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6年第01期-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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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９５年发生的另一件不容忽视的事，是３月２０日奥姆真理教制造的东京地铁沙林事件。在对这个事件的报道上，全国性媒体的报道完全转变为把煽动和攻击作为宣传目的的方式。当然，也有江川绍子等记者履行了记者应尽的责任，他们积极揭露奥姆真理教教团的谋略和危害性，指责警察当局调查中的疏漏。
　　但是，值得注意的倾向是，主流媒体用煽动性方式突出报道某个组织行动的猎奇性和离奇性，使该组织成为遭社会排斥和攻击的对象，同时又阻止了对产生该组织的日本社会结构本身的分析和思考。
　　
　　新闻媒体的历史认识
　　
　　１９９５年前后，新闻媒体出现的根本性变化与历史问题的认识有关，特别是与慰安妇问题有关。１９９１年，三位韩国妇女以日军通过人身买卖和绑架以强迫她们成为性奴为由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予以赔偿。其后，同样的诉讼在亚洲各地相继出现。一批将从１９９３年投入教学使用的中学历史教科书记载了有关慰安妇的历史事实。在教科书选定期限临近的１９９３年８月９日，最后的自民党一党政权宫泽喜一内阁下台，以日本新党党首细川护熙为首的非自民、非共产党的七党八派组成的内阁成立。细川首相在就任后的首次记者接见中明确地将过去的战争定性为“侵略战争”，并在８月１５日举行的全国战争死难者追悼会上承认了日本作为一个国家的加害者责任。细川政权还对韩国承认了“强迫作慰安妇”、“强行绑架”的事实并表示谢罪。这些表态引起了自民党右派的强烈抗议。
　　重要的问题是，宫泽喜一内阁时期已经制定了“ＰＫＯ法”和“国际援助派兵法”，自卫队已经于１９９２年９月开始向海外派兵。虽然细川首相的发言是“真心”话，但也不无政治表演因素，他是要请亚洲各国容忍日本自卫队的海外派兵。也就是说，历史认识问题是与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和自卫队是否违宪的问题复杂地联系在一起的。
　　对“从军慰安妇”的历史认识问题，１９９５年的村山内阁并没有将其作为国家责任予以处理，而是成立一个“为了女性的亚洲和平国民基金”，试图从民间团体和个人筹集资金对受害女性给予一次性补偿。但是，这条路线无论是在日本国内还是在韩国或中国都引发了反对运动，许多受害人拒绝接受２００万日元的一次性补偿，事态发展到僵持状态。
　　１９９６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要求日本政府承诺法律责任、进行国家补偿并处置加害人。但是，日本政府对此未予理睬，这是由于村山政权内部再次回复为执政党的自民党右派势力的反对。也正因为如此，在这个时期阁僚级政治家关于历史认识问题、特别是关于侵略战争和从军慰安妇问题的“错话”和“恶言”尤为引人注目。
　　自民党成立了历史研究委员会，美化“大东亚战争”，把侵略战争说成是“自存自卫”的战争，并运用这种靖国神社的历史观，在１９９５年８月１５日战败５０周年当日出版了《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一书。
　　也是在同一天，尽管村山首相发表了“战后５０年”的讲话，但内阁中有九名阁僚参拜了靖国神社。在同一天里，内阁中在侵略战争问题上竟然表现出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说明这个一国之政府完全陷于扭曲的、毫不负责的状态中。这正是中国和韩国等亚洲国家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对日本愤怒和不信任的原因之所在。这个问题到了小泉纯一郎内阁时期则表现得更为变本加厉。在１９９６年，自民党内又组成了“新历史教科书编写会”（以下简称“新书编写会”），通过提出教科书中有关“从军慰安妇”的内容，开始了草根性的历史认识运动。自民党把这个运动定位为“国民运动”全面展开，他们得到了“日本会议”这一右翼组织在全国范围内的后援和一些大企业给予的资金支持。
　　从信息产业回到新闻媒体应有的位置
　　在如何认识历史的问题上，特别是在侵略战争的价值判断上，《产经新闻》等右派媒体有计划有重点地展开了煽动民族主义的宣传，引导舆论把判断标准只定位在两个对立的极端上，即“说日本或日本人好话”还是“说日本或日本人坏话”，而依据历史事实的冷静思考已经淡出。
　　在“新书编写会”提出的“批判自虐历史观”的口号下，通过小林善纪的漫画等媒介的运做，历史认识问题被人为地与民族主义连接，起到了广泛煽动民众情绪的作用。对于因泡沫经济崩溃而找不到出路的日本人来说，在失去了以往的经济地位的同时，也失去了自己的归属感，他们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寻求民族主义的幻想。面对批判日本历史观的中国和韩国，他们会产生敌意，回避现实生活的不安全感，以为与国家同为一体的自己便是强大的自己。
　　推动这种国民情绪进一步升温的是２００１年９月１１日的“９·１１事件”，以及２００２年９月１７日“平壤宣言”之后的“北朝鲜绑架日本人问题”。有人企图利用这些机会为日本的行为开脱。他们的观点是：既然要追究日军绑架中韩妇女强迫从事性奴隶的问题，那日本人被北朝鲜绑架的问题也应当同样受到追究。于是，把日本和日本人也同样摆在了受害者的位置上。
　　在同一时期，美国的布什政权煽动对北朝鲜核开发的质疑，进一步激化了日本的民族主义，舆论利用奥姆真理教沙林事件后“安全神话”的破灭，煽动安全危机论。这个时候的媒体完全定位在强化民族主义宣传的路线上。
　　《产经新闻》等右派报纸把煽动安全危机和民族主义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他们甚至对《朝日新闻》发动攻击，抹杀新闻媒介本应保持的客观性，把一切都描写成意识形态问题，将一切反对意见都作为感情攻击的对象，完全丧失了理性。
　　可以说，“沉默的螺旋”结构在“北朝鲜绑架问题”的报道上基本完成。实现了信息产业化的全国性新闻媒体在经济不景气中不得不按照出钱做广告宣传的大企业的意图前进，其自我约束机制更加严格。在这个如果有人提出保护宪法第九条就会被污蔑为“非国民”的社会里，“九条会”的成立为正义开拓出一条路。正义之风虽然很弱，但是已经让人们感觉到它的存在。地方报纸的报道正在朝着这个方向转变，这是“九条会”的演讲会获得成功的一个因素。例如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１日的冲绳演讲会，就被次日当地报纸头版整版报道。我希望通过这些努力促使日本的新闻媒体回到应有的位置，使其不再是功利的信息产业。
　　（李薇　译）
　　


中日关系之我观
■　［日］竹内　实
　　下面所刊文字，是日中关系学会副会长、京都大学名誉教授竹内实先生寄给本刊的。文章直接用中文写成，本刊仅在个别地方略作调整。另外，应竹　内实先生之请，亦将本刊主编与他的书信往来一并刊出。　
　　
　　今天收到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也是《博览群书》主编常大林先生惠寄的《博览群书》三册。《博览群书》是老早听到大名的。但我没有机会拜读；我大概地浏览一下，觉得缺了什么：应该有主编的来信。所以查了送杂志来的袋子，就发现了常大林先生的翰劄。他要我寄稿。却没有指定究竟要什么样的文章。
　　日本福冈市位于日本西北端，离韩国釜山、中国大连、青岛、天津、上海很近，所以要跟这些地方建立密切合作关系。最近，又有在福冈建设二十一世纪新中华街的策划。不久前，在北京开了相关的说明会和研讨会，我和常先生是在这次研讨会上认识的。
　　我受福冈市的委托，在研讨会上发表了我个人的看法。因为时间有限，我直接用中文发言，意外的受到许多朋友的赞许，对于中国朋友的鼓励，我非常感谢。
　　既然常大林主编要稿，那么，干脆我把那天的发言的题目改为“日中关系之我观”，作为稿子，寄奉给《博览群书》吧！
　　不过，这里要附带说明：如果按照新的题目，文章应讲的内容很多。我的这篇稿子内容不多，水平也很浅，不过，我既然讲了，那么尽量地保存当时的内容发表，如果能得到读者的批评指教，那就是求之不得的事了。
　　还有一点，我恳求常大林先生同时发表先生给我寄来的大翰。这样使读者容易了解当天的气氛，也可以理解我想说而没有说的心思，常先生所说的话，也就是我想说而没有说出来的。
　　我的拙稿原来的题目是《二十一世纪中华街的构思——从日中文化交流史来看的一个考察》。这是我在２００５年１１月二十九日，于北京友谊宾馆贵宾楼大会厅举行的关于中华街构思的研讨会上的发言。
　　现在，我把常大林先生的大翰也复印一并寄上。对于杂志上如何安排，完全委托编辑部。对于拙文的分章、小题目也希望编辑部加工。
　　拙文如下：
　　亲爱的参加今天这个研讨会的各位朋友：
　　大家好！
　　我能在这里发言，觉得光荣。
　　为了节省时间，我用中文来讲。
　　我要讲的是文化的问题，但，也许牵涉到热门、敏感的问题，如果引起大家不愉快，这首先要请大家原谅。
　　
　　日本文化的底层有中国文化
　　
　　中日关系，现在有这样那样的现象呈现在我们面前。但是，我想：这现象下面有根底、有底层。而这底层是一贯不变的，我们需要留意这个底层。
　　这底层就是中国文化。日本文化是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日本文化的根源、源泉在于中国。
　　记得四十年以前，我到过北京，去八达岭观光。那个时候，外国游客比较稀罕，我们被一群小孩子包围了，把我们叫“老外”，要我们签字。于是，我们在他们的日记本上签了字。他们可就惊讶地叫起来，说：“哦！这个老外写中国字！”
　　他们的惊讶引起我的惊讶。我写的不是中国字，是汉字！真是少见多怪！可是后来，我慢慢地明白了，还是孩子们说得对！我们的所谓汉字是中国字，是从中国传来的。
　　我们把中国来的文字叫作汉字，文章叫作汉文，汉文的内容是中国古典，因此当作学问，学科叫作汉学，专门读汉学的老师叫汉学者或儒者。
　　
　　日中两国的文化交流是老早开始的
　　
　　日中两国的交流是很早很早开始的，在太古时期，日本列岛跟大陆联结在一起，所以我猜想，几十万年以前，在北京郊区周口店生活的北京人可能到过日本列岛。这不过是一种猜想，没有根据，但，也没有根据否定这个猜想。
　　历史上能考证的交流，就中国来说，起于东汉时期。东汉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国（就是今天的日本）派使者来奉贡朝贺，东汉光武帝对使者授与金印。这个史实，《后汉书•；东夷传》有记载。对于倭国和倭奴国，《三国志•；魏书•；东夷传》有比较详细的记载，根据《后汉书》，那是公元５７年的事。
　　这块金印，以后一直没有消息。到了江户时代，在福冈博多湾口的小岛——志贺岛的农田里，偶然地出现。当地的农民挖水沟时，在一块石板下面发现了这个金色发亮的小东西，但弄不清是什么。
　　消息马上传到了福冈城里。福冈城是属于黑田藩的首要城市，当时日本分封为二百几十个藩，黑田藩是其中之一。（藩类似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国。江户时代，是德川氏统率全国，上边还有天皇）
　　黑田藩的一位汉学家，在藩塾担任教授的龟井南溟听说后，马上写信给农民，表示愿意收购此物。农民没有知识，所以犹豫不定，是卖好，还是不卖好。这位龟井先生心里着急，再次写信，把收购价钱涨了十倍，这就让农民明白了：这个小东西是很宝贵的，干脆就不卖了。
　　黑田藩主知道了此事，就要了它。农民奉献给领主，领主赏白银五枚给农民，现在这个实物在福冈市美术馆供展览。
　　中国历史上有关日本的记载中，《后汉书》的记载是能够确定年代的最早的记载。
　　我今天带来了这个金印的仿造品，请大家看看。
　　福冈就是这样一个历史的地点。
　　现在福冈市要设立中华街，这个构思是有历史意义的。
　　
　　两种文化混合存在的日本文化
　　
　　日本文化的底层是中国文化。但它是跟日本文化混合存在的、融合的。
　　日本文化中的中国字叫汉字。日本文化里面还有独特的字母，一种是“平假名”（ひらがな），又一种是“片假名”（かたかな），这些都是从中国书法的草书和楷书演变过来的，现在写文章时我们主要用平假名之间夹杂汉字。日本平安时代（相当于唐朝时代）平假名的文章特别发达。长篇小说《源氏物语》是专门用片假名写的。江户时代鼓吹日本文化，读《源氏物语》也流行过。但是汉文的权威性没有衰退。藩学（即每个藩设立的书院）和一般人士的私塾里，四书五经当课本认真读。日本文化里面的道德观、生死观都是依靠这里的四书五经培养出来的。
　　文字和语言是传达的工具，但是它本身有概念，因此日本文化吸收了中国文化的概念，即道德观、生死观，那么它就成为指向人生目的的老师了。
　　这样，孔夫子、孟夫子当了老师。他们的思想成为日本思想的一部分。日本文化的一种倾向是崇拜憧憬中国文化。
　　不过这样就难免发生偏差，即发生、蔓延一种对老师的依赖心理。甚至不光是文化上、在现实上也当作老师了。学生依赖于老师、期待于老师还可以；如果学生认为老师不能满足于学生对老师的期待、要求，学生可就要埋怨老师了。我想这就是目前日本所谓“嫌中感”的来源，也是本质。姑且不提学生的期待和埋怨对不对。我个人对目前的所谓“政冷经热”虽然担心，但又不太担心。
　　已经有些学者分析日本文化的特色，说“甘（あま）元の文化”即撒娇气的过度依赖对方的文化。
　　日本文化尊重对方，是讲客气的。这个客气，就是我对对方客气以后就要求对方也要对我客气，有点像中国文化中的尊重面子。
　　江户时代有位学者叫山崎闇斋，他开私塾培养人材。
　　有一天他对学生发问：如果孔夫子、孟夫子当将军，率军队旗鼓镗镗地开进来，你们怎么办？
　　这个问题难住了学生，学生都哑口无言。山崎闇斋说：我们应该起来抵抗！
　　这个故事很深刻地说明过去日本文化一边倒向中国文化，也说明中国文化在日本文化的底层，也可以说深层。
　　
　　我们要推进日中关系，应该注目这个深层，留意这个深层和根底，根据它来推进。
　　那么我们还是要回归中国古典，即汉文的世界。根据深层的具体内容，我认为就是汉文。
　　
　　孟子可以再评价
　　
　　我想：孟子的思想可以评价（当然孔子的思想也应该评价）。这并不是单纯的复古。孟子的或孔子的思想不一定全部适合于现代文化。我只是提倡我们读一读他们的文章里的一段或两段，有时也可以让学生朗诵一段或两段。他们一定能一下子记住。
　　我最近对孟子的教导做了一个评价。
　　孟子谆谆嘱咐仁和义。仁和义以外，我还认为还有浩然之气和良能良知。我认为这两条直到现在还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