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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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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卸尽了,一切犹豫都结束了,一切他人不可企及的我都达到了。——艰难和辉煌,孤立和骄傲,危险和希望,如今都被我占有。”这是对于“自由”的理性障蔽。其实,他的所有力量,都是来自生命力自身的强大欲求。是不退场的红卫兵表演,是一种青春延缓症。他以“无法挣脱近乎暴烈的一种激动”,决心“以笔为旗”,独力建设“抗战文学”,“自尊和高贵的文学”,反抗“中国文化可怕的堕落”。他对中国知识分子持全面批判一概打倒的态度,惟独不批判自己。他说:“我相信,散布在中国各地的几十万哲合忍耶正为我骄傲”;“我虽然屡屡以反叛中国式的文化为荣;但在列强及它们的帮凶要不义地消灭中国时,我独自为中国应战。”他以担负大任的义士自命,自称在呵欠声中嘶吼。他痛斥作家团伙“有梯队有层次有钱有权”,只是“不讲山河二字”;对于中国文化上层,说是“他们有一种敏感,他们不得罪今后‘国际化’以后恐怕越来越重要的‘外国朋友’,也不触犯快要成为世道的丑恶。他们不会爱上谁更不用说爱上一个村庄。他们是苟活大王。他们的奸狡堂堂正正。新疆也罢‘信仰’也罢党也罢族也罢甚至祖国也罢,没有他们不可能背叛的事物。他们是——后天若有危机明天才考虑背叛路子的人。对于直言危机的人,他们轻则损他故作多情,重则骂他精神分裂。”凭着对权力社会和商品社会的双重的敌视态度,以及作为一个艺术家的敏感,张承志对当今知识分子的自私,麻木,“无特操”的现象的批判是猛烈的,犀利的,虽然批判的坐标未必可靠。最近,他在《再致先生》一文中有一段话说得很好:民众在这个国度里无权无望,但他们发觉:当他们在暴政官僚的重压下绝望痛苦的时候,“智识阶级”却是政治金钱之后的又一个凶恶的压迫者。大众但求温饱而已,但他们需要知识分子始终对社会和权力保持基本的批判火力。否则,底层的处境不堪设想。对社会和权力的批判,他并没有做好,尤其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批判。但是,他把话说了,说得这么直接,这么勇敢!
 五十年: 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五)五   枝 叶 (下)王小波与张承志有着大致相同的经历。两个人都当过红卫兵,当过上山下乡的“知青”;对这样两种角色,王小波倒不像张承志那样热烈地认同,而是一再反思自己的受“愚弄”,自我批判,自我否定。他们都曾经出过国,只是王小波在美留学,情况比较稳定,不同于张承志的当代表和做苦工,先后有着反差极大的荣与辱的体验;还有,是他们后来都辞去公职,置身于少数自由撰稿人之列。可是,除了不同的生活体验之外,他们整体的精神状态,思维方式和创作风格都呈现出很大的差异。最明显的,是对西方文化的态度。可以说王小波是一个西方主义者,与张承志完全相反,从来不曾说过西方的坏话。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现实问题的批评,也都是以西方的现代理念及社会经验为标准的。这种态度和方法是五四式的,在当代知识分子中,很少有人能坚持这一点。在这中间,王小波突出的是对科学的宣传。他对科学的理解,主要集中在尊重事实,尊重知识,和尊重理性上面。他反对个人迷信,愚民政策,不断嘲讽大跃进和文革时代的荒诞,反对民族的自大,否定宣扬诸如“毫不利己”的人生观,“坏事变好事”的所谓辩证法之类的正统意识形态的东西,反对道德至上主义,揭露“气功”和“特异功能”,反对歧视同性恋者,等等。在相当广泛的范围内,如他所说,“充当科学辩护士”。他提倡科学研究的“善良原则”,并且强调,善良要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惟有科学的伦理才是善良的。《关于崇高》一文举例说,当洪水冲走国家财产,不问抢救什么而只问抢救之责,是不负责任的。所以,文章主张,“人有权拒绝一种虚伪的崇高,正如他有权拒绝下水去捞一把稻草”。《肚子里的战争》反对依恃“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的教条,拿人的性命胡闹,同样以事实为根据,提出一个社会责任问题。王小波认为,科学是一个过程,“除了学习科学已有的内容,还要学习它所有、我们所无的素质”。也就是说,应当把科学的内容和原则转变为人的素质;通过科学改造人的素质,从而改变人的处境。关于人的境遇问题,自由和民主问题,在王小波这里,是一个与科学密切相关的问题。何谓自由?自由是指属于个人的一种权利,而权利就是尊严。王小波说:“个人是尊严的基本单位。”他反对以国家或社会的尊严替代或剥夺个人的尊严。“尊严不但指人受到尊重,它还是人价值之所在”。他在多篇文章里谈及中国的政治环境和生活环境,总结说是“从上古到现代,数以亿万计的中国人里,没有几个人有过属于个人的尊严”。自由对于个人,是一种独立性,对于社会则是多元性多样性,是罗素说的“参差多态”。王小波决心捍卫个人的独立和尊严,表示说:“不管怎么说,我不想把自己的未来交给任何人,尤其是哲学王。”他同样反对那种统一的,“呆板”的,甚至像但丁《神曲》的寒冰地狱那样“把人冻在那里一动都不能动”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是明确的定于一尊的,所以才有“这个不宜提倡,那个不宜提倡”,“仿佛人活着就是为了被提倡”的现象。对此,王小波表态说:“要真是这样,就不如不活。”他发问道:“弟兄姐妹们,让我们睁开眼睛往周围看看,所谓的参差多态,它在哪里呢?”自由,民主,平等,这是西方近代思想启蒙和工业革命的产物,为乡土中国所匮乏的。王小波在《弗洛伊德和受虐狂》一文中,用谐谑的语调写道:“法国人在马赛曲里唱道:不自由毋宁死;这话有人是不同意的。不信你就找本辜鸿铭的书来看看,里面大谈所谓良民宗教,简直就是在高唱:若自由毋宁死。《独立宣言》里说:我们认为,人人生而平等。这话是讲给英国皇上听的,表明了平民的尊严。这话孟夫子一定反对,他说过:无君无父,是禽兽也——这又简直是宣布说,平民不该有自己的尊严。总而言之,个人的体面与尊严,平等、自由等等概念,中国的传统文化里是没有的,有的全是些相反的东西。我是很爱国的,这体现在:我希望伏尔泰、杰弗逊的文章能归到辜鸿铭的名下,而把辜鸿铭的文章栽给洋鬼子。假如这是事实的话,我会感到幸福得多。”在《洋鬼子与辜鸿铭》的文章里,作者进一步表明,作为东西文化的产物,两者毫无共通性可言,彼此是不可能置换的。至于“密室”里的事情,自另当别论。文中写道:“坦白地说吧,在洋鬼子的S/M密室里有什么,我们这里就有什么,这种一一对应的关系,恐怕不能说是偶合。在密室里,有些masochist把自己叫做奴才,把sadist叫做主人。中国有把自己叫贱人、奴婢的,有把对方叫老爷的,意思差不多。有些M在密室里说自己是条虫子,称对方是太阳——中国人不说虫子,但有说自己是砖头和螺丝钉的,至于只说对方是太阳,那就太不够味儿,还要加上最红最红的前缀。这似乎说明,我们这里整个是一座密室。”密室的特点就是封闭、禁锢。王小波有文章专门评论中国现代书刊出版的检查制度,以西方作参照,赞成美国和欧洲把成人和儿童的知识环境分开的做法,反对审查和禁止,“拿成人当孩子看”。他写《摆脱童稚状态》,以十分犀利的文笔写道:“二三十年代,有头脑的美国人,如海明威等,全在欧洲呆着。后来希特勒把知识分子又都撵回到美国去,所以美国才有了科学发达人文荟萃的时代。假如希特勒不在欧洲烧书、杀犹太人,我敢说现在美国和欧洲相比,依然是个土得掉渣的国家。我不敢说国内人才凋零是书刊检查之故,但是美国如果现在出了希特勒,我们国内的人才一定会多起来。”在说到科学的美好时,王小波认为,科学所以在人类开创的一切事业中最有成就,是因为有自由民主做基础。对个人而言,如果缺少爱平等、爱自由这两样东西,不但没有成就,而且会活得像一只猪一样。因此,在此之上,必须加上另一样东西,就是爱智慧。智慧是理性,是觉悟,是自我分裂和自我拯救的力量,王小波曾经提到一个德国人对本民族的智慧的怀疑:怎么全体日耳曼人会被一群层次很低的纳粹疯子引入歧途呢?对于经历过文革浩劫的中国人来说,存在着同样的问题,所以王小波经常提到“智慧”这个词,因为它意味着一种匮乏。但是,“国学家”也经常提到“东方智慧”,显然与王小波的概念大相径庭,正如他说的:“东西方两种智慧的区别,不仅仅是驴和马的区别,而且是叫驴和骟马的区别。”他指出:“中国是个官本位国家,老百姓见了官,腿肚子就会筛起糠来,底气不足,有民主权利,也不敢享受。对于绝大多数平头百姓来说,情况还是这样。”民主,自由,不是社会天然具备的,它们同样需要接受科学的培育和训练。在现有的条件下,“科学和艺术的正途不仅不是去关怀弱势群体,而且应当去冒犯强势群体。”如此提出科学的责任问题,在中国,王小波的声音确乎是独立的,惟一的。王小波对科学和理性的热爱,与张承志对信仰,精神,道德主义的热爱,是两种不同的生命景观。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对称性和相异性,两人不但对西方文化持相反的态度,对东方文化也同样如此。王小波完全没有那种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滥调,相反,他对民族文化传统整个地给否定掉了。表面上看起来,这是一种“走极端”,仿佛与理性主义很不相符,实际上他贯彻的是一个大原则,就是:人必须成为人。他认为,作为中国人有一种“行货感”。所谓“行货”,是低人一等的。这种不平等的观念,来源于延续了几千年的等级制度,以及基本上是御用的“国学”理论。王小波在《行货感与文化相对主义》一文中说:“假若有人生为行货,见识一定和生为货主大有不同。后一方面的例子有美国《独立宣言》,这是两百年前一批北美的种植园主起草的文件,照我们这里的标准,通篇都是大逆不道的语言。至于前一方面的例子,中国的典籍里多的是,从孔孟以降,讲的全是行货言论,尤其是和《独立宣言》对照着读,更是这样。”但是,文化相对主义作为国粹家的常用的法宝,总是以“存异”的面貌出现,实质上是把人类进化的时间之链拿掉,否认文明与野蛮的区别。对此,王小波表示说:“文化相对主义是人类学家对待外文化的态度,可不是让宋公明当行货,也不是让非洲的女孩子任人宰割。人生活在一种文化的影响之中,他就有批判这种文化的权利。”庄严,激烈,一个以幽默著称的作家,也有幽默不起来的时候。当有所谓“国学家”打着“爱国主义”的招牌推销儒学的陈货,宣称“中华文明将拯救世界” 这种疯话时,王小波写了《我看国学》等系列文章,回敬怀有“救世情结”的“国学家”的蛊惑宣传。他说:“四书五经再好,也不能几千年地念;正如口香糖再好吃,也不能换着人地嚼。”“大宅闹鬼,树老成精,一门学问最后可能变成一种妖怪。就说国学吧,有人说它无所不包,到今天还能拯救世界,虽然我很乐意相信,但还是将信将疑”。又说:“老百姓说:罐子里养王八,养也养不大。儒学的罐子里长不出现代国家。”回顾九十年代“国学热”,这些文字,教人立刻想起鲁迅对杂感这一文体的定义性的赞许:“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明确是饱含了战斗的热意的。在《沉默的大多数》中,王小波给自己,也给中国知识界划了界限,说:“如今我也挤进了话语圈子。这只能说明一件事:这个圈子已经分崩离析。基于这种不幸的现实,可以听到各种要求振奋的话语:让我们来重建中国的精神结构,等等。作为从另一个圈子里来的人,我对新圈子里的朋友有个建议:让我们来检查一下自己,看看傻不傻,疯不疯?有各种各样的镜子可供检查自己之用:中国的传统是一面镜子,外国文化是另一面镜子。还有一面更大的镜子,就在我们身边,那就是沉默的大多数。”在文化问题上,王小波表达了他的平民立场。耽于精神的人,往往忽略物质生活。而对于“沉默的大多数”来说,物质生活则是根本的。当王小波明言中国人一生生活在一种有害的哲学的阴影下的时候,同时指出,作为这套哲学的编造者,孔孟程朱是在社会的上层生活的,他们根本不了解底层。对于物质生活的困苦,中国文化提倡的,惟是一种消极忍耐的态度,只要大家都能活着就好,不管他们活得多么糟糕。在知青文学流行的“青春无悔”论,某种把生存权等同于人权,不把生存状态和生活质量定义在内的人权理论,都是王小波所批判的。事实胜于雄辩。生活之树常绿。王小波把许多理论问题引向生活的概念,尤其是“沉默的大多数”的生活,简直成了知人论世的准则。他提出,人生活着,除了具有一定物质的保障之外,还必须享有自由,快乐,幸福与尊严。而所有这些,都不是权势者可以垄断的。这也就是说,“人该是自己生活的主宰,不是别人手里的行货”。所以,在一篇文章中,王小波特别赞赏一只“特立独行”的猪,因为它总是力图反抗“生活的设置”,以致终于由家猪变做了野猪。与这种生活态度相比照的,文中还谈到两种人:一种是“想到设置别人生活的人”,另一种是“对被设置的生活安之若素的人”。无论设置或被设置,奴役或被奴役,两者都不足取。王小波表明,他要过独立而自由的人的生活,自己所爱的生活,“有”的生活。他发誓说:“我这一生决不会向虚无投降。我会一直战斗到死。”王小波的杂感,主题十分明确,就是对传统和正统,也即主流意识形态的消解。由于他是站在“体制”之外对人的生存状态作的反思,因此,这种消解也就较之其他作家为彻底。他创造了一种独异的文风,骨子里头是严肃的,而表现出来却是非常平易而有趣。他经常使用佛家语“平常心”,表达一种平民的品格;拒绝“媚雅”,自然也拒绝“媚俗”。在文章中,他惯于让“我”走进话题中去,这样可以避免“客观”,便于用民间说书人的朴素的叙述语调,去讲说自己的或真或假的经验和故事,在不断唤起的可笑感中,对选定的目标进行闪电般的出色的打击。他极其重视“有趣”。他认为,“凡人都喜欢有趣。这是我一生不可动摇的信条,假如这世界上没有有趣的事我情愿不活。有趣是一个开放的空间,一直伸往未知的领域,无趣是个封闭的空间,其中的一切,我们全部耳熟能详。”他的“有趣”,不是贾平凹式的无聊的噱头,也不是王蒙式的油滑的调侃,用他的话说,其实是一种“黑色幽默”。这种幽默,一是来源于生活逻辑固有的荒诞性,二是一种天生的气质,是两者的结合。他的文章,经常出现一种貌似正统,故作庄严的东西,这种“假正经”,正是他借以亵渎神圣,毁坏偶像的利器。有时,它仅以某种语调出之,例如:“我说过,以后写杂文要斯文一些,引经据典。”随意的一举手,就拨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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