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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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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与从林语堂到王蒙等提倡的“幽默”是不一样的。哭或者笑,怎么提倡呢?俄罗斯知识分子在历史上曾被分为两类:贵族的,平民的。像别林斯基,就是平民知识分子。但是无论是贵族的还是平民的,俄国式的知识分子都是中国所没有的。俄国知识分子有着自觉的政治意向,中国知识分子有的只是政治功利主义。俄国知识分子带有普遍的乌托邦思想,中国知识分子多“为稻粱谋”,作进一步计则是“锦衣玉食”,着眼的是物质方面的需求。俄国知识分子常常为真理献身,中国知识分子基本倾向不是求真的,而是求美的,自赏的,带有私人消费性质。如果说俄国知识分子富于公民意识,中国知识分子则只有“臣仆意识”、“小民意识”,根本不存在那种对抗权力者和上层社会的立场,在缺少公共空间的情况下,若有牢骚,只能街谈巷议,指桑骂槐,甚至腹诽。张中行的小民意识,主要表现为安于日常生活的一种本然状态。他的养螳螂,在时下中国作家兴养宠物的风气中,应当算是最平民化的例子了。当他述及本事时,笔端确乎流露着对螳螂的无限怜爱,但结末忽然一下子滑到《浮生六记》中的芸娘那里去了。他希望有一个小园,以女主人的慧心安顿,令螳螂从此乐不思蜀。这等美艳的幻想,实在是只有国产的“小民知识分子”才可以有的。与孙犁、汪曾祺、张中行等人不同,杨绛和宗璞出身于帝都名门,优越的家庭环境陶冶了她们的某种“贵族”气质,视界甚高,不随流俗,矜持,敏感,有中国传统女性特有的文化性格,在表达自己的时候,往往蕴藉有余。由于阅历不同,她们对人生和艺术的体验有着一定的差异,但是,无论在气质的培养还是观念的确立上面,她们都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太深的影响,有着许多共同的地方。杨绛的自述体散文《干校六记》很著名。关于干校生活,作者如实记下临行的告别场面,其中插入女儿一家因为“文革”而致家破人亡的事实;记凿井的劳苦,学圃的闲情;记养小狗,记大雪天冒险与家人会面,记误传回城,人心浮动的种种。书里所记,是知识分子在一个特定的环境里被迫改造的过程。改造的结果如何呢?知识分子遭到剥夺之后,还是原来的知识分子。在干校里,他们希望回京,希望重干自己的专业,希望能够像人一样活着,哪怕活得平庸。杨绛写道:“我还是依然故我。”她以一个柔弱然而高傲的声音宣告:知识分子改造政策失败了。人是不容易被征服的。只要心灵依然为自由而跳动,就不能说暴力和专制永远有效。在这里,杨绛表现了一个老革命党人的后裔那遗留在血统中的一点精神。但是,全篇的行文是简淡的。大约这就是所谓的“寄沉痛于悠闲”罢?而这种为中国文人所乐用的叙述风格,恰恰是消解沉痛的。应当认为,这首先不是写法问题,而是活法问题。她身在其中,却取一种旁观者的态度。“学圃记闲”一章,提到过埋死尸一事;可是,生活中这惊心动魄的一幕,被作者轻描淡写一笔带过了。对于多人惨死的经过,作者未必知其详,但在复述它的时候,是不能不让人感觉着其中的沉痛的。由于作者原来就同他人的存在保持了距离,写作时又着意制造一种美学的“间距”,这样,现实在我们看来也就变得不那么真切了。《丙午丁未年纪事》记在文革期间,曾就与“牛鬼蛇神”如何安处,撤不撤帘子一事同家人有过讨论,作者的意见为不撤,理由是:“隔着帘子,外面看不见里面,里面却看得见外面。”不问而知,这是一种中国式的“政治智慧”。这样的作家一多,像鲁迅说的中国文学的“瞒和骗”的局面,仍将维持下去。要打破这种局面,就必须把“帘子”撤下来!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杨绛虽然不能像她的父亲一样从事具体的政治操作,但于政治是关心的,至于“帘子”的撤与不撤是另外的问题。她不作政论,不明白表示自己的政治见解,但是在相关的文章中,仍然可以看到一点端倪。她在《回忆我的父亲》中写道:“我记得父亲曾和我谈过‘革命派’和‘立宪派’的得失。他讲得很仔细,可是我不大懂,听完都忘了,只觉得父亲倾向于改良。他的结论是‘改朝换代,换汤不换药’……我是脱离实际的后知后觉或无知无觉,只凭抽象的了解,觉得救国救民是很复杂的事,推翻一个政权并不解决问题,还得争求一个好的制度,保障一个好的政府。”作者无疑也是一个改良主义者。以胡适为代表的一批留学欧美的知识分子在二三十年代鼓吹“好政府主义”,在这中间,精神血脉是一致的。《回忆我的姑母》一篇所记的,是曾经为鲁迅抨击过的杨荫榆。“一九二四年,她做了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校长,从此打落下水,成了一条‘落水狗’。”极简约的交代,寓褒贬于不经意之中,这是极高明的笔墨。又说:“她留美回国,做了女师大的校长,大约也自信能有所作为。可是她多年在国外埋头苦读,没看见国内的革命潮流;她不能理解当前的形势,她也没看清自己所处的地位。如今她已作古人;提及她而骂她的人还不少,记得她而知道她的人已不多了。”如作者所述,杨荫榆确有其可纪念处;但是,先前在北师大何以为鲁迅们所“骂”一节,却并没有说明。事实上,在学生风潮中,杨荫榆是镇压者,同政府取一致的立场。可是在杨绛看来,其姑母应当是无辜的。其“自信有所作为”,而结果何以竟会无所作为呢?在这里,“形势”,“地位”云云,都是一种辩护;而“落水狗”的用典,也就成了一种含蓄的回敬。杨绛是赞成秩序的,不论实质如何,只要是“过激主义”,必将为她所反对,特别是“暴民”行为。对于她的父亲,在一九四九年后的可能的死法,她断定必死于红卫兵之手。这种推想倒是很有点意思。我们不妨问:为什么不可能更早地死于镇反,肃反,反右等等政治运动中呢?无论暴民或暴政,作为知识女性,杨绛都无力反抗。在著名翻译家傅雷自杀多年之后,她曾作文介绍傅译传记五种,说:“傅雷翻译这几部传记的时候,是在‘阴霾遮蔽整个天空的时期’。他要借伟人克服苦难的壮烈悲剧,帮我们担受残酷的命运。他要宣扬坚忍奋斗,敢于向神明挑战的大勇主义。可是,智慧和信念所点燃的一点光明,敌得过愚昧、褊狭所孕育的黑暗吗?对人类的爱,敌得过人间的仇恨吗?为善的心愿,敌得过作恶的力量吗?傅雷连同他忠实的伴侣,竟被残暴的浪潮冲倒、淹没。可是谁又能怪傅雷呢。他这番遭遇对于这几部传记里所宣扬的人道主义和奋斗精神,该说是残酷的讽刺。”在危难和悲剧面前,只好退避一途,一如古人说的所谓“自保”,说得好听一点,便是“独善其身”。杨绛著文纪念一位美籍大学教授,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温德先生。说他背弃祖国而长期服务于中国的进步教育,后复为中国的政治运动所打击。颇有沧桑之感,然以温柔之笔出之,文中说及“我们”,即钱钟书夫妇与有“问题”之温先生“划清”“界限”,仅淡淡一笔。文末说温先生认戴乃迭女士为其“最好的朋友”而“记不起我”来,不无愧疚之意,但也是淡淡一笔而已。作者还有《老王》、《林奶奶》等有限的几篇记小人物的文章,如她所说,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不幸者的愧怍。怨而不怒,哀而不伤。这份同情和自省,恐怕还是一种贵族的忏悔心情;就是这样一份情怀,在今天说来,已经是很少有的了。散文集《将饮茶》代后记云:“我爱读东坡‘万人如海一身藏’之句,也企慕庄子所谓‘陆沉’。社会可以比作‘蛇阱’,但‘蛇阱’之上,天空还有飞鸟,‘蛇阱’之旁,池沼里也有游鱼。古往今来,自有人避开‘蛇阱’而‘藏身’或‘陆沉’。消失于众人之中,如水珠包孕于海水之内,如细小的野花隐藏在草丛里,不求‘勿忘我’,不求‘赛牡丹’,安闲舒适,得其所哉。一个人不想攀高就不怕下跌,也不用倾轧排挤,可以保其天真,成其自然,潜心一志完成自己能做的事。”文中以“卑微”自处,借用“隐身衣”的故事说,凡脱俗肯穿隐身衣,得有“及时逃避的法术”,“需炼成金刚不坏之躯”,“才保得无事”。然而最后说,“凡间的隐身衣”也不易得。既是自白,也是训诫。作者长期以来都在寻求安全感;而这,其实也当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基本状态罢?宗璞同样关注知识分子主题。关于知识分子,宗璞在散文中很少述及物质生活的情况,而着重精神方面的萎顿、绝望和痛苦的表现。但是,她往往省略精神的具体历程,直接来到终点。这个终点是生离死别,是浓缩了人生全部的悲剧意义的一组情景。她把幕布撕开,让你从已经作为现实出现的结果往回走,通过记忆,通过每个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所同样拥有的关于斗争和奴役的生活经验,进入原初,填补必要的内容。《哭小弟》是一个名篇,其中,知识分子的价值是通过服从和牺牲来体现的。结尾处,作者因小弟的劳瘁而死,念及如同小弟一样“迟开而早谢的一代人”。《水仙辞》以朴素感人的文字,记叙了一位有如水仙一样挺拔而脆弱的知识女性。她善良诚实,淡泊功利,兢兢业业,克尽职守,然而同样是英年早逝的一人。《辞行》写一位有为的知识分子,因为要求“尽可能地把一点聪明才智用在正途”而不得,结果只得“往外国去找事”。所谓“找事”,谋生而已。面对人才外流,作者表达了无限的忧思和悲愤。身居北大燕园,目睹了众多知识分子的各种死亡,作者的感慨是很深的。在《霞落燕园》中,她这样记录了“文革”时期老知识分子的被迫自杀的情形:“‘文化大革命’初始,一张大字报杀害了物理系饶毓泰先生,他在五十一号住处投环身亡。数年后翦伯赞先生夫妇同时自尽,在六十四号。他们是‘文革’中奉命搬进燕南园的。那时自杀的事时有所闻,记得还看过一个消息,题目是刹住自杀风,心里着实觉得惨。不过夫妇能同心走此绝路,一生到最后还有一同赴死的知己,人世间仿佛还有一点温馨。”以乐写悲,更进一层。由于宗璞长期置身于知识分子群中,在反右运动中也曾戴过荆冠,因此,对同类的软弱和错失能够予以谅解,包括其父亲冯友兰在内。在文革时期,著名哲学家冯友兰为“四人帮”所利用,引起知识界的普遍责难。她为之辩护说:“首先,一声‘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促使多少有智慧的人迈上走向炼狱的历程。其次,知识分子前冠以资产阶级,位置固定了,任务便是改造,又怎知自是之为是,自非之为非?第三,各种知识分子处境也不尽相同,有居庙堂而一切看得较为明白,有处林下而只能凭报纸和传达,也只能信报纸和传达。其感受是不相同的。”应当承认,无论是作为儿女或是同行,这些说法都是可以接受的。在“全国山河一片红”这样的大一统的体系之内,自愿或被迫,直接或间接地服从,服务于打着“党”、“国家”、“人民”和“革命”旗号的旗手们,到底算不算变节?确实成了当今政治伦理学中的一大问题。鲁迅曾经说过中国历史上少有坚卓的人物,又说过在中国论人往往太苛,都是着眼于对社会环境的认识的。但是必须指出,理解是一回事,要求是另一回事。对于知识分子——由来是国家的精英部分——的过分顺从,我们不能仅仅止于理解。我们有理由提问:对于为我们所百般诅咒的文化大革命何以会发生,又为何得以以如此的方式进行,其中有没有知识者的责任?当知识者已经被剥夺了自由言说的权利以后,是否还有沉默的可能?在不自由言说的范围内,又是否可以把谀词和假话的使用减至“必要”的限度之内?对此,宗璞本人是放弃了追究的责任的。更多地作为政治运动的受害人,宗璞能追究谁呢?但觉日夜交驰,生死相逐,年华飞逝,此时还有力量追究吗?甚至,还有必要追究吗?作者对时间——尤其是生死大事——特别敏感。在她看来,生命个体是惟一的,舍此没有什么真理可言。世界上有什么真理比生命的真理更雄辩、更珍贵呢?她自白说:“我是注意今世的。”又说:“人生匆匆,真如过客。过客的身份,是每一个人都一样的……。”时间可以淹没一切。那些依凭权力而无端地剥夺了别人的自由和生命的人,他们有能力偿还这一切吗?而且重要的,能够在人生的大限之内偿还这一切吗?在这里,显然是一种无奈,但也隐含着深深的诅咒。宗璞对生命是热爱的。关系到人事方面,她多注重衰败,寥落,逝亡,笔调是伤感的。《哭小弟》、《霞落燕园》、《三松堂断忆》、《柳信》、《小东城角的井》,都极其哀婉动人。后一篇好像不大为人所注意,写一少女投井之死;井在这里,成了中国女人的一种宿命。体制虽小,寄托遥深,其实是一篇大文章。作者还有不少礼赞大自然的篇章。笔及山川草木,却是一派生机,有着异常明丽的色调。相形之下,作者眼中的人间世当是更可悲悯的了。汉诗十九首,集中地表达了古人对生命的感悟。魏晋文学,尤其建安诗文,常言生死,是对这一传统的承传。也许在艰难时世,生命哲学特别容易为人们所把握的罢?鲁迅称魏晋时代为文学的自觉时代,并非仅仅是文体学意义上的,而是指创作主体对生命本体及其表现形式的独异的发现。唐宋以后,文人深陷于禅学和理学之中,个体生命形态难以得到彰显。明末本极黑暗,竟生出麻醉的小品来。五四时期,生命与个性在文学中空前高扬,然而不幸很快就沉没了。一九四九年以后,所谓生命,大抵是一种集体的表达,正如流行口号所说的:“誓死捍卫”,“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等等;所以,宗璞在散文中如此表现对个体生命的珍爱,对生死大事的敏感与激情,可谓空谷足音。到了八十年代,中国作家出现明显的分化。可以说,这是一种“内分化”。如果说此前在作家中曾经存在着不同的派别和集团的话,一般来说,都是权力政治从外部实行干预的结果。这种情况,在许多时候是无从选择的。但是,“文革”结束以后,在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里,他们多少可以获得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学道路的余裕。大的分野,仍然如延安时期所凸显,为毛泽东著名的《讲话》所论述的关于“歌颂”与“暴露”两大方面。在理论上,对作家的创作立场作如此归纳,未免过于简单化,但是,它毕竟把是否承认知识分子作家的批判立场问题,以鲜明的对比形式,放到关于文学创作的整个价值系统的首位。对于作家群的划分,当然可以取不同的角度,而“歌颂”或“暴露”这种社会学视角的切入,对于刚刚从“文革”,从长期的“瞒和骗”的大泽中杀出一条生路的中国文学来说,无疑更为重要。右派作家群的分化是有代表性的。刘宾雁公开主张文学“干预生活”。邵燕祥没有这类过激的宣言,但从他的杂文创作的倾向看,对现实问题的介入及所取的态度,是十分明朗的。王蒙则从来反对这种提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是毛泽东的“两结合”理论的追随者。邵燕祥的杂文就品类说,相当于鲁迅的“伪自由书”和“且介亭”系列,一重现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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