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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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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他标榜自己的“反体制”斗争,其实都是本着这种精神进行的。殊不知,这“体制”建立的历史也就是神的主宰的历史。在文革中,一种政治投入——紧跟红司令造反——已然使张承志和他的红卫兵战友产生了“听话的身体”。既是造反的、叛逆的身体,又是被控制、被征服的身体。这时,人的身体全然陷入了某种权力关系和统治关系的网络之中。红卫兵运动适时而顺利的结束,从某种意义上说,也都是因为这身体,支持了体制的恢复和秩序的重建的缘故。这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一个庞大的游侠群。鲁迅曾经论述说,流氓是从游侠——古时候的刺客即属侠之流——变迁过来的。因为他们反对的是奸臣,不是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鲁迅说:侠是“犯”,不是“叛”,“不过闹点小乱子而已”。张承志说“反体制”,无疑是夸大之辞,只是出于自恋,抹杀了许多盲从的事实,将暴力涂了英雄的油彩,使之化为一种莫名的“强硬的反叛之美”而已。王蒙有“少布情结”,张承志则有“红卫兵情结”。比起前者,后者距离官方相对较远一些,有一种游侠精神,其实也就是流氓精神,也可以叫作“侠气”或“流氓气”。鲁迅不只一次例举《水浒》的人物李逵,说“李逵劫法场时,抡起板斧来排头砍去,而所砍的是看客”。所以又称“水浒气”。张承志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文坛的独行侠,身上是分明有着一股“水浒气”的。张承志多次提到内蒙草原、新疆和甘宁青伊斯兰黄土高原三块大陆。他把它们比作同时向他哺乳的“三位母亲”,并且问:“你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秘密吗?”这个秘密就是挑战汉文化的一种精神。他说,他为这精神而活。民族文化问题和宗教文化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在文明共生的环境里,任何民族,任何宗教都应当是平等的,互相尊重的,应当致力于这一基础之上的彼此间的和平交流。在历史的大框架内,确乎先后出现过不平等,歧视,敌对和侵略的关系,但是,在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中,我们仍然不能放弃人道主义的原则,目的是使人类在战争和奴役中返回文明的原点。张承志在民族宗教问题上,就不是致力于民族和人民之间的隔阂的消解,而是执意地保持隔阂和对立。他高度赞美回回民族及其宗教文化,在文化比较中,力图证明其与汉民族及世界其他民族宗教的优劣所在。他说:“中国没有宗教,不懂羞耻;中国人将因此永无团结之日也永无出头之日。世界有三大神教但同样不知羞耻,世界将在不义中危险地走向更大的危机。”他把世界上的许多问题简单化地归结为民族宗教问题,并且以自己崇奉的教派的教义为最高真理。他认为,他所代表的民族和宗教是最优秀的,却相反处于被压迫的地位,于是为封闭、仇恨、报复找寻根据,常常以拒绝交往和理解自傲。他描述说:“天生缺乏神性和精神需求的中国人(我指的主要是汉族)对他们不无嘲讽地摇摇头,打个哈欠,对于孔孟之道的子孙们来说,回回民族的心理是超重的,对牺牲的渴求是夸张的,性格是偏激自傲的。”民族的一个重要的象征是语言符号,他夸耀且不无矜持地说:“西北回族地区存在着大量堪称文学精品的抄本,作者们干脆使用阿拉伯文或波斯文这一现象尖锐地告诉人们:我根本不打算让你理解。”回族祖先的这种不屑与共的态度却没有为张承志的创作实践所继承,——他使用了汉语!虽然,他一再强调汉语写作的无对象性。正如他诅咒日本的“文化侵略”及其他种种,却要用日文写作和出版自己的著作一样。虽然对外,作为一种文化抵抗,他表示坚信“绝对必要”用“不可征服”的中文写作。这也正如他义愤填膺地控诉世界列强,以及外国资本家的万般罪恶的同时,仍然“受虐狂”似地从东洋跑到西洋找工作。人生是悖论的存在。在生活中,不可能彻底排除矛盾,而在“澄明”之境诗意地栖居。但是,如果从来不曾审视自己和批判自己,那么,从最率直的告白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有那样一份矫情的地方。文革期间,有所谓“输出革命”。张承志以鲜明的回族中心意识,输出“素质”和“精神”,包括向中国。在《南国问》一文中,他借回族人海瑞宣扬一种民族优越感,说:“回族的宿命就是向中华大地输出最优秀的儿子——就让他在自己的选择里获得安宁吧,做中华的儿子,为中国输入烈性的血,永远是值得的一件事。”因为海瑞曾经在海南任职,海南的面积之大,竟也会使他觉得兴奋,说道:“那么它就可能平衡台湾岛。”他怎么会选择“平衡”这样的字眼呢?在他内心深处,总是潜伏着骚动着一种较量的、斗争的、征服的欲望。他有一段关于友与仇,人与兽的独白:“今天我重视自己的特殊性,背靠着‘哲合忍耶’——我开始急速地自尊。这是我要求中国文化接受的一个外来语借词,尽管它诞生于中国母体之中。人们向中国输入了那么多外来语,那些都是世界体制的渊薮——盎格鲁·撒克逊的货色;而我输入的是一种烈性的血,是一种义,是一种信,是一种叛逆和坚守的素质。同时,它也是最本质的‘友’。”“我愿意责备自己以这种‘友’的尺度苛求每一个友人。但我别无选择。极端做为正义的绝望嘶吼时,人无权谴责它。”“在与哲合忍耶回民结合战斗的日子里,我敏感地明白了与旧日友人的分歧。友谊若没有信仰为支撑,那友谊确实不是钢。”于是有“撕名片”之举。那是出于一种“幻想、软弱和奢求”,即在完成两年之久的国外流浪生活之后,在希望幻灭之后,在尝试了委屈求活的况味之后,在谋生失败的意义被象征性地放大之后的一种快意的报复。他迫害狂似地放大了人类的敌意,把所有的爱,同情,援助,都看作是虚假的,于是决心毁灭所有的现实关系。“撕名片”在个人的生活史上,无疑是一个重大的事件。张承志也十分重视这个事件,并且推而广之,把它视作一种“方法”,说是“对一些人或一些民族,一些处于关口前的国家,对一种思想来说,这种方法是必须的”。他决裂,他摧毁,在决裂和摧毁中期待新生:“清真寺尖塔上挑着一勾弯弯的镰月,它不仅仅是伊斯兰信仰的象征。像天上那座熠熠的金钉一样,像空气中游荡的那阵音乐一样,它在这片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古老国土上指示着一种异端的原则。它超越白昼,照亮暗夜,孤傲地对汉文明的继往开来表示沉默。它的无言之美,它的刚强之美,它的牺牲之美正与流逝的历史作伴,等待着一个遥远的未来,等待着一个在孔孟之道和孔孟现代派走到穷途的时辰。”在这里,“孔孟之道”和“孔孟现代派”都不是一个历史性概念,而是一个民族性概念。实际上,张承志是在期待着汉民族文明的消亡,而以伊斯兰信仰的优质原则取代之。在历史上,大汉族主义确乎给少数民族包括回民以严重的掠夺,奴役和各种损害,正因为如此,在《心灵史》以及其他一些随笔文字里,张承志热烈赞美“哲合忍耶”——一种穷人宗教,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正统的异端,国家统治者及其伦理哲学的异端。应当承认,这是不无积极的意义的。正如《杭盖怀李陵》说的:“当他无家可归,祖国执行不义的时候,叛变也许是悲壮的正途。”敢于单身鏖战,敢于做抚哭叛徒的吊客,体现了他的底层意识和生命美学的光彩。我们赞美异端,因为它是弱小的,它不惜毁灭自己以对抗强权,在对抗中始终体现着平等和自由的人类原则。可是,在异端背后,如果仍然支撑着一个庞大的“统一”思想,舍我其谁的称霸意识,“举意统一人心和历史”;尤其到后来,居然借了国家的名义,无条件地“抵抗”西方,就变得十分可怕了。张承志不能容忍任何民族任何宗教高出于中国回族和伊斯兰,对别的民族的“高傲狂妄”特别敏感。他不论走到哪里,总是怀着一份保留,一份对比,保持着警觉,不为别的事物——哪怕是优秀的——所吸引而归附原来的中心。他到巴伐利亚,莫名其妙地全身“保持着一根弦的紧张”,说“我不能承认它是中心”。在德意志,他同样强烈地感受到了“异教的压迫”。在这里,除了天主教,还有“人种”。他不能接受德意志人庞大的躯体,称为“怪物”,说是“不用说制度政治原则穷富的区别,就凭大个小个这一条,战争也是非打不可了。我们怎么才能揍这种巨兽呢,恐怕只有靠亿万人一窝蜂‘攒’他了”。另外一篇文章还写到,他见到一个蒙古族美人与一个欧洲男子在一起时,也为这种不同种族的搭配感到不悦,说:“我虽然对非常便宜就挎上了北京大妞的老外早已司空见惯心平气和,但我不能容忍搂着那蒙古女人的那只野兽。”关于在德意志的心情,他坦率说道:“我始终没有放弃心底的一种对立情绪。”他把这种对立的、仇视的心理,自称为“一种冷静得严峻的民族主义”。在美国,让他感兴趣的,惟有一位伊斯兰传教者。原因是,这位传教者把伊斯兰教传给了美国第一代黑穆斯林领袖,据说那教义是与美国传统的种族歧视完全颠倒的,即“黑种优越,白人皆魔鬼”。张承志赞扬说:“他改变了黑人自卑的历史,并使黑人(包括拳王阿里)迈上向伊斯兰皈依的第一步。”他曾经宣称决心反对“歧视的世界”,然而,到底谁是歧视者?对于西方社会,张承志一直保持着他的精神对抗,尤其在作为临时打工族的一员,身受了西方资本家的压迫之后。他不断使用“西方列强”一词,反对“向西方献媚”。他自白说:“在西方生活的近两年时间里,几乎每一天我都在问自己怎么办。只是我决定得很快:一不吃人血馒头,二不向人折腰低头,三瞧准机会就对着各种敌人打它几枪,捣捣乱解解恨。我的天性只给了我一条路。”在另一处,他仍以开枪为喻,表达他的愤怒:“哪怕只是为了自我,我也决心向这世界体制开枪,打尽最后一颗子弹……我不愿做新体制的顺奴。”这里的“新体制”,是指与传统相背驰的体制,建立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之上的自由民主的体制,以西方现代社会为蓝本的体制。的确,西方社会有过资本原始积累的血腥的历史,至今也远非完善,可是在世界上,它毕竟是最富于现代性的开放社会。对于西方社会,张承志有意回避“良善”的方面,强调“凶恶”的方面;否定变化的方面,执着初始的方面,他蔑视“英美式教育”,对德国和美国都有着诋毁式的描写,把国际世界看成为“不义的世界”,充满危险和杀机;与此相反,极力礼赞“东方文明”,对“洁与耻尚没有沦灭的时代”即旧制度深表向往之情,他特别推重古代道德,如知耻、禁忌、信义、忠诚等等,主张以许由式“洁的精神”,荆轲式“美的精神”,屈原式“殉道的精神”重建现代中国文化。他质问道:“为什么每天成千上万人大讲向西方文明,包括基督教学习,而不能讲向内部的信仰者学习?”所谓“内部的信仰”,即本土信仰,伊斯兰信仰。要作“文化民族主义”的坚决的卫道者,态度是十分明确的。九十年代,张承志高举义旗,其实是杜亚泉、梁启超、梁漱溟们在本世纪初揭橥的东方文化之旗。这批老国粹家力挽狂澜,抵制来自西方的民主、科学、自由的新思潮,结果如何呢?新文化运动还是起来了。虽然启蒙知识者节节败退,但“西化”的成就还是相当可观的。可以说,本世纪所有的进步,几乎无一不同西方的观念和技术有关。在中国现代化史上,张承志并非是第一个反对西方的人。正因为他是后起者,时至今日,竟以“抵抗”、“反叛”这样近乎决死的姿态出现,所以是“末路英雄”。应当承认,张承志由农耕社会及正统教育所培养起来的这种原始的、朴素的观念和感情,是有着存在的根据的,可理解的。甚至可以认为,他忠实于土地的感情,牧民的感情,对少数民族和弱小宗教的感情,是美好的,珍贵的,其中含有人类永恒的价值。他写午夜的鞍子,写老额吉,写久违的边疆小镇;他写李陵,写静夜功课,这些散文同他的小说《黑骏马》《北方的河》《心灵史》一起,构成后半个世纪中国文学难得的华章。近几年的随笔,所写多为议论性文字,昔日那种叙述的美学褪去了;当凸现思想的棱角时,便不免显得狰狞。看来美学的深部,是存在思想指向的。张承志的思想,后来集中在反现代化上面。在世界范围内,反现代化有两种情况。一种发生在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主要针对随同科技文化的发展和现代管理模式而出现的异化现象,是现代社会的一种内部批判和功能调节,目的是人的进一步解放。还有一种情况是在前工业社会发生的,反对现代化,就是要维护落后的农业文明,以禁锢和奴役为特征的封建制度及传统意识,因此是保守的和倒退的。过剩往往产生罪恶,匮乏将成为真理。然而,中国所缺乏的,正是张承志所拒绝的。他以野蛮为美,以残酷为美,以原始荒芜贫困为美,这样,他的底层意识也就要大打折扣,因为现代化的一切,从个人权利到社会富有,最需要的还在中国的底层。张承志是一个具有十分强烈的自我意识的作家,文学,宗教,民族,国家,都是自我中心的野性扩张的产物。他说:“我是一名从未向潮流投降的作家。我是一名至多两年就超越自己一次的作家。”“我不认为有哪一个人具有与我匹敌的思想经历。”“难道在那尘世,你能再见到半个像我这样的人么!”他曾自谓从梵高的绘画和冈林信康的歌曲中获取诗情的。其实两个人的作品,都有一种“狂猛暴躁的气氛”;冈林信康以其“东方式的单纯”,梵高以中国干旱的大西北般的赤褐焦黄的色调,可以足够满足他的“恋母情结”。但是,他的灵魂是不安宁的,永远的浮躁无定。他孤独,说是思想“无援”;他自恋,说是精神“清洁”。他不时自我贬抑,或自我恫吓,说自己在十面埋伏之中,是别人眼中的“一只动物园中的猴”;是鱼,进入了无水的旱海;是牛,进入了寻找牺牲的无情的杀场。甚至把自己“写出了毛泽东主席和中国共产党对回民确有过的善意和努力”,也说是“不顾危险地”“说出了真实”。这些都是虚拟的压迫感和危险感,制造的一种悲壮。正因为不是来自对环境的深刻认知,所以,他可以转过身来向世界宣布自己是“不相信危险和难关”的“强大”的“自由人”。当今时世,能够脱离“单位”的羁绊,正如他所说的“无职无业无工资无老板”,这是需要勇气的。这种处境,肯定是艰难的,但当然也是幸福的。然而,这都并不意味着是绝对自由的。他豪迈地说:“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快乐。心事深重的快乐是奇妙的。二十多年前那种轻易得到又轻易放弃的自由,终于又被我强抢回来了。清洁感更是让人得意,好像换了一件浆洗熨硬的雪白衬衫,里面的肉体又刚刚做过宗教洗礼。如今我是都市的牧人,无马的骑手,公开的教徒,自由的作家……”;“一切罗网都冲决了,一切重负都卸尽了,一切犹豫都结束了,一切他人不可企及的我都达到了。——艰难和辉煌,孤立和骄傲,危险和希望,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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