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6年第01期-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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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续著作关于中国旧书业的忧思，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中国旧书业如何发展也是笔者相当关注的问题。旧书业在二十世纪末遭遇困境，大致有三个方面的因素。一是近半个世纪来的惨重毁损使得古旧书资源短缺。二是经营人才匮乏。三是经营体制，公私合营之后，将古旧书业纳入集体以至国营体制的结果，导致古旧书业日趋萎缩、丧失活力。如今，这种映射旧时月色的古老行业迎来了新机遇和崭新的发展契机。随着中国文化界对旧书业重要性的认识不断提升，民间藏书风气逐渐回暖，书话类著作大量出版，藏书爱好者密切关注，培育了相当良好的市场需求。一个不断生长的旧书行业有机体需要自由宽松的市场，只要有民间的需求，就一定会有市场的供给，并且会在调整和磨合中逐步形成稳定的源头活水般的良性供求关系。而且不容忽视的是，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古旧书业的经营模式也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给传统的古旧书贸易带来了巨大的变革。采取了先进网络技术的专业古旧书商所占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大，古旧图书的拍卖市场也越来越活跃，电子商务的出现扩大了古旧书贸易的客户，从而带动了古旧书贸易额的大幅上升。图书被公认为最适合网络营销的产品之一，交易简便，成交率高，运送便捷，营运成本低。随着越来越多的用户被吸引到网络交易中来，网络市场受到了不断的重视，各种古旧书拍卖活动，网上旧书交易的上升势头不减。“淘”书人可以直接上网采购图书，古旧书业经营者可以直接以零售价卖给读者。竞争更为激烈，电子书目信息服务商也加入了这一竞争。
无论互联网给古旧书业带来何种影响，古旧书业将在这一过程中进一步扩大交易市场。事实上，国内各大都市如雨后春笋般崛起的私营旧书店，以及蓬勃发展的网上旧书交易，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一点。其中的佼佼者，经营规模正日益扩大。与此同时，国有古旧书店纷纷改制，正在进入与新兴私营旧书业竞争的行列。
一代有一代之文献风物，一代有一代之机遇挑战，“旧时月色”中那种“一窗昏晓送流年”或是“手倦抛书午梦长”的悠远意境渐行渐远，求真的史家识见，务实的发展态度，方是振兴中国旧书业的根本。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期待更多像徐雁先生这样敬业求真的史家著作，对亟待整理的中国旧书业史料进行整理研究，也期待务实的业内人士能抓住时代机遇，促进行业发展与探索，共同打造属于网络时代的中国旧书业的发展前景。在“老味道”中寻求“新机遇”，在老行当中感受时代气息，也正是我喜欢《中国旧书业百年》的原因。
（《中国旧书业百年》，徐雁著，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５月版，９８．００元）
介绍“世界列国国情习俗丛书”
■ 杨传纬
重庆出版社出版的《世界列国国情习俗丛书》是一批有益于广大读者的好书。第一批著作共十一册，包括《美国》《法国》《俄罗斯》《加拿大》《澳大利亚》《埃及》《马来西亚》《巴基斯坦》《越南》《南非》《以色列国》等。此后还将陆续出版多册。
《丛书》各册的作者或主编是对有关国家的政治、经济、文教、科学艺术、风俗、宗教、民族等多方面的情况进行了多年研究的专家。他们有些是高等院校或科研机构的学者，例如《美国》的主编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梅仁毅教授；《法国》的第一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兼法国研究会副会长杨祖功教授；《埃及》的作者是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语教授吴宝国、陈冬云、王岚等。他们不仅长期从事有关国家的研究，而且都曾在有关国家进修、研究或讲学，对这些国家有亲身的经历；还有些作者是我国的新闻工作者，例如《加拿大》的作者邹德浩先生，担任《人民日报》驻加拿大首席记者八年多，曾驾车纵横加拿大十个省和三个地区，行程三十多万公里；《越南》的作者张加祥先生，曾作为新华社记者常驻越南十八年；《巴基斯坦》的作者陆水林先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乌尔都语译审，数十年来从事对外广播的翻译和编辑工作，多次到巴基斯坦进行研究或访问。他们对于有关国家不仅有深刻的理解，而且有极为丰富的感性知识和生活体会。作者的学养和经历使他们谈到自己熟悉的问题时“如数家珍”，同时也非常自然亲切。
《丛书》的编写方针，是集知识性、实用性、趣味性和学术性为一体。笔者在阅读后感到，最根本的还在于知识性。这些书厚者达三十万字以上，薄者也有二十三万字，内容涵盖既广，每一项目的叙述也力求周全，重要的材料都不遗漏。以国家政治体制为例，世界各国的制度没有完全相同的，其宪法、议会、国家元首、政府、司法机构、行政区划、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关系、乃至选举的方法、制度的沿革等，都必须逐一讲清楚，避免含混或误会。其他如经济、宗教、民族等项目也是如此。在这个意义上说，《丛书》类似有关世界各国的百科全书，要能够使查阅某项知识的读者得到满足，获取比较完整的基本概念，又不能过于繁琐，枯燥死板，必须以比较精炼的文字、活泼生动的叙述来达到目的。要做到这一点，就有赖于各书作者对材料的充分掌握、深入浅出的讲解。在我看来，本套《丛书》比较好的把握住了这些要点，并不是一大堆资料的汇编，而是大众化的知识源泉。
从知识性讲不免要谈到学术性。《丛书》各册并不是学术专著或论文集，但是在丰富的知识性中自然会显露相当的学术性。举一个很小的例子：《巴基斯坦》一书中介绍茉莉花为巴基斯坦的国花，不但详细介绍茉莉花为什么在该国盛开、受到人民的喜爱，而且对它的原产地以及各种语言（波斯语、阿拉伯语、梵语）的称呼，乃至在中国古籍中从梵语译作“没利”、“抹厉”、“末丽”传播到中国后历代的使用与爱好等，都作了简要的探讨。像这样一些文字，没有深厚的学术功底是写不出来的。《丛书》各册多数都附录主要参考书达二三十种，由此也可见作者所下的学术功夫。
《丛书》的知识性自然决定了它的实用性。不同行业的人，为了不同的目的，都能在《丛书》中找到他们需要的东西，有利于他们从事的工作或事业。这里就要首先提到我国加入ＷＴＯ的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先生，他在《丛书》的总序（二）中就说过：“有时出国也带上几本。觉得该书资料翔实，颇有用场；走笔生动，有味可嚼……”笔者相信，无论从事外交、外贸、对外文化交流，还是出国参加体育竞赛、艺术表演的人员以及新闻记者，只要希望对所去的国家有比较完整的知识，都能从《丛书》的某册中获益；如果进一步想和这个国家的人交朋友，做生意，建立工作联系，就更能从《丛书》有关风俗习惯、衣食住行的具体描述与建议中得到帮助。即使是单纯的旅游者，阅读《丛书》也能够对所游的国家有较多了解，从充分理解达到充分的欣赏，乘兴来游，尽兴而返。
最后谈到趣味性。笔者是外语教师，不常去国外访问，阅读这套丛书没有很明确的实用目的。但是丛书的趣味性却吸引着我一本接一本看下去。这是因为不同的读者也许有不同的爱好和趣味，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有趣味的书总是能够“开眼界”。这里举两个例子。关心时事的人都知道法国喜欢在外交上独立自主，不跟随在超级大国后面当小伙计，但对这种事的来龙去脉也许不知其详。《法国》一书的第五章就介绍了法国自戴高乐的时代开始直到现在，历届法国总统的外交政策。他们为了维护法国的大国地位，与美国和前苏联不断进行抗争。文字叙述详实生动，读起来一点不枯燥，而是感到大开眼界。又如越南是我国的近邻，某些文化风俗方面似乎和我们很接近，《越南》一书给我介绍了许多新鲜的东西。越南的人口七千多万，比中国人口少得多，但越南的民族却多达五十四个，主要民族越族占９０％，其他少数民族包括傣族、苗族、瑶族、高棉族等。越南的宗教信仰与风俗民情也是五花八门。诸如此类新颖的叙述，都饶有趣味。
《丛书》的趣味性还表现在作者对有关国家的国情有非常丰富的感性知识，和当地人民有过亲切的交往和情谊。例如，介绍一个国家的行政区划和地理本来可能是很单调的，但是《加拿大》一书中却完全不一样。由于此书的作者曾驾车纵横加拿大十个省和三个地区，书中谈及每一个省或地区的时候，作者几乎都融进了自己亲身感受的印象，尤其是加拿大北边靠近北极的几个荒凉地区，许多在该国住了几十年的居民也未必去过。又如《埃及》一书的几位作者都在埃及学习或讲学若干年，对埃及的社会以及风土人情有深切的体会。书中有两章谈到埃及人的性格和社交礼仪以及埃及的社会习俗，使读者感到好像身临其境，兴味盎然。
《丛书》作者的经历各自不同，各册也会有各自的长处和短处。有的书详于此而略于彼，有的书内容详实而文字生动不足，也存在一些项目在某册书讲得不够周全等问题。笔者在此提出两点希望：第一，希望重庆出版社能继续出版更多的《丛书》新著，让读者见到更多的国情与习俗的生动介绍；第二，随着时间的推移，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必然也有不断地变化。所以，诚挚希望各书的作者能够每隔若干年对《丛书》有所补充，更新和修订。
（《世界列国国情习俗丛书》，孙正达主编，重庆出版社出版）
纽罗的石屋（科幻小说）
■ 阿里巴巴
一
事情发生在２０２２年春季，地点为美国南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郊外。
“我听腻了，还原论即使有一万个不是，三百年来自然科学还不是靠它才取得了如此彻底的、不可逆转的改变世界格局的辉煌成就。精确预测是我作为科学家的责任，让波普尔、普律高津的废话见鬼去吧！”纽罗（Ｃ．Ｎｅｕｒｏ），一位温文尔雅的私人科学家，冲着哲学家兼人工智能专家布来恩（Ｊ．Ｂｒａｉｎ）挥了挥手说道，“还原论的每一次失败，只会激起更高层次的还原论，而不是其他什么整体论。我马上就会实施一个计划，这世界的进程还要被改变，到那时不但这个实验室，连整个半岛都要有变化！”
布来恩是著名哲学家邱奇兰（Ｐ．Ｍ．Ｃｈｕｒｃｈｌａｎｄ）的弟子的弟子，他是野心勃勃的纽罗的唯一的好朋友，他们有着共同的对脑科学和心灵哲学着了魔般的兴趣。若论不同，布来恩同样相信科学的力量，相信还原论的力量仍然可以不断发挥，但对这种力量的价值评判，他认为可以有所不同。特别是布来恩，十分清楚单纯“力量”并不能为科技提供价值辩护。纽罗和布来恩虽然聪明过人，从事研究时却与多数人一样，有意回避作为科学家个人所担负的社会责任。
“你是说，神经元扫描？”
“正是。我在霍普金斯医院终于找到了合作者。”纽罗得意地现出笑容，这是３０年来他脸上从未表现出来的最得意的微笑。几年前纽罗半开玩笑似地向布来恩说起这个计划：克隆并重建人脑的所有神经元细胞。这与此前生物工程领域威尔穆特开创的克隆体细胞克隆不同，实际上两者仅仅是共用一个“克隆”字眼，不过确实都与生命体的复制有关。克隆羊、克隆牛、克隆黑猩猩以及克隆人引起了全世界民众的普遍关注，科研伦理一时成了讨论的焦点，“科学究竟要干什么”的疑问竟然成了咖啡馆和学术沙龙的话题。但纽罗深知，公众的视线其实完全被传媒误导了，真正危险正发生在脑科学领域。媒体的误导，对于自己的研究领域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ｅｕｒｏｓｃｉｅｎｃｅ（计算神经科学）而言，未尝不是件好事。
纽罗到现在为止只公开发表过一篇论文，文章与当下的研究毫无关系，那时他还在读本科。他当时纠正了《数学年刊》一篇论文的一个推理错误，曾在小范围内引起师生的赞美。
在利贝特（Ｂ．Ｌｉｂｅｔ）门下攻读脑科学博士的中途，纽罗被一家私人公司优厚的待遇所吸引，未取得学位就来到了这家公司下属的“科学决策研究所”，但做的是神经科学、脑科学、认知科学方面的研究，一干就是３０年。老板不要求所里的研究人员公开发表任何论文，每年只需写一页Ａ４纸的研究进展报告。纽罗虽然不写论文，对外界发表的相关研究论文却看得非常仔细，也自信地认为自己属于当今世界上最最优秀的十来个脑科学专家之一。优越于其他科学家之处在于，老板绝对相信自己的研究，研究经费绰绰有余。研究所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计算机，安装在一个石屋之中，其计算能力是欧洲核子中心之计算机的１０００倍。只有ＩＢＭ一家知道这一点，因为这是ＩＢＭ专为它研制的，合同明确规定，５年内同样级别的机器不能出售给第二家。
按照科学还原论的观念，人的心智（ｍｉｎｄ）虽然复杂，无非是大脑（ｂｒａｉｎ）神经元活动的结果。搞清大脑全部神经元的活动状况和彼此的联结关系，原则上就可以重构出一个虚拟的大脑，通过研究这个模型就能预测原来真实大脑的活动。脑科学在新世纪有了长足的进步，人们已经熟悉大脑的各个功能分区、大脑神经化学、电化学，对于视觉加工、意识生成与维持已经有了许多实用的模型。
“科学决策研究所”供养这些科学家，只有一个目的，分析各种情报，为公司的决策服务。
纽罗已经做过无数次实验，对象先是老鼠和猴子，然后是黑猩猩和所谓的病人，结果一次比一次出人意料地好。大脑扫描只是整个复杂计划的第一步，重要的是以此为基础的数字重建，即在石屋中通过并行计算用数字化方式真实地模拟出原来的大脑，以达到预测大脑行为的目的。精确预测的时间上限为一个月。纽罗的信条是，脑科学研究的目的不在于认识人类人脑本身究竟是什么东西，而在于从功能上能够复制一个活生生的大脑，使之与原来的大脑在一段时间内可以同步思考。
二
“今天下午１４时开始扫描。”霍普金斯医院Ｓ先生用加秘电话十分肯定地通知了纽罗仿佛等待一辈子的关键时刻。
“太棒了。记住，要延长扫描时间，数据需要精确核验。”
纽罗的扫描仍然需要用普通ｆＭＲＩ两倍的时间，这已经是经过数年改进才勉强取得的最佳成绩了。石屋与医院有长期合作关系，两地相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