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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清代八股文-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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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鹿门、归、胡、陶、董之制义者乎?”
  这一则笔记以猪比八股文,其他还有记秀才考试自撰典故,有所谓“自双槐夹井以来”及“九刁九骚,三熏三栗”等笑话,于试者均名列高等。都是笑八股文不通,考试官无知,为考生所骗的故事。
  李慈铭《越缦堂日记》中《桃华圣解盒日记》光绪元年六月记八股文云:
  “论其学则不辨汉宋,论其文则不辨之乎,童而习之,破旧之《四书》,长而效之,录旧之墨卷。其应试也,怀挟小策,其应制也,砚摩争光,明人谓三十年不科举,方可议太平。余谓苟不得已,亦当减天下学额三分之二,停选科举三十年,始可与言品节、政事、文学也。”
  李慈铭道光三十年、即公元一八五0年就中了秀才,但直到同治九年庚午,即公元一八七0年,足足经过了二十年才考中举人,又过了十年,直到光绪六年庚辰,即公元一八八0年才考中进士。前后足足三十年,在科举道路上十分艰难。写这段日记,骂科举制度时,虽已以学问名满京师,但还没有考中进士,固可见科举制度之弊,亦可见其满腹牢骚了。
  曾国藩是进士出身,又作了大官的。《曾文正公文集》卷二中说到八股文道:
  “自制科以《四书》文取士,强天下不齐之人,一切就琐言之绳尺,其道固已隘矣,近时有司,又无所谓绳,无所谓尺,若闭目以探庾中之黄,大小惟其所值,士之蓄德而不苟于文者,又焉往而不见黜哉?”
  这也是认为以八股文取士,这个办法已经很狭隘,而衡文的人又没有水平,没有标准,只凭个人主观瞎摸,许多有品德不苟且为文的人,又怎能不被排斥呢。而曾国藩是锐意功名,特别重视科举的人,而对八股取士,也尖锐地指出其弊端。但却未说明其本质及解决办法,可见纵使如曾国藩这样的人,对八股文也只是表面上消极地认识,并未深入理解。只从衡文“绳尺”着眼,本身就是十分困难的。实际八股文本身的种种困难,从内容命题到表现形式,刁钻严格的限制格律,本身就是为了评文时便于区别高下,也就是所谓“绳尺”,但它毕竟仍然是抽象的,非具体的,况掌握的人水平也大有高低,又哪能百分之百地公平呢?个别“蓄德而苟于文”的倒霉者被黜,自然也是在所难免了。试问古往今来,那一次考试,没有几个侥幸者,没有几个意外倒霉者呢?科举考试八股文是这样,后来的策论考试,以及学校考试、各届高考,不也有类似情况吗?
  清代学人在著作中批判八股文,揭发其弊端的文字是很多的。这里只引未考中的钱泳、由秀才蹉跎三十年才考中进士的李慈铭、进士出身,又入翰林院、最后作了两江总督的所谓同光中兴名臣曾国藩三人的话作为代表,以见较长的历史时期中对八股文的议论,大多是指其弊端的。其他不必多引,只此亦可见其一斑了。
  学人们在著述中说八股文好的较少,但是也有,除康熙时反对废止八股文的黄机、王士桢、雍正时反对废止八股文的张廷玉、乾隆时反对废止八股文的鄂尔泰等人议论,在前文已引用外,这里再引一两一般学人的意见。王士祯《池北偶谈》记云:
  “余友一布衣,甚有诗名,其诗终格格不通,以问汪钝翁。曰:此君正坐未解为时文故耳。时文虽然无关诗与古文,然不通八股,理致终无由分明。近见《玉堂佳话》:言作文字当从科举中出,不然,则汗漫披猖,出入终不由户。”
  这段笔记是十分值得重视的,它似乎已说到八股文的本质上,比黄机、鄂尔泰等人对八股文认识要深刻的多。如用现代的科学观点去分析,那可说的很多,留待列专题细述之。在此先不多赘。
  王士祯是反对取消八股的,前面已引过他的话,所见也只一般,但他是清初大诗人,学界泰斗,当时诗人都以列渔洋山人门墙为荣。他是十分聪明的,顺治七年十七岁,以第一名中秀才,顺治八年十八岁,以第六名中举人,顺治十二年,二十二岁会试以第二十六名中进士。少年科第,汪钝翁名琬,长洲人,也是顺治进士,是与侯方域、魏禧齐名的古文家,又是少年科第进士出身,自然也是八股文专家。因而他不但不反对八股文,且较有深刻的认识,可以代表八股文争议的另一面。
  到清代末年,废除八股之前,关于八股的争论,仍囿于清代前、中期的论点。《清经世文编》卷一二0载李长源《考试论》云:
  “中国之士,专尚制艺,上以此求,下以此应。将其一生有限之精神,尽耗于八股、五言之内,外此则不遑涉猎,及夫登第入官,上自国计民生,下至人情风俗,非所素习,措置无从,皆因仕学两途,以致言行不逮。”
  所论也还只是专讲八股,没有其他知识,学用不一致,言行不统一等表面现象。因而也禁不起反问。如光绪时朱瞑庵《时艺论》(收入其所著《雨窗消意录》卷一、瞑庵名克敬,字香荪)中就反问“今之精通夷务者,无过李(指李鸿章)、郭(郭嵩焘)、沈(沈葆祯)、丁(丁宝桢)诸公,之数人者,皆由时艺致身,初无隔膜之患,岂其性之独异哉?夫亦道光以前之科目不废读书耳,然则时艺何尝不可得人也。”照朱瞑庵的说法,似乎能作八股文,再去讲夷务,学外国事,也无往而不利了。这论调有似《儒林外史》第十一回鲁编修的话:“八股文章若做的好,随你做甚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讲究,任你做出甚么来,都是野狐禅,邪魔外道。”从康熙时汪琬的话,到《儒林外史》鲁编修的话,直到清末朱克敬的话,是一条轨迹下来的,是八股文的拥护派,道理安在呢?想想也是很有趣的。
  清代末年甲午之后,中国打了大败仗,世界思潮冲击中国,到戊戌政变时,新旧思想已逞短兵相接之势,八股文到了垂死阶段。《戊戌政变记》卷三记云:
  “戊戌三月,梁启超等联合举人百余,连署上书,请罢八股取士之制,书达都察院,都察院不为代奏,书达总理衙门,总理衙门又不为代奏。当时会试举人,达辇下者,将及万人,皆与八股性命相依,闻启超等此举,均疾之,若不共戴天之仇,遍放谣言,几欲殴击。”
  同书记戊戌五月初五日上谕:
  “我朝沿宋、明旧制,以《四书》文取士,康熙年间,曾经废止八股,考试策论,但不久即复旧制,一时文运昌明,不乏通经致用之士,乃近日风尚日漓,文体日敝,若不随时变通,何以励实学而拔人才,着自下科为始,乡会试及岁科各试,向用《四书》文者,一体改用策论。”
  但同年六月陈宝琛、张之洞等所议“科举章程”,乡会试第三场,学政各省岁科试正场,仍用《四书》文。就是并未完全取消八股文。但这也只是帝党的主意。八月初六戊戌政变,囚光绪于瀛台,西太后那拉氏重新垂帘听政之后,于八月二十四日又下“上谕”:复八股取士之制,罢经济特科。不过这只是出于一时的政治需要,并不是说八股文还有生命力。因为争议了几百年的八股文,到此时只是回光反照了。过了三年,庚子之后,于光绪二十七年辛丑十月下了废除八股文的上谕。据《光绪东华录》卷一七零辛丑十月记云:
  “礼部奏,本年七月,奉上谕,着自明年为始,嗣后乡会试,头场试中国政治史论五篇。二场试各国政治艺学策五道。三场试《四书》义二篇,五经义一篇。合校三场,以定去取,不得偏重一场,生员岁科考试,仍先试经、古一场,专试中国政治史事及各国政治、艺学策论,正场,试《四书》、五经义各一篇。考试试差、庶吉士散馆,均用论一篇,策一道,进士朝考,论疏、殿试策问,均以中国政治史事及各国政治艺学命题。以上一切考试,凡《四书》、五经义,均不准用八股文。”
  八股文的历史到此结束了。又过了三年,科举考试也结束了。清代最后两科会试:癸卯科状元山东人王寿彭,甲辰科状元刘春霖,会试时都不是写八股文,而是改写策论了。甲辰之后,科举也停止了。
  第四章:科举考试关系之一
  八股文是专为科举考试及其他考试所规定的一种特殊文体,因而解说清代八股,也必须概括地介绍一下清代的考试制度。在前引《光绪东华录》辛丑十月所记不准使用八股文的各种考试中,曾说“嗣后乡、会试”、“生员岁科考试”、“考试试差、庶吉士散馆”、“进士朝考、论疏殿试策问”等几种。这里说的很概括,把出身考试和差事考试并在一起说,看来也很简单,实际上则不然,清代的法定考试制度,说来则是很复杂的。而且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大大小小的考试,都是和八股文密切相关的。清代社会上一般把“八股文”叫作敲门砖,意思是用它敲开仕宦之门。能够中了进士,作了官,就不需要八股文了,就可如丢掉敲门砖那样丢掉了。此说最早于清初即十分流行,冯班《钝吟杂录》云:
  “人于其所业,当竭一生之力为之。毋求其便者,必为其难者。吾少年学举子之业,教我者曰:此敲门砖也,得第则舍之矣。但猎取浅易者,可以欺考官而已。远者、高者,不务也、必无人知,则质矣。后从魏叔子先生见缪当时先生,二先生之言曰:欺人者,欺之以所不知也,尽天下之人方竭才力以为举子业,谁不知者,而子欲欺之以浅易,子其困矣。”实际上也不尽然,固然纵使中了进士,点了翰林,入了翰林院,将来可以放主考、放学台去考别人了,还要自己作什么八股文呢?岂不知翰林院的庶吉士,还要参加派差事的考试,叫作“考差”;翰林院的翰林作到一定时期,也要考试,看看你学问荒疏了没有,如果成绩不好,则把你派到外省去作地方官,不让你再作翰林院庶吉士,叫作“散馆”,这些考试,也都要考“八股文”。因此翰林院的官吏如庶吉士、编修等,平时也不能把八股文丢掉,还是要经常练习。如《林则徐日记》嘉庆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三日记云:
  “司文会,出《四书》题:‘性相近也’二句。诗题:‘仁义为巢’,得‘巢’字,‘故人家在桃花岸’、得‘花’字。本日作文一篇。”
  三月初一日记云:
  “兰卿司文课,课题:‘居之无倦’二句。诗题:‘辟宇启论,得‘才’字(《晋书·陆云传》);‘騑马辍解’,得‘春’字(《后汉书·章帝诏》);‘多少楼台烟雨中’,得‘与’字(杜牧之诗)。是日因须写信,未作课文。”
  当时林则徐、李兰卿等人都是翰林院庶吉士,已是七品官了。仍要按时举行模拟考试,练习作八股文、试帖诗。随时在作各种考试的准备。而这些人已经经历了童生、秀才、举人、进士等等大小考试不知多少次,烂熟的八股文也不知写过几百篇、上千篇了。下面把这些由最低级到最高级的各种考试大体作个介绍。先从最低级的童生考秀才说起。秀才是最起码的功名,但是考中一个秀才也不容易。而且纵然考中了,要始终保持住秀才的身份,也还要不断地练习作八股文,以保证每年的岁考顺利过关。
  由具备了参加考秀才的资格——童生,到考中秀才,要经过县考、府考、院考三个等级。一个儿童,读了十来年《四书》、五经,学会了写八股文、试帖诗,想奔一生前途,就得参加考试。清代地方建制,是县、州(府辖州同县,直隶州归省直接管),府、省至京城朝廷中央,地方是三级。各省各府、州、县大面积乡村中各村镇读书儿童,遇到本县县官布告考试日期,向县衙署礼房报名参加考试,填写姓名、籍贯、年岁、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三代在世、去世、曾否作官等履历。并要同考五人互相联保的文约、本乡廪生保证的证明书等文件,保证没有冒充本县籍贯、不在服丧期中、不是顶替别人,不是假造姓名、身世清白,不是倡、优、皂隶的直系子孙,方准应考。试卷由县衙署准备,发给考生,红格纸,每页十四行,每行十八字,共十数页,附草稿纸,统一规格。交卷时连草稿纸一齐交。考试用品笔墨自带,食物自带,由本县官主试,要考好几场,但最重要的是头一场,黎明前点名入场,当天下午交卷。试《四书》文即八股文二篇,五言六韵试帖诗一首。诗、文书写皆正楷,按一定八股格式,文章要点句、每一股画一勾标明,叫“勾股”,文章三百字完篇,不得超过七百字。卷子姓名弥封,只有坐位号数。按成绩发榜,榜很特别,每五十人写成一大圆圈。第一名先写抬高一字,二名以下以次向左按圆形次序书写,至第五十名正好写到第一名之右侧。第二圈第一名实即第五十一名不再提高,但仍在上上正中间,每一圈谓之一圈、或一图、或一团。这是县考正场,俗名“考童生”,考在第一名的叫“案首”。考在前二三十名的,县官都要面试。正场考完,还要考二、三、四场,不过只是形式,不考也可以。但不少考生还愿参加,目的是增加考场锻炼的机会,多作几篇八股文试帖诗而外,还可写经文,律赋等,为将来参加乡试、会试作准备。全部考完出长榜叫“长案”。
  县归府管,县试之后,就要到府里考府试。府考主试官即本府之知府,第一场为正场,仍作八股文即《四书》文二篇,试帖诗一篇,一切办法均与县试同。府试正场之外,也要考二、三、四场,有时县试、府试可至五、六场,不愿参加者听便。这些正场外的考试,用现代话说,等于正式考试前实际观摩练兵。因府试长榜发后,榜上有名者才能参加考秀才,叫院试。府试长榜第一名叫“府案首”,这一个照例考秀才时要被录取为秀才。鲁迅和周作人兄弟二人都是作八股出身,这里有段好资料,可见他们参加县试、府试情况。《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附有“戊戌”(一八九八年)日记,其中二月、三月中记云:
  “接绍二十三日函:附来文诗各两篇,文题一云‘义然后取’,二云‘无如寡人之用心者’。诗题一云‘百花生日’(得花字),二云‘红杏枝头春意闹’(得枝字),寿洙邻先生改。”
  “二十日,晴,下午接绍函,并诗文各两篇。文题一云‘左右皆曰贤’,二云‘人告之以过则喜’。诗题一云‘苔痕上阶绿,(得苔字),二云‘满地梨花昨夜风’(得风字)。”
  十月以后记云:
  “十一月初六日,会稽县试,予与大哥均去。”
  “十一月二十九日:阴。下午往学前看县考大案,凡十一图,案首马福田,予在十图三十四,豫材兄三图三十七,仲翔叔头图二十四,伯文叔四图十九。”
  十二月二十四日记府考大案:“予四图四十七,大哥八图三十,伯文叔二图二十二,仲翔叔二图第四。会稽人共十图。”
  “日记”是周作人所记,并在引用时解释道,府考时鲁迅已到南京上学,因考过县考,为了保留名字可以参加秀才考试即院试,托人代考府考。清末考试规则渐松,这种小考可以代替,比较马虎了。
  会稽是绍兴府首县,县衙、府署在一个城中,考生家住城里的自然方便。如住乡间,那来往就不便了。
  经过县府考试,取得童生资格,童生名册经府衙送呈学政后,这些童生才能参加秀才考试。“学政”是专管考秀才的官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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