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九大阶层调查-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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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被弱化了的那部分职工利益保障被忽视，农民群体是改革以来分化最显著的一个群体，干部群体的分层结构与中国的行政分层结构基本上是一致的
张宛丽：《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研究20年》，《社会学研究》200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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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及其特点的研究。 对改革前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及其特点的研究是从两个方面进行的。一是运用关系式社会分层和等级式社会分层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将改革前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分别称之为三分式结构（工人阶级、农民阶层和知识分子）和三级式结构（干部、工人、农民） 。二是运用社会分层机制研究，认为改革前人们社会地位是通过国家强制性分配资源而获得的，是一种权力分配机制。对现阶段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有3种总体描述：一是以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为标准进行划分，有将社会阶层划分为两阶级一阶层的：以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工人阶级，以家庭联产承包为特征的农民阶级，以个体经营为特征的小资产阶层；有将社会成员划分为3个阶级一个阶层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半资产阶级和流民阶层；还有将社会成员划分为7个阶层的。二是以人们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作用以及存在的状况进行划分：如将社会成员划分基本阶级（ 科层官员阶级、工人阶级、私有资本阶级、雇佣阶级 ）、中间阶级（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基层管理人员阶级、小资产阶级）、过渡阶级（ 企业家阶级、农民工、城市贫民、跨国资产阶级社会 ）和亚阶级群体。三是以社会分工和职业标准进行划分：如将社会成员分为物质生产劳动者阶层、知识劳动者阶层、服务劳动者阶层、管理劳动者阶层、安全保卫劳动者阶层。
研究理论（8）
对中国现阶段阶层分化的主要特征的研究有代表性的观点是：社会资源配置方式日趋多元化，市场机制逐步成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渠道，国家权力仍然发挥重要作用，非制度因素仍在产生重要影响；社会阶层分化过程中，社会地位变动的非整合性，影响个人社会地位的重要经济社会因素之间出现了不一致性；社会阶层分化的不平衡性，不同行业、部门、单位之间收入差距迅速拉大，但在其内部平均主义盛行；社会阶层分化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失控现象，阶层分化缺乏应有的规范约束，政府对阶层分化调控乏力
赵喜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理论界对我国社会结构变迁的研究（上、下）》，《成都市委党校学报》2002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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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一些特殊阶层的研究。对中产阶级、私营企业主和农民工等特殊阶层的研究，是分层研究主题上的又一拓展。特别是近年来有关“中产阶级”的话题，正成为中国社会学研究的一个焦点和亮点。中国学者对中国中产阶层进行了界定，认为中产阶层是我们建设小康社会的“小康大众”，并在中产阶层社会整合功能之上对社会结构整合新机制进行了探索。李春玲在《2004年：中国社会形势与分析》一书中指出：培育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意义重大。除了经济收入比较殷实以外，中产阶级还具有受教育程度较高，讲文明，重诚信遵纪守法的特点。他们趋向温和的改良主义和道德的相对主义，主张渐进式的改革方式，对新生事物和新变化采取开放、宽容的态度，是现代民主的基石。陆学艺认为中国社会的中间阶层正在迅速扩张，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开始由原先的“金字塔型”向“橄榄型”转化。
根据李路路的研究，中国学者对社会分层的理论研究还有以下不足：第一，研究主题不全。一些社会分层研究中的基本主题未被涉及。第二，“问题”意识不强。在理论层面上，相当部分的研究比较缺乏“问题”意识，即研究者常常没有将自己的特定研究置于理论发展的线索中去，或者将一个具体的研究与一个普遍的理论问题联系起来。第三，理论逻辑不太清晰。在理论视角上，研究者更多地去分析没有被研究过的现象，较少考虑在理论上能够提供什么新的解释，同时由于理论视角上的模糊，导致在研究中理论概念使用上的随意性和逻辑上的混乱。第四，独立的理论模型尚未建立。对于同一个研究对象，应该允许存在多种理论模型的解释，对于中国的研究者来说，建立独立的理论模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二 社会流动理论
社会流动作为社会分层的动态体现，在解释社会分层结构的变化上有很强的解释力，所以，在中外学者眼里，社会流动和社会分层是等量齐观的。不同的是，社会流动研究是从分层研究中派生出来的，先有社会分层研究，后来才出现社会流动研究。
（一）外国学者的研究
1。社会流动研究的奠基人索罗金
西方对社会流动的研究始于19世纪末，当时的社会学家帕累托等人的研究都涉及到流动问题。但是，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美国社会学家索罗金（P。A。Sorokin，1889～1968）是社会流动研究的奠基人
罗教讲：《我国的社会流动与流动研究》，《武汉大学学报》1998年第5期。
。他于1927年出版的《社会流动》一书，依据大量的跨越国界的历史学和人种学资料，勾画了社会流动的历史，系统阐述了社会流动的定义、类型和机制。
社会流动作为社会分层研究中一个重要学术范畴，最早是由索罗金提出的。在他看来，“社会流动意味着……由人类活动所创造的或改变的一切事物从一个社会位置向其他的社会位置的移动”。不难看出，在索罗金的定义中社会流动主体的涵义是非常广泛的，造成社会流动的原因是人口特质、环境的改变——主要是技术变迁、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天生能力的不一致。
他提出了两种基本的社会流动类型：垂直流动和水平流动。前者指的是在社会分层体系中个人或群体跨越等级界限的位置移动，根据移动的方向，又可进一步分为上向流动和下向流动； 垂直流动具有一种稳定的影响，可以给处于较低地位的人提供破坏现行制度的动机，较高的社会流动率可以作为一种安全阀，释放较低阶层的不满。后者指的是个人或群体在同一等级的不同位置之间的横向移动，这种流动不会造成人们在社会等级序列中所处地位的改变。他认为在社会流动与社会发展之间存在一种正相关关系，即社会越发展，社会流动率越高。
2。利普赛特和本迪克斯的工业社会流动研究
索罗金以后一段时期，对社会流动的研究曾一度青黄不接。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变迁的速度加快，社会流动率提高，引起许多社会学家的兴趣，出现了一支专门从事社会流动的学术队伍，发表了一大批高质量的社会流动研究成果， 形成了社会流动研究中的美国传统和欧洲大陆传统。美国传统认为现代的“自由社会”是“机会平等”的社会，因而每个人都有成功的可能，导致社会流动的主要因素是个人的态度和行为；社会位置的不同是由于个人素质的不同，特别是教育和技能的差别。欧洲大陆传统则由于其长远的争取公民权的民主化历史而更加强调法律平等和社会结构的作用，认为社会结构在工业化过程中从“礼俗社会”网络向“法理社会”网络”转变，或从“机械团结”网络向“有机团结”网络的转变，是造成社会流动的主要原因，而人们社会位置和社会地位的不同主要是一种超越个人选择的结构性安排。
研究理论（9）
在美国传统中，可圈可点的是利普赛特和本迪克斯合著的《工业社会的社会流动》（1959）。他们的理论特色是，运用大量通过调查获得的经验资料进行统计分析和比较研究，探讨现代工业社会流动的特点和规律，试图说明社会结构变迁与社会流动之间的关系。
对社会流动结果的分析是他们的研究重点。他们通过父亲职业与本人职业的交互表以及本人初职与现职的交互表分析，对流动过程、流动方向和流动量的大小作出判断，由此展开关于工业社会中社会流动资源的决定、社会继承、流动趋势与社会结构特征之间关系等问题的讨论。第一，工业化水平对社会流动的影响。针对当时流行的工业化程度的增加会使社会流动降低的观点，他们认为，社会流动与城市化、工业化以及阶层化等过程密切相关，即使在工业化达到一定的水平后，社会流动仍将维持在一个较高水平，因为工业化要求有大量的社会流动以满足大量新增位置对合格任职者的要求。第二，教育与职业获得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受教育是人们生涯模型中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教育获得背后的差异在于与那些高地位家庭相比，来自低地位家庭的孩子没有太多的机会留在学校。第三，社会流动与政治稳定之间的关系。他们指出，在一个发展与动荡的社会中，类似继承性等级这样的流动障碍可能会成为导致不稳定的根本原因。由于社会发展在呼唤大量合格的领导者出现，如果统治者是灵活的，那么，它将允许有抱负有能力的人从较低的阶层晋升。然而，常见的情况总是限制这种个人流动，如果限制过严，就会引起不满，从而导致被剥夺机会之群体集体流动的努力，有时甚至会通过斗争取代旧的统治群体。
3。布劳与邓肯的流动理论
美国社会学家布劳与邓肯于1967年出版了《美国职业结构》一书， 该书向人们展示了一套研究社会流动独特的分析框架、专门化的分析技术和系统严谨的分析模型。与以前的各种社会流动研究成果相比，该书在概念的定义上更为合理、清晰，分析更为系统全面，尤其是在定量分析的方法上更为精细高深，在社会流动研究领域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他们的贡献主要集中在：第一，说明了现代工业社会中遗传并非地位获得的主要途径，而更多依赖个人自身人力资本和努力。他们认为，社会阶层现象包括了先赋性和自致性两种因素，先赋性因素指的是与个人出身背景相关的各种因素，主要是父亲的职业和父亲的教育水平；自致性因素则是后天靠个人的努力和经历所获得的一些个人特征，主要是个人的教育水平。个人的社会地位一方面取决于个人的能力和努力，一方面也要受家庭出身的影响，上一代中的不平等会在下一代中不同程度地再现。在美国，对个人职业地位影响最大的，首推其受教育程度，其次为其参加工作后的第一个职业地位，父亲职业对子女职业的直接影响比前面二者小。第二， 研究方法和量化技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调查研究的数理化倾向日趋明显，抽样理论和统计检验的引入、社会测量法的推广、社会统计学和数理社会学的发展等等，都进一步推动了社会研究方法的定量化。同时，理论的发展也越来越取决于研究方法和分析技术的提高。布劳和邓肯在研究中首先从理论上假定在现代工业化社会中，个人在获得社会地位（职业地位）时，要受到在个人生命周期中顺序出现的诸多因素的影响，包括父亲的职业地位和教育程度等先赋性因素、本人的初职和教育程度等获致性因素。通过比较两种因素影响程度上的差异，便可以对社会开放程度的大小做出判断。接下来采用路径分析方法，建立个人地位获得的统计模型。然后再将美国1962年实施的“一代内的职业变迁〃的调查数据代入模型，建立复杂的因果统计分析模型，对理论假设进行统计检验，用以解释个人社会经济地位的实现过程以及影响这种实现过程的各种因素。直到今天，该书中采用的基于社会经济地位指标而建立的职业声望量表和路径分析，仍然是社会流动研究者们使用的常用方法。
但是，成也方法，败也方法。他们表现出一种过分依照统计分析技术的倾向，因而得出的结论经不起推敲。更为严重的是，随着现代统计技术的发展特别是计算机的普及，后来者又创造了许多更为复杂艰深的新的路径分析模型和其他数学分析模型，完全背离了社会流动研究与社会分层研究不可分割的逻辑原则，使社会流动研究成为一种纯粹的数字游戏。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许多学者开始反思社会流动研究，出现了新的研究取向，即从社会分层和社会结构的整体出发去研究流动。
4。社会流动研究的结构理论
研究理论（10）
反思的成果之一就是结构理论。该理论的代表人物有佩尔·奥斯特等人，他们认为社会结构与个人成就之间的关系主要是通过工作结构本身的运作而具体表现出来，强调个人特质之外的社会经济的结构性因素对于社会流动特别是职业流动的影响。
结构理论的研究方向，聚焦在3个方面：一是探讨经济。产业部门。公司和劳动力市场结构及其分割状况。有些学者从二元化观点出发，认为劳动市场分为两个不同的部门：垄断资本主义（主要劳动市场）和竞争资本主义（次要劳动市场），在这两个部门存在着不同的就业类型、不平等收入和福利待遇以及不同的职业提升阶梯。前一部门以高生产力、高报酬、高水平职业保障与晋升机会为特征，包括了大多数技术发达的行业与经济领域，后一部门则与它恰恰相反。这种部门间的差异不是由于个人素质或人力资本的不同所致，而是由于劳动市场组织的不同和结构分割因素所致。二是探讨这些分割现象对个人收入和社会不平等的影响。有些学者认为，在核心公司、垄断行业或主要劳动市场的工人拥有的收入机会是其他工作在竞争性部门的同行所得不到的。三是探讨不同的产业部门、公司或劳动市场结构对职业生涯流动的影响。有些人认为，应对劳动市场中雇主与工人出于各种目的而成立的各种组织的作用予以关注，这些组织对于劳动力流动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些组织为了达到为其成员谋利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和策略，从而造成不同部门中流动机会的不平等
许欣欣：《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与流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第80～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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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个人的职业流动是个人层次的要素和结构层次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非此即彼或厚此薄彼的研究都不能全面地反映这一社会过程。由此看来，结构理论的缺陷也是明显的。
（二）中国学者的研究
中国社会学对社会流动的研究起步较晚 。在中国学术界中，人口学和经济学最先开展对改革开放后全方位的大规模的社会流动的研究，但是，它们关注的重点是人口流动和人口迁移问题。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一些学者在研究了社会分层后才转入对社会流动的研究。
中国学者关于流动的研究多集中在：第一，职业流动。有学者认为，年龄与教育程度是影响职业流动最主要的两个个人特征，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差别则是影响职业流动的一个主要的客观因子。 陆学艺认为现代社会流动机制已经出现，并逐渐取代传统社会流动机制。“获致性因素”对社会流动的影响越来越大，逐渐成为主要因子。第二， 外来工社会流动的原因。李汉林认为外来工在积极地和城里人打交道，在异质性的弱关系中寻求资源、发展和机会，整合到城里的社区和社会之中。靠初级的社会关系，逐步地形成了外来工在城市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