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战前后目击记-亨利·莫尔1406-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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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西贡的色情行业失去了往日的繁荣，外国的游客都避开这块枪弹横飞的 土地而涌到泰国或者马来亚或其他国家去了。原来从事色情行业的娼妓们此时即使只收 五十元南越币也难以维持下去。
我在市区的发艳路附近遇见了陀陀古酒吧间的脱衣舞女绒。她比几年前显得更胖了， 肥硕的双乳在衣服下不停地颤动着，脸上依旧着了很浓的晚妆。她告诉我，虽然时局不 稳，但是她的收入还可以维持，因为她一直在注射着空孕催乳剂，那对男人仍具有强烈 的吸引力。当我问到多依拉的情况时，绒想了一会儿，然后告诉我多依拉三年前就已经 应聘到香港的一家夜总会去了。
杜氏情曾经拒绝服用的那种空孕催乳剂在西贡仍然流传着，价格也非常昂贵，但是 娼妓们却竞相自动注射着那种药物，以此来与其她娼妓竞争，甚至有许多尚未进入青春 期的少女由于注射那种药物而导致了并发症。
渐渐地，西贡人给那些注射空孕催乳剂来卖淫的娼妓起了一个粗野的名字，叫作 “de sua”（奶羊）。娼妓们对此似乎并无反感，她们清楚那个名字给予男人的诱惑。 为了使人更直观地知道这一点，她们往往有意把衣服的胸襟湿透，同时使充满汁液的乳 房有弹性地不停颤抖。后来，西贡出现了更多的de sua，以至在一些冷饮店的橱窗上也 公然醒目地写着de sua这样的名字。
然而，所有的de sua最惧怕的并不是警察和歹徒，而是荷枪实弹的士兵们。那些即 将开往前线的士兵对于前途和生命感到渺茫，所以经过西贡之时则到处寻欢作乐。他们 从老兵那里得知de sua是些分泌奶水的娼妓，便四处搜寻那些姑娘，他们非但不给予de
sua任何报酬，反而把她们肆意折磨，甚至带往前线而再也不见回来，略有不从或反抗 者就难免遭到残酷杀戮的噩运。
1972年4月最热的一天，在陈国赞大道聚集着大批开往前线的士兵。我看到那些野蛮 的士兵们竟然将六名青年de sua剥得精光，让她们披头散发，赤着双脚登上一辆带车篷 的MGC式军用卡车。那六名de sua鼓涨的双乳在行走中颤抖着，她们中间年龄最小的只有 十岁左右。围观的市民很多，甚至还有几名越南军官也站在路旁悠然地望着那些野蛮的 士兵把de sua带往前线。
绒给我讲过一名de sua悲惨的遭遇。
那姑娘是在她自己的家门外被士兵捉住的。五名士兵把她押回她的家中进行蹂躏， 然后用枪指着她六十多岁的祖父命令道：“老家伙，马上把你的孙女强奸了！”
那位老人被强行脱光衣服爬到已经被士兵们折磨得不醒人事的孙女身上，直到士兵 们心满意足地离去。然而，几天以后的一个晚上，那些士兵又闯进那名de sua 的家中， 把她带走，再也没有把她放回来。有人看见到她被士兵们拉上军用卡车，带到前线去了。
在越南战争进行到最后几年的时候，西贡市警察仍然每天都在街道上巡逻，但是那 只不过是例行公事而已，他们甚至对于小偷也不再加以理睬。据一名在警察局工作的越 南警察告诉我说，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对战争感到了失望，认为西贡迟早都会落入越共军 队的手里，因此他们尽可能地为自己保留一条将来的出路。
1973年1月28日上午10时，越南南方和北方实现了暂时的停火。继最后一名美国军事 人员于3月23日撤离越南之后，北越政府在4月1日作出了明显的欢迎姿态，并立即释放了 五百九十名美国战俘。
此后的一年异常平静，出现了自从法国远征军于1959年离开印度支那以后的第一个 “和平”年代。然而，那种“和平”却表现为一片令人惶悚的沉默。
作为名义上的文职人员，我在1975年3月越共军队发动大举进攻之后，进入了美国大 使馆。阮文绍总统命令他的军队后撤集结，试图以此来加强军队的战斗力，结果那种撤 退转瞬间变成无法遏止的全面溃败。4月21日，阮文绍总统在电台宣布了他的辞职演说， 并于4月23日乘飞机逃往台湾。
八天以后，即4月29日，当越共军队开始攻打西贡外围的炮声响起之时，我随同美国 大使馆人员及一千名美国人由直升飞机接运离开了西贡。
4月30日，重新上任的杨文明总统（他曾在1963年武装政变后担任过几个月的总统， 后被阮庆将军的另一次政变赶下台）终于通过电台宣布了无条件投降的通告，从而结束 了越南共和国长达二十年之久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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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战前后目击记 八、劫后余生
北越军队于1975年4月30日攻陷西贡以后，很快就统一了越南南方的其它地区，宣布 河内为首都，将西贡市改名叫作“胡志明市”。其后的三年，越共政府除了将全部原越 南共和国军政人员关入监狱或“再教育营”以外，对南方各省的社会经济结构没有作任 何调整，甚至对在那里经营的中国、日本、美国及其他外国商人给予了口头的和书面的 正式许诺。
然而，越共政府总理范文同于1978年3月，在他的统治和整肃工作相对稳定一些的时 候，突然宣布开展“与资本主义作斗争”和取消一切私营企业的运动。
由于越南大部分企业和商业是由中国籍居民经营，并且占有大量的财富和不动产， 因此他们面临着最沉重的打击。在越南战争期间一直支持越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此提 出了强烈抗议，并削减以至取消了对越共政府的援助。据报道，仅在1978年一年中就有 大约十六万中国侨民或祖籍中国的难民被驱赶到了中国境内。
那次强制性驱赶中国侨民的运动作为后来大批的越南难民外逃的信号，越共政府对 所有的人，尤其是被征服的南方人民，显示了越共政府的异常强硬态度。事实上，有些 根本不了解越南的人士将难民问题归结为越南战后的经济困难以及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 系的恶化的观点是完全悖谬的。因为首先被驱逐出越南的，恰好正是能够在恢复经济中 起到非常积极作用的，千百年来在那块土地上进行经营和生产的中国商人。
当然，作为越共政府政策的一个转折点，驱赶中国侨民的运动也并非无关重要，它 如同1955年驱赶、排挤法国侨民一样，是那个民族特有的极端排外情绪的暴露，但越共 政府与吴庭艳政府驱赶外国侨民作法所不同的是，它这次驱赶的并不是自己的敌人，却 是它长达二十年之久的，曾给予它大量支持的盟友。
对于中国人，越共政府在取得最后胜利之前要么是没有过那种警觉，要么就是把那 种警觉隐藏得更深，因为在当时唯一使美国即使在战争升级时也未对北越发动进攻的支 柱，就是站在它身共产党中国。朝鲜战争结束以后，美国人不愿意与共产党中国发生正 面冲突，而且担心战争扩大到更多的国家，这就是为什么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一再拒绝 激烈的阮庆将军要求对北越发起全面军事进攻的根本原因。
被驱赶出境的中国侨民对这种强制性的措施感到疑惑不解，在他们还没有能够懂得 越共政府为什么突然大发雷霆的时候，所有的财产已经被身穿绿色军装的越南军人和警 察没收了，大多数中国侨民逃出越南时，除了身上的衣物之外，一无所有。渡海逃到中 国广西省北海难民营的三十二岁的渔民周荫茂一家居住在越南北部的一个农村里。在他 携带着全家出逃之前三个月，越南警察到他家里通知他，作为中国血统的居民（他具有 越南国籍），他将遭到逮捕，送到“新经济区”去。这是对周荫茂控告越南渔民在他出 海捕渔时轮奸了他二十七岁正在怀孕的妻子，并殴打他的三个孩子所得到的报复。那个 连续遭到打击和威胁的渔民在1978年4月惊恐地把妻子与三个孩子带上一条二十英尺长 （6。096米——译者注）的小船，沿着北部湾的海岸行驶了两天之后，终于到达了中国北 海难民营。
“我的父亲出生在这里。”茂对《新闻周刊》记者白里·卡密说：“所以这几天就 象在我家里一样。”
中国人把周荫茂和另外十九名逃难的渔民编成了一个“生产队”，为他们提供了一 条四十英尺长（12。192米——译者注）的舢板，让他们在那里从事捕渔生产。他们每个 月的工资是二十五元人民币，大致是相当于当时一个中国国营农场普通工人的工资。
“工资并不多，”茂说：“但是我用七元钱就能买一口猪。不管怎么说，这比起我 在越南挣得多了。”
然而，茂一家的遭遇是数十万出逃越南的难民中较为幸运的。中国云南省距离越南 边境六十公里的甘庄林场一千五百多名难民中，三十九岁的郎粲安讲述了越共政府残酷 迫害中国侨民的一个更为悲惨的故事。
安曾经是越共军队的一名军官，他说他根本不知道他的祖籍是否在中国。当他退役 后回到了沿海的家乡，突然被越共警察逮捕，送往一个叫作“新经济区”的地方。那个 “新经济区”位于越老边境的一片原始的热带森林里，既没有食物，也没有居住的地方。 越南警察把他们送到那儿，告诉他们要么想办法活下去，要么就饿死在那里。安到达那 个“新经济区”的一个月里，就有二十名男人和女人死去了。一天深夜，安逃出了那片 原始森林，步行穿过边境逃到了中国云南省的甘庄林场。
“这使林场三年不会得到任何收益。”甘庄林场主任于志会说。“我们用所有的东 西去安置难民了。”
然而无论如何，那些逃到中国和香港的难民的境遇要比至今仍停留在泰国、马来西 亚、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的难民营里难民的境遇要好得多。
1978年5月，越共政府宣布已经将一百三十万城市居民迁移到森林地区居住，并且号 召在以后的三十年中将有一千万居民到那里。这是越共政府在驱赶中国侨民之后的又一 次大规模的清扫运动，而这次运动主要开展在西贡、岘港、芹苴、美荻等南方城市，目 的在于“消除各种资产阶级的势力”。
那个运动使许多越南人，尤其是居住在城市中的市民和商人以及由于参加过前政府 各种组织，刚刚被“再教育营”释放的人员陷于了极度的恐慌之中。他们相继以各种方 式逃离越南，虽然他们的命运充满着凶险。一名四十七岁逃到泰国的西贡数学教师阮厚 卿说：“假如能够住进（泰国的）82号难民营，也许有一天我们将被登记而移民到其它 国家。你如果曾在西贡住过，你就能明白为什么这么多的南方市民要拼命逃跑。即使在 82号难民营等上三年，我也是心甘情愿的。”
象所有的东南亚国家一样，泰国政府也并不象中国那样欢迎难民们的到来，而设在 距离泰柬边境十六英里（25。744公里——译者注）、位于巴真府亚兰镇以北的82号难民 营的情况是所有难民营中最为糟糕的一个。
那是一个象泥塘般的、比足球场还要小一些的难民居住地，最初的设计是容纳八百 人，可是如今已经成为一千九百名难民们的家。那些没有登记造册的人，或是独自，或 是一家人成群结队地越过了泰柬边境，然后便十分拥挤地聚集在二十七个被叫作“老虎 洞”的帐棚里，使得每一个人几乎只剩下了立足的地方。
在难民营的周围，在能向难民营的路上，到处都有强盗进行抢劫和搔扰活动。他们 或是就地抢劫、强奸甚至杀人，或是劫持妇女，特别是年轻漂亮的妇女往往强行驼在象 背上拉走而无人敢管。古已有之的大象驼着古已有之的人民在古老的热带森林中缓缓地 行走着。昏昏欲睡的太阳光照在溪水中，照在河滩上、草木上。在阳光下，大象的背上 一边挂着一个全身赤裸的越南或柬埔寨女人，她们如同是悬垂在大象的身上睡着了，一 动一动，只是机械地随着大象的身体摆动着双腿。她们将被手持斧子和绳索的强盗带到 森林里去。
没有人知道，在这片仿佛荒无人烟的丛山峻岭之中，依然在源源不断地进行着贩卖 妇女的生意。
《时代周刊》驻曼谷局主任戴维·狄沃斯是第一个被泰国当局准许进入第82号难民 营的外国记者，他对此做了大量的指导。在通往边境的山路上，他发现在灌木丛中有两 具爬满苍蝇的尸体和一条女人的花裤子及印花背心。两具尸体显然已被野兽吃过，剩下 的部分也腐臭不堪。经过长时间的辩认，那是一位老人和一个十几岁男孩的尸体，而同 他们在一起的亲人，想必是男孩的母亲或是姐姐，已被劫走了。他们一定做过反抗，而 导致了死亡的结果。戴维·狄沃斯无法掩埋这两具尸体，因为腐烂的尸体所散发出的气 味使他无法靠近。他只能凭借照相机的长焦镜头，对现场作了观察和报导。
在第82号难民营中，已经有许多人染上了疟疾或其他疾病，有的人一直待续了六至 七个月还未痊愈。他们生命所面临的最大威胁就是食品和环境卫生。
难民营中没有一间厕所，当雨季来临的时候，整个难民营便成了一片肮脏和臭气熏 天的烂泥塘。在闷热潮湿的小帐棚里，每家只有一面布帷帘相隔，妇女们也因此常遭到 突然闯入的泰国人的强奸而无人过问。82号难民营的护卫任务是由一些难民松散组织起 来的，当强奸或抢掠发生的时候，这些自卫队实际上是毫无作用的。
留着短发的三十四岁妇女嘉雯毫不隐讳地讲述了她亲身的悲惨遭遇。她丈夫曾经是 一名越共游击队队员，三年前便意外地失踪了。她身边的两个孩子的年龄分别是十五岁 和十二岁。在在这个孩子之前，据嘉雯讲，曾病死过一个女孩。她只身带着两个孩子在 82号难民营里已经住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她无法抵挡夜间出现在她的竹床上的男人们， 她的表情告诉我们，现在她对那种事已经习以为常，无所谓了，只是她不愿意女儿也遭 到同她一样的命运。然而，她一直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
因为担心女儿出事，嘉雯总是让未成年的独生子陪伴着他的姐姐，姐弟俩无论到什 么地方都是形影不离的。可是一天下午她的儿子一个人从外边跑回来，脸上的表情既害 怕又羞愧。原来他的姐姐被两个强盗强奸了。
当嘉雯在儿子的带领下来到离难民营不远的溪边时，女儿还没有穿上衣服，双手抱 着膝盖呆呆地坐在石头上，而两个男人早已不见了。儿子站在远处，她慢地走近了女 儿的身边。女儿发现了她，便把头紧紧地垂在了两腿之间。
当嘉雯对记者讲话的时候，这种一时间所产生的憎恨仿佛更为牢固了。她把女儿带 到溪水中，帮助洗净两腿间的血迹和污物。可是她当时万万没有预料到，她的女儿不久 便会自己找泰国男人睡觉，出卖身子，换回一些钱、药品及食物。嘉雯告诉记者，她对 此无能为力，因为她们都是女儿，“天生就是女人。”
嘉雯一家很少患上疾病，即使患上了疾病也会很快痊愈的，因为她们的身上可以换 回足够的药品。嘉雯认为这是不幸中的万幸，因为没有药品，许多难民都长时间地被疟 疾病折磨之后悲惨地死掉了。
嘉雯不知未来将会是什么样子，她对以后既不担心也不害怕，只是本能地活着。到 82号难民营前，她曾经在西贡开过一间杂货店，西贡陷落三年之后，个人的财产突然被 越共政府强行没收了，并可能把他们送到“新经济区”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