的宗教信仰，其表现形态是自然崇拜。
党项人自迁入西北地区的庆州、银州、夏州一带以后，他们已由自
然崇拜发展到对鬼神的信仰。据北宋沈括的记载：
“盖西戎（即西夏党项族）之俗，所居正寝，常留中一间，以
奉鬼神，不敢居之，谓之‘神明’”②。
《宋史·夏国传》说“笃信机鬼，尚诅祝”。
在党项人的心目中，神鬼先知先觉，神通广大，主宰一切，但他们
有着明确的分工。据西夏文字典《文海》的记载，神主善，叫做“守护”。
神有天神、地神、富神、战神、大神、护羊神，等等。鬼主恶，叫做“损
害”。鬼有饿鬼、虚鬼、孤鬼、厉害鬼、杀死鬼，等等。对于主善的庇
护人类的神应当尊崇、供奉、祭祀、祷告，对于主恶损害人类的鬼，则
应用迷信的方法驱逐和诅咒。
党项族由早期的自然崇拜，发展为多神信仰，是与党项社会的发展
阶段相适应的。随着党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党项社会也由早期向晚期
过渡，人们对自然的认识相应有所提高，从笼统崇拜天，到崇拜各种具
体的自然现象，并将它加以人格化，使之变为具有生命的和意志的自然
神，这在认识上是一种深化的表现。
西夏对多神的信仰，在其建国之后仍然存在。如公元1038 年，元昊
称帝后，曾“自诣西凉府祠神”①。公元1176 年（夏乾祐七年）仁孝曾
在甘州黑水河边立黑水桥碑，祭告诸神，祈求保护桥梁，平息水患。仁
孝在祭告的碑文中，以九五之尊，凌驾于诸神之上。“敕镇夷郡境内黑
水河上下，所有隐现一切水土之主，山神、水神、龙神、树神、土地诸
神等，咸听朕命”②。在仁孝看来，皇帝受命于天，应当主宰一切（包括
诸神在内），其所以产生这种思想，是与当时封建生产关系进一步发展，
封建中央集权的加强相适应的。
党项族在崇拜鬼神的同时，还崇尚巫术。在党项人的宗教活动中，
巫占有重要的地位。党项人称巫为“厮”，巫师被称为“厮乩”。巫是
沟通人和鬼神间的桥梁，其手眼通天，因此，受到人们的普遍尊敬。巫
术的职责之一是驱鬼，咒鬼。如何驱鬼、咒鬼？其法，挖一坑，将“鬼”
① 《隋书》卷83，《党项传》。
② 沈括：《梦溪笔谈》卷18，《技艺》。
① 《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② 王尧：《西夏黑水桥碑考补》，《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7 年第1 期。
送入坑中，同时在坑边咒骂，认为这样可以消灾去祸。另据《宋史》记
载：
“不耻奔遁，败三日，辄复至其处，捉人马射之，号曰‘杀鬼
招魂’”③。
说明“杀鬼招魂”，是西夏人在战争中经常施行的一种巫术。
巫术的职责之二是占卜。占卜的目的是问吉凶，占疑难。占卜在党
项人的日常活动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西夏统治者出兵作战，往往先
占卜以问吉凶，然后决定进止。《宋史》载：
“每出兵则先卜。卜有四：一，以艾灼羊髀骨以求兆，名‘炙勃焦’；
二，擗竹于地，若揲蓍以求数，谓之‘擗算’；三，夜以羊焚香祝
之，又焚谷火布静处，晨屠羊，视其肠胃通则兵无阻，心有血则不
利；四，以矢击弓弦，审其声，知敌至之期与兵交之胜负，及六畜
之灾祥，五谷之凶稔”①。
这说明党项人的占卜形式多种多样，它不仅用于军事，而且渗透到党项
人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
西夏除了盛行党项族的占卜术外，还从中原王朝传入了易卜。如西
夏学者斡道冲用西夏文作《周易卜筮断》一书，在国内广为流行。另外，
甘肃省武威下西沟岘山洞中发现的西夏文占卜辞，采用的是以天干地支
计时日的占卜方法。如“寅后日变甲时安，巳后日变丁时安，申后日变
丑时安，亥后日变（癸）时安？ 。”②这种方法明显受到汉人占卜的影响。
二、西夏佛教
1。佛教兴盛的原因
公元1007 年（宋景德四年）李德明母罔氏下葬，要求到宋山西五台
山修供10 寺，并派致祭使护送供物至五台山，这表明至少自德明开始，
统治者开始崇尚佛教。西夏建国后，由于元昊等统治者的提倡，佛教日
益兴盛起来。西夏佛教之所以兴盛，究其原因，大体上有以下几点：
第一，西夏统治期间，战争比较频繁。灾难深重的西夏人民，为了
摆脱战争苦难，寻找精神寄托，比较容易信仰佛教。“边塞之干戈偃息，
仓箱之菽麦丰盈”①。反映了西夏人民希望停止战争，天下太平，五谷丰
登的美好愿望。
第二，西夏统治者对佛教的高度重视。不仅大力提倡，而且带头信
仰。
西夏立国后，其统治者鉴于党项族信仰的“天”，“鬼神”和巫术，
已经不能适应新的斗争形势的需要。在充满着阶级对抗和民族矛盾经常
成为主要矛盾的形势下，要想加强对老百姓的思想控制，使其统治长治
久安，必须大力提倡佛教。在西夏最高统治者中，有的如开国之君元昊，
不仅带头崇信佛教，而且还通晓浮图（即佛学）之学。为了发展佛教，
他曾广搜舍利（传说中佛涅槃火化后的骨殖），妥为安置，规定每一季
③ 《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① 同上。
② 转引自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第23 页。
① 《嘉靖宁夏新志》卷2，《寺观》。
第一个月的朔日（初一）为“圣节”。让官民届时烧香礼佛，即不惜用
行政命令来强制官民崇信佛教。其他统治者如毅宗谅祚、惠宗秉常、崇
宗乾顺、仁宗仁孝，等等，也都大力提倡佛教，带头信仰佛教。这对西
夏佛教的发展兴盛，无疑起了加速的作用。
第三，邻国的影响。西夏东面是宋，南面为吐蕃（西藏），西面为
回鹘（高昌），这些都是有着深厚佛教文化基础的邻国，西夏不能不受
它们的影响。兹以吐蕃的影响为例，如众所知，西夏佛教分为禅宗与密
宗两派，其中以禅宗的势力较大。但传入河西地区的佛教，主要是藏传
密宗。该教派与禅宗不同，可以娶妻婚配。元人马祖常《河西歌》云：
贺兰山下河西地，
女郎十八梳高髻。
茜根染衣光如霞，
却召瞿昙作夫婿。
这里的“瞿昙”泛指僧人。它说明河西佛教与藏传密宗的渊源关系。此
外，西夏佛教还深受中原佛教及高昌佛教的影响。
第四，原有的基础。西夏佛教也同儒学一样，是在原有的基础之上
逐步发展起来的。以河西走廊地区的佛教为例，在西夏统一之前，河西
地区长期为回鹘、吐蕃以及汉人建立的归义军政权所割据。这些割据政
权在其统治境内均大力提倡佛教，其中尤以归义军政权所控制的沙州莫
高窟和瓜州榆林窟的佛教最盛。西夏统一河西走廊后，在此基础上，进
一步调动人力和物力，大修佛窟、佛塔和佛寺，从而使这一带的佛教文
化发扬光大。
2。佛教发展的概况
西夏统治者在发展佛教方面，主要有以下一些建树：
1。加强组织管理。西夏佛教有一套比较完善的管理机构及管理制
度。西夏在其统治机构中设功德司，管理全国佛教事务。据西夏文《天
盛改旧新定律令》记载，其中央机构中共设有二个功德司，即僧人功德
司和出家功德司。这二个机构在西夏五等机构中属第二等，即“次等司”
①，说明其地位的重要。功德司设功德司正，全面负责。设功德司副使为
其辅佐，担任功德司正和功德司副使的僧人大都为有名望的高僧。他们
是西夏僧人和佛教事务的组织者和管理者。至仁宗仁孝时，在诸功德之
上，还增设有“偏袒都大提点”，负责掌管全国佛教事务。
同时，西夏还有一套管理寺庙僧人的职称和制度。如《凉州重修护
国寺感通塔碑铭》记载，凉州管理护国寺感通塔的僧职有“提举”、“僧
正”、“僧副”、“僧监”，等等。而黑水城遗址出土的西夏《杂字》
官位第十七中记僧官以下有僧正、僧副、僧判、僧录等僧职，正好与碑
文中出现的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