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八股文-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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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是乾隆初方苞奉敕编了《钦定四书文》，后来收到《四库全书》中。明代八股文虽然名家很多，时文选本、专集很多。但没有钦定的专书收八股文。梁章钜《制义丛话》例言中说：
“《四库全书》中，所录历代总集别集，至为详晰，而于制义，惟恭录乾隆初方苞奉敕所编之四书文四十一卷，此外时文选本，及各家专集，一概不登。”
按方苞，字灵皋，江南桐城人（清代江南包括安徽和江苏）。康熙四十五年会试中式，因母病未应殿试归。学宗程、朱，著文严于义法，为古文正宗，是桐城派古文创始人。融古文笔法入八股。乾隆初奉钦命编制艺文明代成化、弘治，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天启、崇祯四集，清文二集。凡例八则。《四库全书总目》介绍云：
“是编所录，一一仰禀圣裁，大抵皆词达理醇，可以传世行远，承学之士于前明诸集，可以考风格之得失；于国朝之文，可以定趋向之指归。圣人之思教无穷，即于是乎在，固非徒示以弋取科名之具也。故时文选本，汗牛充栋，悉斥不录，惟恭录是编，以为士林之标准也。”
“以为士林之标准”，这说的是很重要的，用现代的话说，就是“样板”。广大士子就照着这个标准模式来写八股文。但是文风也在不断变化，一时有一时时尚，同样是八股文，康熙、乾隆各个时期，也有不同的时尚差别。据记载：嘉庆中叶，文体变的怪异，可能受当时汉学考据的影响，参试士子往往寻找僻书字句，以炫耀新奇，显示自己的学问。当时有一御史黄任万，奏请续选“钦定四书文”，以正文体。奉上谕云：
“制义一道，代圣贤立言，本当根柢经史，阐发义蕴，不得涉于浮华诡僻，致文体驳而不醇。自乾隆四年，钦定四书文选，凡前明大家名家，悉按其世代裒次。而于本朝文之清真雅正者，一并采列成编，选择精严，理法兼备，操觚家自当奉为正鹄，乃近科以来，士子等揣摩时尚，往往摭拾《竹书》、‘路史’等文字自炫新奇，而于经史有用之书，转未能潜心研讨，揆之经义，渐失真源，今该御史奏请修正文体，固为矫弊起见。但折内所称欲另选近年制义，以附《钦定四书文》之后，此则尚可从缓。试思近时能文之士，求其经术湛深，言皆有物者，未必能轶过前人。即广征博采，亦恐有名无实。是唯在典司文衡之臣，悉心甄别，一以‘清真雅正’为宗，而于引用艰僻，以文其固陋，专尚机巧，以流入浮浅者，概屏置弗录，则海内士子，自各知所趋向，力崇实学，风会日见转移，用副国家振兴文教至意。钦此。”
这篇“上谕”较长，在此全文引用，除说明当时八股文风情况外，有一点却十分值得赞赏，就是对御史奏请续编“钦定八股文”全无兴趣，而指出“即广征博采，亦恐有名无实”的本质，十分坦率可取。使人不免想起近年不少大部头书，种种“辞书热”，辗转剪贴（连抄袭都不肯），似乎自知之明差多了。当然为了发财那是例外。
七是钦定的统一衡文标准，就是上段所引嘉庆上谕中“清真雅正”四字，不过这不是嘉庆定的标准，而是他祖父所定的。据梁章钜《制义丛话》记载：雍正十年，始奉特旨晓谕考官所拔之文，务令“清真雅正，理法兼备”。乾隆三年，复经礼部议奏，应再饬考试各官，凡岁科两试，以及乡、会衡文，务取“清真雅正”，以为多士程式。乾隆十四年，复奉“上谕”云：
“国家设科取士，首重在四书文，盖以六经精微，尽于《四子书》。设非读书穷理，笃志潜心，而欲握管发挥先圣之义蕴，不大相径庭乎？我皇考有清真雅正之训，朕题贡院诗云：‘言孔孟言大是难。’乃古今之通论，非一人之臆说也。等因钦此。”
梁章钜于此则笔记后小结说：“是‘清真雅正’四字，代圣贤立言者，非此不可，宜乎圣训相承，规重矩袭，永为艺林之矩矱，制义之准绳矣。”可见这四字，是清代八股文评价的法定标准。俞曲园《曲园课孙草》序言中说：“教初学作文，不外清醒二字。”这也是按照这四个字的法定客观最高评价，进行按程序教学的。梁章钜《制艺丛话》卷二十一记云：
“余五上公车，惟辛酉科以回避未入场，前三科皆荐而不售。第一科为乾隆乙卯，房师胡果泉克家批曰：‘文笔清矫’。第二科为嘉庆丙辰，李石农师銮宣批曰：‘格老气清’。第三科为己未，吴寿庭师树萱批曰：‘词义清醇’。每次领回落卷，必先呈资政公。公一日合阅之笑曰：‘功令以清真雅正四字宣示艺林，而汝文只得头一字，毋怪其三战而三北也。’余不觉爽然若失。迨壬戌科，立意欲以词藻见工。又闻纪文达师为总裁，最恨短篇假古文字。故于首艺竭力降格为之。中二比云：
古未有为君而见疑于人者，而艰贞蒙难，至文王始际其难。夫受命改元之迹，后世可断其必无，而阴行善政之疑，当日几无以自解。则子民将嫌于震主，怀保且指为阴谋，尽君之心而不克释臣之憾，固时事之未可轻言者也。
古未闻外臣而见忌于内者，而毁谤丛生，至文王始极其变。夫崇侯之谗，犹以小人而中君子；而祖伊之告，竟以忠臣而忌忠臣。将加之罪，固无补于圣明；即不加之罪，亦何减于忧患。竭臣之力，而祗以彰君之非，斯又圣人所不忍当此者也。
后二比云：
畔援歆羡之悉泯，无私乃为博爱之原，盖仁所从生，文王实身入其中而深知其故。其统斯民而被之者，其先斯民而全之者耳。视如伤者仁心，不敢侮者仁政。想当年勤勚多端，惟此祥和无己之心，虽至难甚有以相赴。所以洛西除刑之献，以纍臣而感动天朝。
雍宫肃庙之交修，主一实为靖其之本，推敬所由立，文王独精于其体而妙于所施。其臣节之无少亏者，皆其圣功之无或及者也。翼翼者敬之原，祗祗者敬之实。想当日危疑交迫，惟此旦明不渝之志，历万变而不离其宗，所以汝坟恨乱之词，虽邦君而不忘王室。
本房韩湘帆师抡衡批云：‘酣畅流丽，典雅之章。’却无清字，始悟闱中风气果在此而不在彼也。”
这个例子很有趣，不妨略作解说：按所说乾隆乙卯、嘉庆丙辰、己未三科主考官房考官及试题均载于法梧门（式善）《清秘述闻》一书。“壬戌科”是嘉庆七年会试。则载于王家相《清秘述闻续》卷一，具体记载如下：
“嘉庆七年壬戌科会试，考官：礼部尚书纪昀字晓岚，直隶献县人，甲戌进士。左都御史熊枚字谦山，江西铅山人，辛卯进士。内阁学士戴均元字可亭，江西大庾人，乙未进士。内阁学士玉麟字振之，满洲正黄旗人，乙卯进士。
题《为人君止》四句，《道之以德》一节，《居天下之》三句。《赋得‘山辉川媚’》得‘藏’字。
会元吴廷琛字震南，江苏元和人。
状元吴廷琛字震南，江苏元和人；榜眼李宗防，字芝龄，江苏山阳人；探花朱士彦，字郁文，江苏宝应人。”
梁章钜所说“纪文达师为总裁”，不但这科是，嘉庆元年丙辰科也是礼部尚书纪晓岚挂帅，为阅卷大臣总裁。所记三题，首题“为人君止”四句，见《大学》，原句是：
“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
题目删去后三止、六句，只出了四句。这四句是赞美周文王的，前面引了《诗经》句子：“穆穆文王，于缉熙敬止。”这章书是释“止于至善”的，用一句通俗的话说，就是适可而止，恰到好处。朱注云：“诗，文王之篇，穆穆，深远意……引此而言圣人之止，无非至善，五者，乃其目之之大者也。”梁章钜这中二比、后二比四股文章专写文王，集中写“君、仁、臣、敬”四字。文王是纣的臣子，纣王被武王所灭，建立周朝，武王又尊其父为文王。又成周朝开国之君。四股文章一弹三叹，反复论证这四个字文王如何止于至善处。文章有内容，有文彩，有气势，即使现代人读起来也很有意思。评语是很中肯扼要的。有“雅”字而无“清”字，可见“清真雅正”四字，“清”似乎是初步的，清楚、清晰、当然“一清如水”，也是很高的境界，“真”应是真实、率真、醇真，不做作。“雅”的标准是什么，它排在第三个字，“典雅之章”，比“清矫”、“清醇”等似乎好看多了。因而只是“清矫”等等，虽由分房阅卷官荐给主考官，却未取中，写出“典雅”文字，才入了试官眼，中了进士。丙辰科总裁也是纪昀，梁的荐卷批语是“格老气清”，却未取中。这科相隔七年，同样是纪昀总裁，却取中了。也可见这七年功夫不是白下的，至于最后一字“正”字，那就更是封建时代衡文的极限。谥法上文下加一正字，也不容易，如宋代范文正公，清代曾文正公等等。大概要十分圆满才能当得一个“正”字。八股名家韩菼后，追谥“文懿”，当时上谕云：“谕旨，故礼部尚书韩菼，种学绩文，湛深经术，其所撰制义，清真雅正，实开风气之先，足为艺林楷则，从来未邀易名之典，着加思追谥。”这就“清真雅正”，四个字都有了。
八是要“磨勘”。所谓“磨勘”，就是每届乡试、会试之后，为防止敝端，把取中的卷子，派官拿来重新研究，如发现毛病，便要追究；纵无毛病，也可以研究文风，观察士子思想动态，这在清初是十分注意，十分认真的。在乾隆时，更加注意此点，乾隆每每亲自过问。戴璐《藤阴杂记》记云：
“自己卯严磨勘之条，顺天停科四人，亦有幸免者，有诬指者。壬午勘卷，某摘一用‘社稷镇公子’卷应议，裘文达公充大磨勘官，心疑非杜撰，归第问公子麟，对以句出《国语》，客有以出《左传》对者，命立取书以证，果出《左传》，遂长跪而几受责，时麟己官编修矣，自是勘卷不敢妄加指摘。庚寅顾天骏五十外中举，题为《孟公绰……》节，用‘国狗之瘈’句，为大磨勘指出停科，安得有文达虚心查《左传》而救之。”
戴璐所记：“己卯科”是乾隆二十四年，“壬午科”是乾隆二十七年，庚寅是乾隆三十五年。裘文达公是裘日修、字叔度，乾隆己未进士，江西新建人。累官礼、刑、工部尚书，替乾隆编过不少书，学问很好，但《左传》忘了。按《左传》是当时八股文教育中的必读书，这些“大磨勘”居然忘了，可见不知多少人因磨勘而被诬指了。
据记载乾隆十九年，甲戌科会试首题为《唐棣之华》至《未之思也》。场中士子，有用“肠一日而九回”句者。上以言孔孟言，不应袭用《汉书》语。先是派方苞选录《四书文》颁行，至是令再颁礼部、顺天府，各于外帘存贮，俾试官知衡文正轨，并严重磨勘。著以下科为始。磨勘诸卷俱于卷面填写衔名。据此可知当时磨勘多么重要。其他具体例子的记载还多，不一一赘举了。
说清代八股文，必然先要知道一点清代八股的特征，以上八点，可供参考。不过所说大多是具体的规则条例等等。至于文风派别，因太抽象，要举大量原文才能比较，今天亦难说清，不多赘述了。
第十三章：八股与古文
说起八股文，现代人一看到“文”字，每每联系到现代“文学”，即英文（literature）这一概念。或单纯地看作是科举考试的文体。这样以之比较古代其他作品、其他著述，认为没有价值，不值一顾，这种较有局限性的看法，使人们对于八股文的看法十分偏颇，更谈不到深入去理解它，把它同历史文化割裂开来，这是很遗憾的。如认识全面些，首先要改变这两种偏颇的看法。第一就是不要把八股文与今日所说的“文学”联系起来，比较它的文学价值等等。在“文”的概念上，在“文学的”概念上，对于历史上的东西，要多用中国传统概念去理解。“文”，“物相杂故曰文”。《易·系辞》，“五色成文而不乱”。《礼·朱记》，“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郑注：“文，道艺也。”朱注：“文谓诗书六艺之文。”又见《论语·子罕》：“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朱注：“道之显者谓之文，盖礼乐制度之谓。”又见《论语·雍也》：“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再看“文学”，《论语·先进》，“文学，子游、子夏”。疏注：“若文章博学，则有子游、子夏二人。”近人章太炎著《文学总略》则谓：“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综上各条所释，可见传统“文”、“文学”的概念内涵，远远超出西方所谓“文学”的概念内涵，要大的多，广的多，自然也深的多。因此理解和联系八股文这一历史事物，其“文”的内涵比较，不能仅限于“文学”，而必须扩大到传统文化的整个内涵。第二就是不只把它看成是一种科举考试的文体，而必须把它看成是一种文化教育、学习作文和科举考试的文体。这样才比较全面些。既然是关系到文化教育学习作文和科举考试两个方面，因而它的历史影响就不仅限于科举考试一个方面，而必然联系到整个受文化教育的广大社会阶层，及整个文化界。事实也证明如此。试看清末张之洞编的《书目答问》后面所附的清代学人表，经学家（包括汉学和宋明理学）、史学家、小学家、辞章家、诗家等，这是个遴选十分精到的清代学人名单，其中绝大多数都是科甲出身，大多都是进士、翰林。再看《清史稿》除大臣列传而外，其他“儒林”、“文苑”等列传，基本上也都是科甲出身，一般都是进士、翰林。只有极少数不是，而也是从小学八股文作文，却未考上举人、进士的人。因此说到八股文，必须注意到这一重要的历史事实，即明、清以来一切知识分子，不管对历史文化作出过贡献与否？在其受教育的过程中，在其学会用文字写成文章的过程中，在其思维的形成过程中，都无疑问地受到过八股文的影响。既然这些人受到过八股文的影响，那么这些人不管是成家与否？其作品种类如何？流传广不广？也都受到过八股文的影响，总的说来，也就是明、清两代八股文对这一历史时期各种文化领域的影响，这是客观存在的。
近人陈柱在其所著《中国散文史》第八编中，特别标题为《以八股为文化时代之散文》，这一提法，概括了明、清两代一些著名散文家的特征，是比较符合历史事实的提法。尽管陈氏晚节有亏，但本着不以人废言的观点，其文化史观，还是有见地的提法。
八股文盛行于明代，明代有八大家之称，这八家是吴县王鏊、武进唐顺之、常熟瞿景淳、武进薛应旂、昆山归有光、德清胡有信、归善杨起元、临川汤显祖。而这八家中，却有两家是明的古文家，那就是唐顺之和归有光，归的名望犹其大，直到今天，中学教材中还常常选他的《项脊轩志》。近人钱基博《明代文学自序》云：
“自来论文章者多侈谈汉、魏、唐、宋，而罕及明代，独会稽李慈铭极言明人诗文，超绝宋元恒蹊，而未有勘发。自我观之，中国文学之有明，其如欧洲中世纪之有文艺复兴乎？……至八股文，则利禄之途，俗称时文者也。然唐顺之，归有光，纵横轶荡，则以古文为时文，力求返虚入浑，积健为雄，虽与诗古文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