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点中国哲学-第3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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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个故事来进行嘲讽。他说，有个尊儒的道学者，穿着高底大鞋，长袖阔带，
戴着三纲五常的桂冠，披着“人伦”的外衣，拾起一两张纸墨，私下用嘴唇吻了
几下，自称是孔子的门徒。

　　　　有一次，他遇到刘谐。刘谐是个聪明人，见这个儒者的怪模样，便笑他说：
“哦！你这样大概不知道我是仲尼的哥哥吧！”这位儒者勃然大怒，说：“天不
生仲尼，万古长如夜。你是什么人，竟敢做仲尼的哥哥！”

　　　　刘谐幽默地说：“难怪伏羲氏那时，仲尼还没出世，人们整天要点着蜡烛走
路。”那位尊儒者听了沉默好久，说不出话来。

　　　　/*　249　*/　第四部分手格其物而后知

　　　　关于格物致知的概念，最早是在《礼记。大学》中提出来的。到宋明时代，
它被提到了认识论的高度争论不休。如何格物和致知，哲学家们对此作了各种不
同的解释。

　　　　颜元有个癖好，喜欢同他情投意合的师友弟子讨论学业，“劝善规过”，同
弟子们定期约会辩学论业，砥砺德行，态度严肃，一丝不苟。他有个弟子，名叫
李植秀，对格物致知很感兴趣，便向老师请教这个概念的确切含义。

　　　　颜元解释说：“‘知’是没有形体的，就如‘看’本身没有形体一样。‘知
’以有形状、有颜色的东西作为形体，因此，人的眼睛虽然能看东西，但如果不
是看黑的白的东西，眼睛也没有用；人心虽然灵验，但若不思考问题，这种灵验
也无法实施。现在那些谈致知的人，不过是读书、讲问、思辨罢了，他们都不知
道能使自己致知的都不在这里。打个比方说，想要懂得礼节，光读几百遍礼节，
研究和询问几十次，思辨几十层，还是无法真正获知。但是，如果亲自去跪拜周
旋，捧过玉酒杯，亲接礼物，经过自己动手一番，就知道礼节是怎样的。又比如，
想学会音乐，不管你学过多少遍乐谱，讲学思辨多少层，终究不能学会。但只要
你亲自弹琴鼓瑟，口歌身舞，就能逐步懂得乐理。因此我认为，物，是三物（指
六德、六行、六艺三种事）的物；格，就是手格猛兽的格，犯手捶打搓弄之意。”
这里，颜元解释的“格物”，就是以身习行的意思，包含有变革现实意义。

　　　　李植秀又问：“不首先明白礼节，怎么去实行呢？”

　　　　颜元答道：“你看看孔子吧，他为什么不先教人学文而先要人孝悌谨信泛爱
呢？为什么不先教人性道一贯而要人先学‘三物’呢？像萝卜之类的蔬菜，即使
是上智的人和老农，起初也不知这是可吃的东西；即使能从其形状、颜色推断它
是可以吃的，也不知道萝卜的味道，必须亲口试一下才知道。所以说，必须‘手
格其物而后知至’。”

　　　　/*　250　*/　第四部分九州生气恃风雷

　　　　龚自珍是清末思想家、文学家。其时，龚自珍深感自己所处的时代在衰退。
衰世从治世来，还没有乱，所以表面上似治世，但它正在酝酿着大乱，很快要变
为乱世。衰世极可怕，皇帝是庸主，无力、无志、无明、无才，一切政事都会拘
守着祖传的“不可破之例”。大臣是庸臣，他们对皇帝只会“朝见长跪，夕见长
跪”，对自己，只会玩车马，备服饰，练言词，作律诗。他们专门熬资格，保禄
位，顾儿孙，毫不知为政的大体。地方官，靠刑名师爷办事，而刑名师爷从上到
下结成一张大网，他们“析四民而五，附九流而十”，行政大权都操在他们手里，
读书人，只会作八股文，搞点考据，除了“援古以刺今”以外，别无所能；除了
中举做官以外，别无所事。工商、兵将也碌碌无能。这真是一个“万马齐喑”的
时代，怎么办？只能变法。最好是朝廷自己来变，但清朝是不会自行改革的，希
望寄托于“山中之民”，总有一天，“山中之民有大声音起，天地为之钟鼓，神
人为之波涛矣！”龚自珍相信，打破这种死气沉沉的局面的时候，就要到来。因
此，他写下了饱含革命思想的、气势磅礴的四句短诗：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

　　　　龚自珍晚年在江苏丹阳云阳书院、杭州紫阳书院讲学，但还非常关心国家命
运。鸦片战争爆发的第二年（1841年），他对东南沿海的防务十分关注，亲自给
江苏巡抚梁章钜写信，准备跟他面议抗英大计。谁料事未竟，他便不幸逝世，终
未遂愿。

　　　　/*　251　*/　第四部分五十一岁的进士———魏源

　　　　魏源生于清朝乾隆五十九年，即公元1794年，卒于咸丰七年，即1857年。原
名远达，字默深，湖南韶阳县金滩人。父亲魏邦鲁，做过主簿之类的小官，在魏
源10岁时，家乡发生了严重的灾荒，当时父亲正在江苏，无法接济他们，家庭生
活极为艰苦，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魏源还是坚持看书学习，而且喜欢看历史书。
这使他伯父很不高兴，因为这不是科举制度要考的内容，但魏源仍然偷着读。

　　　　魏源一生在功名场上不很得意，因为他看不起儒家的繁琐文风，而且他的思
想又与传统的那些文人官僚不同，所以，参加科举考试在29岁时中了举人后，考
进士一直落榜，到了51岁时，才中了三榜的第十九名进士。有一次，考官嫌他考
卷上的字迹潦草，取消了他的殿试资格。可见魏源的个性是他一直不能中举的主
要原因。

　　　　不过，魏源还有真才实学的。有一位考进士第一的御史叫陈沆的，就很喜欢
魏源身上那种朝气，还将自己的文章拿给魏源看，向魏源请教。虽然当时魏源还
没有中进士，自己则是地位很高的人，但陈沆还是顶住压力和魏源交往。

　　　　魏源在51岁正式中进士之后，到扬州、高邮等地做过知县和知州，在此之前，
他主要是做幕僚和为寻求救国之路而写作。他在认识龚自珍之后，结为好友，当
时叫做“执友”。他们都对当时那种陈腐的文风不满，不想做儒家思想的书虫，
而是放开思路去研究“经世致用”的真学问，即“天地东西南北之学”，积极寻
求改革图强之路。

　　　　他的一生亲眼目睹了近代中国的剧烈变革，而且他也参与其中，为救国富国
而倾注了满腔热情，“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就是他提出的著名思想。

　　　　魏源在32岁时，江苏布政使贺长龄请他编《皇朝经世文编》，一年之后魏源
就完成了，共有一百二十卷，包括了政治经济等方面。因为搜集了很多的社会经
济资料，而且以经世致用为指导思想，所以，编成之后影响极大，在19世纪末受
到许多人的赞赏，凡是关心国事的官员几乎人人都有这本书。

　　　　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中，魏源的注意力从对内改革转移到了抵抗外敌入侵
方面，他还从扬州赶到浙江前线，直接参与抗敌，但后来，林则徐被腐败政府撤
职，充军新疆，而琦善之类的卖国贼却被重用。魏源亲自赶到镇江为路过的林则
徐送行。

　　　　在战场无法报效国家的魏源先后写下了《圣武记》和《海国图志》。《圣武
记》早在1829年就开始准备，到1842年正式完成，书中以清朝初年的武功来鼓励
民众，激励众人发奋图强，保家卫国。

　　　　在1853年，太平天国攻陷南京后，魏源也和曾国藩一样在地方筹办团练，准
备镇压太平天国。后来被人诬陷延误情报传送，被免职。第二年，恢复职务后不
久，他就以“世乱多故，无心仕宦”为由，辞职回乡，最后住在杭州的寺庙里研
究佛教，不见任何客人，64岁时死在那里，葬在杭州。

　　　　/*　252　*/　第四部分经世致用的哲学

　　　　魏源主张“经世致用”的哲学思想。魏源主张通过改革图强的思想明显是继
承了法家的传统，认为世界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在鸦片战争中，他积极分析战争
形势，认为强弱双方的力量是可以转化的，并提出了改变敌强我弱的具体战略战
术，即将敌人放进来打，使英军的军舰和大炮失去效用，发挥我们补给充足以及
地形熟悉的优势，有了这些因素，加上正确的指挥与配合，我们用落后一些的枪
炮也能够打败英军。

　　　　魏源认为“行”是知识的真正来源，而不是死的书本，不“行”就得不到有
用的知识。他对此有个很形象的比喻：“披（即阅读）五岳之图以为知山，不如
樵夫之一足；谈沧溟之广以为知海，不如估客（指海外贸易商人）之一瞥；疏
（即注释）八珍之谱（名贵菜谱）以为知味，不如庖丁之一啜（品尝）”。由此
可见，魏源重视实际的调查研究。在他得知英国人在新加坡设立英华书院，请华
人教汉语汉文时，就对中国没一人做类似了解外国的事备感忧虑，于是他开始编
《海国图志》。

　　　　这本书集中体现了魏源“经世致用”的思想。

　　　　它的基础是林则徐主持编写的《四洲志》。人们知道他编书的消息后纷纷出
手相助，有的人复制有关地图给他，还有的人将在台湾俘虏的英军所画英国地图
寄给他用。魏源在朋友的鼓励下，仅仅半年就完成了五十卷的《海国图志》，后
来又花四年时间精心扩充到六十卷，到1852年，编成一百卷。这本书是近代第一
部由中国人自己编的介绍世界各国国情的著作。包括了政治、经济、军事、历史、
地理、文化等各方面，而且在书中魏源还重点介绍了自己抵抗侵略、民族自强的
重要思想。后来这本书传到日本，备受重视，成为日本近代抵抗西方殖民者的重
要参考资料。

　　　　清朝统治者曾经被西方列强的武器吓破了胆，但魏源则认识得很清楚，他主
张创办军事工业，学习列强的制造新式武器技术，最终制服、战胜列强，这就是
著名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但魏源也不是唯武器论者，他更重视人的作用，
没有人去指挥，有了好武器也等于没有，这就预言了以后甲午战争的结局。在《
海国图志。筹海篇三》的结尾，魏源发自内心地疾呼：“在得人而已！在得人而
已！”

　　　　/*　253　*/　第四部分原始社会主义

　　　　中国近代，由于人民对幸福生活的渴望，曾出现过三次空想社会主义思潮，
第一次思潮的出现，就是太平天国的农业社会主义空想———《天朝田亩制度》。

　　　　洪秀全为了在人间建立一个人人平等、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天国”，于
1853年冬，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天朝田亩制度》的中心内容是，要废除
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所以洪秀全要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均天下田给
天下农民耕种，以实现“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
匀，无人不饱暖”的人人平等的理想社会。这个天国理想的宏图，是他立国的纲
领性文件。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它第一次提出了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案。太平天
国《天朝田亩制度》的出现，不仅标志着农民战争发展的历史高峰，而且是近代
中国农民阶级摸索救国救民道路的一次伟大尝试。

　　　　《天朝田亩制度》以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为中心，它涉及到经济、政治、军事、
文教和社会改革等多方面的政策和措施。它把土地分为九等，好坏平均搭配。然
后以户为单位，不分男女按人口平均分配。16岁以上分全份，15岁以下分半份。

　　　　它还绘制了一幅新型社会的蓝图，这就是以25家为基层单位，称为“两”。
两个“两”，设“两司马”主持。每5　家设“伍长”一人。每家出1　人当兵为伍
卒，“有警则首领统之为兵，杀敌捕贼，无事则首领督之为农。”

　　　　《天朝田亩制度》中的反封建精神，鼓舞着千百万农民群众，为推翻封建的
土地制度而斗争。这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农民群众的经济政治要求。这样一来，
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发挥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有的地区出现了“谷物丰收”、
“农安物阜”的繁荣景象。

　　　　但是，要在个体劳动、分散经营、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小农经济的基础上
废除私有制，并绝对平均分配所有财物，这是一种空想。

　　　　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由于它终究是一次没有先进阶级领导的农民革命，
在坚持长达18年的斗争之后，终于被中外反动派联合绞杀了。农业社会主义的理
想宏图———《天朝田亩制度》，由于受时代和阶级的限制，尽管它受到广大农
民的欢迎，喊出了农民对土地的渴望之声，但它只能成为一种乌托邦的空想。

　　　　/*　254　*/　第四部分中国，非变法不可

　　　　康有为是近代变法维新运动的领袖。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德国强占山
东胶州湾，帝国主义一步步瓜分中国的形势愈来愈严重，民族危机迫在眉睫。

　　　　康有为曾多次上书给光绪皇帝，希望实行变法，挽救国家危亡，但上书被清
廷大臣扣压，未能到达光绪皇帝手里。康有为发愤著述、讲学、宣传变法思想，
还积极进行活动，联络同党，结成“粤学会”、“知耻会”等组织，为变法救国
大造声势。在这种风气影响下，北京和全国的学会、学堂、报馆纷纷成立，维新
变法进入高潮。此时，康有为第五次上书给光绪皇帝，请求赶快实行变法。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正月初三，光绪皇帝令大臣李鸿章、翁同和、荣禄、
廖寿恒等在部恒衙门召见康有为。随后，康有为奉命进呈《统筹全局折》，进一
步指出，迫于当前形势，中国非变法不可，“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
小变仍亡。”（见《戊戌变法》第二册）同时，恳请光绪皇帝参照日本明治维新
的经验，“大誓群臣，以定国是”，立即着手变法。

　　　　这年4　月23日，光绪皇帝颁发“定国是诏”，宣示中外，实行变法。接着，
光绪皇帝接见康有为，表示了“今日诚非变法不可”的决心。康有为侃侃而谈，
陈述了变法的必要性、内容和步骤。光绪皇帝予以首肯，即命他“在总理衙门章
京上行走”。后又提拔内阁侍读杨锐、刑部候补主事刘光第、内阁候补中书林旭、
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4　人为军机章京。康有为的奏折通过他们上呈光绪皇帝。此
后一百天中，康有为上了30多道奏议，提出了一条在不改变现行帝制条件下发展
资本主义的纲领，但实际上能推行的仅仅是定国是（一句空话）、禁缠足（仅为
劝告）、振兴农业、各省设商务局、办铁路、设邮政、改军制、废八股、变科举、
开学校、设报馆。这些被称为“百日维新”。

　　　　/*　255　*/　第四部分我自横刀向天笑

　　　　1898年6　月，谭嗣同被荐举入朝，受到光绪皇帝的召见，被破格提拔为四品
军机章京（相当于军机大臣的助理），与杨名、林旭、刘光第共同参议新政，当
时此4　人号称为“军机四卿”。他们被光绪皇帝作为与康有为联系的中介者。一
腔热血的谭嗣同缺乏对维新运动现实性的认识，天真地幻想依靠皇帝下几道诏令
来改变国家的面貌。可是，他上任还不到十天，顽固派镇压维新派的阴谋就显露
了。7　月29日光绪皇帝召见杨锐，在赠赐衣服中夹带密诏说：“我的皇位很危险，
命康有为与四卿及同志迅速设法救助。”

　　　　谭嗣同、康有为无计可施，奉诏痛哭。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