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6年第01期-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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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
这很容易使人认为自然真切和境界是密不可分的两条美学旨趣，它们应该而且能够统一在一起。实则仔细分析即可见其貌同心异。
在讲完“词以境界为最上”后，王国维接着说：
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
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者为多。然未始不能写无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
从以上话可以看出，王国维的境界包括景物、感情二端，而景物、感情皆可据实而写，也皆可“造境”。谁来造？是靠“大诗人”造之、“豪杰之士”自树立之。据此，他所说的“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并不是要诗人抒发个人意志，像定庵那样“歌哭无端字字真”，甚至也不包括他所推许的“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以血书者”的李后主词，而只是要（一）所造之境（景物、感情）合乎自然，（二）所写之境（景物、感情）邻于理想。
但是，如果不是由生命的最深切的体验出发，如果不是触及到人类的终极关怀，又怎能配得上“真文学”的称号？我们对照王国维评后主的话：
温飞卿之词，句秀也；韦端己之词，骨秀也；李重光之词，神秀也。
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周介存置诸温、韦之下，可谓颠倒黑白矣。“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金荃》《浣花》能有此气象耶！
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后主为人君所短处，亦即为词人所长处。
客观之诗人不可不多阅世，阅世愈深则材料愈丰富、愈变化，《水浒传》《红楼梦》之作者是也。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
尼采谓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宋道君皇帝《燕山亭》词亦略似之。然道君不过自道身世之戚，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其大小固不同矣。
便知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实采取了两重标准。一方面在衡量文学史上大多数作家时，他倡导“即使造假也不要紧”的境界说，另一方面具体到李煜、纳兰性德这样的作家，他又不得不称赞他们的以血书之，他们的自然真切。而具体到王国维自己的创作，也明显存在着与其理论矛盾相应和的实践的矛盾。
王国维的词，今存１１５首。其《人间词》最早时是分作甲乙二稿，分别于１９０６年、１９０７年在《教育世界》杂志第１２３号、第１６１号发表。王国维且托名山阴樊志厚，为二稿作序文，不遗余力地鼓吹自己的词作。其甲稿序云：“君之于词，于五代喜李后主、冯正中，于北宋喜永叔、子瞻、少游、美成，于南宋除稼轩、白石外，所嗜盖鲜矣。尤痛诋梦窗、玉田。谓梦窗砌字，玉田垒句。一雕琢，一敷衍。其病不同，而同归于浅薄。”乙稿序则云：“文学之工不工，亦视其意境之有无，与其深浅而已。自夫人不能观古人之所观，而徒学古人之所作，于是始有伪文学。”按后主、子瞻、少游、稼轩、白石、梦窗、玉田皆是抒写个人之生命体验者，而正中、永叔、美成则多写众人之情，其词作多无个人意志在内。由此也可旁证，静安论词并不以个人意志的抒发，也就是严格意义上的“真”为必要前提。他所谓的真文学并不是指那些不平则鸣，以血书之的有着强烈个人身世之感的作品，所谓的“伪文学”，也只是因为其作者“不能观古人之所观，而徒学古人之所作”。
正是因为静安对文学的“真”抱有的是这样一种见解，他的主题先行的《人间词》绝少成功之作。《人间词》几乎都作于１９０４－１９０７年间。作者并非因为心中有苦难需要宣泄，生命中有哀伤需要痛悔，却是采取了完全冷静的旁观的态度，去俯看人间的悲欢。比如这首堪称静安名作的《蝶恋花》：
阅尽天涯离别苦，不道归来，零落花如许。花底相看无一语，绿窗春与天俱暮。待把相思灯下诉。一缕新欢，旧恨千千缕。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
的确是意境深婉，结句哲理以形象出之，堪称名句，但只要稍加寻绎，便会觉得词中本无作者的生命体验在内，完全叙写的是他人的哀欢，就不能给人以真正的感动。
又如他的那首更有名的《浣溪沙》：
天末同云黯四垂，失行孤雁逆风飞。江湖寥落尔安归。陌上金丸看落羽，闺中素手试调醯。今宵欢宴胜平时。
陈永正先生《王国维诗词全编校注》评曰：“词人采用拟人的想像手法，以失行孤雁的不幸遭遇与闺中的欢宴作比，写出人生的痛苦和不平等。作者的情感是真实的，比喻是鲜明的，也能使读者得到真切的感受。但我们总觉得，这样的手法并不算得特别高明，它是有为而作的。句句坐实，词人的思路也很狭窄，缺少供幻想和联想自由驰骋的空间。所以，这只是一首‘作’出来的词，是好词，但不是绝好的词。”（《王国维诗词全编校注》３３８页）可谓独具只眼的点评。只是，还说得太客气了，这首词和王国维的大部分词作都一样，因为太缺乏个人的身世之感，并非以血写就，所以，总当不得一个“真”字。
相反，他的那些不太为人注意，他自己也未必满意的作品，由于浸入了他自己的血，反而才是真正值得关注的文学经典。如这一首《点绛唇》：
屏却相思，近来知道都无益。不成抛掷。梦里终相觅。醒后楼台，与梦俱明灭。西窗白。纷纷凉月。一院丁香雪。
尽管不如上二首深婉，语致浅近却真挚动人，以作品中有真我在也。复如这一首《虞美人》：
碧苔深锁长门路。总被蛾眉误。自来积毁骨能销。何况真红一点臂砂娇。妾身但使分明在。肯把朱颜悔。从今不复梦承恩。且自簪花坐赏镜中人。
像这样的词，心中郁积无聊，不得不诉之文字，表达出词人最真切的内心，这才是真正的文学。
王国维在创作上和理论上，皆是以境界说为根本旨归，尽管他也提到了以血书写的文学的问题，但他自己并不认为那就是文学的极则。当两者发生冲突时，他宁愿选择假而深的造境，而不选择真而浅的真情。其所以然者，当是王国维深深服膺文学的“游戏说”，而对尼采的悲剧诗学并不真正赞同。作为中国伦理诗学的反动，“游戏说”有其积极的进步作用，从这一方面讲，《人间词话》结束了一个旧时代；但由于王国维并不追求“以血写就”的文学，他的《人间词》却未能开始一个新时代。
五年前报上就宣传将结集出版钱先生的英文作品，如今手捧《钱锺书英文文集》（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２００５年９月出版），真是兴奋，可披览未久，即怅恨不已。
编辑错误有六类。
第一，底本错误。
这是最致命的，最令人痛心。大家知道，钱先生爱好，不示人以璞，爱反复增订旧作。本书的编者看来不怎么熟悉钱先生的作品，也不很了解钱先生作品的研究情况。全书一半篇幅是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ｔｈ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ｖｅｎｔｅｅｎｔｈ ａｎｄ Ｅｉｇｈ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ｉｅｓ，来自国立北平图书馆英文馆刊《图书季刊》。这篇长文１９４５年计划出版单行本（１９４７年初王辛笛《中国已非华夏》称“最近已在美国由Ａ． Ｋｎｏｐｆ书店出版”），钱先生作了很多增删，如第一个脚注只保留了前三行，８５页Ｂｅｆｏｒｅ ｗｅ ｐｒｏｃｅｅｄ ｔｏ ｓｅｖｅｎ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ｔｏ Ｃｈｉｎａ前有两页重大的增补：Ｖｅｒｙ ｆｅｗ ｓｅｅｍ ｔｏ ｈａｖｅ ｎｏｔｉｃｅ ｔｈａｔ Ｌｅｉｇｈ Ｈｕｎｔ ｗａｓ ｒｅａｌｌｙ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云云。题目也改为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ｔｈ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ｖｅｎｔｅｅｎｔｈ ａｎｄ Ｅｉｇｈ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ｉｅｓ：Ｔｈｒｅｅ Ｅｓｓａｙｓ，并作了两页序文（Ｐｒｅｆａｃｅ）。补订并非作于《图书季刊》本上，而是重新打印在十六开白纸上，用钢笔校改和润色。手稿本共二百三十六页，今存国家图书馆外文图书子库——实在应该珍藏于善本特藏部。三十多年后，钱先生又作了增订（１９７９年４月２６日复姜德明书：“我上月起着手修改三十年前少作——一部用外文写的学术著作”）。钱先生曾说：“在写作上，我也许是一个‘忘本’的浪子，懒去留恋和收藏早期发表的东西。”为编文集的人可不能“忘本”啊。善本不用用废品，耽误读者犹可，埋没作者的学识文心最恼人。这册文集仅仅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一篇利用了钱先生增补本。钱先生屡屡坚拒搜集旧作，还和翻印《围城》初刊本的出版家打官司，并谓身后有为此者，他“不能如郑板桥之化厉鬼以击其脑，亦唯衔恨泉下”。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ｔｏ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Ｓｉｎｏ－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 ｏｎ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发表在Ｃｏｗｒｉｅ １９８４年第二期，也有不少修改，如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ｉｎｅｖｉｔａｂｌｙ，改本作“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ｔｏ ｂｏｒｒｏｗ ｔｈｅ ｔｉｔｌｅ ｏｆ Ｈａｒｒｙ Ｌｅｖｉｎ＇ｓ ｍｕｃｈ ａｎｔｈｏｌｏｇｉｓｅｄ ｅｓｓａｙ）， ａｎｄ ｉｎｅｖｉｔａｂｌｙ，又如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ｐｒｏｖｅｒｂｉａｌｌｙ ｍａｎｙ ｗａｙｓ ｏｆ ｓｋｉｎｎｉｎｇ ａ ｃａｔ ｏｒ ｄｒｅｓｓｉｎｇ ａ ｃａｌｆ＇ｓ ｈｅａｄ，钱先生修订为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ｐｒｏｖｅｒｂｉａｌｌｙ ｍａｎｙ ｗａｙｓ ｏｆ ｓｋｉｎｎｉｎｇ ａ ｃａｔ， ｄｒｅｓｓｉｎｇ ａ ｃａｌｆ＇ｓ ｈｅａｄ ｏｒ ｃａｔｃｈｉｎｇ ａ ｐｏｓｓｕｍ。改本优胜，固不待言。还有，这篇开幕词的日期被脱略。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ｈｉｐ ｉ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中的Ｔｉｍｅ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ｐｅｒｍｉｔ ｍｅ ｔｏ ｄｏ ｓｏ，钱先生当时在赠我的本子上亲笔改为Ｔｉｍｅ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ｐｅｒｍｉｔ ｍｅ ｔｏ ｇｉｖｅ ａ ｌａｕｎｄｒｙ ｌｉｓｔ。钱先生的自存本一定还会有润色处。
第二，失收。
此类错误当然产生于编者对钱著及其研究的陌生。序言表示愿意增补重版。Ｔｈｅ Ａｒｔ ｏｆ Ｌｙｉｎｇ，发表于１９３２年《国立清华大学年刊》。１９３３年的《国立清华大学年刊》Ｅｐｉｌｏｇｕｅ也是钱先生的作品。
国立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请钱先生编辑英文馆刊，钱先生就在Ｐｈｉｌｏｂｉｂｌｏｎ封面自己名位（Ｅｄｉｔｏｒ：Ｃ．Ｓ．ＣＨ＇ＩＥＮ）上面标示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ＣＨＩＡＮＧ ＦＵ－ＴＳＵＮＧ，并以他的名义写了四篇散文、两篇书讯：Ｉｎ ｔｈｅ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Ｈａｂｅｎｔ Ｓｕａ Ｆａｔａ Ｌｉｂｅｌｌｉ，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ｔｈｅ Ｏｒｉｅｎｔ，Ｔｈｅ Ｍｉｎｏｒ Ｐｏｅ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Ｓｕ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Ｈｓｕａｎ－ｌａｎ－ｔ＇ａｎｇ Ｔｓ＇ｕｎｇ－ｓｈｕ Ｓｅｃｏｎｄ Ｓｅｒｉｅｓ，Ｈｓｕａｎ－ｌａｎ－ｔ＇ａｎｇ Ｔｓ＇ｕｎｇ－ｓｈｕ Ｔｈｉｒｄ Ｓｅｒｉｅｓ。终刊号上的Ａ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Ｓｋｅｔｃｈ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则非钱先生所为。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Ｃｒｉｔｉｃ第七卷第二十号Ｕｎｅｄｉｔｅｄ 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ｅｓ栏未署名的小品“Ｇｅｏｒｇｅ Ｔ． Ｙｅｈ（叶公超）”，很可能出自钱先生手笔。钱先生序徐燕谋所编两部选本：Ｆｏｒｅｗｏｒｄ ｔｏ Ｍｏｄｅｒ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Ｆｏｒｅｗｏｒｄ ｔｏ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Ｍｏｄｅｒ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Ｅｓｓａｙｓ ｆｏｒ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也未为收录。
不算书信，钱先生的英文作品想必还有一些——总感觉海外报刊会有钱先生文章。钱先生《休谟的哲学》“评者曾在一篇讲怀疑论的英文文章中，把休谟的意见概括为三点”云云，《补评英文新字辞典》“有位在中国大学当教授的美国人编了一本极畅销的教科书，我曾写篇书评”云云，这两篇犹待发掘。１９３５年１１月出版的《清华同学会总会校友通讯》第二卷第九期介绍钱先生，有云：“其英文作品散见《中国评论周报》及《中国英文季刊》”。“中国英文季刊”不知英文名是什么，中文名叫“英文中国季刊”的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没有钱先生的东西。邵绡红《我的爸爸邵洵美》称钱先生曾主编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Ｔｒｉｂｕｎｅ（《自由论坛报》），尚待考证。
第三，篇目错误。
Ｏｎ“Ｏｌ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ｏｅｔｒｙ”应该作Ｏｎ“Ｏｌｄ”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ｏｅｔｒｙ，看正文就会了然。另外，这篇文章应排在Ｇｒｅａｔ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Ｎｏｖｅｌｓ ａｎｄ Ｎｏｖｅｌｉｓｔｓ后面。
Ｔｈｅ Ｍｕｔｕａｌ 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ｔａｌｉａｎ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应作Ｔｈｅ Ｍｕｔｕａｌ 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ｔａｌｉａｎ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Ａ Ｂｉｇ Ｔｈｅｍｅ： Ｓｏｍｅ Ｓｍａｌｌ Ｉｎｓｔａｎｃｅｓ，集中把Ａ Ｂｉｇ Ｔｈｅｍｅ： Ｓｏｍｅ Ｓｍａｌｌ Ｉｎｓｔａｎｃｅｓ另立作小标题了。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 Ｔｏ ｔｈｅ Ｅｄｉｔｏｒ ｏｆ Ｐｈｉｌｏｂｉｂｌｏｎ似乎未安，因为作者本人就是Ｐｈｉｌｏｂｉｂｌｏｎ的Ｅｄｉｔｏｒ，Ｅｄｉｔｏｒ改作Ｒｅａｄｅｒ庶几名正，作Ｔｏ Ｍｒ． Ｐａｕｌ Ｅ． Ｂｕｒｎａｎｄ亦可。
把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ｂｙ Ｇ． Ｄｕｄｂｒｉｄｇｅ（杜德桥提供的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