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6年第01期-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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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拖欠教师薪水是常事，据欧尔克讲，有一次北大的教授们因为没有按期领到薪水而罢课，长达五个月之久， 欧尔克坚持在自己的家里给学生上课，因为他认为他是当时唯一例外的准时领到薪水的人。
在关于中国文化的部分，欧尔克尤其提到当时在北大教授拉丁文的“蓄辫的白须老头”的辜鸿铭。他在回忆录里写到，作为歌德的崇拜者，辜鸿铭把歌德关于“死与变”（Ｓｔｉｒｂ ｕｎｄ ｗｅｒｄｅ）的名言写进他太太的旅行纪念册。他说，辜鸿铭尤其喜欢引用歌德与海涅的著作。欧尔克的记载再现了辜氏对德国古典文学的耳熟能详的一面（关于辜鸿铭与歌德的关系，笔者曾在《中华读书报》上撰有小文论及）。此外书中还涉及当时中国的经济状况。
据欧尔克的记载，当时他们成立了德中文化协会 （Ｄｅｕｔｓｃｈ－Ｃｈｉｎｅｓｉｓｃｈｅｒ Ｋｕｌｔｕｒｖｅｒｂａｎｄ），他任主席，有会员五百余人， 上至部长，下到学生 （《旅行报告》第４０页，《一个但泽人的六十年之旅》，第１６６页），并且印制有中德文对照的会员名录。
在中国呆了足足四年之后，欧尔克于１９２４年１２月５日乘火车离开北京，经大连、到朝鲜，前往日本东京应聘，继续他的教学生涯，到１９２６年才返回德国。
需要指出的是，欧尔克在他写作于希特勒纳粹统治时期的回忆录里，流露出了较严重的排犹倾向。这从他记录的他与辜鸿铭之间的一次对谈中可以看出，辜认为德国最伟大的诗人是海涅，欧尔克则反问：“您会不会把一个中国的犹太人视作是中国最优秀的抒情诗人呢？”（《一个但泽人的六十年之旅》，第１７２～１７３页）
欧尔克还说他为北大德文系创办了一个有一定规模的图书资料室（Ｓｅｍｉｎａｒ－Ｂｉｂｌｉｏｔｈｅｋ）。今天，我们确实可以在北大图书馆借阅到许多晚清民初的德文图书。除了图书资料的建设，欧尔克在中国的德语教学活动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他对德国古典文学的重视。他培养的学生中有多位堪称为中国德语文学翻译界的先驱，翻译了多部德国古典文学名著，如他的得意弟子商章孙日后成为我国著名的莱辛、克莱斯特专家。他的另一个学生，去世不久的张威廉教授，则是席勒专家。欧尔克任教北大时的同事杨丙辰更是我国二十世纪上半叶最早全身心致力于德国文学名著译介的学者，先后翻译了莱辛的喜剧《军人之福 （一名弥娜•；封•；巴伦赫尔穆）》（１９２７）、席勒的《强盗》（１９２６年北新书局版，１９５６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修订版，署“杨文震、李长之合译”，杨文震实为杨震文之误）、歌德的《亲合力》（１９４１，１９４２）、《赫贝尔的短篇小说集》（１９４１）、霍普特曼的剧本《火焰》（１９２６，１９３０，１９３５，１９４４，１９４５）、《獭皮》（１９２６，１９３５）等多部名著。在当时，翻译介绍歌德、席勒等古典时期的作品成为一时的风尚，因此１９２２年歌德逝世９０周年纪念（１９２２年３月２２日《时事新报•；学灯》刊登有歌德纪念号），１９２９年莱辛２００周年诞辰纪念（吴宓撰写有《雷兴诞生二百周年纪念》，见《大公报•；文学副刊》第５５期，１９２９年１月２８日）以及１９３５年的席勒逝世１３０周年纪念进入国人的视野也就不足为奇。我们完全有理由说，欧尔克教授为北京大学德文系早年的辉煌做出了贡献，他的影响是深远的。
值得一提的是，欧尔克在返回故土后，在从事德国文学研究之余，还致力介绍中国文化知识。除了上面提及的涉及中国的两部著述以外，他还先后编撰过《东亚的心灵：中日名言录》（Ｓｅｅｌｅ Ｏｓｔａｓｉｅｎｓ： ｃｈｉｎｅｓｉｓｃｈ－ｊａｐａｎｉｓｃｈｅｒ Ｚｉｔａｔｅｎｓｃｈａｔｚ）（柏林，１９４１，１９４２年再版）、《孔子：生平、言论、世界观》（Ｋｏｎｆｕｚｉｕｓ： Ｌｅｂｅｎ， Ａｕｓｓｐｒüｃｈｅ， Ｗｅｌｔａｎｓｃｈａｕｕｎｇ）（汉堡，１９４９）以及《中国的抒情诗及格言》（Ｃｈｉｎｅｓｉｓｃｈｅ Ｌｙｒｉｋ ｕｎｄ Ｓｐｒｉｃｈｗｏｅｒｔｅｒ）（不来梅－霍厄恩，１９５２），可以说他还是一位宣传中国文化的使者。
把巴金送进了文艺界的到底是谁
■ 陈福康
《怀念振铎》，是巴金老人最后写的一篇充满深情的文章。虽然是一篇未完稿，但在两年前郑振铎诞辰一百零五周年之际，由其家人首发于《文汇读书周报》，引起读者强烈的感动。巴金与郑振铎的深厚友谊成为文坛最生动的佳话。
巴老文中写道：“有一天和几位友人闲谈，有一位中年朋友质问我说：‘你记不记得介绍你进文艺界的是郑振铎，不是别人！’”这位如此直率的“中年朋友”不知是谁，反正不是我。虽然我约在二十年前就发表文章提出过这样的观点，但我没有过与巴老这样闲谈的荣幸，即使有，我也不会、不敢这样“质问”；再说，我与巴老的儿子是同龄同学，二十年前在巴老眼里只能算青年。（因为有人问过我，那是不是你，所以我要作这样的说明）对这位朋友的“责问”，巴老写道：“他说得对”。巴老记得他最初给郑公主编的《文学旬刊》投寄小诗、散文并获发表的往事。他还写道，因为后来大哥发病等原因，没有继续投稿，已发表的那些作品他也忘记了。他说：“就是在今天我也没有承认它们是文学作品。否则我就会把《灭亡》手稿直接寄给振铎了。圣陶先生的童话《稻草人》我倒很喜欢，但我当时并没有想到圣陶先生，他是在开明书店索非那里偶然发现我的手稿的。我尊称他为‘先生’，因为他不仅把我送进了文艺界，而且他经常注意我陆续发表的作品，关心我的言行。他不教训，他只引路，树立榜样。今天他已不在人间，而我拿笔的机会也已不多，但每一执笔总觉得他在我身后看我写些什么，我不敢不认真思考。”
在怀念郑振铎的专文中，忽然见到这么一大段怀念叶圣陶的文字，如照以前语文老师教我们作文的讲法，这是有点“枝蔓”的。但这样写，真实地反映了重病中巴老的思路和“意识流”，而且，叶老当然也值得崇敬和怀念。虽然我相信巴老如果身体健康，能将此文定稿的话，对此可能会做修改，但这也不算什么问题。令我感到有点疑惑的是：巴老既承认郑振铎是最早“介绍”他进文艺界的人，为什么又强调是叶圣陶先生把他“送进”了文艺界呢？也许他认为郑振铎发表的他的那些早期作品，不算正式的文学创作，而《灭亡》则是他第一次署名“巴金”的小说，而且是他的成名作的缘故吧？
巴老在很多文章中反复说明过《灭亡》的发表对于他走上文学之路具有极重要的意义。在晚年写的很多文章中他又反复强调叶老对他一生的重大帮助。如《我的责任编辑》一文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和丁玲同志一样，我的第一本小说（按，指《灭亡》）也是由叶圣陶老人介绍给读者的。”巴老本人这样说了，当然也就成了无可置疑的“定论”和文学史上的“常识”了。我看到过十几本关于巴金及叶圣陶的评论、传记、年谱、资料的书以及无数的论文，都是这样写的。（在这里，已经没有必要举出书名、文章名以及作者的名字来了）
《灭亡》是在１９２９年１月至４月的四期《小说月报》上连载发表的。在１９２８年底，该刊曾有一段关于《灭亡》的内容预告；在１９２９年４月刊载完毕后，该刊《最后一页》中又有一段关于《灭亡》的评说；１９２９年底，该刊《最后一页》再一次提到了它。所有这三段话，现在通通被认为是叶圣陶写的。例如《巴金研究资料》一书中，就将这三段话加上《关于〈灭亡〉》的题目，并署上了叶老的名字。研究者这样的认定，当也与叶老晚年的回忆有关。叶老在１９８２年写的《重印〈小说月报〉序》中说，《小说月报》主编郑振铎１９２７年５月出国，“回到上海是１９２９年２月间；等他把劳顿休息过来了，把杂事安顿停当了，我把《小说月报》交还给他，已经是５月间了”。既然叶老代郑公主编该刊要到１９２９年６月号，那么该刊上发表的前两段有关《灭亡》的文字当然就是代理主编叶圣陶写的了；但是，１９２９年１２月郑振铎早已恢复主编之职了，第三段文字为什么还要说是叶老写的呢？难道那些研究者认为这是一个不需要说出任何理由的事吗？只有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叶圣陶集》相对谨慎一点，只收了前两段，未收第三段话；但是，前两段话就能因为叶老晚年的回忆而确认其作者吗？我对此仍一直表示怀疑。
回忆，应该由确凿史料来检验。我以前曾指出，至迟郑振铎在１９２８年１０月就已经回国了，例如他的小说集《家庭的故事》的自序，就写明作于１９２８年１０月２４日上海。而开始发表《灭亡》的那期《小说月报》，带着极明显的郑振铎主编的特色，仅从该期目录上看，郑先生署名的作品就有十二篇之多，而且，该期打头的何炳松的文章之前，就有署名郑振铎的整整一页的按语。无法想象这是他还在国外而由别人代编的。那么，为什么那么多的研究者都对此视若无睹呢？既然这一期肯定是郑振铎主编的，那为什么前一期刊登的预告中的那段话（即上述三段话中的第一段）就不可能是郑振铎写的呢？其实，该刊上的这些话，早在三十年代就有读者认定是郑振铎写的。如１９３１年１０月《现代文学研究》杂志上知诸写的《谈〈灭亡〉》一文，就这样写过。只是这样的资料，现在许多巴金研究者也是视若无睹的。
关于发表《灭亡》的责任编辑，巴老是听来的；他谈到过好几次，不过每次并不完全相同。例如，１９３５年１０月他的《写作生活底回顾》中说：“直到１９２９年初我回到上海，才在那个朋友（按，即索非）处看见《小说月报》上面的预告，知道我底小说（按，即《灭亡》）被采用了。那朋友违反了我底意思把它送给《小说月报》底编者，使它有机会和一般读者见面，我觉得我应该感谢他。”这时巴金没有写出“编者”是谁，这里感谢的“他”如果是指编者，那么就只是一个人（单数）。
１９５８年３月２０日巴老写《谈〈灭亡〉》中则说：“直到这年（按，指１９２８年）年底我回到上海，那个朋友才告诉我他把我的小说介绍给《小说月报》的编者叶圣陶、郑振铎两位前辈，他们决定在《月报》上发表它。”这里明明写了两个人的名字，并且用了“他们”（复数）。然而，那么多巴金研究者对于郑振铎这个名字却又都是视若无睹的。
到晚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巴老就只提叶圣陶一个人的名字了。如１９８０年４月４日他在日本讲演的《文学生活五十年》中，就说：“等到这年年底回到上海，朋友告诉我，我的小说将在《小说月报》上连载，说是这份杂志的代理主编叶圣陶先生看到了它决定把它介绍给读者。”
那么，现在很关键的问题看来是得搞清楚叶圣陶到底“代理主编”到什么时候？是否如老人晚年回忆中较含糊地说的１９２９年５月间？由于当年郑振铎因政治避难出国，回来时十分“低调”，所以人们一直连他几月几日回到上海也不知道。现在，这个疑难问题终于有了惊喜的发现！我的一位研究者朋友，从郑、叶二公共同的挚友王伯祥先生所遗珍贵日记中，找到了两条非常关键、非常过硬的史料：
１９２８年６月８日下午二时，郑振铎回到上海。（四时许，叶、王等人就与郑在冠生园茶楼激动地会晤）
１９２８年９月３日，同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伯祥先生记道：“振铎今日复任《小说月报》编辑，圣陶仍回国文部。”
至此，我认为事实已经完全清楚了。
有关资料说明，巴金的《灭亡》原稿是在１９２８年８月从法国巴黎寄出的。当时一份邮件到上海要一个多月。加上索非收到后应当还要看一遍。因此稿件交到《小说月报》编辑部时，郑振铎已经恢复主编工作了，叶圣陶已经不代理主编而回国文部工作了。因此，即使索非的确是把稿子交给叶老，叶老也只能是转手而已，最后“决定”发表它并当它的“责任编辑”的，只能是郑振铎，“不是别人！”叶老与郑公亲如手足，互相极为尊重，叶老不会在离开刊物编辑部后再“越俎代庖”，去“决定”来稿的处理结果，或再代写那些预告和编者后记的。（如果确实是有人代主编写的话，那也只能是郑先生的助手徐调孚了）
终于最后搞清这一文学史上重要史实后，那么，那么多研究者是否得反省一下：为什么对那些史料及疑点多年来一直视若无睹？甚至连巴老也曾提到郑振铎，当年的读者也提到郑振铎，而你们却偏偏视若无睹？是不是认为叶圣陶要比郑振铎地位高、名气响？这是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吗？做学问能这样“势利”吗？
我认为，一个作家对发现和发表自己的处女作，特别是成名作的编辑，怀有一种极深的感激之情，是正常的。这样的“伯乐”式的编辑，对一个作家的成长所起的关键作用，也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但是，我又认为一个优秀编辑的杰出之处，也不仅仅只是在发现和发表作品这一点上。巴金就曾多次生动地提到过郑振铎对他的几次退稿。如１９８２年春，他在回答研究生花建的提问时，就讲到１９２３年（按，当为１９２２年），“写过一个短篇，叫《可爱的人》，寄给上海郑振铎，发表在《时事新报》副刊《文学旬刊》上。１９２４年，我还写过一个反战题材的短篇（按，当为１９２３年所作，因１９２３年６月郑振铎在《小说月报》的《最后一页》征求“非战文学”专号的稿子），投给《小说月报》，给退了回来。当时的编辑也是郑振铎，没有采用。”在巴金发表了《灭亡》而“成名”以后，他又于１９３０年春寄去第二部小说《死去的太阳》，但这次郑振铎却没有发表。巴金后来在《谈〈灭亡〉》中写到，编者“说是写得不好”。巴金诚恳地认为：“编者的处理是很公平的。”“为了退稿，我至今还感激《小说月报》的编者。一个人不论通过什么样的道路走进‘文坛’，他需要的总是辛勤的劳动、刻苦的锻炼和认真的督促。任何的‘捧场’都只能助长一个人的骄傲而促成他不断地后退。”非常清楚，巴金认为这种退稿和批评意见，同样也是对他的一种真挚的帮助。１９３３年底，巴金还应邀搬到郑振铎在燕京大学的家里，食宿了三个星期，专心地完成了小说《电》的创作。（此事在巴老那篇未完稿《怀念振铎》中还未及写到。据我所知，享受过郑振铎这样“规格”的待遇的作家，至少还有一位老舍，他的《小坡的生日》也是住在郑家写的）试想，像郑先生这样的编辑，现在再到哪里去找？
因此，如果一定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