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6年第01期-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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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娜·阿伦特认为，“我们如何共同生活？”这个政治问题今天已经变成心理学的事情。大概可以说，福柯是第一个对这种心理学过渡进行理论分析的学者，并且更新了“服从”的问题：应该最后质疑这个“控制自我”，今天它带来的烦恼处处可见，人为了自己的愉悦把自己的生存变成了一种劳动工具，那么问题变成“我们如何与疯狂共同生活？”或“我们如何和不正常的人，不可同化的东西共同生活？”。实际上福柯的思考和反诘深入到了西方思想传统特别是笛卡尔我思传统的核心。这会让人联想到他逝世多年后出版的法兰西学院讲课录《主体解释学》，一部同样精彩、同样震撼的杰作。因为疯狂的定义是由理性确立的，疯人的定义是由所谓“不疯”的“正常人”、即由“掌权者”的权力话语决定的，那疯狂的标准和真理的确定就很成问题；同样，现代思想认为，主体和自我也是有距离的，那就需要用话语对真正的我进行解释，需要自己认识自己。认识自己并非容易。正如利科所说：我就是我向我自己叙述的东西。那么，我和别人一样，我所解释的自我的真理也就很成问题。其实谁都不可能完全掌握真理——疯狂的真理，主体的真理，自我的真理，但却完全可能沿着正确的方向追寻真理，接近真理，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我们是自由的。我们应该挣脱“控制自我”的禁锢，而转向“关心自我”，把自我当作对象关心，呵护，就是对学习认识自己，解释自己的欲望，学习生活的技艺，把自己的生活当作一种艺术作品，这更是一种道德理想，而不是严格传统意义上的认识计划。
（《古典时代疯狂史》，〔法〕福柯著，三联书店２００５年６月版，３９．００元）
读李零文章，如看葛优电影？
■ 江晓原
我最初接触李零的著作，是二十年前读他的《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研究》一书。因为此书给我印象很深，三年后我去美国，还专门到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沙克勒翼”探访了这幅帛书的原件，满足一下自己的好奇心。说来好笑，我当时想当然地认为李零是一个老先生，有点皓首穷经的那种。
后来我当然知道了他其实只比我长７岁，也是同一辈人了。然而在我的印象里，他又老和房中术联系在一起。先是他译了高罗佩的《中国古代房内考》，记得当时这书还要“内部供应”。而１９９２年他在中华书局的《文史》上发表的长文“马王堆房中术研究”，让我读后有类似“崔颢题诗在上头”的感觉——因为该文中的许多内容，当时正是我也打算写的，看到李零已经写得这样好，我就此息了念头。
再往后就不时会读到他的文章，或者他编的书。这本《花间一壶酒》，里面有些重要文章我已经在《读书》《书城》等杂志上读过，当然这里收的是更为完整的版本。
读李零的文章，经常让我联想到葛优演的电影和电视剧。我不懂“表演艺术”和什么戏剧电影理论，我只是觉得葛优饰演的种种好坏角色，都比较能放松自如，不做作，不“表演”，看着很舒服。李零写《花间一壶酒》里的文字，也是放松自如，不做作，不“表演”的，所以让我联想到葛优。不过我的这种联想，李、葛二人是否乐意，我就不得而知了——倘不乐意，我就先在这里致歉。
李零１９９６年的文集《放虎归山》中，有一篇“汉奸发生学”，让我击节叹赏，我经常向朋友和学生推荐。在《花间一壶酒》里，又有一篇“一念之差（吴三桂史料摘录）”，开首就谈到了当年的那篇“汉奸发生学”引起的一些风波——不算太险恶，不过风波总是风波。文中颇多妙语，比如“谁读了我的文章，因而想当汉奸，或不想当汉奸，我都不负责”之类。本文摘录了许多明清之际关于吴三桂的史料，中间也有一些评论，基本上可以视为“汉奸发生学”一文的补充读物。
《花间一壶酒》所收文章中，最让我读后振奋的，莫过于“学校不是养鸡场”一文，此文原先发表在《书城》杂志，当时我一见到就赶紧去问《书城》要了此文的电子版，放到了我的“科学·历史·文化”网站（ｗｗｗ．ｓｈｃ２０００．ｃｏｍ）上。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两年多了，李零和其他一些著名的大学教授们所反对的“改革”，已经在北大和许多别的高校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有的人“总结经验”，还准备变本加厉；有的人认真反思，说起来痛心疾首。今天如果重温此文，真是别有一番滋味。这次李零在《花间一壶酒》自序中说：“今天的学校，校长多是攻关小姐交际花，负责接轨，内政主要是申请经费，招标立项，分钱分利收租子，盖大楼，吹大牛，争当世界第一流……早晚有一天，大家会像今天看几十年前的笑话：所有人一齐干坏事，坏事就是好事；坏事只有坏到头，才会变成好事……这个逻辑令我耻为知识分子，然而又无可逃遁。”李零于是只能逃进他的书斋里去，所以他将收有此文的单元取名“且教儿诵花间集”，实在是无可奈何了。
李零和中国古代的许多文人一样，看来颇好谈兵。“生怕客谈榆塞事”这个单元中的文章，都与战争、军事、反恐、征服等等有关。从“读《剑桥战争史》”一文逐渐过渡到“一念之差（吴三桂史料摘录）”，套用数学上的话头，也是相当“平滑”和“连续”的。其中“中国历史上的恐怖主义”一文我最喜欢。文中将中国古代的行刺、劫持、法律、兵法等等内容与现代战争及恐怖主义活动结合在一起来讨论，尽管有个别地方他的说法我不尽赞同，但全文议论通透，充分显示了“通人”风范。文中谈到中国古代法律中对待劫持人质的一些对策和条文，比如遇到劫持时不许顾虑人质，而是不惜将劫持者和人质一起杀死等等，也许对于法律史专家来说只是常识，但对一般读者来说还是相当新鲜有趣的。我经常联想到１９２３年的“临城大劫案”，当时中国政府前后对策的改变，就体现了中国应对劫持人质的传统政策和西方观念的冲突，正可以给李零的文章作一脚注。
至于“酒色财气见人性”这个单元，有几篇文章都和性有关。其中“读《吝啬鬼、泼妇、一夫多妻者》”一文，特别在标题上用括弧标明“不是书评，只是闲谈”，读来舒展自如，很轻松，很随意。文中还提到我在《书城》杂志上为《吝啬鬼、泼妇、一夫多妻者》写的书评。“大营子娃娃小营子狗”一文，以前我就读过，李零戏称为“畜生人类学”，从当年插队时老乡养的狗说起，见微知著，渐渐又说到教育的大题目上去了。
最近我看到一篇痛贬当下“专栏作家”的文章，将专栏作家们说得非常不堪，估计作者自己是一定不写专栏的，说不定还和报刊杂志的专栏主编或某些专栏作家结下过什么梁子。我因为自己也写专栏（十几年前就开始了），所以看了那篇文章后“三省吾身”，生怕自己也有那篇文章中所说的种种毛病。这时我发现，李零倒是十分“干净”的——他好像不写专栏。《花间一壶酒》中的文章，和《放虎归山》中的一样，都不像是为专栏而写的，因为都比较长，通常专栏文章不能容忍这样的篇幅。
这几年我一直给我们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的研究生开“跨文本写作”课程，我将文本分为学术文本、大众阅读文本、中间状态文本三种。前两种很容易区分出来，而且如今都早已经汗牛充栋，甚至泛滥成灾了。只有中间状态文本，要寻找合格的标本，不太容易。以前我经常在《读书》上找，但现在那上面的文章越来越不好看了，尽管它们仍然是中间状态文本，我就不大愿意从那上面找了。
而《花间一壶酒》中的文章，恰恰就是我所讲的“中间状态文本”的典范——其中好些文章原来就是在《读书》上发表的。这些文章不摆出“学术论文”的腔调（需要的时候，李零当然也会摆这种腔调的，比如他的《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研究》），其实比许多所谓的“学术论文”更有实质内容，更有思想。文章虽然如行云流水，很放松，但又很有学问，读之可以增长见识，可以启发思维，因此它们还是适合知识分子群体阅读的。
写到这里，我忽然发现《读书》近年变得不好看的原因了！哈哈，那是因为——李零已经不在上面写文章了。
（《花间一壶酒》，李零著，同心出版社２００５年６月版，２９．００元）
老味道 新机遇：旧书业的百年
■ 万 宇
旧书的老味道如同旧时月色，回首向来处，岁月的滋味、追忆的怅惘、淡淡的忧伤与甜蜜在翻开旧书页时神秘开启，而且这种真实的触感使岁月成为发黄变脆的页面依然清晰，依然有着重量与质感。在如今网络日盛、信息发达的科技阳光普照之下，这点幽微的月色更显得别致与难得。
但对于整个的旧书业而言，情调固然值得留恋，生存问题仍是关键。中国旧书业绵延千载，历代记述文字不断，在感性抒发、情调滋生之外，以冷静的眼光审视中国旧书业的发展，扎扎实实的系统爬梳文献，对于日渐衰微的旧书业无疑是更为务实与负责的态度。因此，我也更为看重徐雁教授厚重的《中国旧书业百年》对于中国旧书业行业的意义，这其中不仅有沉甸甸的岁月，更有沉甸甸的责任感与对这一行业的温情与致意。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不但在为百年旧书业“记”往，而且也在研究旧书业的“开来”，关注旧书业的现状，思考旧书业的前景。“百年”之后，路在何方？这是一个时隐时显地贯串全书的精神线索与忧思。这种忧思与热情不仅局限于书本，在现实生活中，徐雁教授也是一位为古旧书业的保护与发展奔走呼号不遗余力的热心人士，在他的著作《故纸犹香》中就有关于建设南京市的仓巷和朝天宫地区为古旧书业文化区的议案，拳拳之心溢于言表。
区别于之前关于旧书业的笔记体著作或是旧书经眼录类的经验记录，作为第一本关于中国旧书业的史书，《中国旧书业百年》有着鲜明的特色。选取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百多年来的时间段，具有典型意义。对于中国旧书业来说，这一个半世纪，处于由私营向公私合营、国营转制的典型阶段，是变化最剧、损毁最烈、教训最多、感慨最深，因而也是最典型、最重要的一个历史时期，是中国旧书业史千年历程的浓缩版。著者以百万字的篇幅，分为九个单元，依次叙述了百余年来燕京旧书业和江南旧书业的风貌，记述了近代以来中国旧书业，尤其是北京和江南旧书业的变迁史，披露了近现代以来因内忧外患所造成的七大“书厄”，回顾了太平天国劫火、帝国列强侵华、清末民初动乱、日寇侵略抢掠、中华古书外流、线装旧书化浆等近现代惨痛书厄，特别是“史无前例”的“文革”大厄；同时也记录、颂扬了先贤为抢救、保护古旧书刊做出的巨大贡献，回顾了叶景葵、郑振铎、阿英等有识之士在社会动荡岁月，保护和抢救中华典籍文献的义事壮举；并对旧书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行了认真的反思，对改革开放以来振兴旧书业的种种努力尤为关注。最后冷静剖析了“救救旧书业”的呼声中掩盖着的行业症结，探讨了挽救、保护和复兴中国旧书业的可能之策。
该书被评论者誉为“我国第一部系统探讨近现代中国古旧书业发展历史和经营业态的原创型学术专著”，有着鲜明的学术特点。首先，该书厘清了“古旧书业”与“旧书业”的概念，表述科学、规范。长期以来，我们探讨图书流通体系往往只注重新书流通，事实上，健康、完整的图书流通体系应该包括新书流通、古旧书市场以及拍卖市场等多方面市场流通渠道。以经营古书、善本书、旧书及过期报刊资料为主的古旧书业长期在图书流通体系中受到忽视，这种情况在我国尤为明显。而“古旧书业”的概念与“旧书业”的概念也往往被混用。真正的古旧书店通常分为两类，一类指古老罕见有文物价值的书（被称为珍本书，在我国被称为善本书），被称为古书店、珍本书店、古董书店，所售图书文物价值高，价格也较高。又可以根据经营情况分为三类，一般的古书店，专业古书店，通过邮购买书的古书店。另一类则是经营英文中所说的“ｕｓｅｄ－ｂｏｏｋ”，被称为二手书店或是旧书店，一般为人们阅读过因各种原因削价处理的图书，所售图书的价格更加合理。著者将其研究范围设定在“旧书业”范畴之内，在概念上相当明晰，又将其行业性质定义为“旧书业自其产生之日起，就依傍文化学术的脉络而得以绵延发展。作为一个依附于知识阶层的行业，它历来是文人学士在知识领域吐故纳新、推陈出新和除旧布新的重要文献渊薮，也是历代爱书人和藏书家借以生长、成长乃至长成的重要场所。特别是在二十世纪中国公共图书馆尚未形成为文献信息中心的权威系统时期，对于文献交流通道不够宽敞、信息传播技术不甚发达的中国人来说，它还担负着人文科学知识、社会科学和科学技术知识集散枢纽的功能”，表述相当中肯、有见地。
该书在于文献资料的搜集与整理上也颇有特色。作者自陈“著作者爬梳文献史料，考察旧书态，前后历时三年又半。野外考察之风尘，伏案纷披书刊之劳形，挑灯夜录文字之勤勉，徘徊雁斋冥思之苦情”，“运用中国文献学方法研史求实”也正是作者的追求。大量关于中国旧书业文献的重新发掘，文献学方法的使用，使这本著作对后来的研究者具有重要的参考与启示作用，提供了大量的文献线索。著者本身就是南京著名的藏书家之一，所收藏书范围也在于“关于书的书”，该主题图书的大量收藏、研读、消化使得其中的文献资料数量、类型丰富。大量史料、回忆文章、散文、随笔，海内外的资料汇集其中，不论是在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图书馆的历史资料中发掘史料的寂寥时光，还是在冷摊小店中寻寻觅觅的身影，在每页正文下密密麻麻的注释与解析当中都得到了印证。全文引用的各类文献不下２０００种，是对上个世纪中国旧书业资料的全面整理和解读。
在使用这些材料的时候，著作把握了“述”与“作”的关系。因为大部分的材料未经过前人的整理，尽可能保持原貌将其公布于众多研究者及关注者的面前，“引用”无疑是最为科学的方法，著者也用了相当多的篇幅，意在存真，这种文献学的基本态度值得推荐，尤其是对于那些未经开垦的学术处女地，谨慎地存真，提供尽可能多的研究线索远比大刀阔斧地立论发表新说更有价值，也更见沉潜的功力。著者在存真的前提下，编织、处理文献也相当有巧思，按照相关主题汇集众人所谈，针对引用的言论谈自己的看法，智慧的文思随处可见。即使注释，也并非著录文献出处那么简单，而是就注释的作者、文字或是主题生发开去，就所读所感所得及相关文献做简要的解释、评论。有的注释篇幅有百余字，读来很是亲切与过瘾。在注重书面文献的同时，著者也同样重视“活”的文献，为准确把握历史，实地踏勘公私旧书市场，访问数百位知情人，这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