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克-第4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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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自己办食堂：让一个食品公司去做吧。不要开一个打印车间：让一家打印公司去做吧。你们应该明白，你们真正的附加值是在何处，这样你们才可以将你们最优秀的员工和最丰富的资源集中在某个地方。　　　　　　
　　定义中的后院永远都不会是最吸引你的地方。我们应该将它转变为别人的前厅，因为这对他们来说是最吸引他们的。我们曾经这样做过多次。这就叫做“利用外部资源”。这也是我们在1980年代早期解雇一些人、把这些工作岗位剔除出去的原因。　　　　　　
　　一些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声称，美国所有的工作机会都是由小型企业提供的，每逢这个时候，我就会觉得很不舒服。事实上，这些工作中的很多机会都是从大公司转移出去的。　　　　　　
　　速度　　　　　　
　　在克罗顿维尔，即使在我做CEO的最后几天，都有人不停地抱怨说我们的速度不够快。我知道自己很少因为做事而感到遗憾，但是却往往因为做得不够快而感到非常遗憾。我从来不记得自己说过：“我希望能再给我6个月的时间，让我想清楚，然后再作决定。”　　　　　　
　　我想在我早年加入GE的时候，无论对人、对工厂，还是在投资方面，我的果断应该是我能够脱颖而出的一个重要原因。尽管如此，40年后我将要从GE退休的时候，我的一个最大的遗憾就是在很多时候我的行动还不够快。如果有两个问题：有多少次我应该推迟一个决定？有多少次我希望我能够动作快一点？这时候，我会发现后者出现的频率比前者要多得多。　　　　　　
　　忘记零点　　　　　　
　　在一个大公司里，小的东西容易迷失。当业务和公司发展起来的时候，它们的规模会成为阻力，而不是动力。大规模的缺点—交流的困难、层次性以及缺乏规范性—所有这些都对创造一个充满活力的氛围产生副作用。　　　　　　
　　小公司的优点—灵活、高速以及交流的便捷—在大公司里往往会失去。在塑料部的经历告诉了我小规模的好处，“就像你自己拥有它一样。”我承担了CEO的工作后，知道将项目分割成小项目、再将它们放到主流之外才是发展的道路。　　　　　　
　　我们有很多将大的实体分割成相互独立的小项目的成功范例。我们几乎在所有领域都这样做了—塑料中的改性聚苯醚、CT扫描仪以及医疗设备业务中的超声波，还有GE金融服务集团中的融资和财政问题。并非所有的分割都是成功的。但是每一次总有一点是相同的：将业务分割开以后，会使得大家的精神状态更好，更有活力，并有合适的资源作为支持。　　　　　　
　　较小的风险能够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能够造就英雄，既颂扬那些成功者，也为那些失败的人庆祝，因为他们充分体现了冒风险的价值。　　　　　　
　　我们当然明白规模意味着什么。一个公司在处理关于它的规模问题时，最棘手的就是如何去“管理”它。规模既可以用来作为解放，同时也可能使你麻痹。我们每天都应该记住，规模的益处就是它让我们能够做更多的事情。　　　　　　
　　上面这些只是些想法—对我有用的一些东西，再有就是很多的运气。　　　　　　
　　在过去的24年里，我有一个幸运的符咒—一个棕褐色的皮革公文包—它跟着我走遍了每一个地方。我的助手罗斯尼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幸运先生”。我是在1977年的亚特兰大高尔夫比赛中赢得的这个公文包。同年我第一次来到费尔菲尔德。它度过了它最美好的时光，现在已经被弄得破旧不堪了。就像罗莎娜说的：“它看上去真恶心，就像一个病人！”　　　　　　
　　我对幸运先生非常好。它对我也非常好，我永远都不会抛弃它。它惟一一次不在我视线里的时候，是罗莎娜为了补它里面的一个裂缝，把它带回家一个晚上。不过这并不是说我迷信什么，我从来都没有想过使自己增运。　　　　　　
　　最后一天我离开总部的时候，幸运先生和我在一起。正如我的朋友拉里所说：“这就是杰克。他不再需要一个新的。他来的时候带的是它。走的时候带的也是它。”　　　　　　
第二十五章：来自高尔夫的启迪　　　　
　　做GE的CEO是我一生中最大的乐事。如果还有一次选择的机会，我宁愿去当一名专业的高尔夫球员。自从在肯伍德乡村俱乐部当球童的日子起，高尔夫就成为了我毕生最热爱的运动。是父亲使我开始学习这项运动的，他是正确的：和我小时候玩的冰球和橄榄球不同，高尔夫才是伴随我一生的运动。　　　　　　
　　这种运动结合了我所热衷的东西：人和竞争。我一生中最牢固的友谊就是在高尔夫场上结下的。任何一个曾经从开球台打出稳健、远直一杆或在果岭按标准杆把球推进14英尺外的洞里的人，都了解这项运动的诱人之处。　　　　　　
　　我总的来说是个自学成才的球员。9岁的时候我就开始学了，那时是和肯伍德的其他一些比我大的球童一起练习。背着半打缠带的球杆，我很幸运自己的杆数能达到低于120杆。如果希望除了星期一早上—球童们的时间—外，能有更多的时间来练习，我就必须悄悄地溜到场地上去。　　　　　　
　　在高尔夫运动中，似乎每件事情后来都发生了。当初为了5个好球杆，我宁愿献出自己的右臂。现在别人都免费为我提供成套的最好的球杆，而且我还有幸在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场地上练习高尔夫球。　　　　　　
　　不过，我想我从来没有忘记过当球童的日子。2000年的夏天，我发现64岁的自己又开始用力地拖着球杆袋，这一次是为我7岁的孙子杰克，当时他正在参加楠塔基特岛桑卡迪…海德俱乐部为初学者举行的比赛。　　　　　　
　　小杰克比我第一次打球时的动作好得多。我的动作一直就像一名典型球童的姿势—干脆，没有过多的花架子，而且握杆的姿势总是错误的。我就那么推着球到处跑。我很少练习，就想外出比赛。我曾经在塞勒姆高中担任过副队长，还参加了大学的新生队。　　　　　　
　　我的高尔夫朋友拿我开玩笑，说我曾向每一个我遇到的人请教打球的技巧—球员，球童，更衣室的看守，甚至是俱乐部的服务员。所有秘诀都值得一试。我总是要最新生产的球和最新上市的发球杆—为了能打远一点我不择手段。有一次，为了得到一些专业的意见，我去找了杰里·皮特曼（Pittman），他是佛罗里达了不起的球场塞米诺尔的前职业选手。我问他：“怎样才能使我的开球杆多打10码呢？”　　　　　　
　　“你今年多大年纪了？”他问道，“你去年又是多大年纪？为什么你就不明白呢？”　　　　　　
　　我不想要明白这些事情，因为我确信自己可以做得更好。　　　　　　
　　事实上也确实是这样。高尔夫是一种你总是想做得完美无缺的运动。如果你喜欢一项公平交换的比赛—我当然喜欢这种比赛—高尔夫球赛就是最能让人兴奋的。　　　　　　
　　我想不出来一种更富于交际性的运动。我在打高尔夫的时候还遇到过一些当今最伟大的人，很多都成为了我毕生的朋友：如40年前在匹兹菲尔德伯克夏高山乡村俱乐部（Berkshire　Hills　Country　Club）遇到的约翰·克雷格（John　Kreiger），25年前在康涅狄格州里奇菲尔德（Ridgefield）银春乡村俱乐部遇到的安东尼·洛弗里斯科和卡尔·沃伦（Carl　Warren），还有15年前在桑卡迪…海德遇到的雅克·伍尔史雷格尔（Jacques　Wullschleger）。　　　　　　
　　在公司，我还同飞机引擎部的查克·查德威尔（Chuck　Chadwell）和戴夫·卡尔洪以及GE供销部的比尔·麦多夫（Bill　Meddaugh）玩四人对抗赛。我们水平相当，竞争激烈—一天至少打36洞，有时还打54洞。（有几年他们的奖金不得不“无缘无故”地减少了。）　　　　　　
　　做GE的CEO给了我机会，在高尔夫球场上结识很多有趣的人。户外体育比赛不仅给我带来了美妙的早上和下午，还给我带来了一些有趣的故事。我还记得一次在楠塔基特岛和几个朋友打球。他们是沃伦·巴菲特、比尔·盖茨以及我的朋友弗兰克·卢尼（Frank　Rooney），他将他妻子的制鞋公司卖给了沃伦。这次比赛中我和盖茨一对，对抗沃伦和弗兰克。　　　　　　
　　当我们打到第一洞结束的时候，沃伦将球轻推入洞，正好是标准杆。　　　　　　
　　“噢，”比尔·盖茨这时说，“比赛结束了。”　　　　　　
　　“这是怎么回事？”我不解地问道。　　　　　　
　　比尔解释说他和沃伦打了一个赌，第一个打了标准杆的赢得一美元。如果他们打到第九洞还没有一个标准杆，那么杆数低的那个赢。这两个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在一起比赛，而赌注却只有一美元。　　　　　　
　　有一个瞬间，我以为他们要走回俱乐部会所去了。　　　　　　
　　我遇到的另一件有趣的事情和梅尔维尔公司（Melville）前董事长弗兰克·卢尼有关。很多年以来，他和沃伦说好了每周在一起工作一次。我想他们肯定是将所有这样的时间都用来打球了。一次，我和弗兰克在一起打球，他打到了78杆，几乎和他的年龄一样，击败了我。　　　　　　
　　后来针对这件事我给沃伦写了一张便条，说到他的员工很显然工作不够努力。　　　　　　
　　沃伦马上给我回了信。“没有一个伯克夏哈撒韦（Berkshire　Hathaway）的员工可以打破80杆的记录，不过我也不记得工资单上有个叫弗兰克·卢尼的人。”他说道。　　　　　　
　　高尔夫甚至给我带来一个GE董事会的成员。大约三年前，《高尔夫文摘》（Golf　Digest）列出了一个CEO高尔夫球手的名单，并将太阳微系统公司的斯科特·麦克尼利列在首位。而我呢，则紧随其后排在第二。斯科特很快向我发出了挑战：“如果我要成为第一的话，我想确信自己是真正的第一。杰克，你定地方—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我们将一决雄雌。”　　　　　　
　　我一看到这个消息，马上就给他打了个电话。我们确定了时间，斯科特那年夏天宽宏大量地来到楠塔基特岛，和我打了36洞，那次我赢了。两个星期后，斯科特送给我一个镌刻着“韦尔奇杯”字样的纪念品。第二年，为了保卫这个战利品，我在奥古斯塔（Augusta）再一次跟斯科特打了36洞，这次我又赢了。去年，他赢了一场“简化”的比赛，我们只打了18杆，这一次战利品来到了加利福尼亚。（我说这是一次“简化”的比赛准会气死斯科特的。）　　　　　　
　　只是我第一次击败斯科特后，我才邀请他来我们的GE董事会。这是一次绝好的时间安排—因为这正好让我们可以初步达成电子商务的合作。　　　　　　
　　我非常幸运。在我的高尔夫技术刚刚开始好转的时候，斯科特出现了。在打高尔夫的这些年里，我在球场上只知道把球好歹推进18个洞就完了，能赢只是因为在果岭或果岭周围的短杆打得好。　　　　　　
　　直到1989年和简结婚后，我的技术才进入了一个新的层次。那时我的差点大约是10，但在教她打球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进步了很多。有一时期我的差点降到2或3，并且还在桑卡迪…海德俱乐部赢得了两次俱乐部冠军。而在遇到简之前，我往往在第一或第二轮比赛中就被淘汰了。　　　　　　
　　我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但是当我第一次教她的时候，我确实使自己减缓了速度，并且注意分析了自己的姿势。当我告诉简挥杆时尽量往后摆得远一点的时候，我感觉到自己也不得不同样这样做了。所以现在我自己也在练习摆得远一点，我也开始学习如何收杆。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完成过挥杆动作。　　　　　　
　　现在，每当我准备来一次重击时，我就不停地对自己说，弗雷德·卡普尔斯（Fred　Couples），弗雷德·卡普尔斯，弗雷德·卡普尔斯。我认为他的收杆姿势非常完美，而且总是试图把他的挥杆动作铭记在心，这样我就可以学着他的样子来打球。　　　　　　
　　教简打球使我注意分解动作，集中精力在力学上。因为逐渐掌握了技术要领，我发现自己在比赛的最后环节不再慌张了。我打得更好了，而且我也越来越喜欢这项运动了。　　　　　　
　　1992年，在桑卡迪…海德俱乐部比赛开始的前10天，我每天都打36洞。最后我的差点到了2，从而赢得了比赛。　　　　　　
　　两年以后，我又赢得了一次比赛。在最后的决赛中，我赢了我的朋友雅克·伍尔史雷格尔。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高尔夫球手。在过去的16年里，我们同场竞技40次到50次。100场比赛中，他可以赢我99次。而幸运的是，第100次，也就是我赢的那次，是在1994年的俱乐部冠军赛上。这次我赢得“突然死亡”加赛。在打到第37洞的时候，我打了一个15英尺的推球入洞，以低于标准杆一杆的成绩赢得了这场比赛。　　　　　　
　　雅克是个非常特别的人。在那次输了我之后，他花了数天的时间，雕了一个木制的桑卡迪灯塔送给我作为纪念品。　　　　　　
　　我曾参加过的最广为人知的一场比赛是1998年春的佛罗里达人杯比赛，比赛在佛罗里达的韦恩·胡伊赞加（Wayne　Huizenga）球场举行的。《今日》节目的共同主持人马特·劳尔认识高尔夫职业选手格雷格·诺曼（Greg　Norman），并请他来参加我们的比赛。这是一次友谊赛，对一帮水平一般的比赛者来说，格雷格简直就是鹤立鸡群。他随便打了打，70杆，低于标准杆2杆。马特打了78杆。　　　　　　
　　我实际上成绩不如格雷格，我从蓝球台开的球打了69杆，而他从金球台开球打了70杆。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非常令人兴奋的日子。我想要告诉全世界的所有人，将计分表电传给每一个我认识的人看。在一周以后的商务会谈中，每当有人问起我这场比赛的结果，我总是说：“稍等。”然后我就会从衣兜里掏出计分表。　　　　　　
　　格雷格也非常有趣。他在我的计分表上签名，并允许我拿着它到处炫耀，即使这不过是一场非正式的比赛。我告诉他，到我不再到处说这事时，他就变成从妇女开球用的红球台，而我从好手用的金球台开球。可能我说得有点过分了，特别是在我的“胜利的故事”出现在杂志和报纸上的时候，唐·伊穆斯（Don　Imus）甚至开始在广播里谈这件事情。　　　　　　
　　有一次，格雷格给我打电话，并开玩笑地问我，“杰克，你已经告诉全世界的所有人了吗？”　　　　　　
　　“你发现还有我没通知的人吗？”我大笑着回答，“如果有，请将他们的地址告诉我。”　　　　　　
　　韦尔奇与格雷格·诺曼的高尔夫比赛计分表　　　　　　
第二十六章：“新人”　　　　
　　刚开始还是先不说他的名字，我们都叫他“NG”。这是我们称呼“新人”的代号。　　　　　　
　　将我的继任者的情况保密，这一点很容易做到。而这也是惟一一件容易做的事情。选择继任者的工作不仅是我职业生涯中最为重要的一件事，而且是我面临过的最困难也最痛苦的选择。整个过程几乎使我发疯，给我带来了无数个难以成眠的夜晚。　　　　　　
　　至少有一年的时间，这是我每天早上思考的第一件事，也是每天晚上占据我整个头脑的事情。　　　　　　
　　使问题变得难以解决的原因是我们有三个非常好的最后候选人：杰夫·伊梅尔特，他主管我们医学系统的整块业务；鲍勃·纳代利，他负责能源系统的工作；以及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