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三国智谋精粹-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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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是大智若愚,而孔明虽乖巧,却是狡诈。孔明这样做是不能取信于盟国的,不仅使双方矛盾得不到解决,且日益加深,结果是“关羽毁败,秭归蹉跌”,实非明智之举。在处理盟国之间的关系上,是狡诈还是诚实可取?显然是后者,故鲁肃这个具有战略眼光的使者形象显得更高大!从总的说,孔明跟鲁肃一样,是蜀吴同盟的倡导者和坚持者,其外交成就是辉煌的。正当刘备处于危急之秋,他请命赴吴,以一介之使,舌战群儒,智激周瑜、孙权,以其超人的智慧和纵横捭阖的手腕折服吴人,共同联盟,打败曹操,正因此,导致刘备取荆益两州,称帝西蜀。吴、蜀同盟被破坏后,孔明派邓芝赴吴。陈说利害,蜀、吴又重申旧盟。
这是蜀吴能与曹魏鼎立达近半个世纪的主要原因。
两种态度 两种效果
《三国演义》还塑造了一些不卑不亢和妄自尊大两种不同的便者形象。
做为一个使者,切忌自卑和骄傲,自卑则被人看不起,骄傲则引起人反感。
只有不卑不亢才是使者应具有的正确的态度。这不卑不亢和妄自尊大的两种不同的使者形象,《三国演义》都有生动的对比描述。趁刘备逝世之机,魏主曹丕兴兵五路伐蜀,其中有一路是东吴之兵。东吴观望,迟不发兵。孔明设计退四路兵后,派邓芝往结东吴,反敌为友,共同伐魏。孙权知邓芝来,与群臣商议,张昭认为是孔明退兵之计,遣邓芝为说客,建议休等此人下说词,设油鼎以待,责以郦食其说齐故事,看其人如何对答。权从其言,遂立油鼎,令武士侍立左右,各持钢刀、大斧、长戟、短剑,直列到殿,乃召邓芝入见。邓芝整衣昂然而入,目睹鼎镬内热油正沸,两行武士杀气腾腾,全无惊色。近臣引到帘前,邓芝长揖不拜。权强令下拜,甚至要他入油鼎以相吓,邓芝终不屈膝,当面严斥孙权:“吾乃蜀中一儒生,特为吴国利害而来。
乃设兵陈鼎,以拒一使,何其局量之不能容物耶!权闻言惶愧,即叱退武士,请邓芝上殿,赐坐交谈。邓芝乃为乞陈说绝魏联蜀的好处,孙权才决心与蜀联和,并派张温随邓芝入蜀通好。张温到蜀,孔明设宴相待,张温自以为得志,言谈之间,态度傲慢。次日,后主设宴相送。席间,秦澎乘醉入座,张温怪之,看不起秦宓,为显示已才,陆续以“天有头乎?”“天有目乎?”
“天有足乎?”“天有耳乎?”“无有姓乎?“等怪题相难,秦宓不加思索, 答问如流,且有根有据,满座皆惊。当秦宓以天理反问时,张温无言可对,羞愧难当,但也得到教益,乃避席谢说:“不意蜀中多出俊杰,恰闻讲论,使仆顿开茅塞。”又如赵咨和邢贞,也是这样两个不同类型的使者。刘备伐吴,孙权求和不许,赵咨自请前往说魏主曹丕,使袭汉中,夹击蜀兵。孙权大喜,即写表称臣,命赵咨为使。君主称臣,咨又奉命求救于人,处理不当,易失国体。但赵咨却能折服魏主,倍受敬重。他会见曹丕时,丕问他:“吴侯何主?”咨自夸其君说是“聪明、仁智、雄略之主。”在释其意时对“略”
字解得很妙:“屈身于陛下,是其略也”。略者权谋之说也,就把孙权称臣之耻轻轻地掩盖过去了。丕接着问:“肤欲伐吴,可乎?”咨不示弱地答说:
“大国有征伐之兵,小国有御兵之策。”丕又问:“吴畏魏乎?”咨毅然答 说:“带甲百万,江汉为池,何畏之有?”丕叹说:“‘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卿可以当之矣。”丕虽接纳孙权臣属,却没有发兵,坐山观虎斗;只封权为吴王,加九锡,派邢贞同赵咨捧执册锡。邢贞到吴,孙权率百官出城迎接。邢贞自持上国天使,妄自尊大,入门不下车,被张昭厉声严斥:“礼无不敬,法无不肃;而君尊大,岂江南无方寸之刃耶?”邢贞慌忙下车,与孙权相见。以上的故事,把邓芝、赵咨的不卑不亢和张温、邢贞的妄自尊大,刻画得很形象。而邓芝、赵咨不卑不亢,不辱君命,令人敬佩;张温、邢贞傲慢碰壁,狼狈不堪!
五、法律:法治最佳之法
陈寿《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说:“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炼,物理其本,循名贵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受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一个执法如山的人,畏之是必然,爱之则少见;执法峻急的人,恨之者多,无怨者罕见,而严于执法的诸葛亮,却能使人畏而爱之,受刑而无怨,陈寿说是因“其用心平而劝戒明”。笔者认为,诸葛亮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他不因情废法,执法不忘情之故。
不因情废法
诸葛亮不因情废法,斩马谡是个典型例子,马谡是他义弟或系戚马良之弟,一开始两人关系便异于常人。诸葛亮南征途中,马谡奉天子命来劳军,因诸葛亮服其才,马谡虽是后辈,他还是虚心请教:“吾奉天子诏,削平蛮方,久闻幼常高见,望乞赐教。”谡说:“愚有片言,望丞相察之:南蛮恃其地远山险,不服久矣;虽今日破之,明日复叛。丞相大军到彼,必然平服:但班师之日,必用此伐曹丕,蛮兵若知内虚,其反必速。夫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愿丞相但眼其心足矣。”亮 纳其策,七擒七纵孟获以服其心,故终亮之世,南人不复叛,使蜀汉从此无后顾之忧,对安定后方支援北伐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马谡确是有智计,诸葛亮对他“深加器异”不是毫无根据的。可是,刘备对马谡的看法恰恰相反。
他在临死前特别对诸葛亮谈及马谡,他问诸葛亮:“丞相观马谡之才何如?”
诸葛亮说:“此亦当世之英才也,”刘备说:“不然。朕观此人,言过其实,不可大用。丞相宜深察之。”刘备在临危前特别向托孤大臣诸葛亮叮嘱这些话,说明刘备把这事看得非同小可,他知道诸葛亮非常重视马谡,必将大用之,大用必将误大事。刘备看出“马谡言过其实”,认为“不可大用”,而诸葛亮日与马谡共事而未发现他这个严重的缺点,却非常重视他,这是什么原因?这和诸葛亮与刘备的经历以及其两人对马谡的情感深浅有关。刘备一生血战沙场,其才智都是在实战中得到的,他听到马谡死啃兵书的空谈,与实战不符,就发现其“言过其实”。刘备在世时,诸葛亮主要是参与决策和主管内政,实战经验还不太丰富,放一时难看出马谡夸夸其谈。在情感方面,刘备与马谡关系浅,对其考察不被情所制约;诸葛亮与马谡则“情如父子”。
且服其才,对其期望和倚重也就大,在当时可以说他是把马谡当作其继承人来培养的。情感好像白内障遮眼,使人看不清对方的真实面貌,他委马谡守街亭的重任也就不足为奇了。马谡与司马懿战于街亭,因其缺乏实战经验,不从实际出发,而是照搬兵书,舍水上山,王平苦谏不听,终被司马懿所破,大败而逃;亮进无所据,被迫布置撤军,讵料司马懿大军突然拥至,如不用“空城计”几乎被擒。这时,诸葛亮才后悔自己不明于知人,但已迟了。这 次出祁山,蜀军先声夺人,旗开得胜,连取三郡,很有战胜希望,而因街亭之失除了撤回汉中外,别无出路。街亭之失,诸葛亮错在用了纸上谈兵的马谡,而马谡违背诸葛亮的军事部署,他应负直接的责任。因此,不处理马谡则无以服人,难于治军,这对于诸葛亮是个很伤感情的事。对诸葛亮斩马谡,蒋琬反对说:“昔楚杀得臣而文公喜。今天下未定,而戮智谋之士,岂不可惜乎?”诸葛亮流涕而答说:“昔孙武所以能胜于天下者,用法明也。今四方分争,兵交方始,若复废法,何以讨贼耶?合当斩之。”马谡被斩后,诸葛亮大哭不已,亲自临祭;将谡家小加意抚恤,按月给与禄米。诸葛亮也不宽恕自己,他上表请自贬三等说:“臣本庸才,叨窃非据,亲秉旄铖,以励三军。不能训章明法,临事而惧,至有街亭之阙,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
臣明不知人,虑事多暗,春秋责备,罪何所逃?请自贬三等,以督厥咎。”
执法不忘情
诸葛亮对于犯罪的人,能治之以法,动之以情,即执法不忘情,使被判罪的人心服而无怨。
李严 (后改名李平)是刘璋旧部,刘备入蜀时归降,后因平叛乱有功, 被授尚书令之职,刘备临危遗诏托诸葛亮与李严辅后 主。为团结对敌,诸 葛亮很尊重他,但李严为人图谋私利,喜要两面手法,建兴九年春,诸葛亮出军祁山,李严负责督运粮事,因运粮不济,怕诸葛亮见罪,便慌报军情告急,说东吴将兴兵寇川,要诸葛亮回师。为了遮饰已过,又妄奏后主说:“臣已办备军粮,行将运赴丞相军前,不知丞相何故忽然班师。”诸葛亮回成都后查知此事,大怒说:“匹夫为一己之故,废国家大事!”令人召至,欲斩之,因念他也是托孤大厦,乃上表废为庶人。历史上,凡托孤大臣之间发生内讧,势败者往往被夷三族,而诸葛亮却仍让李严过着富裕的生活,留其子丰在丞相府任中郎参军,并谆谆教诲。他在处分李严后致丰教说:“吾与君父子戮力以奖汉室,此神明所闻,非但人知之也,表都获典汉中,委君于东关者,不与人议也。谓至心感动,终始可保,何图中乖乎!昔楚卿屡绌,亦乃克复,思道则福,应自然之数也。愿宽慰都获,勤追前阙。令员解任,形业失故,奴婢宾客百数十人,君以中郎参军居府,方之气类,犹为上家。若都获思负一意,君与公琰推心从事者,否可复通,逝可复还也。详思斯戒,明吾用心,临书长叹,涕泣而已。”对一个犯严重错误的人,犹如此多情,要其子加以宽慰,使其改过自新;对其子则力加勉励,使其奋发向上,其意诚,其情切,李严父子能不感恩戴德。又如廖立,为人高傲,自谓才智宜为诸葛亮之贰,而竟位在李严等人之下,故很不满,于是常发牢骚,口出怨谤,造成了不良影响,因此诸葛亮认为“羊之乱群,犹能为害,况立托在大位,中人以下识真伪邪?”便废廖立为民。但廖立甚敬佩诸葛亮其人,对已受到处分并无怨言。他闻诸葛亮在五丈原病逝,垂泣说:“吾终为左衽矣!”李严闻此噩耗,纵声大哭,因激动过度,病发而死。盖李严、廖立都相信诸葛亮能复收己,使能以补前过,度诸葛亮死后,后人不能用之故也。严于执法的人,使受处分者毫无怨恨是很难的,诸葛亮之死,使廖立垂泣,李严伤心致死,这不仅是没有怨恨,而是对诸葛亮非常爱戴了。
治国不能不讲法,诸葛亮治乱国用重刑,纠正了刘璋治蜀时的混乱状态,使“军民安靖”。但其可贵之处在于:法严而民无怨,民畏而爱之。我们知道法治的主旨是为了教育人,使人人遵守法纪,保证国泰民安,在这方面,诸葛亮的法治收到了最伟的效果,之所以能如此,正如上面所述,是因诸葛亮能正确处理情与法的关系,做到寓情于法,使情法交融,这是运用法律治国的最高超的艺术,是实行法治最佳之法。
六、人事:人才学的珍贵遗产
三国人才之众,在中国古代史上是罕见的。三国之主曹操、刘备、孙权,纵横捭阖,权谋干略,出类拔萃,堪称当世英雄。孔明、荀或、鲁肃以其超人的智慧,描绘三国宏图,促使三分鼎足,不愧称三国时代杰出的三大战略家。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则有周瑜、陆逊、郭嘉、程昱、司马懿、庞统、徐庶等辈;勇而有谋,武功显赫,则有关羽、张飞、黄忠、赵云、张辽、徐晃、徐盛、朱桓之流;两才相当,棋逢放手,则有姜维、邓艾和羊祜、陆抗之徒。勇冠三军,骁锐莫当,蜀有马超、魏延,魏有许褚、典韦,吴有甘宁、太史慈。不辱君命,邓芝、赵咨可谓善于外交。文采风流,蔡邕、王粲、祢衡,曹植、杨修亦一时之绝。三国人才济济,不胜枚举。读 《三国演义》宛 如入中国古代人才展览总馆,历代各种人才,在此莫不具备。不禁令人惊叹:
三国何其多才!
人才济济主要是君主善用人
三国人才如此众多,而一些朝代却廖廖无几,是否“造物者”偏爱于三国?其实,“天涯何处无芳草”。西晋文学家左思《咏史》诗中则指出:“何世无奇才,遗之在草泽。”意即哪个朝代没有奇才,只不过是被埋没罢了。
为何被埋没?或因无机遇,或因君主不会用才。人才之涌现,多在乱世或盛世,在腐败的朝代人才是难于发挥作用的。盛世之所以多才,是因盛世不是上帝安排,而是靠人去改天换地,没有众多治世之才是难于出现盛世的。乱世,是大动荡、大分化、大转变的时期,旧的统治者已不能再统治下去了,它统治的基础——皇亲国戚、各级官吏等已腐朽不堪,这些人大多是碌碌庸人,无所作为,他们既无力挽狂澜于既倒,也无本事独树一帜,等待他们的只能是灭亡的命运。这时草泽英雄纷纷崛起,逐鹿中原。要图天下,必须有人才,故独霸一方革主大多能礼贤下士,千方百计搜罗人才,所以说这正是用才之秋,也是人才得以脱颖而出的良机。三国历史正好证明乱世出英雄这个真理。如非乱世,织草履出身的刘备何能称帝西蜀?如非乱世,宦官之孙曹操何以能“挟天子以令诸侯”?若非乱世,一县吏之孙孙权何以威镇江东?
虽说乱世出英雄,但在中国历史上出现的7次分裂时代,为何人才以三国最多,最引人注目?这是因三国之主曹操、刘备、孙权都善于用人。他们在其割据的地区竭力发掘人才,可说是搜罗将尽,被埋没的不多。因此,涌现众多人才的时代,一是机遇,二是君主要善于用人,二者缺一不可。而三国人才最引人注目。与《三国演义》作者生花妙笔的描述也有关系。
正确评价人始能正确用人
三国用人艺术,是我国古代人才学的珍贵遗产。认真进行研究,对于用人是大有裨益的。研究三国用人艺术,要从正确评价人才入手,因为能正确评价人始能正确用人。而要正确评价人才,首先必须实事求是,决不能以成败论英雄。刘备用孔明,可说是善于知人、用人,孔明确是当世奇才个了不起的英雄。可是,因孔明未能实现其北伐宏图,人们颇多异议。有的说他六出祁山,所得只不过三郡,劳而无功,说明他非大才:有的说蜀国人才短缺,致使“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可见他不善于用人。孔明是蜀国的关键人物,他辅佐刘备开始是谋主后当丞相,刘备逝世后他是实际的执政者,蜀国强弱跟孔明当然大有关系。但不能以成败来衡量孔明,把他的优点说成缺点,从而否定这个杰出的战略家。在用人方面,孔明不拘一格,能因才任用,故陈寿说,“是以西土咸服诸葛亮能尽时人之器用也。”(《三国志·蜀书·费祎传》)许靖是大名士,但没有多大实际能力,刘备入川后原不想用他,孔明因许靖海内知名,用他可扩大影响,吸引更多人才,故力劝刘备任用,刘备乃拜年已70的许靖为司徒。魏延、杨仪两人很有才能,因魏延“性矜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