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003-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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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日报》1997年2月24日。（12）刘中伏、张清鸿：《对197起待岗职工犯罪案件浅析》，载《犯罪与改造研究》1997年第5期。（13）史修贵：《关于“严打”新收押犯中农村青年罪犯情况的调查》，《犯罪与改造研究》1997年第3期；张南燕：《农民罪犯的构成思想特点及改造对策》，《犯罪与改造研究》1997年第7期。（14）雷冬文：《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形态》，《湛江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96年第4期。（15）吴忠泽、陈金罗：《社团管理工作》，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年出版。（16）《全国百家注册会计师事务所、近千家分支机构被撤销——整顿“经济警察”》，《北京青年报·青年周末》1998年8月14日。五十年： 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一）？ 林贤治
如果说文学研究还有什么意义的话，那么它一定要填补水银柱上的空白，要使人为的、或者是基于自我蒙骗的、似乎是现实的燥热冷却下来，对其进行重新整理，创造新的比例。〔德〕伯尔
无论如何，打倒乐观主义！〔美〕尤金·奥尼尔
一 根回顾五十年中国文学，如果将目力固定在某一种文体上面，不能随意移动，却要求确切地说出它的位置，性质和质量，无疑是困难的。一个时代的文化是一个统一体，只要触及其中的任何部分，都会牵涉到整体。作为一种精神现象，文学固然无法摆脱来自精神世界的其他现象的缠扰，尤其严重的是，由于主体的物质性，它将不得不承受现实社会中的各种事物的刺激，不同力量的阻拒，压迫和打击。卢梭有一句名言：人生为自由而又无时不在束缚之中。这样，是否可以做到用纯墨水写作，确实成了问题。在谈论当代文学的时候，我们往往要踅回到原点上。一九四九年七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以其开创的意义，至今仍然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其实，这是一个危险的征兆。在大会上，周扬特别强调“组织”问题。所谓组织，并非自由职业者群的纯行业性团体，而是由官方按照一定的原则加以统一安排和管理的。在组织内部，没有个体的独立性可言。毛泽东在战时所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此时，被重新确定为和平时期文艺运动的“战斗的共同纲领”。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文学在如何宣传意识形态的同时又不失其为美学，在实践中一直是一个麻烦的问题。但是，当我们习惯地把最高领导人的著作经典化、绝对化的时候，艺术问题便不复成为自由探讨的对象。张中晓把《讲话》称为“图腾”，正是建国之初已经盛行于文艺界的偶像崇拜风气的一种概括。此外，大会明显地把文艺工作者划分为解放区与国统区，党内与党外，革命的与非革命甚至反革命的等等不同部分，孰优孰劣，尊卑有序，可谓明火执仗的宗派主义。像沈从文一流，便遭到公开的批判和排斥。严格说来，把文化问题军事化由来已久，并非肇始于这次大会；但是，经由这次大会而把斗争合法化、规范化和扩大化，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一年以后，文艺整风，以及各种批判运动，便可以不断地演绎下去，变得顺理成章了。体制是根本的。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国政体基本上采取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谋求“中国特色”是后来的事情。从农业合作化，“三面红旗”直到“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试图以自己的意志使天地翻覆，不但不曾改变亚细亚传统社会的高度集权性质，甚至有强化的倾向。“百代都行秦政制”，这是有诗为证的。
整个文化体制就建立在这上面，或者可以说，它是与“计划经济”——也称“鸟笼经济”——等配套实施的。说到文学，首先就是作家协会制。从中央到地方，各级作协完全模拟从“拉普”发展而来的苏联作协进行建构。早在苏共二十次大会上，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萧洛霍夫便对苏联作协发出强烈的谴责，指出在三千七百个会员中有一大批“死魂灵”。作协配置相当的行政官员，内部遵循严格的审批制，许多事情，无须会员的共同协商或辩论，惟有接受“命令”的调遣。作为“群众组织”，从产生之日起，已然异化为准官僚机构。作家一旦被“组织”安排到了作协，一般而言，不是从事专业写作，就是充任机关刊物的编辑。“户口”相随工作挂在作协，或是邻近所属的街道上。因此，作协既是工作的地方，也是吃饭的地方，安身立命的地方。正所谓“天下英雄尽在彀中”。建国初期，胡风、沈从文等为什么显得那么栖栖皇皇呢？原因盖在“组织”迟迟没有对自己的命运作出安排。依靠“组织”，这是生活中的真理，如果一旦遭“组织”拒绝，“荃不察余之中诚兮”，那种被遗弃感当是极其难受的。人员一旦集中之后，从思想到创作，管理起来就方便得多了。在特殊时期，譬如面临运动，还可以一直管到私生活，个人最隐秘的地方。但是，作协毕竟给作家的物质生活以可靠的保障。倘从“生存权”的角度看来，却也不失为一种幸福。纪德在其著名的小册子《从苏联归来》中把苏联作家同那里的工人比，说是“最受优待的”，享受的是“旧时代的特权”。他说：“我也很明白：很可能不是明明白白地为了收买，苏联政府能把好处很好地和艺术家、文学家以及一切能为其唱颂歌的人分享；可我也看得很清楚：那些文化人士能很漂亮地为给他们好处的政府和宪法唱颂歌，事情就是这样的。”当然，也有拒绝歌唱廉价的颂歌的，如曼德尔施塔姆，左琴科，阿赫玛托娃，索尔仁尼琴，布罗茨基等，但是等待他们的，只能是镇压，开除会籍，监禁和流亡。美国文学史家布朗在论及苏联作协的垄断性的时候，同样说到苏联作家的“特权”问题。他指出，“他们所处的优渥地位，使他们和当权派紧密地连接在一起，致使削弱他们对社会尖锐问题的反抗，还能使他们这些自诩为群众的导师和发言人的作家与群众分隔开来”。当然，中国的情况与苏联有很大的不同，至少作家的工资收入与普通工人比较，差距不算太大。也就是说，不存在什么“特权”。然而，作家一旦被“养”，分明失去了生活的原生态，失去了与社会广大阶层尤其是底层的血肉联系；而这，对于作品的生成是极其有害的。生活没有代偿品。所谓“深入生活”，无非要求作家过一种双重的生活，虚构的生活；它把充满生命激情和内心冲突的艺术创作，降格为材料的收集、筛选和编织一类十分简易的工匠工作。在此基础上，也就有了奥威尔小说的“双重思想”。鲁迅说：“豢养文士仿佛是赞助文艺似的，而其实也是敌。”对于这种现代养士制度，一些深谙艺术的有识之士，于一九五七年整风期间便已提出大胆的质疑。叶圣陶说：“文学事业到底是个人的劳动。……既然是个人劳动，不用问有了领导有什么坏处，只要问有领导有多少好处。”吴祖光也指出：“就文学艺术的角度看来，以为组织的力量的空前的庞大使个人的力量相对地减少了。假如是这样，对于文艺工作者的‘领导’又有什么必要呢？谁能告诉我，过去是谁领导屈原的？谁领导李白、杜甫、关汉卿、曹雪芹、鲁迅？谁领导莎士比亚、托尔斯泰、贝多芬和莫里哀的？”直至七十年代末，著名艺术家赵丹临终前还特别提到“文艺领导”问题。及至九十年代，体制改革的呼声愈来愈高。目前的作协，其中包括文学院——专业作家制度——是否应当继续存在？以怎样的形式存在？在改变作家的依附性身份的同时，是否可以彻底破除“组织”的实存？王蒙曾把这种“养”作家的组织比喻为“机械化养鸡场”，率先提出解散的建议。若然除去部长作家另有所“养”这层颇富幽默感的背景不论，意见本身是勇敢的，具有革命意义的。要认识一个作家，正确的渠道应当是阅读他的作品。因此，写作能否获得出版，是作家作为社会角色存在的前提。对于社会本身来说，诚如美国总统杰斐逊所说：“出版自由比言论自由更重要，说通往真理的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出版自由；因此，那些害怕自己行为受到查问的人，首先禁止的也是出版自由。”痛恨资本主义并宣言与之决裂的马克思，也强调指出：“没有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对于“自由出版物”，他充满礼赞的热情，说：“自由的出版物是人民精神的慧眼，是人民自我信任的体现，是把个人同国家和整个世界联系起来的有声的纽带；自由的出版物是变物质斗争为精神斗争，而且体现为把斗争的粗糙的物质形式理想化的文化，自由的出版物是人民在自己面前的公开忏悔，是人民用来观察自己的一面镜子……自由的出版物无所不及，无所不在，无所不知。自由的出版物是从真正的现实中不断涌出，而又以累增的精神财富汹涌澎湃地流回现实去的思想世界。”文学是自由的。如果说，“创作自由”还只是一个美丽的许诺，是一颗种子，那么出版自由就是可靠的大地，是事实，是坚实的保证。在革命的草创阶段，在战争的艰难时期，出版自由往往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当然，在西方宪政国家，连这种限制也都仍然可能遭到人权论者的挑战。在我国，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是一切革命工作的首要目标。而出版作为其中的一部分，是不可以例外的。事实上，目前对之实行的集中化管理的思想及体制，在延安时期已经基本形成并付诸实践了。一九四二年四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统一延安出版工作的通知》。五月，作家萧军在《解放日报》著文，曾建议“可能时建立一个独立的文艺出版所，按计划出版文艺作品，代替一般文艺上的用品”，并提议“较大数目筹设一笔文艺奖金与基金”，以确保作家的“独立性”。结果如何呢？次年，当整风进入审干阶段以后，萧军所在的“文抗”人员大都并入中央党校学习，他被留在原处，不作安排。“文抗”作为一个伙食单位被取消以后，他便成了一个没有单位的人，连吃饭也成了问题，在中央组织部做了一段短期的寄食者，年底只好到乡下落户，还得向老乡借粮过冬。事实证明：一个作家，离开党将一事无成，遑论出版？萧军经过一番折腾，一俟返回延安，就立即提出入党申请了。统一出版的体制，从战争时期一直沿袭下来。一九五四年颁布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出版自由”作为公民的权利被庄严地写了进去，但是近半个世纪过后，还没有一部相应的《出版法》，对此间“自由”作出具体的规定。长时期的“阶级斗争”和“意识形态专政”，摧毁了人们的法治观念，也即自由观念。到了后来，所有的出版物都被划分为“香花”和“毒草”两大类，惟凭权力意志批准开放或锄掉。其实，早在建国前夕，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就因为被人认为有这样那样的问题而辗转无法出版。胡风和他的朋友的作品，同时遭到出版的困难，在他们的通信中可以深悉此中的窘状；更坏的情况是，接着连从前出版了的作品也都被禁了。党员作家刘绍棠被打成“右派”以后回乡创作的小说，一直在地里埋起来。等到二十年过后获得出版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些全是忠心可昭日月的作品。文化大革命时期，出版物一度被简化为红宝书；及后出版鲁迅著作，也都是经过“钦批”的。自然，也还有零星的几部小说和分行的东西问世，不问而知是“御用”的缘故。出版界一片肃杀，像张中晓的随笔断片和顾准的札记书简一类，更怎么可能出土，萌发思想的芽鞘呢？出版的统一集中管理，必然要求建立相应的审查制度。除了在出版机构内部，保持逐级审批的程序之外，必要时，在外部仍需设立某种监督机制，以确保出版物的意识形态的纯洁性。问题是，历经三十年的政治运动，尤其在文化大革命的严酷的影响之下，文化生态环境受到毁灭性的破坏；从作家到编辑，甚至官员，普遍形成了一种畏葸心理。作品从写成到出版，可以说，参与整个出版流程的人员都在维护一定的保险系数，不准备担受风险，哪怕风险实际上并不存在。这样，一些在思想上和艺术上具有探索倾向的作品，往往得不到出版；或者在出版前，尽可能进行删改，力求平庸。正如索·维尔伦论及“经济人”时所说的“遵循着合成力的方向”活动，在出版的“隐干涉”之下，作家只好力图按照编辑的意向写作，或者修改自己的作品。美国学者吉比安在评论苏联文学时说：“我们必须记住这样的告诫：我们所研究的任何苏联文学作品都可能是作家和编辑的共同产物。”在我国，同样存在类似的情况。秦火之祸，实在远比我们想像的要严重得多。写作和出版，同阅读紧密相关，因此阅读也必须是自由的。正如音乐需要经过良好训练的耳朵一样，一部文学作品，同样需要拥有众多的深谙艺术的读者。而读者，惟有在自由的阅读中，才能培养出高度的鉴赏能力和判断能力。法共作家阿拉贡在《苏联文学论》中指出：“出版的中央集权化以及作家组织的力量，是会造成一种人工的影响，并且至少会在一定时期内操纵读者的舆论。”我们需要的只是引导，而非“操纵”。思想和美学都是一种信仰，一种感动，一种自然选择；阅读是不带任何强制性的个人行为。如果无须经过批评界的自由论争，随意用行政手段实行禁毁，其结果，只能导致出版物的单调划一，正如福斯特在纪念弥尔顿《论出版自由》时指出的那样：“意味着精神上的沦亡”。此外，还有评奖制度。目前的较有影响的文学奖项大抵属于官方组织的，姑不论在经济学家呼吁“社会公正”的时候是否存在“文学公正”，不论评委们的修养如何，单看以配额的形式配置评委的做法就知道评奖结果是不堪信任的。像小说《白鹿原》中性描写的篇幅大小，应当减一分呢还是减两分之类的问题，居然成了它是否可以获奖的标尺，于此可见一斑。刘绍棠公开说：“我对官方公开评奖，而且与提级、升官、评职称、分房子等挂钩，一向不以为然。强制与利诱，一手硬一手软，都对文学艺术的发展繁荣不利的。”当自由和公正得不到充分体现的情况下，我们的文学，就完全有可能陷入如梅列日科夫斯基所描述的境地：“写的比发表的有意义，说的比写的有意义，再说到底，没有说出来的比说出来的有意义。”期待是恒久的。意识形态深入到所有相关的体制，正如亚当·斯密形容资本主义市场调节的作用那样，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正常情况下，意识形态恪守自身的规律，在一定的范围内施加影响；但是，它带有很大的随机性，如果一旦受到鼓励，将会变为脱缰之马，直闯法制的栅栏而肆意践踏。德国学者洪堡特这样描述话语控制：“权势群体及其成员拥有或控制着越来越大范围的，越来越多种类的话语功能、话语体裁、话语机会和话语文体。他们控驭着与下属的正式对话，主持会议、发布命令或法令，撰写多种报告、书籍、手册、故事以及大众媒介话语。他们不仅是多数情景中的积极说话者，而且在言语交际或公众话语中，可以采取主动，固定谈话的‘基调’或文体、决定话题、参与者与接受者”。谁可以在什么情景中说或写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