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003-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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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它仅以某种语调出之，例如：“我说过，以后写杂文要斯文一些，引经据典。”随意的一举手，就拨了一下“学者型”批评家的下巴。有时，把生活经验中的一些见惯不怪的假大空话，直接插入叙述之中。《沉默的大多数》写到一位知青在买东西时少给了钱，“那位老乡决定要说该同学一顿，期期艾艾地憋了好半天，才说出：哇！不行啦！思想啦！斗私批修啦！后来我们回家去，为该老乡的话语笑得打滚。可想而知，在今天，那老乡就会说：哇！不行啦！‘五讲’啦！‘四美’啦！‘三热爱’啦！同样也会使我们笑得要死！”表面上在嘲讽语言的贫乏，实际上却把前后两个不同的时期通过类似的语言连接起来了。《外国电影里的幽默》表现的是另一种机智，其中说到幽默是没有国界的，听不懂“幽默”有两种情形，一是不想懂，一是不敢懂。文章写道：“美国的年轻人常爱用这样一句感叹语：Holy shit！信教的老太太就听不懂。Holy这个词常用在宗教方面，就如中国人说：伟大、光荣、正确，shit是屎。连在一起来说，好多人就不敢懂了。”其中的语词，显然是经了理性的严格的选择与安排的。《驴和人的新寓言》，则是利用已有的文本进行新的阐释和创造。文章全从一则有名的寓言展开，寓言说的是骑驴的父子俩，因为听信几伙人的不同意见而改变自己的行为，但阐释却十分有趣。结束说：“我既是个学究，就要读书。现在的书刊内容丰富，作者名字前面有括号的全是重要文章。有的谈新儒学，有的谈后现代，扯着扯着就扯到了治国之策。当然，这路文章的实质不是和我们商量怎么受治之策，而是和别人商量怎么治我们，这就和驴耳朵里听见人嘀咕一样，虽然听不懂，但准知道没好事。”王小波说，中国历史“不容许幽默，只容许假正经”。因此，“假正经”对他来说，是一种合法的、自由的言说。在这种话语形式中，他可谓如鱼得水，使叙述省去许多笔墨，是超乎传统“文章作法”的一种凝炼，充满张力。这是一种异乎寻常的才能，他珍视这种才能并使之不断得到锻炼；许多篇章，无论思想或讽刺艺术，都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锋芒所至，寸铁杀人。王小波自述道：“作为一个人，要负道义的责任，憋不住就得说，这就是我写杂文的动机。”幽默，玩笑，在中国作家中并不显得匮乏；在九十年代，甚至因此酿成一种可恶的风气。幽默而可恶，就因为没有道义感，甚至反道义。能够把道义感和幽默感结合起来，锻炼出一种风格，不特五十年，就算新文学运动以来的近百年间，也没有几个人。鲁迅是惟一的。王小波虽然尚未达到鲁迅的博大与深刻，但他在一个独断的意识形态下创造出来的“假正经”文风，自成格局，也可以说是惟一的，难以替代的。他的“黑色幽默”，潜伏着一种极强的攻击力量，但是，他为人是诚恳的，正直而热情。他有一段独白十分感人，说：“人在写作时，总是孤身一人。作品实际上是个人的独白，是一些发出的信。我觉得自己太缺少与人交流的机会——我相信，这是写严肃文学的人共同的体会。但是这个世界上除了有自己，还有别人；除了身边的人，还有整个人类。写作的意义，就在于与人交流。因为这个缘故，我一直在写。”然而，他没有能够写下去。一九九七年四月，正是艾略特说的残酷的月份，他被毁于心脏病。散文家苇岸，也同王小波一样，人到中年便突然逝去。不同的是，苇岸并不像王小波那般“有趣”，无宁说是清苦；但也不能说是枯燥乏味的，他的心是一个宁谧的湖，文字有水样的柔润。如果说“有趣”是一群潜伏的水鸟，随时亮翅起飞；那么“无趣”就是一丛芦苇，永远地守望湖岸。“有趣”与“无趣”，在这里都一样的风光诱人。王小波是科学的，苇岸是诗的。王小波用大脑思索，分割一切，判断一切；苇岸则用心灵承载，拥抱一切，感悟一切。苇岸也不同于张承志，虽然他们一样着重精神和信仰世界。从精神的源头来说，张承志是东方的，苇岸是西方的。张承志固守一个中心，苇岸没有中心，散漫然而整饬。张承志是英雄崇拜，苇岸则是生命的本体论者，崇拜生命自身。因此，苇岸会像安详的传教士一样宣扬博爱，人道主义，非暴力主义；张承志则如一名游侠，一意鼓吹抵抗和仇杀。无疑地，他们都是信仰主义者，张承志是属于宗教的，苇岸则是伦理的，关注的是“大地道德”。在美学方面，两个人都为农业文明所培育，张承志是耐旱作物；而苇岸不免显得柔弱，渴望情感的滋润，所以始终凝望天际的雨云。大地道德，作为一个概念，大约来自美国生态学家利奥波德。他的著名的《沙乡年鉴》，就是一部关于“土地的伦理学和美学”的书。书中把土地作为一个共同体看待，呼吁生态理解，热爱和尊敬土地上的所有生命，以保持恒定的和谐和美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中国是只有“王土”，没有大地的。因此，建基于博爱之上的大地道德，对于我们就成了完全陌生的东西。虽然，儒教也说“仁”，但是由于中国长期处于集权的等序的社会里，结果还是像老子批评的那样：“以万物为刍狗。”至于把大地道德作为一个文学观念和基本主题，在中国，还是始于苇岸九十年代的著作《大地上的事情》。此前，也不是没有一些表现“人类之爱”或环保方面的作品，它们都只是大地道德的一个局部。大地道德是更广阔也更深邃的。当然，还不能说苇岸的一部书已经囊括了足够多的内容。值得称道的是，它是一次自觉的尝试。它是道德的，不仅仅是情感的；它是未来的，不仅仅是现实的。苇岸的书，具有开拓的意义，是利奥波德在东方的一个微弱然而真切的回声。他在《美丽的嘉荫》中写道：“望着越江而过的一只鸟或一块云，我很自卑。我想得很远，我相信像人类的许多梦想在漫长的历史上逐渐实现那样，总有一天人类会共同拥有一个北方和南方，共同拥有一个东方和西方。那时人们走在大陆上，如同走在自己的院子里一样。”仅是这样一段话，对于个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苇岸已经作出了清楚的表述。渺小的生命必须得到尊重，我们应当学习它们，无论它们是哪一种生物，是人类还是昆虫。苇岸在秋天的果实中看到善良的面孔，从白桦树那里窥见淳朴、正直的灵魂，由蜜蜂想到普通劳动者和舍生忘死的英雄，由羊赞美人间温暖的和平精神。《我的邻居胡蜂》一篇十分美丽动人，作者以科学家般的观察力和诗人的想像力，表达了对小生命的博大而细致的关怀。他把胡蜂留下的巢称作“家徽”，是神的奖励，骄傲于它们的友好的赠与。《鸟的建筑》说的是鸟巢，各种不同的“家”，散发着人类的亲近的气息。这就是“共同体”，一个乌托邦。理想的光辉导引着人类的未来，而苇岸，总是让自己一再地回到火焰最初点燃的时刻；在火光幽微中寻找那些散失的东西。在文明的进程中，他发现，到处呈现着物质与精神相悖的现象。当此“艰难时世”，他选择了精神。他认为，惟有精神，才是人类存在的重要依据。在他那里，精神是由土地萌生的：诚实，善良，淳朴，勤劳，友爱，宽容，谦和，正直，追求幸福。他把这些上升为“世界精神”，而为之热情地传播和笃诚地守护。他不像张承志那样，对现代化持一种根本抵触的态度；但是，他坚决反对任何足以导致精神损毁的现代行为。他写放蜂人是带有象征意味的：“他滞于现代进程之外，以往昔的陌生面貌，出现在世界面前。他孤单的存在，同时是一种警示，告诫人类：在背离自然，追求繁荣的路上，要想想自己的来历和出世的故乡。”不是拒绝，不是阻拦，而是忠告。因为他确实看到了，“新时期以来的一二十年间，在精神意义上，中国再现了西方几个世纪的进程”。他认为，“这是一个被剥夺了精神的时代，一个不需要品德、良心和理想的时代，一个人变得更聪明而不是美好的时代”。在仇杀成风的年代，爱是一种斗争；在物欲横流的社会，精神是另一种物质。为此，苇岸崇仰托尔斯泰，甘地和马丁·路德·金，崇仰梭罗和利奥波德。他们都是以崇高的精神而使人类免于堕落的。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联系中，他们惟有奉献自己，牺牲自己，力求达至自我完善。苇岸是一个圣徒。他追随着这样一群伟大的灵魂，一直到死，仍然怀着爱，悲悯与信任关注着人类，连同他自己。在许多作家那里，人与书是分开的。而对于苇岸，两者是结合在一起的，正如在他的书中，人类与自然一体，彼此难以割舍一样。面对周围的事物，他注重的是生命，以及同生命相关的部分。所以，他取材是随意的，任何生命在他的眼中都是一样的伟大而神奇；但写法很讲究，他注重形式美，只是文章的华美并不曾掩盖他本质的朴素与自然。他是长于描述的，因为他总是致力于生命的发现；其中，不但有着生命个体的丰富性，而且有着生命与生命间的最潜隐的交流。他的文章的深度，自然无须通过理性的议论去表现，而在于生命的洞见和把握。《大地上的事情》是苇岸生前出版的惟一的一部著作。这是一部启示录，也是一部赞美诗。在这里面，世界上的众多生命互相照耀，那么光辉，那么温暖，那么美好。一平同苇岸一样，都写得很少，迄今为止，也只是出版过一个集子《身后的田野》。它的出版，并未引起评论界的注意，那命运，简直比《大地上的事情》还要寂寞。但是，无庸置疑，两位作者是当今中国最优秀的作家之一。他们天生仁爱，而这样一份情怀，并不曾因为过早穿越恐怖和仇杀的文革时代而有所损害，反而因此变得更为广大，更为柔韧，应当算是一种奇迹，在同时代人中是罕见的。不同的是，一平具有更强烈的历史感和悲剧感，他更深地陷入现实关系的网罗之中，同文明一起受难。如果说苇岸是一片朝暾的原野，那么对一平来说，他的世界是明显地被分成两半的：眼前风和日暖，而身后的田野，正值暴风雨前的黄昏。苇岸和一平有着同一的起点，就是对大自然的热爱。这是一种纯洁的爱。一平特别喜欢树木，他赞颂大自然道：“没有了树林就没有了自然的气息，大地失去了朋友”；“树木、大地的绿色祈祷，它更新人所有的不幸和苦难”；“人最终属于云影和森林、树木、河流、明朗的天空，属于大自然。只有自然，是他生命的惟一的真实的故乡”。这些语言，都是十分接近苇岸的。但是，一平进一步说：“有没有树木是绝不相同的，不知中国何时即没有了树林，中国人何以习惯了没有树林的生活。”这就把两个人区别开来了。因为对苇岸来说，树就是树，人就是人，树和人处在同一地平线上；而一平的这种“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的乱世感，则分明把人推向思考的中心位置。可以再读一平描写车过西伯利亚的一段话：“一生能穿越这样辽阔的原野是幸运。这是世界留给人类最辽阔的，为森林所覆盖，没被触动的原野。它代表大自然亘古绵延，安详而又雄阔的生命。俄罗斯伟大辽阔的原野，进入你的视觉、记忆、生命，覆盖了许许多多的琐碎的怀思和痛苦，以至我们一生的经历都变得无足轻重。”渺小的生命，琐碎的思虑，对苇岸来说肯定不是无足轻重的。当然，一平也不是那类可以忽略生命个体的英雄；在他的情感世界中，同样有着柔弱的成份，但是在他那里，常常无法移开人类作为类存在的覆盖。这种覆盖是属于历史的，有时间的沉重感，与苇岸的共时性的生物共同体并不完全一样。因此，仅从风格学来说，苇岸是安详的，而一平则是“安详而又雄阔”，多出了一种穿越人类苦难的沉积物的气魄。当一平把生命引向文明，由另一条与人类的自然繁衍相平衡，却又纷繁复杂得多的道路进入历史，他就无法回避苦难，无法回避各种动荡的情感的冲击，无法回避责任。对于文明的力量，他始终抱有一种信仰，说：“文明并不是天外的神赐，它正是人类在荒芜和野蛮的蹂躏中所产生的生命本质的生长力量。如果我们熟悉《圣经》，熟悉释迦牟尼，熟悉孔子和庄子，这一真理就是显而易见的。”又说：“正是在欺凌与侵犯、压迫与蔑视、侮辱与屠杀、混乱与无耻中，文明才闪烁出神圣而不可企及的光芒，才照射众人，才有其强大的生命，成为人类共同的希冀和原则。我们不对文明抱有幻想，但我们要以文明对抗一切专横、贪婪、罪恶和野蛮。”他像注重生命的发展一样注重文明的变迁，因此是尊重传统的。对于一个在相当广泛的问题上持西方观念的人，竟然与东方民族传统并行不悖，这是因为：他重视的惟是各种宗教，文化，思想的原始部分，并善于把其中的爱，善意，自由，正义，和平，这些永恒的元素抽取出来，归于“人道”——人的最高原则——所统摄。因此，他常常撇开古老的历史和哲学问题，而直接面对文明的当代处境。他反对以强力来衡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价值，反对政治对文化和文明的入侵，奴役和破坏。他认为，人类的现时对过去和未来负有责任，因此，必须保证文明在不受任何强制的情况下，实现自身的运动及调整。惟有文明，“是人类为必需的冒险所偿付的代价之外的，为自身的延续所保存的一份可靠资本”。但是，恰恰在现代，文明处于悲惨而严重的危机之中，处于权力与商业的双重的困惑之中，不仅失去了方向，而且正在失去它的根基。一平表示说，正是为此，他才如此关心文明的命运。“半个世界崩溃了，半个世界的铁幕、权力和统治，人类面临新的变革和混乱，从古希腊到中世纪到文艺复兴，到十月革命，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到‘文革’，从纽约到巴黎、莫斯科、北京……这一切都需要重新思考。”思考的范围如此宽广，其核心，是对于人类精神困境的提问，对于人类充满道德感的理想及其在历史和现实中的非道德实现这一悖论的提问。二十世纪是一个革命的世纪。一平在关于俄罗斯的几篇文章中，着重思考并阐释了有关革命的问题。在《庞大的莫斯科》一文中，他对法国革命之父卢梭和俄国的精神领袖之一、激进思想的代表车尔尼雪夫斯基作了比较，他坦承难以接受卢梭的猥琐和无赖气，而敬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人格。但是，他指出，卢梭正是由于他的无赖性，使思想更为彻底，更富于人性，代表了真正的自由精神，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自由则掩盖着某种专制。作为圣徒的革命者的本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人格理想，影响了俄国一代革命者，包括列宁，滋长了俄国未来的极端精神。所以，“在卢梭和车尔尼雪夫斯基之间，人类更应该选择卢梭”。这是一个富于启示意义的结论，是一平对从法国大革命以来的人类二百年历史的一个痛切的概括。关于革命，他写道：“革命是一个强制自己，通过强制自己而强迫外部世界的过程。它的圣洁和他的残酷是同等的。”“革命，巨大的理想，巨大的灾难。”但是，人类历史的残酷性是不必遮掩也无法回避的，重要的是通过较量，能选择一种较好的文明。从古希腊罗马到今天的美利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