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003-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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窄门。《一切障碍都在粉碎我》写卡夫卡带着自己长长的影子穿过田野，而现在，田野只余一片褐色的凄凉。还有惠特曼 ，他被阻绝而置身于文化的圈地之外，只好孤独地出售自己，辩护自己，独对自己的伤痛而奋力突围。这个惠特曼不是那个惠特曼。旷阔豪迈在一面，孤独寂寞在另一面，这也就是筱敏所窥见的“草叶的背面”。还有瓦尔登湖的梭罗，他远离文明之地而离群索居，做的也仍然是“孤身试验”。孤独未必是筱敏生而喜欢的，却是她所必须面对的。孤独是人生的实存，只是在于我们是否发现，是否有勇气面对它而已。筱敏在论及诗人的时候，把这种关于孤独的意识表达得非常明确：“我不认为诗人的出生必是因了曙光的鼓荡，事实上，更多的诗人叫喊，是因为他们感受着灾难的临近。无论在历史的深处，还是在人心的深处，最为重大的事件都是无法言说的，它们处在一个言语从未抵达过的疆域，惟赖风的呼啸，还有骨骼在风中的震栗。”一个恒在的问题：“家在哪里？”筱敏有一篇散文，叫《无家的宿命》，写的是流亡者。又有一组散文，总题就是《家》，写的是禁闭者。最后一篇题作“路上”，其终结处，恰是托尔斯泰“终结在路上”。这是具有象征意味的，所谓希望，仅仅是把一条由他刚刚开始的路留了下来。路，这很使人联想起鲁迅的名篇《故乡》结尾关于希望的譬喻。它所以让人思索不尽，是因为它所包涵的，归根结蒂，是一个“有”和“无”的哲学问题。筱敏欣赏克尔凯郭尔关于人类的中心要点在于基数“一”的说法，并且称真正的思想者都为这个高贵的基数“一”所迷，所以才有内心里和事实上的接连不断的逃亡。脆弱是因为“一”，而坚强也是因为“一”。对筱敏来说，以众凌寡，是悲剧感的来源；以寡敌众，则是英雄主义的美学依据。反抗是一种特殊的逃亡。因为除了反抗，没有别的道路，可以让人摆脱卑贱，孤独和痛苦的境遇。反抗无疑是对付霸权的，无论这威权来自何处，是统治者个人，还是社会集体，总之它是实有的，已成的，秩序的，庞大的，代表的是专制和奴役。由于女性和知识者是以弱势的角色出现在筱敏的文字中的，因此，她心目中的反抗者，叛逆者，革命者，都只能来自他们中间。反抗有着不同的方式。秋瑾，贞德，卢森堡，直到李九莲，她们是火凤凰，是轰轰烈烈地奔赴死亡的；法国大革命中的两位女刺客铤而走险，乃因为反抗蜕变的革命和盲目的暴力而走上断头台。十二月党人选择了无期的流刑，而他们的妻子，则选择了以苦难为伴，从而上升为山峦。妃格念尔是孤身的反抗，囚禁并不曾磨损她的意志与尊严。还有一种反抗。这种反抗，不是外向而呈迸裂状态，而是闭合的，固守的，静止的，拒绝屈从与同化。狄金森，克洛岱尔，茨维塔耶娃，从岩浆到石头，从火焰到碎银。居里夫人的寻索也是一种反抗，她孤独地走完全程，至死都在捍卫不可让度的自由。这些反抗者，他们只是“一”，是异数，他们注定是无助的。尤其是女性，当她们不得不去承受为男人所放弃的苦难与责任，承受非个人的悲剧时，无疑是更为残酷的。于是，一切反抗性行为，临到最后，几乎无一不是导致失败和毁灭。这就是筱敏眼中所经过的历史和人生。正是为此，她称颂的惟是残留于血迹、灰烬和废墟之上的受难的精神，不屈的精神，崇高的精神：“为了做一个人，只为了做一个有人的尊严的人，你成了英雄。在不承认人的存在的时代，你拒绝做奴隶，于是你只能选择英雄。”在这里，英雄不是君临万众之上的集体命运的操纵者，而是被孤立的个人。他们很可能不堪一击，但是之所以仍然堪称英雄，是因为他们决心改变被奴役的地位，并且把这种反抗的欲望付诸以卵击石般的行动之中。筱敏说：“一个时代哪怕什么也没留下，却留下了一个人，一位圣洁的、伟大的女性，如荒漠中兀立着一座崇高的山，这个时代就是伟大的。”“惟因为有了崇高的悲剧，人类的整个生存状态得以向上延伸。”筱敏独自奏响的英雄赞歌，同时也是英雄悲歌和英雄挽歌，此中不但富有古典的庄严与崇高，而且充满着现代的悲剧感。在作者看来，英雄主义是同牺牲和痛苦连在一起的。《在暗夜》有这样一段深情的倾诉：‘何处是我的尽头呢？’你说。当这内心的询问穿过一百年的暗夜抵达我的时候，我就在暗夜中擦燃一支火柴，然而火光瞬间就熄灭了，灼伤的惟有自己的手。我只能以内心的颤动告诉你：实在我们没有尽头。妃格念尔！反抗没有尽头，痛苦也就没有尽头。行文至此，筱敏的英雄赞歌便从最高亢处滑落低音区，而以无限低回的调子重复诉说个人的柔弱与无助。悖论是一个圆圈，她回到了原点。于是，我们看到，西伯利亚硬利的冻土上，有温软的贝加尔湖的寂光；在满天星光之夜，蓦然降下沁凉如水的泪滴；是灿烂的午后，那个女子的一双渐渐暗淡下去的眼睛，透过荧蓝的幽光，仍然在凝视着别一世界……这些结局，都是与传统的“大团圆”相反的。筱敏并不曾遮掩英雄的败绩，甚至特别注重这败绩，对她来说，或许会认为这正是人类光荣的所在，所以才用了满含崇敬而忧伤的言语，抚哭叛徒，并藉此安慰自己，和同时代的人们。由于个人无力维持自己的尊严和自由的权利，因此，也就产生了联合反抗的社会革命思想。从本质上说，革命思想是人类的理想，是人类争取自由和进步的斗争的前奏，以致贯串斗争的始终。筱敏赞美革命，一如不断地赞美理想，理想主义，乌托邦主义，是可以理解的。她有一个散文集子，名字就叫《理想的荒凉》。所谓“乌托邦”，对于她，与莫尔设计人类未来社会的“大一统”思想完全无关，不过借作理想的代名词而已；而赋予的意义，是正相反对的。当理想异化为专制的现实，革命因僭妄而演变为纯粹暴力，她坚决反对，态度十分决绝。但是，哪怕人类经历了一万次这样的劫难，她仍然不会放弃对革命理想的追求。专制与革命，在筱敏这里，是一直胶着在一起的。历史上的专制主义者总是打着“革命”的旗号，所以，对于革命，筱敏总是从个人性出发加以判断。她认为，革命不仅仅是社会运动而已，它必须使每一个人——无论贵族或平民——都能获得自由的权利与人生的尊严，而不是相反。这种检验革命的方式是极为简明的。对她来说，人道主义，自由主义，其实都是针对人类个体的生死得失而言；甚至可以归入个人主义的名下，通过个人主义去破解这所有一切。在她看来，三个概念不是并列的，她不需要那种繁琐哲学。对于那些标榜为伟大正确的主义，理论与宣言，也都同样如此，她认为是必须经由个人的体验而后才告成立的。总之，个人权利就是一切。这是颇有点“原子论”的味道的。然而，筱敏又通过人类的“类”和人道的“道”，把所有个人在无形中联系了起来；这样，不管如何言说个人，都有一个“场”的存在。她反对的，惟是通过固定的组织加强这种个人之间的联系，以致在权威的参与下，形成一种控制的力量，最后取消个人。在关于纳粹德国的一组随笔中，筱敏以浓墨书写个人自由的信念和理想；而这，不同于英雄赞歌的是，它是通过揭露权力的强化和群众的盲从，也即挑战政治霸权和社会霸权进行的。纳粹党人，这些极权主义者，一方面限制和禁止言论出版自由，大量焚书；另一方面利用语言巫术，积极推行法西斯主义的宣传活动，在社会上散播种族主义——爱国主义的“感情瘟疫”，制造群众的卑怯心理，偶像崇拜和宗教狂热，使他们“甘于服从圣命，甘于自我牺牲，甘于被奴役被蹂躏”。整个民族达成了一种共识，就是：秩序比自由更重要。集会高呼：“党就是希特勒，希特勒就是德国！”此时，在个人之上，便有了庞大的集体，有了党，有了民族和祖国。这种现代独裁无疑是比古老的君主政体更为严厉的。过去是由个人最大限度地剥夺，现在则是最大限度地剥夺个人。而对这段“别人的历史”，筱敏认为，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把属于个人的基本的东西从蛊惑人心的专断而混乱的宣传中划分出来，确定它的价值，厘定必要的界限。她断然说道：“无论怎样纯洁的血统，怎样至上的民族利益，怎样炽热的爱国主义，也绝不能取消我们的自由和权利，绝不能把自己与专制体制或大独裁者联结在一起。”这是筱敏与张承志明显不同的地方。关于民族尊严问题，她认为，这是必然地同个人尊严连在一起的。她说：“什么是民族的尊严？一个将公民的眼睛和嘴巴贴上封条的民族是没有尊严的。一个取消大脑，践踏个人自由的民族是没有尊严的。一个倒伏在专制强权之下，到处流行政治的情感瘟疫的民族是没有尊严的。一个无视个人尊严的民族是没有整体的尊严的。一个拒绝审视自己，用一些含糊的修辞遮掩罪过，拒绝忏悔的民族，同样是没有尊严的。”法国大革命是一场复杂的革命，至今学术界聚讼纷纭。筱敏涉足其中，只是出于社会运动的吸引，试图探测与个人的记忆相叠合的内容而已。关于这场震荡了整个欧洲的血腥的大革命，她有一个发现就是，平等的原则古已有之，并非为大革命所开创，惟有自由的原则，才是大革命的旗帜。个人的自由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筱敏同意按一七八九/一七九三年划界，把法国大革命分为前后两部分，就是因为前期是确立和坚持自由―人道的原则的，后期则是叛卖了这些革命的原则的。筱敏与保守主义者对罗伯斯庇尔的否定，有一个根本的不同，就是：后者是通过否定罗伯斯庇尔而否定革命，一些否定卢梭的论调其实也如此；而筱敏的否定，正好是为了肯定革命的原则，并力图予以辩护。关于革命后期的血腥行动，筱敏这样说：“一七九三年是血腥的，与其说这是革命的血腥，不如说是专制——革命专制依然还是专制——的血腥；与其说这是革命的惯性，不如说是专制的惯性，与其说是平等的祈求所导致的恶行，不如说是整体主义和权威主义的传统惰性所导致的恶行。”关于革命自身，她有一个意见，可以看作对“告别革命”一流论调的退一步的反驳，说：“革命是否可以不爆发，这固然是一个有研究价值的问题，但它爆发了，也就提供给我们另一种思考方式，去思考我们严酷的生存处境。”革命是对专制的否定，革命必然是个人自由的保护神。筱敏正是抱着这种信念，而不是遵从别的教条否定六十年代在自己的国土上发生的“文化大革命”的。她对“文革”的定义是：“这是一个以人民的名义压制个人的时代”，“强制噤声的时代”。对于“文革”，人们往往在“民主”与“法制”的题目上做文章，筱敏则突出地站在个人自由的支点上。“民主”与“法制”所以流为泡沫概念，其虚伪性，就在于以人民的名义剥夺个人，以专政的名义剥夺自由，而且剥夺起来还居然那么冠冕堂皇，义正词严！筱敏在《成年礼》《革命》等多篇文章中写到红卫兵运动，在她看来，所谓“文革”史，也就是红卫兵的运动史。有一段记忆，这样写道：“一九六八年对于红卫兵的一代也是一个界线，他们有的被体制抛弃了，有的被体制吸收了。姐姐的幸运，使她必然地归入了被吸收的一边，也许她反叛的性格使她被吸收的过程比较痛苦，但她到底没有逃逸出来。这是我以为与革命的美感不相吻合的一个结局。”这里特别提到一个体制问题。所谓“与革命的美感不相吻合”，就是说，红卫兵运动仅有的一点自由气息被体制化了。在这里，即使筱敏的看法颇异于时行的全盘否定红卫兵运动的结论，但也不同于张承志的肯定式。无论筱敏以怎样赞许的目光看待红卫兵对体制的冲击，或是以悲悯的目光送走红卫兵运动的最后的残辉，她始终在烈火和灰烬中寻找那一颗自由的种子，人类生命和思想的脆嫩的胚芽。关于知识分子批判，筱敏集中在自由和责任方面，而这同样是由个体所贯穿的。所以，她所叙述的知识者，几乎全数笼罩在极权主义的阴影下，通过极度体验，以便于观察和表现他们的作为社会角色的一般的生存形态。她写了德国的，沙俄和苏联的，以及中国文革期间的知识分子，都是曾经受到历史严酷考验的知识分子。知识者从本质上说，是自由思想者和言说者。自由在这里有自由权利和自由精神这样内外两个层面。在极权社会里，知识分子的自由权利也即言论出版的权利，往往被权力者所剥夺；而自由精神，则是个人惟一可能保持的。所以，对知识分子来说，所谓责任，就是坚定地保持内面的自由并努力地加以表达。对此，筱敏认为，沉默是不可饶恕的；尤其不可饶恕的，就是对自由精神的叛卖。近年为中国学界所鼓吹的德国著名学者海德格尔，筱敏在文中所以严词苛责，不予宽容，就因为他甘当忠顺的奴才，出卖知识分子精神。文章说：“海德格尔始终是一个忠实的纳粹党员，他忠实地把党费一直交到柏林被攻克的那一天。忠实的党徒而‘诗意地安居’——姑且不论是‘党’的诗意还是个体生命的诗意——如果是可能的，那么，忠实的党徒而同时是一名自由思想者，却是不可以想象的。”纳粹政权一面处死和流放知识者，一面肆意践踏文化和文明，一面是怀柔政策，施以“恩典”。筱敏在《书的灰烬》中揭露说，除了海德格尔等教授者流，还有一批艺术家，“心甘情愿让人在他们脖子上套上轭，并且受宠若惊地亲吻那金黄的轭”。她指出，群众对纳粹党的极权主义的拥护是不可以以“被迫”或“被蒙骗”作为理由加以开脱的，尤其是知识分子。在关于文革的回顾中，她沉痛地反省说：“任何一位知识者，对自己民族的文化沙漠期的形成，都负有责任。”说得低调一点，这责任，惟在“应该开口说话”而已。但是，对于如何行使“说话权”，这里便多出了一个立场问题。筱敏强调说，“言说的是个人的思想，而非钦定的思想”；她简直以一种不容讨论的语气指出：“任何一位知识分子，在狂躁的时代里，都有义务摆脱集团思维的模式，回到纯粹的个人立场。”筱敏写了知识分子当中的优秀代表，他们都是为了争取独立思想和自由言说的权利，而成为危险和死亡的自觉的承担者的。在《两位女性》一文的结尾处，筱敏援笔写道：“我们的幸存，是由于有人在我们的前头承当了不幸。”明显地，这里带有一种自审意识，一种深沉的痛感 。其实，筱敏的所有文字，恐怕都是这种痛感的释放。她写社会历史，写革命，写自由，写民主，写知识分子，写家庭和女性，都来源于对自身困境的深切感知和深刻内省，而并非来自逻各斯世界。也就是说，这一切对她来说到底不是公共话题，而是私人话题。所以，她在写作的时候，才有了被粉碎的感觉，疼痛穿心的感觉。对于类似体积大小，分裂，粉碎这样的现象和意象，筱敏是极度敏感的。可以看出，在她那里存在着一种压力恐惧症。所有的拒绝和对抗都源于恐惧。也正因为如此，她的优美的诗意文字，就多出了一种意外的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