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6年第01期-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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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情况下，这些旨在维护社区秩序的机构，还可能异化成为损害社区秩序的因素。对此，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电影《秋菊打官司》、《被告山杠爷》等广泛流行的资料，已经提供了充分的佐证。反之，借助权威与力量（家族权力）来维护社区秩序，实现乡村社区的有效治理，何乐不为？
再次，从法理上看，重视家族权力在维护社区秩序中的功能，其实就是对民间法的尊重。近年来，在法律实践领域，国家对于“私了”的有限度的认可，对于民族风俗习惯的广泛尊重，对于村规民约的鼓励和支持，对于民间社会中自发恢复传统秩序观念的默许，（参见郭于华编：《仪式与社会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在民事审判过程中实行的“有法律依法律，无法律依习惯”的原则等等，都表明了国家对于民间规则与自发秩序的承认。在法学理论界，关于民间法、习惯法的深入细致的研究，更是一个饱受关注的理论热点。在这样的背景下，在法治与治理的实践中，家族权力对于乡村社区秩序的维护，自有其不容忽视的价值；在法学理论的层面上，进一步挖掘家族权力与法律秩序的关系，其理论意义也是显而易见的。
章士钊的从政困局
■ 尤小立
读《章士钊传》（白吉庵著，作家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９月版），始终困惑于１９２４～１９２６年传主本人的从政入阁。在章士钊一生中，这件事可以说是最大的败笔。但章氏何以如此，又何至于如此呢？
善交游，是章士钊一生的重要特点。所交者，三教九流，无所不有。但总体上看，要么是有个性、学问之人，要么是革命家、政治家，要么就是有权有势有利的权贵。他在这些人面前虽直言以谏，但终脱不了传统谋士、清客一类的角色。这些人成就了章士钊，也让他进退失据。
段祺瑞即是一例。论者以为，章依附段，是由于他传统的交友之道和实践其政治理想的双重作用的结果。但两个理由均是章致他人信中的自我辩解，本身就令人生疑。其实，在关键问题上章本人也自相矛盾。如他给吴稚晖的信中，称与段并无交情，但在致章太炎的信中，却又说受其恩惠。
在《答稚晖先生》中，章士钊说他与段祺瑞是“一见倾心”。但观章氏一生，能让他“一见倾心”的人，并不多见。数起来大约都是些权贵或者领袖级人物，如张学良、杜月笙、宋哲元以及解放后的毛泽东等。章士钊当然不是等闲之辈，受到他们特别的重视和百般的照应是肯定的。但在他本人，总是处在“被养”的境地。梁漱溟所说“行严先生在学术界才思敏给，冠绝一时，在时局政治上自具个性，却非有远见深谋。论人品不可菲薄，但多才多艺亦复多欲。细行不检，赌博、吸鸦片、嫖妓、蓄妾媵……非能束身自好者。每月用度不赀，率由其时其地秉政者供给之（如蒋介石、宋哲元、毛主席先后均曾供给）”（《访章行严先生谈话记·又附记》，《梁漱溟全集》第７卷，山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６月版，第１１７页），一点儿也不假。人到中年后，章士钊生活上的传统贵族气，气质上的腐朽气，多有显露，现实地看，这也让他不能不有所依附。
章士钊入段祺瑞政府，确实有他所谓“小行其志”（章语）的企图。但成“帝师”，辅佐“段执政”之心占据着绝对的优势。不仅是在为段找到“执政”这个名义上，他立下了头功，就是以后，他也极尽犬马之劳。段祺瑞让章一身兼二职（司法、教育总长），体现出的是充分的信任，而他的努力配合，也让段祺瑞执政府得到巩固。他们彼此配合得不可谓不默契。１９２５年的禁止学生纪念五七“国耻日”的教育部禁令，１９２６年的“通缉令”，或与之有关，或直接出自他之手，这些看起来是身不由己，但自主的成分，也还是有许多。
章士钊入阁履行政务，可以说让他内在的守旧气质显露无遗。作为思想上的自由主义者，于现实中却全无此精神气质，确实令人费解。合理的解释只能是骨子里的传统专权意识未脱，而人性中的弱点，也助长了这种传统的劣根性。
１９２５年章任部长的教育部禁止学生纪念“国耻日”的禁令下达后，连当时的报纸，也急呼看不懂。因为十年间，章士钊变得实在太快。《晨报》有时评说：“总观昔日章氏之见解，与吾侪若合符节，何其一登国席，便以有碍邦交，不许国人公然反对二十一条，又何以借口士习嚣张，抑制学生公然活动，此吾侪翻读章氏十年前旧作，所以不胜今昔之感也。”（转引自《章士钊传》，第２０８页）
其实，这样做，对章也是履行职责，他身居要职，在那样的“执政府”中，是没有义务向下负责的，这也不符合中国传统的治道。他只是向上，也在向平行及当事的部门（如京师警察厅）负责。于是，牺牲者只能是学生。
之所以涉及人性的弱点，是因为学生们抄了章的家，还不止一次。这也让章士钊与学生和百姓的关系变得紧张。他本人的犟劲儿也被激发了出来。头一次被抄家，他夫人吴弱男大哭大闹并到段祺瑞处告状，以示不满。不到半年，１１月２９日，章家再次遭到冲击，章忍不住作《寒家再毁记》一文，详记两次家被冲击的情形。叙述虽极力客观，但心情可想而知。亲历“学风大坏”，应该说让章坚定了“整顿学风”的决心。而他随后对女师大采取的强硬行动，一方面是旧派作风使然，另一方面，也不能说与潜意识中的报复心无关。
对“学风之坏，已臻极地”的判断，看起来是章士钊的固有所想，但其实与段祺瑞一类的军阀的意见也相当吻合。军阀们习惯于整齐划一，对学生运动自然产生不满，而作为文化人的章士钊，不仅是对学风不满，以他保守的眼光看，学风不正，与“国学”式微有很大的关联。
客观地说，章士钊提出“整顿学风”的四条措施中，也不是条条荒谬。其中如清理教育部所欠各校债务，增设编译馆的两条，就受到一定程度的欢迎。哲学家冯友兰就写信给胡适，要后者推荐其入编译馆。（参见《章士钊传》，第２２３页）但章本人在教育界早已失去了信任，他的措施能否执行也可以想见。吴稚晖质之章士钊行为时所说的“整风宜也！惟章某何足以当之”（同上，第２３１页）一句，最能体现时人对他“整顿学风”动机的怀疑。
不过，章士钊并没有这样的敏感，他不仅一意孤行，还要变本加厉。１９２５年１０月，他以教育部名义提倡的小学恢复“读经”并非纯粹为了私利，这是他固有文化主张的一种体现。但“读经”在当时也不只是简单的文化保守派的愿望，或拯救社会道德不振的良方，它多多少少含有政治的目的。不然就无法解释军阀们为何也热衷于此。事实上，这一政策与上述“整顿学风”一样，都是章本人惯常使用的政治谋略。章士钊是最擅长将其侍奉的主人的愿望与本人的理想之间的共性部分发扬光大的。正是这样的政治谋略使章士钊既得到了他所依附的主人的宠信和欣赏，又似乎实现了他个人的“志向”。从政入阁期间，章士钊从不做有违于“段执政”的事，哪里仅是为了报答段的知遇之恩，他心里明白得很，自己是在段的愿望与自己的理想之间走钢丝。
性格因素是另一个促使章推行政策时变本加厉的因素。章士钊性格中，特立独行与固执己见兼而有之。作为舆论家，章士钊曾被胡适看作是１９０５～１９１５年政论文章发达时期的代表作家。胡适借罗家伦之口对他的评价，也相当高。不仅是文章的逻辑与文笔，章士钊在文章中所表现出的个性，同样赢得了新派人士的赞许。秉持自由主义的新派诗人徐志摩评论章士钊时说：“对于现代言论界里有孤桐（章士钊——引者按）这样一位人物的事实，我到如今为止，认为不仅有趣味，而且是值得欢迎的。因为在事实上得着得力的朋友固然不是偶然，寻着相当的敌手也是极为难得的机会……我对于孤桐一向就存十二分的敬意的，虽则明知在思想上他与我——如其我配与他对称一次——完全不是同道的。我敬仰他是因为他是一个合格的敌人。在他身上，我常想，我们至少认识了一个不苟且，负责任的作者。在他文字里，我们至少看着了旧派思想的部分表现。有组织的根据论辨的表现。有血有筋有骨的拳头，不再是林琴南一流棉花般的拳头了”。（参见《守旧与“玩”旧》，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影印本），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１年５月版，第２３０～２３１页）在文章里纵横捭阖，步步推演，勇气可嘉，道理讲得令人感佩。且独立己见，常违人言，特出高蹈，反而动之，往往成为时代的风景，然而将此执拗用于施政，却未见得能够取得成功。章士钊后来的“读经”提倡，也可以说是其它政策遭受挫折而不服输后的一次为挽回面子的反击。只是这次钻牛角尖式的反击因遭到教育界、知识界的谴责而没有成功。章士钊的老友吴稚晖看到了前者顽固不化的另一面，他说章士钊依附段祺瑞，是“把倔强人的自重处扫地以尽”。（《章士钊传》，第２３０页）而有趣的是，在政坛失意后，章士钊还作有《论败律》《再论败律》，为自己政治上的彻底失败而辩护。文中自比为老政治家，对政坛沉浮仿佛通达已久。而实际上作此文，也恰好说明他对失意于政坛的计较，以及不肯服输的心理。
显然，将当时的政治体制全盘否定，也是不合乎历史的。体制的制约至少在鲁迅免职与复职一事上体现了出来。但段祺瑞为首的“执政府”在许多方面仍是超体制的。在这样的超体制的政府中，即使是有过自由思想或信念的人，也难保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章士钊的担任政务官的经历，也许就是一个教训。
为库恩的“范式”申辩
■ 王纪潮
西方学术界在二十世纪下半叶出现的“后现代的转向”，是指西方社会的学者和文人对自启蒙运动以来，尤其是十七世纪之后所形成的诸如“科学”、“理性”、“机械论”、“人类中心论”等主流意识进行反思和批判的一股文化思潮。这一文化思潮来势凶猛，它从解构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入手，以“超越现代社会存在的个人主义、人类中心论、父权制、机械化、经济主义、消费主义、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大卫·格里芬《后现代科学》，中央编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１５页）为目标，希望人类能够摆脱现代化给人类生存带来的危机。后现代思潮对今天西方社会有着深刻的影响，像女权主义、环保主义、民族主义等都从后现代的理论中找到了所需要的武器。后现代思潮的这种反“现代性”及其受到弱势群体的如此欢迎，其原因在于它以怀疑论和多元论为基本理论，反对一切霸权和绝对真理。英国的左翼学者特里·伊格尔顿（Ｔ．Ｅａｇｌｅｔｏｎ）对此有一个概括性的说法：“后现代性是一种思想风格，它怀疑关于真理、理性、同一性和客观性的经典概念，怀疑关于普遍进步和解放的观念，怀疑单一体系、大叙事或者解释的最终依据。”（《后现代主义的幻象》，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２年，第ｖｉｉ页）正是这种怀疑论，形成了“后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即主张真理的相对性、价值的多元性和社会的多样性。
后现代主义流派众多，理论溯源也各不相同，但他们对“现代性”进行批判是一致的，奇怪的是，他们最好的理论武器却不是来自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也不是来自社会学家和哲学家，而是来自一位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他就是托马斯·库恩（Ｔｈｏｍａｓ．Ｓ．Ｋｕｈｎ，１９２２～１９９６）。
１９６２年，库恩出版了他的成名作《科学革命的结构》（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它是作为由维也纳学派的卡尔纳普（Ｒ．Ｃａｒｎａｐ）等逻辑实证主义学者为主的“统一科学国际百科全书”编委会编辑的《统一科学的基础》系列丛书的第二卷、第二号在芝加哥大学出版的。库恩在书中提出了一个基本的观点，这就是：科学不是连续性的、积累的进步过程，而是范式的间断性转换的结果；范式之间有着“不可通约性（ｉｎｃｏｍｍｅｎｓｕｒａｂｉｌｉｔｙ）”。有意思的是，在逻辑实证主义看来，现代社会正是建立在科学和理性不断进步的基础之上的，他们的目标就是要建立一个统一的科学理念。而后现代主义的基本标志就是批判一切现代性的霸权，包括近三百年来在西方的文学、艺术、经济、哲学、科学等方面形成的理性思维。库恩的范式理论恰恰是摧毁了维也纳学派“统一科学（ｕ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的信仰（“统一科学”是逻辑经验主义的主张，他们认为有统一所有经验科学的方法，而物理学可以作为这一方法的基础，因为物理学有一套共同规则系统和普适性），库恩范式理论的出现可以说是把“科学、理性”这个现代社会的核心撕开了一个口子，也由此引发了西方学界近二十年的科学与人文的大战。我们先来看看库恩是怎样论述“科学”的。
库恩所讲的“科学”指的是“常规科学”，常规科学就是按照某个范式解决难题的活动。它的进步过程是这样的：前科学→常规科学→危机→革命→新的常规科学→新的危机。库恩认为，科学发展不是靠知识的积累而是靠范式的转换完成的，一旦形成了新范式，就可以说建立起了常规科学，“一种范式通过革命向另一种范式的过度，便是成熟科学通常发展模式。”（《科学革命的结构》，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１１页）可见“范式”是库恩有关科学革命思想中的核心观念。
“范式”（Ｐａｒａｄｉｇｍ）一词原出自希腊语的“范型”、“模特”，在拉丁语中它成了“典型范例”的意思，库恩把它拿来作为与常规科学密切相关的术语，它有二层意思，一是特殊共同体（如科学家团体）的共有信念，二是常规科学作为规则的解谜基础。他指出：“我所谓的范式通常是指那些公认的科学成就，它们在一段时间里为实际共同体提供典型的问题和解答。”（《科学革命的结构》序）但是，库恩后来在使用这个概念时，却把范式与“世界观”混同起来，用法多至二十一种。库恩本人后来也发现“范式”的使用有问题，他后来借助于专家团的“共识”（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来解释范式的本义，也曾用“专业母体”（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ｍａｔｒｉｘ）来替换掉“范式”，但是没有成功。“范式”这个词汇迅速地越出了科学哲学的领域被广为引用。
由于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证明了“范式”是一种有关价值、信念和方法论的共识，那么一种科学“范式”的实质就可以看成是一种世界观或方法论。在库恩眼里，所谓的科学革命不过就是范式的变化和概念的转换，革命就是由一些新的假设、新的理论和方法引发危机所造成的。库恩发现科学史上大量的进步事件并不是由于科学家渐进地追求真理的结果，而是他们意识到了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