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八股文-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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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就是起到严格的训练思维能力的作用。
命题作文，是限制思维的训练，即把作文人的思维限制在题目的范围内。而题目又出自《四书》的范围内，这就是更小范围的限制。而题目又多种多样，有的有内容、有话可说，有的却无内容，或过空、或过小、或不可理解，这样就把作者的思维限制在一个极小的圈子中。天常日久，这样习惯于这种思维的人，思维习惯，便易于集中。遇事不会漫无边际去乱想。人的思维能力成熟健全与否？主要靠四方面：即天赋智慧、知识掌握、社会生活经验、后天训练。幼年、青年时期，知识和生活经验都缺乏，其思维能力，极为幼稚，正是限制思维训练的好时机。命题作文，看似束缚思维，实际正是引导其思维方法，思维范围。如任其自由思想，则头脑空空，漫无边际，不知想什么好。智慧出众者，便展开不切实际的幻想；智慧一般或较差者，则头脑空空，不知想什么，把人文思维，视为畏途，遇事不用大脑，只会服从命令听指挥，这是自由思维教育方法的最大坏处。因而限制思维是训练思维能力的第一步，其效果在于训练其集中性，几百年的八股文教育在培养其各个历史时期的人才中，是起到这个作用的。
八股文教育在命题作文、限制思维的训练中又分作几个步骤。规定先作破题、承题，在前面各篇中，不少都已说到，这样的要求，在限制思维训练中起到什么作用呢？说的简单明确些，是训练其思维方法的步骤，及其敏锐性。即在题目所限制的客观范围内，首先要抓住其极为主要的两个方面，然后以此为中心逐层分析之，但这又不像现代教育中的数学、有数字可据，规律可依，轨迹可循，而这种题目则大多是道德伦理、政治经济、社会心理、人际关系、历史事件、学问修养等人文现象，只有孔孟言论作为标准，这样一下子抓住所论述的中心，而且还要一下子破开对立面，这种要求，其难度，老实说超过现代教育初等数学演题。这既要大运动量的严格训练，又要求有一定的天赋智慧。如说以《四书》命题作八股文的训练是训练其限制思维的集中性，那么破题便是限制中的限制，就是有力地训练了其限制思维在相对集中条件下的准确性、敏锐性。
八股文在写法上每股对仗特征，前面各篇均已作充分论述，这样的写法，当然首先要求习惯于这样的思维，即想到一面，同时想到另一面，想到前、即想到后，想到左，即想到右……相反、相成、并列、对照、次第……等等，总之天下万事万物、自然人事，没有一样是孤立的，因而这八股文的思维训练，就是使人从训练中，自然养成思维的全面性、辩证性。而克服片面性、极端性。自然这也是从小训练有素，并非一蹴而就的。
综上所述，可见八股文教育所起的最大作用，就是以《四书》命题作文的严格限制思维的强化训练。训练其限制思维能力的集中性、准确性、敏锐性、全面性、辩证性。达到这一目的：即在限制思维的范围上，是一部《四书》，旁及五经、史、汉古文等等，总之不外孔孟言论，儒家传统朝代历史，这样在思想体系上，保证了它的纯洁度。而在处理事物的能力上，思维能力又集中、准确、敏锐、全面、辩证。作到这点自然是与天赋和努力苦功分不开的。清代人常说：“聪明人学会八股更聪明，笨人学会八股更笨。”这话说的很有趣，却也很实在，一点不差。学与不学大不一样，训练与不训练也大不一样。天赋聪明的人，如受了八股教育，不但掌握了传统文化知识，其思维能力也受到长期的正规严格训练，其思维能力在原有智慧和训练效果的结合下，正所谓如虎添翼，必然有了更大程度的提高。其办事能力就更无往而不利了。道理其实很简单，人的大脑思维能力，也同四肢运动能力是一样的，自然状态的先天天赋，如再以后天的严格训练加强之，自然完全不一样。训练乒乓球运动员，大运动量抽一个角，一抽就是几千次、几万次，抽左就是左，抽右就是右，不允许其自由打，经过多少天、多少个月强化训练，落点极为准确，然后临战自由发挥，那就得心应手，极为自由，想到那里，打到那里。体育技能，如此训练，人能理解。为什么脑力训练，思维能力训练，人们不能理解这一科学规律呢？要理解限制思维的严格训练，正是要使之在自由思维时能够无往而不利。想来八股文教育所起的思维能力训练作用的奥秘就在于此。自然这也要有一定的天赋智慧作基础，并不是人人能作到此点。智慧差的人下加倍苦功，在形式上掌握这一思维方法，不能活用，就不免要变为迂夫子，思维更加机械，那就是笨人学会八股更笨的原因了。
八股文教育的目的，是为了科举考试，而科举考试的目的，是为了按期为国家遴选行政官吏人材。它的教育手段、遴选方式、最终目的，都是十分明确的。直接目的不是培养文、史、哲学者，更不是现在所说的什么文学家之类的人物，因此只用现在的情况去理解历史上的八股文教育，那必然是不得要领的。
第三方面是遴选人材，安定社会方面的作用。这自然与科举考试制度是分不开的。唐代科举取士，遴选人材，参试举子，云集长安，留下“槐花黄、举子忙”、“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等谚语、诗句、政治名言，这一十分合理的抡材大典，在中国延续了近一千三百年。明代以八股取士，更为制度化。清代完全沿续使用明代的办法。考试情况，前面已有两篇文字说明，兹不再赘。这里只说明其作用。一是三级考试，即府、乡、会试，用八股文考出来的正途出身人选，相对说是比较有能力的行政官吏。是清官吏的主流，由京城各部到外州县都是如此。小到教谕、县丞、知县、各部主事之类的基层官吏，大到各部尚书、军机大臣，基本上都是八股文考试会试、殿试得中的人，在这些参试者中，都是比较杰出、冒尖的人。二是八股考试相对公平合理，纵使农村、边远地区，不少寒家子弟，也能按固定比例，及时涌现出来，担任官吏，得到社会公认和重视，都以科甲出身为荣，比现在的所谓民意选举，更真实、更实际。因为所谓“民意选举”，纵使没有弊端，也总免不了有力者指定、拉关系、自我宣传等虚伪成份，并不真正能使洁身自爱的贤俊之士涌现出来。三是八股文考试的范围和困难机械的文章格式，既便于参试者用功准备，又便于考试后比较成绩。因其既有机械比较，又有感观比较。前者比形式、比表面文字。后者比内容、比思想、比气质。清代规定八股文考试文章的评价标准是：“清真雅正，理法兼备。”这八个字既有其机械处，又有其灵活处。而且还有一定的深度。不比于现代数学考试，不管题目多难，对就是对，错就是错，即使有不同解法，差异并不太大。而八股文考试，就在这八个字的标准中，也相差很大，又可分出不同的名次，每次一二三名的卷子刻印出来，都能得到社会上广泛的承认，这才叫真正的透明度。四是才俊之士，不论家境如何，年龄大小，一经考中，便可平步青云。这样使广大年青有志之士，有努力方向，有发奋目标，不致徬徨，不致失望，不致不安分、铤而走险，将所有精力，都投身于所谓的“举业”，这样就既保证了国家的用人，不断有新人接替上来，又保证了社会安定。总上四点，就是第三方面国家遴选人材，安定社会的作用。
以上三方面的作用，是指八股文及八股文考试在历史上、或者具体说在清代长期封建统治时期所发挥的作用。这是用现代的观点回顾历史分析所得，并不是当时人就有这样清晰的认识，也并不是故意作翻案文章，说八股文好的不得了，为这一死亡了近一世纪的文章唱赞歌。但它是历史的实际存在，而且寿命长达五百年，今天研讨历史，如对这一五百年中政治、文化、教育、社会及绝大多数历史人物关系极为密切的八股文，没有一个较为符合历史客观实际的较为科学的分析认识，那又如何能解释明、清两代的历史呢？为此试着对它作一些较为科学历史评价，认识一下它的客观作用，写了这篇简略历史作用试析。这样前面各篇的介绍也就有了目的和意义，不是无聊地讲说陈年故事了。
第十八章：八股的历史负作用
友人寄来了三本《读书》杂志，拜读之后，发现其中两本刊载的三篇文章中，都与八股文有关，而且其中两篇，在题目中就有“八股文”三个字，有的文章开头说：“最近研究八股文的大作很多。”又有的文章说：“八股文好不好，近年来有人重提这个问题。”看了这些文章后，不由地使我大吃一惊，想道冷门货怎么会一下热起来了呢？原来无人问津，现在忽然又议论纷纷，可惜我一向孤陋寡闻，不知除《读书》杂志所刊载者外，还有那些谈到八股文的文章。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事要关己，自然不免要多注意一些。这也是人之常情。早在十一二年前，我曾写过一篇《八股文三问》——请注意，这不是以老王麻子自居，要申请专利权——当时人们对此还不感兴趣，我的这“三问”又长，没有杂志能发表，我编入杂著集《水流云在杂稿》中，虽然拖了几年，但今年已出版，在此不必多说。但是我带着历史认识的疑问，对此仍感兴趣，因为在“三问”中有些疑团尚未解决，还未得到较为科学的理解。三年前，人民大学出版社来信让我写本有关清史的小书，题目让我自己选，匆促之际，我便回信说写本《清代八股文》，直到今年春节前才交稿，在后面《历史作用试析》一篇，自认为对其作了一些较为科学的历史认识。不过只是作了正面的历史作用的评价。原来感到其反面的坏作用，历史上及社会上说的很多，早已是老鼠过街，人人喊打，尽人皆知的了。似乎用不着我再说。但这样一来，我的分析就变为一头沉，只有正面的、而没有反面的，不但论述不全面，进而似乎是为十恶不赦的八股文唱赞歌了。自然不能为人所接受。八月间，应台北中研院文哲所之邀，前去访问，将书中最后两章“历史作用”及《八股文与清代小说》作了发言，讨论会上，戴琏璋、刘述先二位教授，均建议在分析其正面的历史作用后，再分析一下其历史上的负作用、或叫反作用，才更全面，自不敢说我有从善如流的美德，但我仔细一想，的确应该再用现在的较为科学的观点，把它在历史上的负作用，也就是弊端、坏处清楚地认识一下。
历史上骂八股文的语言、事例原是很多的，但情况不同，比方说好多书中都记载明代亡时，有人用红纸大书“奉送大明江山一座”，下写“八股朋友同具”，（亦有记为“谨具大明江山一座，祟桢夫妇两口，奉申贽敬，晚生文八股顿首”）这些显然是愤激之语，如果明亡原因归在八股文上，那清朝进关，顺治二年又用八股文考试，一下子开创了二百多年的安定政治局面，又该如何解释呢？显然不能这样简单地下结论。顾炎武《日知录》中对八股文有简明详尽的说明，但他也说八股之害，甚于焚书，把八股文对文化的破坏和秦始皇焚书并举，说的这么严重，这话很值得我们思考。作为历史现象，为什么这么说呢？即八股文的读书范围：第一是《四书》及朱熹注解，过去有一部《四书备旨》，是学八股的第一读物，其他五经、唐宋八大家古文、唐诗、时文、试帖诗等。读书人最大的诱惑是科举得中，功名利禄，为此必需读以上这些书。其他书在科举得中之前，自然无暇去读，而得中之后，大多数人热衷于作官，自然更不会去读书。只有少数人功名得中的早，而又对读书感兴趣，成为各方面的学者。或者极少数未得中功名，落魄书生，而偏是读书种子，读了不少书，有了很大学问，如写小说的蒲松龄、曹雪芹等人。从这个角度看，顾炎武所说的八股之害，甚于焚书的说法是可以理解的。自然这也是相对的，一方面是大量学子，为了应付科举考试，囿于八股文所限范围，只读《四书》、五经、高头讲章，不读其他书，因此其他好书虽多，却不能让广大学子去读，这等于不焚之焚，不但焚书恶名，却收焚书效果。自汉代董仲舒罢斥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到八股文时代的几百年中，恐怕是读《四书》五经最专一的时代了。二是只有极少数人读其他方面书，不过在“八股文”的基础上，转而读其他书，效果也很好，清代众多学者、学术成就便是明证。这是一个很突出的矛盾。在理解顾炎武的话时，也必须注意到。再有八股出身的人，一般都知道尊重读书多的人。这类故事很多，在此不多引。因而从顾炎武这样大学者看来，八股之害，甚于焚书自是客观事实。因为他读的书太多了，而且注意实学，不仅限于《四书》、五经这点专为作八股文而读的书。但从历史理解、及从他以后清代的学术发展来说，他的说法，也还是相对的，但读书少总是其历史负作用之一。
在此之后，批判八股文，最重要的是乾隆三年兵部侍郎舒赫德所上请废除八股文奏疏中的话：
“时文托空言，不适于用，墨卷房行，辗转抄袭，肤词诡说，蔓衍支离，苟可以取科第而止。”
舒赫德的奏折交礼部议后，虽经当国者军机大臣鄂尔泰反对，没有废除八股文，但对舒赫德所论，不得不承认正确。其覆奏疏中说：“科举之法不同，自明至今，皆出于时艺。科举之弊，诗、赋尚浮华，而全无实用，明经徒事记诵，而文艺不通……时艺之弊，今该侍郎所陈奏是也。圣人不能使立法之无弊，在因时而补之……”从原奏及覆奏中，都可以肯定一点，就是八股文全是空话，无补实用。这一点影响很坏，一直影响到后来的所谓“洋八股”、“党八股”等等。
八股的空话与后来八股式的空话，在形式上可能差异很大，而在其空洞无物上是一脉相承的。有的一时认为很好的文章，而仔细一看，仍是空洞无物的废话。文廷式《闻尘偶记》记山西“妻子好合”一节题，解元文起比：“世有不爱父母之人，断无不爱妻子之人”、对句为“世有无兄弟之人，断无无父母之人”。这可作为空话、废话很好的例子。（不过文此则偶记未记解元姓名，亦未记那一科。翻捡《清秘述闻》续集、再续集，同、光各科山西乡试均无是题，或非乡试闱墨。）总之空话连篇是其历史负作用之二。
第三是浪费青年学子精神，甚至到中年老年。江国霖《制义丛话》序中说：
“制义指事类策，谈理似论，取材如赋之博，持律如诗之严。”
这是概括地说八股文之难作，的确在中国历史上各种文体中，从先秦散文、诗、骚直至唐宋古文、骈文、诗、词、曲，从形式上说，似乎都没有八股文难学。学会写八股文、能够完篇，已不容易。如再从小题到大题，从形式上完篇，再到写得好，那就更难。参加考试秀才、举人、进士一步步考上去，那更是难上加难。而几百年中，科举考试，以此作为最重要的标准遴选人材，因而八股文考试，在很大程度上说，是一种智力测验，即通过考试，使天分较高的涌现出来。乡、会试考中率一般只百分之二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