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明西夏史-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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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昊立国之时，其新的占领地区，如灵州（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县西
南）、盐州（今宁夏盐池县北）以及河西走廊的许多州县，均为汉族聚
居之地，早已盛行封建制。党项人既已进入该地居住，必然要在多方面
受到先进汉人的影响，加速封建化的进程。因为占领后的社会性质总是
要受占领对象约束的。
此外，西夏的邻国诸如北面的契丹，西部的回鹘，西南的吐蕃，东
南的北宋，都早已是封建制的国家，西夏处在这些国家的包围之中，受
其影响则是很自然的事。
但元昊建立的国家，就其社会实质而言，是一个比较落后的宗法封
建领主制的国家。其所以如此，这是因为：第一，元昊所建立的封建统
治，是以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的形态为其基础的。封建领主各有一份领
地。而领地制的形成与原始社会末期部落林立的历史条件是密不可分
的。元昊称帝建国时，出于“兴法建礼”，即建立新的封建统治秩序的
需要，将大大小小的部落贵族，纳入封建的尊卑有别的隶属关系之中。
这些部落首领，早在原始社会末期，便占有使用氏族公社的部分土地，
并习以为常地视为自己的私有财产，成为既得利益者，新的最高统治者
为了获得他们的支持，不能不承认他们对土地的占有，使之合法化，对
① 金宝祥：《西夏的建国和封建化》，载《甘肃师大学报》副刊《历史教学与研究》，1959 年第5 期。
② 《宋史》卷491，《党项传》。
③ 《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于那些缺少土地的部落首领，则让他们用部落村社的名义，重新占有一
定数量的土地和畜群，役使部落属民进行生产。这样，他们在新的历史
条件下，便转变为占有一定领地的封建领主。与此同时，氏族公社土地
所有制的形式仍然残存着。
其二，以氏族血缘关系为纽带的部落兵制仍然被保存下来。这是一
种以帐为单位的征兵制。所征之兵由各部落首领管带，“各将其种落兵，
谓之一溜”。①这说明元昊称帝建国后虽然封建制已经形成确立，但属于
比较低级的宗法封建领主制，它保存了残存着原始氏族制时期的许多落
后的东西。
封建制进一步发展时期：自崇宗乾顺开始至西夏灭亡，为地主制取
代了领主制的时期。为什么说自崇宗乾顺开始领主制已经发展成了地主
制呢？这从以下几个方面可以看出。
（一）封建等级制进一步得到加强。这突出表现在乾顺、仁孝时对
后妃的册封和大力推行封王制度。如乾顺时封庶弟察哥为晋王，宗室子
弟仁忠为濮王，等等。仁孝时期的“官阶封号表”，所列封号名称为七
个等级，说明西夏后期封建等级森严，统治者对于封建等级制度的规定
十分完备。
（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得到加强。如众所知，专制主义中央集权
的加强，是封建皇权同封建领主分裂割据势力长期进行斗争的结果。因
此，中央集权的加强，意味着领主制的衰落和地主制的兴起。在君权的
支持和庇护下，地主阶级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将更加巩固，力量日益壮大，
并最终取代封建领主。
（三）自乾顺开始，于宋夏沿边之地，大规模地兴城筑寨以设防，
在军事上采用阵地战同宋对垒。这种军事上的变化，与西夏社会已由领
主制过渡到地主制，出现新的政治、经济形势，是有着密切的关系的。
五、西夏的历史特点
西夏历史的特点之一，是政治上采用蕃汉联合统治。所谓“蕃汉联
合统治”，指的是以皇族鲜卑拓跋氏为核心，党项羌上层为主体，联合
吐蕃上层，回鹘上层以及汉族地主阶级，共同治理西夏国家，剥削奴役
着各族广大劳动人民。这种联合统治充分暴露了西夏国家的阶级压迫实
质。
西夏的联合统治，并非自立国开始，而是早在李继迁重建夏州政权
之时，即已初见端倪。公元982 年（宋雍熙三年）二月，李继迁袭踞银
州（今陕西省米脂县西北80 里），在“蕃族附者日众”的情况下，为了
团结蕃部首领共同抗宋，于是“设官授职，以定尊卑，预署酋豪，各领
州郡”。①其联合统治的机构设有都知蕃落使、左、右都押牙、刺史等官
职，由11 人组成，其中汉姓3 人，党项羌姓4 人，鲜卑拓跋姓2 人。这
种蕃汉联合统治的特点是以蕃为主，以汉为辅，以及实授与预署并行，
但以实授为主。
李德明时期的蕃汉联合统治，明显有所发展。其统治机构所设之官，
① 《西夏纪》卷8。
① 《西夏书事》卷4。
除了继续设有都知蕃落使、左、右都押牙、刺史等之外，还新设有行军
左司马、右司马指挥使、都知兵马使、孔目官、牙校，等等②。总人数仍
为11 人，但以汉为主（其中汉姓8 人，蕃姓3 人）；取消预署，均为实
授。
西夏的蕃汉联合统治发展到景宗元昊之时已初具规模。从其所设官
制的情况看，大致有如下特点：（一）模仿宋朝官制（如中央机构仿宋
设二十四司）、参照吐蕃官制（如设监军司等）结合本国国情设立官职；
（二）采用一套官职，两种官称；（三）中央机构中元昊任命12 人，仍
以汉人为主（汉占其七，蕃占其五）；（四）从中央到地方凡主兵马者
均为党项人。表明西夏统治者认识到军事的重要性，把军队当做他们的
命根子。
景宗元昊以后的蕃汉联合统治，就基本特征和性质而言，大体上没
有什么变化，但就其官制的发展看，同元昊时期相比，则有许多不同之
处。如毅宗谅祚时新增了各部尚书、侍郎？？等官，蕃号官称也增加了
诸如昂摄，昂星？？等新的内容，乾顺亲政后，仅用汉官官称，不用蕃
号官称①，仁孝时期进一步将政府机构分为五品。即上品、中品、下品、
末品、和不入品等，表明西夏蕃汉联合统治机构，经过多次补充，至此
已臻完善和定型，进入了它的成熟时期。
西夏之所以产生蕃汉联合统治并非偶然，而是由下列两种因素所造
成。第一，在西夏统治的疆域里，居住着党项、汉族、吐蕃、回鹘以及
鞑靼、吐谷浑等族。这些族的统治者都占有一定数量的土地，或者拥有
一定数量的牧地和牲畜。这些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各自的经济利益，镇压
农、牧民的反抗，都需要直接或间接（由其政治代表参加）参与政治，
加入到蕃汉联合统治的各级政府中去，共同行使对被压迫阶级的统治
权。
第二，作为西夏国家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鲜卑拓跋氏，无论
其统治经验和文化水平都不如汉族地主阶级，加上立国前后的一段较长
时期里人才缺乏，在这种情况下，要想有效地维持并巩固其统治，仅仅
让党项羌、吐蕃、回鹘等族上层参与政权是不够的，而必须让汉人地主
阶级知识分子加入到各级政府中去，这就决定了西夏国家政权的组织形
式只能是蕃汉联合统治。
西夏历史特点之二，是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及其对外存在着某种程
度的依赖性。
“夏之境土，方二万余里”②，其比较稳定的长期存在的州郡为22
州。这个疆域虽然只有北宋的1/2 强，但却是辽的2 倍①。（辽为万余里）
在这广阔的疆域里，各地经济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22 州大体上有三种
经济状况。第一种为蕃汉集中居住的据点，如西夏都城、州、县治所及
其附近地区，为唐末五代以来早已封建化的地区，其经济和文化发展水
平较高。如凉州无论畜牧业和农业都很发达，居住在那里的吐蕃部落，
② 《西夏书事》卷8。
① 参阅拙作：《西夏蕃官刍议》，1985 年《西北史地》第2 期。
② 《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① 参阅《宋史·食货志》和《辽史·地理志》有关宋、辽疆域的记载。
“多是华人子孙，例会汉言，颇识文字”②。至于西夏都城——兴庆府的
屏障灵州（今宁夏灵武县西南），不仅农业发达，其文化水准也很高。
“其人习华风，尚礼好学”③。
第二种是靠近宋夏边界的蕃汉杂居的农牧地带。如西夏东面的横
山，“多马宜稼？？且有盐铁之利，夏人恃以为生”④。此外，西夏的天
都山、马衔山一带，也属于这类地区。
第三种是一些土地贫瘠、人烟稀少，或者本来就是一望无际的沙漠
地区。如西夏河套的地斤泽、兴庆府西面的腾格里以及同蒙古接壤的广
大北部地带，均属于这类地区。这类地区的居民主要靠从事游牧业和狩
猎业维持生活，是西夏最落后的地区。
西夏经济除了呈现着发展不平衡性外，对外还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依
赖性。
早在西夏立国之前，夏州地方政权对中原王朝在经济上就存在着严
重的依赖性。如周世宗显德元年（954 年）五月，府州防御使折德扆入朝，
“彝殷恶其职与己埒，以兵塞路，不许通诏使”。世宗拟停止对夏州的
贸易，并遣使持诏切责，“彝殷惶恐，撤兵谢罪”①。彝殷屈服于周世宗
经济制裁的压力，说明夏州地方政权在经济上对中原王朝存在着怎样严
重的依赖性。
西夏立国后，随着疆域的扩大，社会生产的发展，以及对外贸易的
兴盛，这种依赖性多少有所减轻。宋司马光在评价西夏经济上依赖宋朝
时指出：
“彼西人公则频遣使者商贩中国，私则与边鄙小民窃相交易，
虽不获岁赐之物，公私无乏，所以得偃蹇自肆，数年之间似恭似慢，
示不汲汲于事中国，由资用饶足，与事中国时无以异故也”②。
由于西夏同宋贸易获得好处，从而使其对宋的经济依赖性明显减轻，又
由于经济上“资用饶足”，“公私无乏”，因而在政治上变成为“似恭
似慢”，不卑不亢了。
建国后西夏在经济上的依赖性，虽然一度有所减弱，但由于西夏经
济比较脆弱，水平不高，加上受到战争影响，因此这种依赖性不可避免
地将会长期存在。并突出表现在对宋朝“岁赐”与“和市”之上。史载：
“既绝岁赐，复禁和市，羌中穷困，一绢之直，至十余千。？？
既通和市，复许入贡，使者一至，赐予不赀，贩易而归，获利无算；
传闻羌中得此厚利，父子兄弟始有生理？？”③。
绝“岁赐”、禁“和市”，西夏物价飞涨，生灵穷困，反之，“始有生
理”，两相对照，说明了西夏对宋经济依赖的严重性。
西夏不仅在经济上对宋朝存在比较严重的依赖性，而且对金朝也存
在着一定的依赖性。这主要表现在对金边境的榷场贸易之上。金先后于
② 《长编》卷51，咸平五年三月癸亥。
③ 《西夏书事》卷7。
④ 《宋史》卷335，《种谔传》。
① 《西夏书事》卷2。
② 司马光：《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50，《论西夏札子》。
③ 苏辙：《栾城集》卷39，《论西夏事状》。
兰州、保安、绥德、东胜、环州等地设置榷场，置场官管理①。西夏通过
榷场、走私，以及夏使至金，“许带货与官商交易”②，从而获得必要的
生活用品。
由于西夏在经济上对其邻国存在着依赖性，因此，在外交上不能不
表现出一定的依附性。兹以元昊对宋朝的态度为例。宋末元初的史学家
马端临云：
“元昊倔强构逆，兵势甚锐，竭天下之力，不能稍挫其锋；然
至绝其岁赐、互市，则不免衣皮食酪，几不能以为国，是以亟亟屈
服”③。
元昊在对宋战争获得胜利的情况下，之所以主动要求纳款称臣，“亟亟
屈服”，固然原因颇多，但与西夏在经济上对宋存在着较大的依赖性有
着很大的关系。
西夏历史特点之三，是民族矛盾经常处于主要地位，对外战争频繁。
西夏自1038 年元昊建国至1227 年末主■灭亡，首尾190 年。在这
将近两个世纪的时间里，西夏同它的几个主要邻国——宋、辽、金、蒙
均发生过大小不等的战争。另同吐蕃唃厮罗也多次兵戎相见。在同邻国
的战争中，尤以宋夏战争时间最长，次数最多，其影响与后果也最大。
西夏自景宗元昊立国到崇宗乾顺同宋高宗缔结和约，历时91 年（1038—
1128 年），双方和平共处仅26 年，其余75 年时间均处于交战状态。在
这漫长的时间里，总计战争15 次。其中比较著名规模较大的战役计有元
昊时期的好水川之战，三川口之战，定川砦之战。惠宗秉常时期的灵武
之战和永乐之战，以及徽宗时期宋夏争夺横山地区的斗争。
长达75 年的战争，归纳起来，大体上有如下特点：战争时断时续，
中间呈间歇状态；其主要战场集中于今陕西北部、甘肃东部，以及宁夏
南部地区；尽管双方处于交战状态，但两国信使却照常往来，“朝贡”
与“回赐”也很少间断；较量的结果，互有胜负，势均力敌，谁也不能
消灭对方。
除了对宋进行旷日持久的战争外，至襄宗安全统治时期，夏金双方
又发生了长达13 年（1210 年8 月—1223 年7 月）之久的战争。在13 年
里，双方大小战争约25 次，其中规模较大的为4 次，平均每年2 次。
在夏金战争激烈进行的同时，蒙古成吉思汗也发动了旨在灭亡西夏
的战争。蒙夏战争首尾23 年（1205 年3 月—1227 年7 月）先后爆发了8
次重要战争，这些战争无一例外地均以蒙古的胜利而结束。
除了上述战争外，在景宗元昊和毅宗谅祚统治期间，还同辽发生过
两次较大的战争，另同吐蕃唃厮罗5 次兵戎相见（元昊时2 次，谅祚时3
次），前两次以西夏的大获全胜而告终，后3 次以西夏的失败而结束。
频繁的战争，给西夏及其邻国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与影响。
首先，它破坏了西夏同其邻国人民休养生息的和平环境，使其人民
惨遭屠戮，流离失所。史载：
“自元昊叛，河西之民迁徙以避兵，因留雄勇津，循河上下，
① 《金史》卷50，《食货志》。
② 《西夏书事》卷38。
③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22，《古雍州案语》。
侨寓者众，公躬训谕安辑之，俾还故业”①。
说明元昊发动对宋战争，使本国人民不得安宁，饱尝颠沛流离之苦。至
于宋朝人民，受害更大，死伤惨重。“关中之民，自经西事以来？？亡
失太半”①，说明战争给宋朝沿边人民带来的灾难超过西夏人民。
第二，使西夏及其邻国元气大伤。如西夏同金长期混战，元气大伤，
由强变弱，最后因无力抵御蒙古的进攻而灭亡。蒙西战争的结果，使西
夏“田野荒芜，民生涂炭”②，“耕织无时，财用并乏”③。
第三，阻碍了西夏同邻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如元昊对宋战争，虽然
三战三胜，然“人畜死伤亦多，部落甚苦之；又岁失赐遗及沿边交易，
颇贫之”④。既失宋朝“岁赐”，又“丧沿边交易”，使西夏本来就比较
脆弱的社会经济，更加陷入困境。
总之，西夏对外战争频繁，在较长的时间里，破坏了其休养生息的
安定环境，妨碍了正常的农业生产，消耗了国力，影响了西夏社会经济
的正常发展（尤其在它的初期和后期），使本来可以发展较快的社会经
济，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历史的进程。
西夏历史特点之四，是文化上的多源与儒学佛教的兴盛。
所谓文化上的多源，即西夏文化渊源于汉族、吐蕃、西域文化，即
长期吸取这些文化的养料而逐步发展起来的。但以吸收汉文化的养料为
主。
西夏文化大量吸收汉文化，同汉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一点
为当时西夏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