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明西夏史-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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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鼓、小鼓、铙鼓、羽葆、鼓中鸣、大横吹、小横吹、觱篥（觱音必bì）、
桃皮、笳、笛为器”①。这里的“大驾”，“法驾”，本是封建帝王享用
的“乘舆”之制，作为夏州节度使也享用此制，而且乐队人数达到3000
人以上，令人难以置信。但它反映了党项族此时已经接受中原汉族音乐
的影响，党项统治者从此有了自己的人数较多乐器较全的乐队。在唐朝
音乐的影响下，党项族音乐历经五代至宋，相隔100　多年。“其音节悠
扬，声容清厉，犹有唐代遗风”②。李德明统治期间，随着党项人的汉化，
在礼仪、官制、音乐方面，继续保持向中原王朝学习的劲头。“其礼文
仪节，律度声音，无不遵依宋制”③。元昊建国之后，从西夏的实际出发，
第一次对西夏音乐进行改革。元昊认为中原王朝的那套‘音节悠扬，声
容清厉’的比较繁复的音乐，已不适用于充满战斗精神的党项民族。他
说：
“王者制礼作乐，道在宜民。蕃俗以忠实为先，战斗为务，若唐宋
之缛节繁音，吾无取焉”④。
从这一观点出发，他下令“裁礼之九拜为三拜，革乐之五音为一音。令
于国中有不遵者，族”⑤。
西夏音乐经过元昊更张之后，早已不是唐末的遗音。但任何文化都
是一定观念形态的反映，作为上层建筑之一的文化，必须适应当时的经
济基础，音乐当然也不能例外。随着西夏封建经济的发展，党项族汉化
的加深，西夏音乐到仁宗仁孝期间，再一次发生了变革。公元1148　年（人
庆五年）仁孝命乐官李元儒采用中原汉族乐书，参照本国制度，修定乐
律，“历三年始成，赐名新律”①。李元儒等也因此升官。经过这次改革，
西夏音乐由于吸收了较多的汉族音乐的养料，从形式到内容更加丰富
了。
西夏音乐不仅深受汉族的影响，而且不少汉化较深的党项羌人，还
能直接唱汉族歌曲。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和科学家沈括，任职鄜延时，曾
作过几十首“凯歌”，令他的士兵歌唱，其中一曲云：
“天威卷地过黄河，万里羌人尽汉歌。
①　《西夏书事》卷12。
②　《西夏书事》卷12。
③　同上。
④　《西夏书事》卷12。
⑤　同上。
①　《西夏书事》卷36。
莫堰横山倒流水，从教西去作恩波”②。
这里的羌人，指宋夏沿边的党项羌等少数民族。不仅宋夏沿边的党
项羌人能唱汉族歌曲，而且在西夏境内的党项羌人，也大都能唱汉族歌
曲。尤其是对北宋中期的著名文学家柳永所作的词，几乎家喻户晓，人
人爱唱。所谓“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③。说明汉族诗词和歌曲在西
夏流传甚广。
西夏统治者为了发展音乐，还设有专门管理音乐的机构——《蕃汉
乐人院》属“末等司”④。该机构的设立，表明在西夏存在着两种音乐，
即蕃乐与汉乐并存。自立国后，经过100　多年发展的西夏音乐，其乐器
种类很多，据《番汉合时掌中珠·人事下》的记载有三弦、六弦、琵琶、
琴、筝、箜篌、管、笛、萧、笠、筚篥、七星、大鼓、丈鼓、拍板，等
等。表明蕃汉乐人所用乐器，已经相当齐全了。
由于西夏音乐，吸收汉、吐蕃、回鹘等众多民族音乐之长，逐渐形
成自己的特色，因此，深得汉族人民，尤其是统治者的喜爱。公元1083
年（元丰六年），宋神宗召见宋夏边境投降的蕃乐人42　人，“奏乐于崇
政殿”①。表明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西夏音乐，作为文化交流的内容，反
过来给予宋朝以影响。
西夏音乐不仅影响四周邻国，而且对元代音乐的发展，起了一定的
推动促进作用。蒙古灭夏后，西夏音乐，经过高智耀的推荐，为元朝所
采用。元朝统治者在其政府机构中设有昭和署（后改名为乐府署）管理
河西（即西夏）乐人，表明元朝统治者对西夏音乐的重视。
三、绘画与书法
西夏绘画大体上可分为壁画、木板画和岩画等。所谓壁画，指的是
敦煌莫高窟和安西榆林窟，玉门的昌马石窟，酒泉的文殊山石窟，张掖
的马蹄寺石窟，银川的须弥山圆光寺石窟，内蒙古的百眼窑石窟中的壁
画。在这些石窟的壁画中，保存得最集中和全面反映西夏早、中、晚期
壁画特点的则是莫高窟和榆林窟。
莫高窟的西夏壁画以西夏早、中期最多。其画法继承五代、宋初的
壁画传统，人物很少创新，但花饰图案却相当精美。如莫高窟三○一窟
顶部的团龙藻井（窟顶装饰图案）中央为团曲龙形，四角配以朵云，构
图立意新颖。此外，如保相花图案、交技卷草图案都勘称精美。至于有
一种波状卷云纹边饰（以一条波浪式的藤蔓为主干，两侧派生出像忍冬
草形的卷云纹），因为构图简单朴素，成为西夏广为流行的装饰图案。
莫高窟的人物壁画，数量较多。其中比较有特点的是四○九窟东壁
的王者供养像。该像身高167　厘米，头顶高冠，身着龙袍，腰束玉带，
手持长柄香炉。前立一童子，高70　厘米，服饰华丽，当为王者眷属。男
像后有侍从7　人，其身材大约只有王者的一半。作者试图以身材的大小
来表现人物的尊卑富贱的差别，但这种画法却违反了现实生活，充其量
②　《梦溪笔谈》卷五，《乐律一》。
③　叶梦得：《石林避暑录话》卷3。
④　《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10，《司序行文门》。
①　《宋会要辑稿》第102　册，《职官》22　之33。
只不过是一幅迎合封建统治阶级意识的人物画。
与莫高窟的人物画相反，榆林窟的人物画精品较多。如第二窟的壁
画《水月观音》构思巧妙，造型杰出，画技精湛，为世人所倾倒。该画
继承了中原的传统画法，它将人、神融为一体，将山水和人物有机地结
合，运用勾描皱擦、点染等技法，使画面达到了很高的意境。
除《水月观音》为世人交口称赞之外，榆林窟第三窟的《千手千眼
观音像》也很有特色。它反映了西夏的现实生活。在观音像的法光中左
右对称地画有《打铁图》、《犁耕图》、《踏碓图》、《酿酒图》。此
外，还绘有锹、镐、锄、犁、耙、斧、锯、锛、剪尺、规等农业手工业
生产工具。这些画给我们再现了西夏社会农业、手工业生产的较多场景，
从而为我们今天研究西夏的经济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形象资料。
榆林窟内的西夏供养人像，也有其特色。如第二十九窟西壁画有供
养人群像。其壁画南侧和北侧各有男女供养人像两列，窟主和他的眷属
都以西夏文题记标明官职、姓名、身份。从供养人的长像及其所穿衣服
和冠履，可知当时西夏人的长像和衣着，同时可以与有关史料相印证。
如所画供养人面部丰满而微长，鼻梁较高，身材高大，则与《宋史·夏
国传》所载西夏人面部特征“圆面高准”完全吻合。至于西夏文题记，
则为我们提供了党项姓氏及西夏官制等方面的历史资料。
总之，西夏壁画既继承了中原绘画传统，又吸收了高昌回鹘的画法，
同时还接收了吐蕃佛教密宗绘画的影响，加以融合贯通，从而在构图、
造型、线条、敷彩等方面，形成了本民族特色的绘画风格。正如谢稚柳
所指出：“妙能自创，俨然成一家”①。
西夏木版画，在科兹洛夫和斯坦因盗走的西夏文献中，保存了一些
木刻板佛画，其中以佛、菩画像较多。此外，在甘肃武威西郊的西夏墓
里发现了29　块木板画，其板画内容有重甲武士、男女侍从、牵马人以及
家禽、家畜等。这些木板画构图简练，线条流畅，不同人物具有不同的
神态，充满着浓厚的生活气息，表现了画家的深厚功力。
岩画分布于当时西夏的东部，即今鄂尔多斯草原以北的那仁乌拉山
中。该地有许多岩画，其中有些属于西夏时期。岩画的内容有羊、马、
太阳、磨盘和骑者等。岩画画风朴实、粗犷、构图简单。可能为受汉文
化影响较深的西夏牧民所作。此外，在银川西面的贺兰山中也发现了岩
画数处，有的画面与带有佛教内容的西夏文字相毗邻。西夏岩画虽然是
一种比较原始的绘画，但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比较落后的处于社会低层
的西夏牧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是一种活的原始民族文化遗存，是西夏绘
画的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份。
西夏书法可谓字体秀美，书法精湛。由于西夏文字与汉文文字性质
近似，因此，其书写方法如执笔、用笔、点划、结构、分布等与汉字大
体相同。
如同汉字书法一样，西夏书法，也分为楷书、行书、草书、篆书等
种类。但以楷书、行书最多。西夏楷书如柏林图书馆藏《妙法莲花经》
字体俏劲有力，气韵隽秀，刚柔相济，堪称西夏书法精品。列宁格勒所
藏《佛说宝雨经》，墨书小楷，书法婉丽遒逸，工整秀美。行书在日常
①　谢稚柳：《敦煌艺术叙录》。
应用文字和部份佛经中使用较多，其特点是书写随意自然。
草书也广为流利，其代表作有《孝经》，其字划简约流畅，结构均
匀自然。篆书，如西夏陵园的寿陵碑额，所刻之字笔划匀称畅达，结构
严谨整齐，字形方正典雅，类似汉文小篆。至于西夏官印用的篆字，笔
划屈曲折叠，填满印面，疏密得中，变化较多，庄重美观，类似汉文九
叠篆文。
书写工具，在武威小西沟岘山洞中曾发现两支竹笔。如写本《孟子》
字体粗黑整齐，刚健有力，显然是用这种竹笔书写的。
四、雕塑与铸造
西夏雕塑品种颇多，内容丰富。计有石雕、木雕和竹雕，并有许多
精品。
西夏陵园出土了大量的石雕。其中尤以雕龙栏柱为上乘之作。该浮
雕以二龙戏珠为题材，凸雕出两条龙在云雾中翻腾戏珠的生动形象。该
浮雕图案，布局匀称，结构严谨，造型美观，显示了作者高超的雕刻技
巧。陵园中出土的大石马，长130　厘米，重350　公斤。通体圆雕，其比
例适宜，刀法细腻，是石雕中的代表作。园陵中出土的石雕人头像，脸
形方长，高鼻深目，颧骨较大，留八字须，面带微笑，栩栩如生，是西
夏雕刻艺术的精品。此外，西夏陵园出土的五座人像石碑座，其雕像以
夸张的手法，表现了负重者的神态。从而反映了西夏底层劳动人民不堪
压迫的艰难处境。
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古庙遗址出土的木雕菩萨像，端庄安详，神
态怡然，端坐于佛龛之内，其左有宝瓶，右有顽童，嬉戏自乐，富有生
气。武威西郊林场出土的木缘塔，共四个，其中一塔由座、身、顶、刹
四部组成，呈八角形。各部均由小木板雕凿卯榫相接合。制作精巧，造
型稳重。
西夏陵区出土的长方形竹雕，在长7　厘米，宽不足3　厘米的竹子内，
却雕刻有人物、庭院、假山、花树，等等，雕刻精细，形象生动。
至于泥塑，在西夏寺庙里，几乎到处都有，十分普遍。莫高窟四九
一窟佛座南侧的西夏供养天女的彩塑一铺，雕出了一个额宽腮小，高鼻
梁，面带美丽微笑的少女形象。内蒙古自治区黑水城遗址附近的一所古
庙里出土的25　尊彩塑像，包括佛像、菩萨像、男女供养人像、力士像、
化生童子像，等等，运用了写实与艺术夸张相结合的手法，着力表现了
现实生活中的人物。所塑各种人物姿态各异，真实自然，活灵活现，具
有浓厚的生活气息。这彩塑因其成就很好，堪称西夏彩塑艺术中的上乘
之作。
西夏铸造作品中的精品，首推西夏陵园一○一号墓出土的，现陈列
于宁夏博物馆中的鎏金大铜牛。该铜牛为尊卧式，长120　厘米，重188
公斤，模制浇铸成型，腹内空心，外表鎏金，造型生动，形象逼真。这
种集美术、模型、浇铸、鎏金等多种技艺于一身的大型金属铸造，显示
了西夏高超的艺术水准。西夏统治者在中央十六司中设有“文思院”，
专门掌管制造统治阶级享用的各种工艺品。表明西夏统治者对工艺制造
业的高度重视。虽然设该机构的目的是为皇室统治者奢侈生活服务，但
在组织上加强了工艺制造的管理，对工艺制造业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
作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西安市文物管理处所藏的两盒铜符牌，为青铜
所铸，圆形，牌身直径为15　厘米和14。7　厘米。符牌上刻有西夏文“敕”
字及“敕然马牌”四字。铸作细腻平滑，线条刻划流畅，属于铜铸中的
精品。
内蒙古临河县西夏城址出土了一批金器，其中莲花盏托1　件，金佛1
件，金碗2　件，以及双鱼柱形作柄的指剔、雕刻人物、花朵耳饰等，制
作精巧，刻工精细，表现了西夏金器制造工艺的高超水平。
第七节　西夏的社会风俗
一、尚武与复仇
作为西夏国家的主体民族党项族，是一个勇敢、骠悍，“俗尚武”①
的民族。唐僖宗时，发生了黄巢大起义，党项首领拓跋/TITLE》思恭率兵
助唐，攻打义军。义军将领朱温尚让率众涉过渭水，思恭命弟思忠还击，
两军战于渭桥（今陕西省长安县东北），桥面上有铁鹤，“思忠射之没
羽，贼骇走”②，即簇射入鹤羽之中，义军见之竟惊骇而走。这一记载，
未免有些夸张，但也反映了党项人的善射和思忠的膂力过人。夏州政权
的重建者李继迁，是一位“勇悍有智谋”③的首领。一次，他率领十余骑
出猎，途中遇一猛虎，他让随从躲入树林中，只身张弓引箭，一发射中
虎眼，由是番部威服。西夏开国之君元昊，不仅在立国方针问题上，主
张“尚武重法”，而且是一位“遇战斗勇谋为诸将先”的率兵作战的首
领。他每次出兵前，都要率部落酋长狩猎，并征求他们对作战方略的意
见。由于他有勇有谋，因此，在对宋对辽战争中，总是大获全胜。“元
昊结发用兵，凡二十年，无能折其强者”④。不仅西夏的一些有为之君，
有勇有谋，而且有些母后，也能征惯战，不让须眉男子。毅宗谅祚之母
没藏后，曾多次指挥对宋作战。乾宗乾顺之母梁太后，更是多次挂帅，
率兵入寇宋朝边境。公元1098　年（夏永安元年）十月，梁太后鉴于宋朝
在边境连筑城堡，决定亲自率军40　万进攻宋平夏城（今宁夏回族自治区
固原县北），连营百里，使用高车“对垒”攻城，“飞石激火，昼夜不
息”①，士卒死伤惨重，总共打了13　天攻坚战，未能攻下，最后粮尽退
兵。
党项人的尚武之风，连同他们的诚恳、朴质、团结互助的美德一直
保持到西夏灭亡以后。元末党项人余阙在其《送归彦温赴河西廉访使序》
一文中指出：
“予家合肥，合肥之戍，一军皆夏人。人面多黧黑，善骑射，
有身长八九尺者。其性大抵质直而上义，虽异姓如亲姻。凡有所得，
虽箪食豆羹不以自私，必招其朋友。朋友之间有无相共，有余即以
①　《旧唐书》卷198，《党项传》。
②　《西夏书事》卷2。
③　《长编》卷25，雍熙元年九月。
④　《宋史》卷488，《夏国传下》。
①　《西夏书事》卷30。
予人；无即以取诸人，亦不少以属意”②。
这种民风和美德，是维持党项民族团结的极其重要的因素。
党项人之所以具有尚武精神并非偶然，而是与党项人生活条件有着
直接的关系。作为西夏的主体民族党项族，自远古以来生息在辽阔的青
藏高原上。由于这一带地势险峻，气候多变，霜雪期长，属于高寒地带，
恶劣的地理环境，使党项人锻炼成为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