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九大阶层调查-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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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衔碌鹊囊采俚每闪�20～29岁的认为自己属于上等的最多；30～39岁和40～49岁两个年龄段的认为自己属于中等和中下等的分别为94。2％和93％；50～59岁的认为自己属中上等的较多，认为自己是下等的高达7％，说明这个年龄段的人两极分化较明显；60～69岁的认为自己属于中等及以下等级，对自己的社会地位评价不高，失落感较强。
六 文化程度与社会地位的自我认同
自我认同的社会地位等级与文化程度的Spearman
's 等级相关系数是0。28， Sig=0。000，不同文化程度的人自我认同的社会地位等级呈统计显著差异，在总体认同趋向“中等”的前提下，低文化程度者更趋向对“中等”社会地位的认同。
第一，没有学历的人中75。6％认同“中等”社会地位，15。9％认同“下等”社会地位，8。5％认同中上等地位。该文化群体的非户籍人口100％认同“中等”社会地位。
第二，小学文化程度的人48。3％认同中等，认同中下等和下等的分别是41。2％和10。1％。户籍人口的认同高于非户籍人口，认同“下等”社会地位的户籍人口和非户籍人口分别是15％和28。3％。
第三，初中、高中文化程度的人社会地位认同等级在以“中等”为基础的前提下有所提高，表现在初中文化程度对上等地位的认同为2。2％，高中文化程度对中上等地位的认同为2。1％，比小学文化程度的认同均有小幅上扬，而对下等地位的认同比小学文化程度的认同分别下降了1。9个百分点和7。5个百分点。该文化群体非户籍人口的认同等级高于户籍人口。
第四，中专文化程度的人有85。2％认同中等社会地位，这一比例仅次于大学文化程度，认同上等和中上等社会地位的占6。8％。总体看，该文化程度对自己的社会地位感觉良好。
第五，大专、本科文化程度的人认同中上等和中等社会地位的比例有较大提高，其中认同中7上等社会地位的分别是2。2％和3。1％，认同中等社会地位的分别是81。7％和89。3％。是各类文化群体中认同中上等和中等社会地位比例最高的。79位本科文化程度的户籍人口中有3位认同“下等”社会地位，而115位非户籍的本科人口中没有1人认为自己是在社会的下等阶层，但是有22人（占该群体的19。1％）认为自己在中下等地位，是同等文化程度户籍人口认同中下等社会地位的2。5倍。
第六，研究生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中，92。5％的人认同自己处于中等及以上社会地位，具体是15。6％认同中上等社会地位，这一比例是所有文化程度最高的，76。9％认同中等社会地位。该文化程度的非户籍人口中100％的人认为自己处于中上等社会地位，而户籍人口社会地位的认同相对分散，有13。6％的人认同自己处于上等社会地位，有54。5％的人认同自己为中等社会阶层。
社会地位的自我认同（3）
七 收入与阶层的自我认同
收入状况与阶层的自我认同比较复杂，我们试图从3个方面进行说明。
1。不同收入段的自我认同
1000元以下的认为自己地位是中等和中下等的达90％，而对收入两极的认同比例也较高，对上等的认同是1。9％，对下等的认同高达8。2％。出现这种矛盾现象的原因可能是这一收入段有一部分人对经济资源决定社会高低这个标准不苟同。1001元～2000元收入段对自己社会地位评价只低于8001元以上收入段，表现在：第一，该收入段认为自己处于上等和中上等地位的比例高达4。8％；第二，认为处于下等的比例较低，只有1。1％。3000元～5000元收入段对自己地位的认同趋向于中上等和中等，分别有2。7％、3。9％和2。4％的人认为自己属于中上等，有超过80％以上的人认为自己属于中等。5001元～8000元收入段认为自己属于中等地位的达89。2％，这是所有收入段对中等地位认同率最高的，但这个收入段没有一人认为自己是中上等或上等，也没有一人自己是下等，这个收入段的人可能抱着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心态。8001元以上收入段对自己社会地位评价是最高的，有10。7％的人认为自己属于上等和中上等，其中认为上等的高达7。1％，遥遥领先于其他收入段，没有一人认为自己属于下等，认为自己属于中下等的只有7。1％，是所有年龄段中最低的。
分析自我认定的标准发现，被调查者自我社会地位的认定主要依据的是经济资源的拥有情况，这也正是深圳有别于内地的地方。在这个新兴的城市，移民共同认同的主要是经济的因素，其他因素相对被弱化。比较自我认同各社会地位等级的个人月平均收入和家庭财产的拥有量。
2。自我认同的社会地位与实际收入的等级比较
自我认同的社会地位以收入为基础，重要的是自我认同的社会地位与实际社会地位等级一致程度有多高，若自我认同与实际收入的社会等级一致，说明社会成员能准确地评价自己的社会地位，若自我认同的社会地位高于实际收入的社会等级，说明社会成员的满足感高，有利于社会的稳定。若自我认同社会地位低于实际收入的社会地位，说明社会成员的社会满足感低，不利于形成对社会的亲和力。
自我认同的社会地位等级与收入5等分的Spearman
's 等级相关系数是0。28，两者存在一定的正相关。总体而言，20％高收入群体的人自我认同的社会地位为“上等”和“中上等”的分别是22。5％和41。1％，两项合计达63。6％；中高收入群体自我认同为“上等”和“中上等”社会地位分别是37。5％和22。7％，两项合计达60。2％；中等收入群体自我认同的社会等级最分散，自我认同为“中等”社会地位的占26。1％，是各群体中对“中等”社会地位等级的认同比例最高的群体，但是在各社会等级上都有一定的比例；中低收入群体的人自我认同为“中下等”和“下等”社会地位的比例分别是20。4％和27。9％，两项合计达48。3％；低收入的群体自我认同的社会地位等级为“中下等”和“下等”的分别是26。2％和36。5％，可见社会成员收入的5等分与社会地位自我认同等级具有相当高的一致性。
从自我认同在同一社会等级上的人的实际状况也具有这一特点。如图3…4，自我认同为上等社会地位的人中，有22。5％的人收入在高级，37。5％在中高级，合计有60％的人收入在中上等以上；自我认同在中上等社会地位的人中，有41。4％收入在高级，22。7％收入在中高级，合计有63。7％的人收入在中高级及以上。自我认同为“中等”社会地位的人中收入在中级以上的有36。9％，收入在中级的占26。1％；自我认同为“中下等”社会地位的人收入在“中高级”的只有36。7％。相反，收入在中低级和低收入阶层的合计达46。6％；自我认同为“下等”社会地位的群体，收入在中高级上的只有17。3％，而收入在中低级及低级的合计有64。4％。可见被调查者自我认同的社会等级与其实际的收入等级一致程度比较高。
3。户籍与经济状况对社会地位自我认同的交叉影响
调查结果显示：户籍人口社会地位自我认同的经济标准高于非户籍人口，在非户籍人口中，自我认同为“上等”社会地位的人群个人月平均收入9623元（见图3…5），但是标准差17871元，说明有极值影响，而其他各等级的平均收入均低于户籍人口，若以总体人口的实际经济情况为参照，非户籍人口中自我认同为中等、中下等社会地位的基本都可以归为中下等级，而户籍人口中自我认同为中等、中下等社会地位的均可归为中等社会地位，可见在社会地位的自我认同上，相同经济条件下非户籍人口自我认同的社会地位高于户籍人口。
社会地位的自我认同（4）
比较户籍与非户籍人口中不同收入的人在自我认同的社会地位上的差异发现，户籍人口自我认同“上等”社会地位的群体，在“高”和“中高”收入群体的各占40％，合计达80％；非户籍人口在这两个收入群体分别是17。2％，合计达34。4％，远低于户籍人口相同等级的收入比例；在非户籍人口中有51。7％的人在“中等”收入群体，而自我认同为“上等”社会地位；自我认同为“中等”社会地位的人中，收入在“中下等以下”的户籍人口和非户籍人口分别是23。2％和49。3％，在非户籍群体中自我认同为“中等”社会地位的，事实上有一半的人实际收入在中下等和下等，而实际的情况还会更多，因为我们统计的是纯收入，而非户籍人口在住房、医疗、子女教育等各个方面比户籍人口的付出都要多，自我认同为“下等”社会地位的，在非户籍人口中有81％实际收入在“中下等以下”，相同的群体户籍人口中只有51％，可见户籍人口的自我认同低于实际的经济等级，具有“向下”认同的趋势，非户籍人口的自我认同高于实际的经济等级，具有“向上”认同的趋势。
社会地位的社会评价（1）
最具认识论价值的是“别人眼中的自我”，它是一种主观真实，直接影响别人对你的态度和行为。从调查来看，深圳的社会评价是以经济、政治（权力）和文化3个要素为主要依据，呈现出以一种多元认同为基础的格局。
改革开放前衡量社会地位高低的主要标准是政治标准，出现了权力分层、声望分层与收入分层高度一致的体制，即官本位， 官员是社会上地位高、权势大、最具权威和最有影响的身份群体， 无论就政治地位、经济收入还是社会声望而言，均是干部高于工人，工人高于农民。 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随着政府各种权力下放，官员不再居于社会经济运行的中心地位；社会上一部分人的先富， 社会地位的基本测量指标开始由权力向财产转移，对这种官本位的分层体制给予很大冲击，干部从过去的高收入层和中高收入层转变为中等收入层。在市场经济下，社会对阶级或阶层的评价呈现多元格局： 经济状况、财富状况已成为衡量人们地位高低的一个最重要的尺度，巨富者、大款已成为人们羡慕的对象，其社会地位迅速上升；但与此同时，政治权力继续在再分配中起重要作用，是因为市场是在政治权力结构的影响下崛起成长的，拥有政治权力的人可以优先到市场体制中获得实惠，因此，尽管通往社会上层的道路与过去不同了，市场的发展使机会分布变得平等了，但获得机会的人是除了那些拥有较高人力资本的人外，还有较大权力的人。
在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中，影响个人社会地位的经济、政治和文化3要素之间具有较高的相关性，在发达国家，职业角色的差异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界定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但在当前中国的社会阶层分化过程中，影响社会地位的各种因素之间却存在很大程度上的非整合性，这个特点在深圳的社会评价中也是明显的，表现是评价中的矛盾现象较突出，比如某些越有权的阶层对权力评价越低，越有钱的阶层人对金钱财富评价越低，文化程度越高的阶层却对教育水平评价不高。
一 总体描述
我们在调查中列出的问题是：“您认为阶层或阶级之间最大的差别在哪些方面？”在回答中，名列前4位的依次是金钱财富占48。4％，权力占14。2％，社会地位占14。1％，教育水平占7。3％。这4个因素与其他因素拉开了相当大的距离。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一是金钱财富以大比分高居榜首，说明深圳人把经济资源作为划分阶级或阶层的首要因素；二是教育水平虽与社会地位和权力因素相比还有近7个百分点的差距，但能跻身于前4位，说明文化资源在划分阶级或阶层中作用的增大；三是传统的因素如家庭出身、外在因素如消费水平、内在因素如道德修养的认同率不高，具体到各阶层来看，层次较低者更多地归结于权力和家庭出身，层次较高者则更多地归结为教育水平；四是深圳人往往扮演多种社会角色，可能随时改变自己的身份，以不同的面孔出现，所以答案的不稳定性和分散性是显而易见的。
二 性别角度的社会评价
男性与女性的评价惊人的相似之处是都把金钱财富、社会地位、权力、教育水平摆在前列，只是在单个因素的评价上稍有差异。男性更看重金钱财富和权力，女性更青睐社会地位和教育水平。男性与女性评价悬殊较大的是对道德修养的看法，在这点上，女性比男性高了5。5个百分点，表明女性更注意人的品德等内在因素。
三 年龄角度的社会评价
除了50～59岁外，所有年龄段的共识是金钱财富、社会地位、权力和教育水平名列前茅，而且都把金钱列入首位。在这个大前提下，各年龄段对其他因素的评价有较大的不同。
15～19岁年龄段的特别重视家庭出身和生活方式，在他们看来，家庭出身的重要性逼近教育水平，只差3个百分点。对这些还没有或刚踏入社会的人来说，对家庭的依赖和对未来生活方式的期望是情理之中的。20～29岁年龄段的对道德修养和教育水平评价较高，而对家庭出身的评价比前一个年龄段下降了16。3个百分点，因为这个年龄段的人已经进入社会，尽管家庭出身在他们找工作和工作中仍起重要作用，但并非万能，对绝大多数出身工人农民的子弟来说，要想出人头地，只能靠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质和道德素质。30～39岁年龄段的人已开始品尝到权力的魔力，对权力评价比前两个年龄段分别上升了10个和5。7个百分点，对教育水平的评价则下降了5。7个和7。1个百分点。40～49岁年龄段的人在各单位权高位重，他们更是把权力提高到最高点74。6％，社会地位提高到最高点69。％ 。50～59岁年龄段的人，或者准备退休，所以他们对金钱财富的评价是所有年龄段最高的，达90。1％；或是仍大权在握，所以他们对权力的评价维持在高位，达71。7％。60～69岁年龄段的人希望通过塑造人格魅力保持自己的晚节，所以对重道德修养评价甚高，所占比例达19。2％，是所有年龄段中最高的。
社会地位的社会评价（2）
四 户籍角度的社会评价
深圳户籍对权力的评价高于非深圳户籍近10个百分点，这可能与深圳户籍在国家及社会管理阶层的比例大大高于非深圳户籍有关；而非深圳户籍对教育水平、家庭出身和道德修养的评价分别高于深圳户籍3。3个、5。8个、4。6个百分点。总的来看，非深圳户籍的文化素质比深圳户籍的要低，这是他们各方面待遇不如深圳户籍的原因之一， 同样，家庭出身对社会地位高低的影响力不可小视，因此，非深圳户籍对教育水平和家庭出身的重要性有更强烈的意识。
五 文化角度的社会评价
没有学历的人的社会评价有两“最”：一“最”是对金钱财富的评价在所有文化程度中是最高的，达92。4％，与之相适应，对与金钱财富有关的消费水平和住房的评价也是最高的，比例分别为55。6％和54。4％，大大高于其他文化程度的评价；另一“最”是对教育水平的评价最低，比例仅仅只有7。6％，与之相联系的道德修养和言行举止竟无一人提及。
小学文化程度的人比没有学历的人对金钱财富的评价下降了4。1个百分点，但仍维持88。3％的高位；而对教育水平的评价尽管上升了3。5个百分点，但仍处于11。1％的低位，这个数字在所有文化程度评价中仅高于没有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