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003-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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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不足观。倒是一些怀旧的文字，尚算可读。其中，倘若比较一下王蒙对周扬和丁玲的褒贬取舍，是很有点意思的。对于周扬，他自是欣赏其作为“大人物”的气度；对于丁玲，倒很能体察和同情个中委曲的地方。王蒙索解《红楼梦》及李商隐诗，并非严格的学术著述，但也不同一般的书话，把它们看作一组随笔，归入创作一类恐怕更切原意。这两组文字是王蒙的自恋文本，无论对他个人来说，还是对解读他来说，都是不可多得的。由于笔涉古典文学领域，远非今人今事，王蒙便获得了一个较宽广的空间，有较大的自由度施展自己的才华，“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可较少顾忌地发抒积悃，种种纯属个人的伤感，温情和愤慨；此中，自然也还有着更大范围——不至超出“少布”视野——的思考，更深一点的家国之思。对于王蒙，这当也不失为一种“荒唐言”罢？用他说《红楼》的话来说，应当是“更成熟也更狡猾”的。在王蒙看来，《红楼》的主题是关于“补天”的：“伟大的使命与卑琐的命运的矛盾，本来可能有的辉煌崇高的位置与终于一无位置二无用场的矛盾，这是十分窝心的。”他这样叙述石头的遭遇：“经过一个循环，或叫一个轮回、一番梦幻、翻过一回筋头，以后，毕竟又与未曾经历过不一样，留下了记载，留下了辛酸荒唐，留下了消愁破闷，喷饭供酒的材料，呜呼，这不就是人生么？这不就是文学么？这不就是小说么？”看得出来，这里带有明显的自况性质。《红楼启示录》中写李嬷嬷论“老”与“老本”，写贾宝玉在贾府上的优越的，却又“不堪一批”的“小废物”的地位，写贾宝玉对“文死谏，武死战”的批评，写搜检大观园，写“中国式的‘忠’的情感”，写邢夫人借维护风化以争夺个人权势，等等，都是较有特色的王蒙文字。李商隐无意间卷入牛李党争，在政治上是失败的；同样地，惟能以其“无益无效的政治关注与政治进取愿望”，“与政治相通的内心体验”，丰富了他的文学。这种文学，于是也就成了“一种疾患，一种纠缠，一种自我封闭乃至自我噬啮”。一个渐入老境的“少布”，在这里，深有同感地表明了一种关于仕途与文学的内在的紧张。王蒙对《红楼》和李商隐的阐释是在同一个时期发生的。为什么在九十年代初，他会突然对古人的政治与人生的通蹇浮沉发生兴趣？又为什么特别钟情于其中具有悲剧意识——李商隐的“先期零落意识”，《红楼》的崩溃结局及“空”观念——的这样两个特例呢？与此同时，他在其他文章中还引用了不少“禅味诗”，欣赏“乍晴乍雨雨还晴，天道犹然况世情”，“花开花落春何管，云去云来山不争”；引用了朝鲜诗人李彀诗《寄郑代言》：“百年心事一扁舟，自笑归来已白头，犹有皇朝玉堂梦，不知身在荻花洲”；同为朝鲜诗人李彦迪诗《无为》：“万物变迁无定态，一身闲适自随时，年来渐省经营力，长对青山不赋诗。”其中说的在朝在野的矛盾心情，与王蒙当时的处境与心态是否正相合拍？《红楼梦》有云：“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李商隐有云：“一自高唐赋成后，楚天云雨尽堪疑。”王蒙现象，是中国士大夫文化现象在农业社会向后农业社会转换中的一种延续与衍生。其深隐处，在这两组古典文学阐释文字中，可以找出许多阿里阿德涅的小线头。关于《红楼梦》，王蒙有一个评价，说是“又严肃沉痛又游戏”，既是“颂歌”，又是“忏悔”，又是“回忆录”，又是“超度书”。王蒙力求成为一个通人，作品也能如此兼其全。但是，由于他不能不受制于不甘寂寞的喜剧性格和功利主义的价值观，结果惟余“游戏”一途。不能说王蒙不严肃，其实他从亮相的时候起就是严肃的，只是这种严肃并非出于不敷衍不苟且的人生态度和个人的独立思考；失去了个人的根基，所谓严肃，就是“道”，“载道”，“卫道”，是正统意识形态及由此派生的主题。所以，王蒙的作品，总是有一副鲁四老爷的面孔闪烁其间；及至九十年代，随着某种幻灭感的产生，面孔就变做了面具，就像化装舞会那样蒙面跳自己的舞，也有干脆卸下来的时候，这就是貌似纯粹的游戏了。作品之外的王蒙又另当别论，面具于他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他要在一些特定的公共空间露面以显示他依然显赫的存在。也不能说王蒙缺乏痛感，但是经过长期的自觉和不自觉的钝化，已然如他所说，“变成了一个话题，一点趣味，一些色彩，一片记忆了”。王蒙极力标榜“超迈”，其意即是从“严肃”和“沉痛”中抽身出来，表现为一种游戏人生的态度。他是公开提倡“文学的游戏”的。在后部长时期，他发表了大量有关人生哲学的小品，如《逍遥》、《无为》、《轻松》、《安详》，诸如此类。他公开宣扬老庄哲学，把逍遥视作一种“审美的生活态度”，一种“全方位的体验”，从而获得一种“开阔感，自由感，超越感”。他声称，“无为”两字对他是有启迪的，无为既是事务原则，道德原则，又是“养生原则”“快乐原则”，“无为是一种澄明”，“一种清明而沉稳的幽默”。在老子那里，只有无欲才能无为。王蒙可能做到无欲吗？刚刚写完《抄检大观园》，就俨然变得智者般的“安详”，接着教训起那些“大吵大闹”，“气急败坏”，“风风火火，咋咋唬唬”的人们。在《轻松》一篇里，当他赞颂了一遍“确实比后辈辛苦得多”的“老一代革命家”之后，竟顿时忘了“安详”之态，号召说：“安定团结要求着正常的生活气氛，正常的生活气氛有利于安定团结。亲爱的同志，请稍安勿躁吧。”王蒙所以不惮重复使用文件和社论语言，无非说明他根本不是一个游戏者。游戏论的伟大理论家约翰·惠静格指出：“游戏是一种由于其‘不严肃’的特点而有意识处于‘日常’生活之外的自由活动，它对游戏者有强烈的吸引力。”自由和权力，哪个对王蒙更具吸引力一点呢？他有什么可能摆脱权力以及正统意识形态对他的影响呢？有什么可能否定意义和价值的存在呢？他所宣扬的哲学，无一是他所决心实行，或能够实行的。因此，这类小品文字，也就不免流为虚伪的、无聊的聒噪。从游戏出发，面对不合理的现实，王蒙教人注意“自己的心理平衡”，而不是对社会原因予以深究，在自己的利益遭到损害时，自然也不必深究何以受损。为此，他提供一种所谓“最好的办法”，即“付之一笑”。幽默无非是一笑主义，王蒙评价甚高，认为是一种“保护性的反应”，甚至是“生理性的保护”，“可以转移一个撕裂人灵魂的冲突”。早在三十年代，林语堂等提倡幽默，鲁迅写了《小品文的危机》等文进行抨击，指出这不过是“把屠夫的凶残化为一笑”罢了。曾几何时，幽默大师便由林语堂变做了王蒙。王蒙在《沪上思絮录》等文中对鲁迅的不敬——自然鲁迅也无须买任何人的尊敬——之辞，便变得非常可以理解了。关于笑，幽默，快乐等等，美国心理学家霍兰德在《幽默心理学》中说：“从精神分析角度看，大多数的喜剧性现象看来是与自我的以往冲突有联系的……笑得过多的人必然有着甚多的‘类似的恐惧’需要克服。”伯克也认为，笑的效用是“对自我有威胁的痛苦的弱化”。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另有一种解释，说：“笑这种感情不是别的，只是一种突然的荣耀感，它产生于突然感受到我们自身的某种优越感，也是通过与别人的弱点作对照，或是与先前的自我作对照。”他还特别指出，“最容易发笑的人是那些注意自己身上极少那点才能的人，他们通过留意别人的不足之处来硬使自己保持优越感。”这些论述，都共同地把喜剧性现象当作个人性现象，同个人的品质与经验联系起来。对于王蒙，无论逃避恐惧和痛苦，还是优越感和荣耀感，两者都是他所具备的。这是一种假快乐。马尔库塞曾经指出快乐主义的根本欠缺，就是没有区分真假快乐。别林斯基在批评转型时期的一种“时代的疾病”时指出：“只有小伟人，变戏法的人和取悦有闲俗众的人，才仿佛寻开心似的，轻松而又欢乐地怀疑一切，而并不受痛苦。”很早以前，亚里士多德就把快乐与否归结为道德问题。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有专章论说作为一种选择方法的快乐主义，他认为，不能把快乐狭隘地理解为“愉快感”，从而提出一个与此相关的“善”的概念，还有一个达致快乐或痛苦的“最大净余额”的问题。西田几多郎在其名著《善的研究》中，阐述了有关的原则，说：“在快乐之外另有确定价值的原则”，“我们不能不承认，人在利己的快乐之外还有高尚的他爱的或理想的欲望。”但是，王蒙在宣扬快乐主义的同时，把“少布”时代视之为“通灵宝玉”的“崇高”的一切，仿佛一旦得道似地，都通通弃之若敝屣了。据说；这也算一种“超越”，叫“超迈”也行。老实点说，不要说超越时代，就算超越自己，又谈何容易。超越是一种内在体验，这种体验是痛苦的，深刻的，而且植根于自己的生存之中。在成为右派分子之后，王蒙一直要求一种“主导和引导力量”，要求承认自己的参与的权利，所以，在集体之内，他是不可能成为异质分子的。及至八十年代，尤其在进入权力层以后，他的如韦伯所称的“我们感”，“同类意识”就愈加强固了。古代有“大隐隐于朝”的说法，所谓“隐”，在这里不妨换一种现代的说法，就是隐匿个性，消除个性。鲁迅在论“近官”的“京派”作家时说：“从官得食者其情状隐，对外尚能傲然。”但是，这种“隐”是很难做到的。据说，元代赵孟钜诠伲木褪且恢帧靶渭庇诠俪《吧癫亍庇谑牡摹袄粢鄙睢＝鹑送跞粜槎先蝗衔骸袄粼蚶簦蛞吲腥黄洳豢陕摇＠舳灰思槿似凼乐浴！薄凹椤本褪切槲保怀鲜怠９俪≈挥屑逍裕挥懈鲂裕灰３指鲂裕捅厝徊谠诔逋弧Ｖ穹治鲅Ъ一裟菰凇蹲晕业恼踉分兴档浇饩瞿谠诔逋挥腥蠓绞剑赐趺傻男愿瘢侵荒懿扇 翱湔诺慕饩龇ā钡摹Ｄ墙峁匀坏冒迅鲂哉系郊逍裕撑尚阅抢锶ァＶ敝梁罄矗趺稍诮崾淖龉偕闹螅不故钦庋Ｋ豢赡芡耆顺觥Ｄ鞘且桓龀。∮谐〉墓δ堋Ｍ趺傻霓限蔚匚患罢戏绞剑飨缘胤从吃谒拇醋髦小Ｋ担骸拔沂歉阄囊沾醋鞯摹！薄案恪弊质翘谆埃娜肪哂型趺傻奶氐恪！案恪笔峭庠诘模硕降模硇曰模际趸摹４蠛浯竽郑猩猩拿娉龌鳎酱ǎ酥健案恪薄Ｍ趺闪⒁庖选肮使饲Ю铮缭迫辍毙唇奈难В虼吮厝皇褂靡恢挚湔诺模陶诺模挥泻切缘慕峁购陀镅浴Ｗ魑难в镅裕趺扇狈Ρ匾乃仄樱钢拢徒谧啾浠痪渲写罅课抟庖宓穆蘖校馗矗创眨叩梗享常蛘汀Ｔ诖市蛏峡梢钥闯觯环矫媪粲形羧铡坝镅钥志逯ⅰ钡牟杏啵３Ｔ诹礁黾死椿兀ハ嗟窒＠饬娇桑突忠欤涣矸矫娣抡照尾ㄆ栈婊幸庵圃炖淄Ｒ桓龆匀Ω芯跣巳さ娜耍⒍ㄊ且桓鲅纤嗟娜耍皇侨狈φ嬲奈氖克璧墓露烙氤了迹挥捎谝还嶂厥邮谐〖壑担虼吮厝皇巧朴诔锘模萦星д杉で椋惨子谖硇运僮荨Ｕ庋娜耍豢赡芫哂泄鹊挠哪蜗泛突牡Ｈ绻芄磺逍训匾馐兜阶陨淼慕缦薅暗劂∈兀跃踅邮芤帐醴ǘ鹊闹圃迹皇抢褪υ墩鳎赜圃煲恢帧拔薇叩囊帐酢保酝趺傻奈难Р拍埽被嵊薪洗蟮某删偷陌眨康鹿骷也凇兑帐鹾妥诮獭芬晃闹新奂靶叛觯厝ㄓ胍帐醯墓叵凳彼担骸耙桓鐾渡硪帐醯幕酵剑侵簧砻娑运囊帐醯幕酵剑蛔魑ㄋ暗ド纤腥系慕袒岬囊辉保驼飧鼋袒岬乃诔稍倍际艿酵ü娴闹圃肌Ｋ邮艿奶厝ㄔ缴伲驮绞亲杂伞Ｌ厝ㄖ皇俏切┬〕蟆⒑⒆雍腿嗣且⊥啡⌒Φ娜硕嬖凇！灰帐醯陌旅厣形雌平猓腔酵骄椭挥幸恢止ぞ撸核牧贾Ｋ幸桓龌酵降牧贾褂幸桓鲆帐跫业牧贾饬街至贾⒉蛔苁遣降饕恢碌摹Ｕ飧鑫侍獠唤銮Ｉ娴交酵剑睬Ｉ娴剿谐腥弦帐踔饣褂性际缘囊帐跫摇Ｈ绻拷街至贾骋挥谝惶澹突嵘撕σ帐酰热缟缁嶂饕逑质抵饕宓奈难Ш突婊褪侨绱恕Ｇ啃兄圃焱耆恢碌慕峁牵四谌莺雎粤诵问剑撕σ帐醯耐保采撕α四谌荨Ｕ饬秸呷绾谓岷掀鹄矗两褚恢笔歉雒孛堋！彼樟骷野ぬ囟脑凇堵凵缁嶂饕逑质抵饕濉分校邓樟骷摇氨匦肴パ罢乙恢滞仔グ巡荒芙岷显谝黄鸬氖挛锝岷掀鹄矗黄浣峁窃斐梢恢止值拇笤影琛薄Ｋ敝赋觯馐且恢植煌耆粲谏缁嶂饕宓陌胂质抵饕宓陌牍诺渲饕宓摹鞍胍帐酢薄２吞囟亩荚谇康鞫懒⒑妥杂啥杂谧骷乙帐跫业木龆ㄐ砸庖濉Ｗ魑钍芩樟难в跋斓模凇耙帐踔饣褂性际浴钡淖骷遥趺傻奈难Вㄉ⑽模膊环脸莆按笤影琛薄Ｂ逞浮冻越獭匪档氖恰霸影瓒薄Ｍ趺捎幸桓鲂∷担弧对由罚谜饷坷葱稳莼蛐碇刑枚唷６杂谧髌分械幕煸有裕孟裢趺杀救艘膊⒉环袢稀Ｕ饫镉写车模邢执模挥泄俜降模兴字诘模挥泄逃械模胁呗缘模凰炎约核⑹缘模拥模谑蔚模肌案恪钡揭黄鹄戳恕４蠛Ｊ撬叱Ｊ褂玫囊庀螅不段匏话Ｋ袢献约菏粲谖迨甏鹄吹淖骷遥踔列硪浴按怼弊矢褚膊挥璩腥希邮堋翱绱钡奶岱ǎ凳恰啊某叫浴薄？梢哉庋衔诙兰桶恕⒕攀甏闹泄奶常趺墒且桓觥翱绱钡牡湫汀Ｋ钦骋馐缎翁淖詈笠桓鲎骷遥笔切滦艘馐缎翁淖畛跻桓鲎骷遥凰运拇嬖冢允玖斯墒贝泄难У奶厣�
五十年： 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四）四 枝 叶 （中）贾平凹出身于秦地的普通农家，谈不上“家学渊源”；他的第一批作品，也是为水利工地的黑板报写作的。后来，他怎么竟进入“废都”，以善玩书画石头的名士风度而名满天下？前后贾平凹判若两人，令人感觉兴趣的是，他从哪里获得如此神魔般的力量改变了自己？在一篇文章里，贾平凹回忆说，当初“背着一卷印花粗布纺的薄被子从山地来到西安，一站在金顶辉煌的钟楼面前，我险些要被吓昏了”。现时的心境如何呢？他引了两句唐诗曰：“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在这期间，生活于他毕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现在，他可以过一种诗意而有禅趣的日子了。他曾为自己取一法号曰“抱散居士”，胸前佩一块象征“大人”的石头做护身符；为居所命名为“凤凰阁”、“虚静村”，参禅打坐，有研究相书的余闲。又自称“花奴”，将室内枯树根称作“残美人”，复在弯躯上系一弦索，谓之“美人琴”，题诗曰：“千古寂寂事，独弦觅知音。”别人索书，常以“禅静”、“禅悟”等见赠。此等活法，在农夫野老看来，固然是神仙境界，连一般知识分子也都不敢企慕。作为“专业作家”，贾平凹远离商州故土，却以偶然返乡及较常接触乡人为“没变”——用六十年代的话说，大约相当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