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003-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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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以及股票上市均需要国家注册会计师出具审计报告或验资报告。这些企业之所以需要审计，不是为了改进内部管理，优化资产结构，而是政府规定必须如此做，他们形式上必须审计，以应付政府主管单位。所以这些企业请会计师审计，他们需要的恰好不是会计师的敬业精神，而是会计师违背职业道德的灵活性。如果会计师事务所不能满足他们的特殊要求，就会失去业务。一些会计师事务所因业务竞争压力太大，只得被迫出具虚假不实的财务报告。因为行业自律太差，一九九八年全国共有四百七十八家会计师协会分别受到撤销、警告、整顿、暂停执业和罚款、没收违法所得等处理，其中一百零三家事务所、近千家分支机构被撤销，五千三百多名兼职挂名人员被清理。（16）
因为会计师行业因违法付出的成本（即受惩罚的机率与惩罚度）高于律师行业，关于会计师出具伪证明与伪报告的事情屡被披露，其结果已导致中国中介机构的信誉危机，以至于国内公司到境外上市，国内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不被认可。在这种强烈的信誉危机下，这一行业已开始自省，但这种“逼良为娼”的社会环境如不能改变，这种自省不会对会计师行业提高行业道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
尽管社团组织的发展面临许多问题，如不能捍卫其所代表的利益团体的利益，也基本上不能参与社会的公共决策过程，更不具备与政府讨价还价的能力，但是还是在社会生活中形成了一块以前从未有过的、社会与政府都认可的“交叉地带”，只要这些地带继续存在，并且不受到人为的抑制，它在中国社会未来的转型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与影响就会越来越大。因为它在铁板一块的社会生活中为公民提供了一块非强制性、自愿参与的公共活动领域。两极分化的高风险社会
改革之初，中国大多知识精英设想中国将进入一个中产阶级社会。因为中产阶级占主流的社会，对稳定社会有极大好处：一、中产阶级是社会高层与社会底层之间的缓冲层，当中产阶级成为社会主体时，社会高层与底层的冲突会缓和，这是社会稳定的政治原因；二、中产阶级在社会上代表温和的、保守的意识形态，当这种意识形态占据主导地位时，极端的和激进的思想和冲突很难有影响力。这是社会稳定的思想原因；三、中产阶级是引导社会消费的主要群体，当中产阶级占社会的多数时，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就保证了社会庞大稳定的消费市场。这是社会稳定的经济原因。私有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瓜分国有资产的过程，以及九十年代来的股份制改造过程，都使人们怀有这样的期望，部分知识精英认为中国腐败有利于消除旧体制就是基于这种认识。
然而事实却令人失望。由于中国以权力市场化为改革的起点，出现了严重的利益分化。现在的实际情况表明，中国现在不但没有形成以中产阶级为主的菱形结构社会，其社会结构反而与南美国家、东南亚的泰国菲律宾等国相似，成了两极分化社会。本节的分析可看出，各个阶层的人数表明中国社会是一个金字塔结构：上等阶层少，下等阶层、社会边缘阶层相当庞大。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民众属于社会下层与边缘阶层。中产阶级（即中上阶层与中等阶层）从数量来说很不发达。按照世界现代化的经验来看，大学教育是造就中产阶级的机器，大学教育的重要功能之一是让人们通过教育接受主导规范即中产阶级的规范。而中国现在能够到大学接受的教育的人毕竟只是总人口中的少部分。从中国现存的经济结构、教育结构与职业结构来看，中国现在缺乏造就中产阶级的途径。
阶层分化已是不争的事实，这从中国大中城市基本上已形成富人居住区，并形成一个个戒备森严的高尚住宅区，以及城市居民消费格局的阶层化——已形成专门供富人购物的各种精品店与专门供穷人消费的地摊等消费分层现象可以看出。由于财富分配的源头是权力市场化，精英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政权层面上总体性血缘资本代际替换，而中下层社会成员在现实面前明显感到自己的被掠夺——最明显的是国有企业大批破产，工人大批下岗，却没有一个经理厂长因此沦落到工人那种贫穷的程度，最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些破产转卖的企业经理还被购买者请去继续做总经理，这绝对不是看中他们的经营能力，而是在侵吞国有资产的过程中，这些经理厂长们配合有功——他们的反社会倾向越来越明显，不断出现的城市恐怖活动，以及一些专门针对富人的人身伤害，还有国有企业出现的生产破坏，都是这种阶层冲突的表现。社会紧张程度可以从犯罪率的不断上升、杀人碎尸等恶性事件经常发生之中管窥蠡测。倾斜的社会基础
中国的现状从根子上来说，除体制因素之外，还受到落后陈腐的干部选拔机制的报复。长期以来，选拔干部一直未形成一套合理的机制。既没有一套合理的考试制度，也缺乏公开民主机制，仍然停留在神秘化的封闭状态。由领导“发现”人才与组织部门“关怀”人才，甚至是“一把手”拍板选“接班人”，至今仍是中国政府选拔干部的基本运作模式。这种模式容易滋生任人唯亲、跑官、卖官等消极腐败现象。前一向报纸上披露一个县委书记在其任上，先后“卖”了两百多个官位就是一个例证。
中国现在饱尝这种干部选拔机制的苦头。传媒不断披露的层出不穷的贪污案件与各种鱼肉人民的基层干部，仅仅只是其中很小部分。大部分案件因各种原因，传媒不能自由报道。从目前不少权力精英的所作所为来看，这是一个整体素质奇差的权力精英集团。作为权力精英，一般来说，除了具备较强的社会管理能力之外，还应该具有这样的基本素质：既要能为本阶级利益着想，还要能为其他阶层利益着想，只有让每个阶层在现有的利益分配格局中能分到一些份额，才是长治久安之策。而中国现代的权力精英们，既不能为其他阶层的利益着想，甚至连为本阶层的共同利益与长远利益着想也做不到。不少人信奉“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只要其位置具有含金量，就与贪污腐败结缘。他们自己也知道这样下去，这个国家必然没有前途，这就是他们一方面高喊“社会主义中国好”，另一方面却将其子女通过各种途径送往国外的真实缘由。
目前中国的经济决策中，也出现了一个与以往二十年不同的特点，即越来越多的政策，不再是从国家的整体利益出发，而是明显地赐惠于特定的利益集团。许多关系到国民经济兴衰的重大政策，如调整重复建设造成的畸形产业结构、解决银行的坏帐等，因与部分政治精英及经济精英的利益密切相关，始终难以真正解决。而一些与调整产业结构直接相违背的政策，如小汽车生产已严重过剩，我国交通基础设施现状也跟不上，却一直在享受各种优惠政策，继续“发展”。房地产大量过剩，造成了银行大量贷款冻结，但却还在继续建造，明知中国老百姓的购买力低下，但降价因触及到利益集团，一直处于“雷声大、雨点小”的状态。一些有助于缓解社会不满的政策，如杜绝公车私开、减少公费吃喝、防止对农民的乱摊派等，却大多是在各衙门中旅行的公文。而一些运用公众资源，为特定利益集团谋利的政策，却出台迅速、实施果断。近两年来一系列的裁员、削减社会福利等政策，在经济萧条时期都明显是加快衰退、增加社会冲突之举，但其减轻国家负担的意图则十分明显。最典型的例子是一九九九年上半年用政策与国家舆论造市等举措，便于一些利益集团先用公款或银行贷款将低迷的证券市场拉高，再伺机出手，让普通股民去承担股市回落的损失。这样的政策，显然不利于国家长远稳定，只利于造就一批又一批暴富者。这种饮鸩止渴的政策居然能够行之于世，说明参与决策的政治精英与知识精英极为短视，对由他们亲手塑造的中国未来已丧失信心。
这一点表明，政府在精英与民众之间其实已进行了选择。出现这类倾斜，除了与执政党的社会基础早已倾斜有关外，还与整个社会已成为一个“寻租社会”有关。近几年来，经济上发迹的一部分政治和经济管理精英，对经济政策的方向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他们所主张的政策，并不考虑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利益，其着眼点基本上放在一点：是否有利于自己这个利益集团出发。这个群体，关心的是如何保住权力地位、保住能插手操纵的资源和机会、如何甩掉或减轻政府所背负的维护社会大众利益的包袱。
中国这条“船”正在由部分权力精英们努力将它凿沉，而他们早已为其家庭成员们准备好了后路：做不成共产党的官，还可以到国外当寓公。几点可能出现的变化其他力量对新闻媒体的渗透
中国的新闻媒体一直受中国政府的统一管理，改革开放以来传媒经营制度虽曾一度松绑，扩大了报纸自主经营权，中国新闻业出现了政经分离化发展的趋势，但是所有的传媒基本上仍受政府控制，私人或私营机构至今从法律上来说，还无法在报刊业中占有一席之地。但中国政府让部分报纸自筹资金办报，让它们“到市场经济中闯荡”这种做法——报刊业将其称之为“又要捆住手脚，又要一脚将你踢下海”，迫使不少报业在不触犯政府的情况下，尽可能地与大众接近。
党报与大众报纸的区别在于：前者因是吃皇粮，在编辑方针、报道内容方面都不敢有所创新，可说不敢越雷池一步；而大众报纸主要靠市场而活，以通俗化与娱乐化为主。虽然也有少数媒体敢于发一些比较大胆的批评时政的文章，但基本上受到严格监控，经常受到黄牌警告。近几年经济形势不好，政府加大了对传媒的管理力度。然而也就在近几年，不少经济实体出面暗地里收买一些报刊杂志——这种收买不被政府部门认可，只是由报刊杂志主管部门与企业私下里签合同，双方按约定的办。对于企业来说，这样做的风险比较大，因为一旦被政府主管部门发现，或者另一方毁约，利益就可能受损。目前正在进行的报刊整顿，由于结果与预期的目的有差距，有可能带来报刊业中新一轮资源重组。
中国政府管理传媒受到的另一挑战是科技进步。网络的普及改变人们的生活状态。随着网络在中国三十五岁以下人群中的普及，中国政府管理传媒的手段正在受到严重挑战。估计中国传媒完全受控于政府的局面会在近几年有所改变。加入WTO组织对中国的影响
中国拟入WTO，引起了全世界华人的关注，因为这毕竟是与大家血脉相连的事情。对于将会出现的情况，也有各种预测。有极度乐观的看法，包括一些有影响的学者竟然出来发言，认为外国大公司进入中国，将会迫使中国接受他们的游戏规则，有助于中国消除腐败。
这一判断完全不顾及经验事实。南美国家与东南亚国家大多都是WTO成员国，但这些国家基本上都是贪污腐败盛行之地，尤其是南美国家，大多形成了政治寡头、经济寡头与外国资本三者对弱势群体的联合统治。这些只要读读报纸及相关文章就可明白，不知何以别的WTO成员国不能借助入世消除本国的腐败，而中国独享此神效？再则，强龙不压地头蛇，哪怕美国再强大，它的跨国公司到中国来，也得入乡随俗，按中国的规矩才能办成事情。根据中国早已成为“寻租社会”这一事实，以及外国资本在中国获得准入权的既往经验事实，反腐败只能靠我们自己。
可以预期到的是入世以后会加速中国现在正在急速变动的阶层分化。如果说适应市场需要的知识是一种资本，社会关系是一种资源，那么拥有这两种资本与资源的人在利用入世的条件上，要比没拥有这两者的人方便得多——说得好听一点，前者有准备，后者没有准备，而机会从来是给有准备的人预备的。（入世将扩大中国现在的地区差距其实也同理：发达地区有利用机会的资源与资本，贫困地区没有）政治精英集团很快会找到一条与外国资本相结合的最理想道路，知识精英队伍则会进一步分化，一部分人会更新自己的服务对象。只有经济精英们的道路复杂一些，没有合作价值的行业会在与外国资本竞争中彻底落败（这一点有的行业已看到自己的前景，如电讯业），还有一定市场份额、且有自己品牌的厂家大多会走与外国资本合作的道路，外国资本考虑到此举可降低占领市场的成本，也会欣然合作。而中小企业主，尤其是技术服务较差、只是靠高额回扣拥有一定市场的乡镇企业，则是入世以后最可能被淘汰出局者。
如果没有相应的政策出台，这一切的结果将是：上层继续暴富，而中下层人士还会继续边缘化。
从中国当前社会结构演变状态来看，已经形成了与改革以前完全不同的一种新型社会结构，但这种结构是通过“渐变”——即“老权贵带入新社会”的方式完成的。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结合方式也发生新的变化。中国现在缺乏社会运动，只有人口迁徙与人口流动。社会运动蕴含着某种高度的反思性自我调控，是旨在建立一种新生活秩序的集体性事业。以这个标准衡量，中国二十年改革过程当中，其实只有八十年代中后期有过社会运动的萌芽迹象。
要解决中国问题，必须要有一场从思想到制度全方位变革的全新的社会运动。①〈美〉彼特·布劳：《不平等和异质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②孙立平等：《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中近期趋势与隐患》，载《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5期。③《南方周末》1998年4月24日。④ 杨海鹏：《权倾一市的乡村巫师》，《深圳法制报》1999年12月16日。⑤⑦⑩（11）杨继绳：《中国当代阶层结构的总体分析》，载《社会科学季刊》1999年秋季号。⑥ 胡岳岷、朱雅：《私营经济的发展与中国社会结构变迁》，载《长白论丛》（长春）1996年第6期。⑧本段资料除注明者外来源于：长平、余刘文：《周立太代民工泣血上诉，近百起工伤案陆续开庭》，《南方周末》1999年11月26日第一版。赵云胜、刘如民：《我国职业灾害的概况和对策》，载《劳动安全与健康》1996年第1期。肖希康：《来自煤城染血的劳动安全法制报告》，载《江西劳动》1995年第2期。河南郏县劳动人事局姬文生、李俊闯：《浅谈私营企业雇工权益被侵害的主要表现、原因及对策》，《劳动内参》1997年第4期。全国政协八届五次会议《关于维护“三资”、乡镇、集体企业女职工劳动保护权益的提案》，载《劳动保护》1997年第5期。《1996年全国安全生产情况通报》，载《劳动保护》1997年第6期。唐灿：《城市外来女民工的双重身份与歧视》，载《社会学研究》1996年第4期。刘渊源：《展翊厂黑幕重重，打工仔危机重重》，《羊城晚报·新闻周刊》1998年10月22…28日。《强令七女工脱裤验身，一台资企业侵害职工人身权益》，《上海法制报》1998年7月22日。《王法何在，公理何在》，《报刊文摘》1998年7月27日。⑨《工人日报》1997年2月24日。（12）刘中伏、张清鸿：《对197起待岗职工犯罪案件浅析》，载《犯罪与改造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