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明西夏史-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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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吸取这些文化的养料而逐步发展起来的。但以吸收汉文化的养料为
主。
西夏文化大量吸收汉文化，同汉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一点
为当时西夏人所公认。西夏仁宗时的党项人骨勒茂才在其《蕃汉合时掌
中珠》一书的序言中指出：
“今时人者，番汉语言可以自备，不学番言，则岂和番人之众；
不会汉语，则岂入汉人之数！番有智者，汉人不敬，汉有贤士，番
人不崇。若此者语言不通故也”。又云：“论末则殊，考本则同。”
一语道破了西夏文化同汉文化不可分割的关系。
西夏文化深受汉文化的影响，具体表现在西夏字、音乐、绘画、建
筑、雕塑等方面。如西夏字的形体明显模仿汉字，以汉字为依据，参照
党项民族语言的特点而造成，音乐深受唐宋影响，等等。
西夏文化受吐蕃文化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佛教主要来源于中原，
其次来源于吐蕃；军制的最小单位为“抄”，由“正丁”和“负赡”组
成。这种“正丁”和“负赡”，来源于吐蕃的“组”和“仆役”①。至于
监军司的设立，则与吐蕃王朝，“在（其）东北和极西境地区建立的军
镇组织”②，十分类似；服饰：如元昊“衣白窄衫，毡冠红果顶，冠后垂
① 《折继闵神道碑》，转引自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
① 《温国文正公文集》卷38，《横山疏》。
② 《金史》卷134，《西夏传》。
③ 《西夏书事》卷41。
④ 司马光：《涑水纪闻》。
① 参阅王忠：《论西夏的兴起》，载《历史研究》1962 年第5 期。
② （匈）乌瑞著、荣新江译：《KHKOM（军镇）：公元七至九世纪吐蕃帝国的行政单位》，《西北史地》
1986 年第4 期。
红结绶”③，既受吐蕃赞普服饰的影响，同时也参考了回鹘可汗的服制。
西夏文化受西域文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回鹘僧人翻译佛教经典之
上。一些著名的回鹘僧人在元昊、秉常时期，先后负责主持佛经的大规
模的翻译，对西夏文化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西夏统治者早在李继迁时，就注意吸收儒学有识之士为己用，至元
昊时，除了注意搜罗儒学有识之士加以重用外，还将一些儒学著作翻译
为西夏文，从中吸取对其统治有益的东西。西夏儒学经过毅宗谅祚，惠
宗秉常及崇宗乾顺的提倡，到仁宗仁孝之时已进入了它的鼎盛时期。乾
顺、仁孝时大力振兴学校，从中央到地方设立了各种学校（包括小学、
太学、内学，等等），同时注重发展科举制度。通过兴学，发展科举，
遵孔读经，不仅为西夏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而且还为元朝统治者储备
了很多人才。其人才之盛同辽金比较，实有过之而无不及。
西夏佛教的兴盛突出表现在广修寺庙和佛事活动的频繁之上。
西夏佛寺极为普遍，“名存异代唐渠古，云锁空山夏寺多”①。这是
对首都——兴庆府（今银川市）水利发达、广建寺庙的生动写照。至于
西夏全国各地所建寺庙，几乎到处都有。有的是对佛教旧址的修葺，有
的则属新建。在众多的佛寺中，其中最著名的有兴州的戒台寺、高台寺、
承天寺、凉州的护国寺、甘州的卧佛寺，等等。
西夏除了重修和新建了不少寺庙外，还重建和改建了不少石窟。据
有关专家统计，西夏在占领瓜、沙后，对莫高、榆林两地石窟，大约重
修和改建了70 余座。这些石窟为西夏各个时期各阶层的善男信女们顶礼
膜拜，从事宗教活动的佛教圣地，对于宏扬佛法，宣传佛教的唯心主义
思想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由于西夏统治者带头崇奉佛教，在他们的大力倡导下，老百姓信仰
佛教，从事各种佛事活动者与日俱增。正如党项人骨勒茂才所记载：
“亲戚大小，性气不同，或做佛法，修盖寺舍，诸佛菩萨，天
神地p 祇，璎珞数珠？？供养烧香？？入定诵咒，行道求修”②。
这是对西夏老百姓信仰佛教的生动写照。我们从中看到了西夏百姓从事
各项佛教活动的盛况①。
六、西夏的历史地位
西夏在我国古史中究竟应该占有怎样的历史地位？有一种观点持否
定态度。如宋末元初著名的史学家马端临云：
“河西之地，自唐中叶以后，一沦‘异域’顿化为龙荒沙漠之
区，无复昔之殷富繁华矣。？？虽骁悍如元昊，所有土地过于五凉，
然不过与诸蕃部落，杂处于旱海不毛之地，兵革之利，财货之殷富，
俱不能如曩时。是以北事辽，南事宋，仅足以自存”。②
马氏不仅从经济上完全否定了西夏的历史地位，而且全盘否定了中唐以
③ 《长编》卷115，景祐元年十月丁卯。
① 《嘉靖宁夏新志》卷7；李梦阳：《夏城漫兴》。
② 骨勒茂才：《蕃汉合时掌中珠人事下》。
① 参阅拙作：《试论西夏的历史特点》，载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出版《中国民族研究》第2 辑。
②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22，《古雍州案语》。
后所有统治过河西地区的一切少数民族政权的历史作用，这种带有严重
民族偏见的评价，显然是不正确的。
与上述观点相反，当代一些史学工作者，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
和方法，去评价西夏的历史地位、程度不同地肯定它在历史上的作用和
贡献。如王忠先生认为：
“西夏的兴起并不完全是消极和反动的历史逆流。在祖国各族
人民互相融合为一个民族大家庭的过程中，党项族作为一个历史的
力量是有贡献的”③。
到目前为止，大多数史学家对西夏在我国历史上的地位，似乎都主张应
当予以充分的肯定，但究竟应当从哪些方面去进行肯定，则仍然是一个
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
对于该问题，我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去肯定。
第一，西夏所进行的局部统一，为祖国西北地区民族经济的发展和
文教的昌盛，提供了政治上的保证，并为元朝的大统一奠定了一定的基
础。
西夏自李继迁重建夏州政权之后，随着政治经济军事实力的增强，
其疆域也在不断扩展，至景宗元昊时领有22 州，方圆约2 万余里。至仁
宗仁孝时至少实际领有32 州，方圆超过2 万余里。（详前）
西夏之所以能逐步统一西北大部地区并非偶然，而是“番汉杂处”
的西北各族经过近200 年的长期自然同化，不断冲突融合的结果。自唐
末开始，一直到明初，为我国第三次民族大冲突大融合的时期。这一时
期的历史发展总趋势是从分裂走向统一，而世居西土“恩信孚部落”的
西夏王族——鲜卑拓跋部，利用党项羌的力量，凭借着自己丰富的政治
经验和较强的组织能力，顺应着这一历史发展趋势，在这一带经济文化
发展接近内地的基础之上，逐步消灭异己而最后完成的。
西夏的局部统一，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它为元王朝的空前大统一
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历史的实践表明，没有唐末五代的大动荡，大分化
及其局部统一，就不可能有宋初的统一；同样，没有辽、宋、西夏、金
的局部统一，及其又冲突又融合，以及漠北草原上的强大的蒙古部落，
异军突起，去打破宋、西夏、金三足鼎立的割据均势，也就不可能有元
朝的空前大统一。
第二，西夏的立国对祖国西北地区的开发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西夏对祖国西北地区的开发，突出表现在西夏农业的发展上。西夏
农业比较发达的地区为兴州、灵州、凉州、肃州等地，其次为横山、天
都山和马衔山一带。
西夏农业的成就概括地说，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即采用汉族比较
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知识。其农业均为木柄铁器所构成，与宋农
民所用生产工具并无二致；牛耕的普遍使用。其牛耕用二人抬杠，一人
扶犁进行操作。与内地汉民完全一样；水利灌溉发达。西夏统治者，除
了注意修复旧渠之外，还修了一些新渠，如“昊王渠”等；开垦荒地。
西夏开垦荒地，见于记载的多数在宋夏沿边毗邻之处，即用侵耕宋地的
办法，去达到扩大耕地面积的目的。其侵耕之地计有宋河东路麟州（今
③ 王忠：《论西夏的兴起》，载《历史研究》，1962 年第3 期。
陕西省神木县北）屈野河及大理河东葭、芦境上一带。侵耕的结果，激
化了宋夏矛盾；生产了大量粮食。由于水利的兴修，各地农田及时得到
了灌溉，“岁无旱涝之虞”①，加上牛耕的普遍使用和采用汉人先进生产
技术，因此，西夏生产了大批粮食。这些粮食除食用部分外，被储存于
公私粮窖之中。西夏粮窖早在李继迁重建夏州政权之时即已见于记载，
此后，随着农业的发展，这种粮窖越来越多。粮窖的增多，从一个侧面
反映了西夏农业的发展。
西夏农业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和意义。首先，西夏农业的发展，
使党项族从内迁前的逐水草而居，“不知稼穑”②，到建国前的逐步农耕
化，以及建国后农业成为社会经济的主要部门，这在党项族的发展史上，
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其次，由于农业的发展，带来了手工业商业的
繁荣，从而增强了西夏的国力，使西夏有可能自立于民族之林。西夏与
辽、宋、金之所以能够长期鼎立，原因固然很多，但与西夏农业的发展，
经济上基本自给自足，有着很大的关系。
第三，通过公私贸易，加强了西北边疆同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从
而丰富了边疆、内地各族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有利于宋夏边界的安
宁。
宋夏的经济交流的主要途径和方式计有定期朝贡，在宋夏沿边之处
设立固定的贸易机构——榷场，以及次一级的商场——“和市”，此外，
还有“窃市”，即宋夏沿边军民的私下交易。
宋夏文化交流，自宋输入西夏的计有佛经、“九经”（指《书经》、
《诗经》、《春秋》、《左传》、《礼记》、《周礼》、《孝经》、《论
语》、《孟子》）、宋历和时服，等等。自西夏输入宋的属于物质文明
的计有神臂弓、夏人剑，等等。
宋夏经济文化交流对于宋夏双方起了极为重要的历史作用。
作用之一，给宋夏两国带来了物质上的好处。尤其对于比较落后的
西夏来说，作用更大。正如范仲淹在其《答赵元昊书》中所指出：
“大王之国，府用或阙，朝廷每岁必有物帛之厚赐，为大王
助。？ 。又马牛驼羊之产，金银缯帛之货，有无交易，各得其所”①。
作用之二，是对于互通边情，维护宋夏边境安宁起了一定的作用。
如宋通过沿边互市，以缯锦换取蕃部马，可以“利戎落而通边情”，反
之，如果取消互市，就会引起边境蕃部“猜阻不安”，很难维持边境安
宁。
作用之三，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和丰富了宋夏人民的生活。正如宋臣
苏辙指出：
“既通和市，复许入贡，使者一至，赐予不赀，贩易而归，获
利无算；传闻羌中得此厚利，父子兄弟始有生理”①
表明西夏人通过至宋首都及宋夏沿边和市，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获益良
多。西夏人民获利如此，宋朝内地尤其是沿边人民得此经济交流好处，
① 《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② 《隋书》卷83，《党项传》。
① 《范文正公文集》，卷9。
① 苏辙：《栾城集》卷39，《论西夏事状》。
概可想见。
其历史作用之四，是西夏文教昌盛，不仅为西夏自身培养了大批文
武人材，而且为元朝统治者储备了大量有用人才。西夏在文教方面富有
成效的努力，对于提高西夏境内各族以及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水平，作
出了有益的贡献。
西夏立国之前，主要通过礼贤下士，延揽人才，以及吸收宋朝投奔
过来的失意知识分子，去建立其统治机构。如李继迁时既引“张浦为谋
主”，又“纳灵州叛人郑美”②，授以指挥之职。立国之后，元昊除继续
采用上述办法外，还开始设立蕃学与汉学，即通过兴办学校去培养人才。
乾顺时通过同时兴办蕃学、国学，为国家培养了更多人才。仁孝时，除
了在中央和地方继续兴办学校外，还大力发展科举制度，为国家培养了
大批人才。
由于西夏统治者建国伊始，就创建学校，振兴文教，尤其是经过乾
顺、仁孝时期对文教事业的发展，因此，至西夏末期，人才辈出，不仅
自身不乏人才，而且为元初蒙古统治者储备了不少人才。
西夏灭亡后，一批文化素养较高的西夏人，活跃在元代的历史舞台
上，充当了自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重要官员。这样的西夏人到底有多少？
据有的同志初步统计，见于记载的约有370 余人③，说明西夏人才之盛。
西夏知识分子活跃在元朝的历史舞台上，对于蒙古人的汉化，以及
蒙汉文化的融合，起了加速和促进作用。这种历史作用正如陈登原先生
所指出：“西夏人才，初虽有资于宋，其后亦卓然有所自己，并曾启迪
金源，蒙汉文化混合，西夏与有力焉”①。
② 《西夏书事》卷6。
③ 参阅汤开建：《元代西夏人物表》，载《甘肃民族研究》1986 年第1 期。
① 陈登原：《国史旧闻》第2 册，第407 页《西夏》。
第二章 党项拓跋部的兴起与
夏州地方政权的割据
第一节 党项拓跋部的兴起与内迁
一、党项的兴起
西夏是党项人于公元11—13 世纪期间建立的国家。党项是羌族的一
支，因此，史书上也称之曰党项羌。“党项羌者，三苗之后也。其种有
宕昌、白狼，皆自称猕猴种”①。羌族是我国有着悠久历史的古老民族之
一。它长期生息、繁衍、活动于我国的西部地区。早在远古时期，羌族
与华夏族就有着密切的联系与交往。在出土的殷商甲骨卜辞中就有关于
羌族的记载。东汉时，羌族以西海郡（今青海海晏县西）为其活动中心，
南到蜀郡（今四川雅安西）、广汉郡（今四川广汉县），西北接鄯善（今
新疆鄯善县东南）、车师（今新疆吐鲁番县西）。其部落虽多（约150
余），但各不相统属，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
魏晋以后，羌族势衰，其中一部分被吐谷浑所征服，一部分臣属中
原王朝，另一部分则逃入四川西部的深山野谷之中。“西羌微弱，或臣
中国，或窜山野”②。
唐初，党项羌势力范围有所扩展。“东至松州（今四川省松潘县北），
西接叶护（指西突厥领地，即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南界春桑（在今
青海省南部果洛藏族自治州境内），北邻吐谷浑（其统治地盘在今青海
省北部、甘肃省南部一带，活动中心地区则在青海湖附近），有地三千
余里”①。他们按照自氏族分化出来的家族结为部落，并以家族的姓氏作
为部落的名称。在众多的族姓中，比较显赫著名的计有细封氏、费听氏、
往利氏、颇超氏、野利氏、米擒氏、拓跋氏等八个族姓。八大族姓中又
以拓跋氏最强，在整个党项羌中起着领导的作用②。这时的党项羌各部
落，仍然各自分立，不相统属。
公元584 年（隋文帝开皇四年），党项羌有千余家愿意归顺隋王朝。
公元585 年（开皇五年），其大首领拓跋宁丛率领部落请求定居旭州（今
甘肃省临潭县境），文帝任他为大将军。
公元590 年（开皇十年），党项羌进攻会州（今茂汶羌族自治县境），
被隋军打败，纷纷表示愿意降附③。公元623 年（唐高祖武德六年），党
项羌派遣使者，请求内附，唐在其地设置维州（今四川理县）和恭州（今
四川丹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