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八股文-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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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鹿门、归、胡、陶、董之制义者乎？”
　　这一则笔记以猪比八股文，其他还有记秀才考试自撰典故，有所谓“自双槐夹井以来”及“九刁九骚，三熏三栗”等笑话，于试者均名列高等。都是笑八股文不通，考试官无知，为考生所骗的故事。
　　李慈铭《越缦堂日记》中《桃华圣解盒日记》光绪元年六月记八股文云：
　　“论其学则不辨汉宋，论其文则不辨之乎，童而习之，破旧之《四书》，长而效之，录旧之墨卷。其应试也，怀挟小策，其应制也，砚摩争光，明人谓三十年不科举，方可议太平。余谓苟不得已，亦当减天下学额三分之二，停选科举三十年，始可与言品节、政事、文学也。”
　　李慈铭道光三十年、即公元一八五０年就中了秀才，但直到同治九年庚午，即公元一八七０年，足足经过了二十年才考中举人，又过了十年，直到光绪六年庚辰，即公元一八八０年才考中进士。前后足足三十年，在科举道路上十分艰难。写这段日记，骂科举制度时，虽已以学问名满京师，但还没有考中进士，固可见科举制度之弊，亦可见其满腹牢骚了。
　　曾国藩是进士出身，又作了大官的。《曾文正公文集》卷二中说到八股文道：
　　“自制科以《四书》文取士，强天下不齐之人，一切就琐言之绳尺，其道固已隘矣，近时有司，又无所谓绳，无所谓尺，若闭目以探庾中之黄，大小惟其所值，士之蓄德而不苟于文者，又焉往而不见黜哉？”
　　这也是认为以八股文取士，这个办法已经很狭隘，而衡文的人又没有水平，没有标准，只凭个人主观瞎摸，许多有品德不苟且为文的人，又怎能不被排斥呢。而曾国藩是锐意功名，特别重视科举的人，而对八股取士，也尖锐地指出其弊端。但却未说明其本质及解决办法，可见纵使如曾国藩这样的人，对八股文也只是表面上消极地认识，并未深入理解。只从衡文“绳尺”着眼，本身就是十分困难的。实际八股文本身的种种困难，从内容命题到表现形式，刁钻严格的限制格律，本身就是为了评文时便于区别高下，也就是所谓“绳尺”，但它毕竟仍然是抽象的，非具体的，况掌握的人水平也大有高低，又哪能百分之百地公平呢？个别“蓄德而苟于文”的倒霉者被黜，自然也是在所难免了。试问古往今来，那一次考试，没有几个侥幸者，没有几个意外倒霉者呢？科举考试八股文是这样，后来的策论考试，以及学校考试、各届高考，不也有类似情况吗？
　　清代学人在著作中批判八股文，揭发其弊端的文字是很多的。这里只引未考中的钱泳、由秀才蹉跎三十年才考中进士的李慈铭、进士出身，又入翰林院、最后作了两江总督的所谓同光中兴名臣曾国藩三人的话作为代表，以见较长的历史时期中对八股文的议论，大多是指其弊端的。其他不必多引，只此亦可见其一斑了。
　　学人们在著述中说八股文好的较少，但是也有，除康熙时反对废止八股文的黄机、王士桢、雍正时反对废止八股文的张廷玉、乾隆时反对废止八股文的鄂尔泰等人议论，在前文已引用外，这里再引一两一般学人的意见。王士祯《池北偶谈》记云：
　　“余友一布衣，甚有诗名，其诗终格格不通，以问汪钝翁。曰：此君正坐未解为时文故耳。时文虽然无关诗与古文，然不通八股，理致终无由分明。近见《玉堂佳话》：言作文字当从科举中出，不然，则汗漫披猖，出入终不由户。”
　　这段笔记是十分值得重视的，它似乎已说到八股文的本质上，比黄机、鄂尔泰等人对八股文认识要深刻的多。如用现代的科学观点去分析，那可说的很多，留待列专题细述之。在此先不多赘。
　　王士祯是反对取消八股的，前面已引过他的话，所见也只一般，但他是清初大诗人，学界泰斗，当时诗人都以列渔洋山人门墙为荣。他是十分聪明的，顺治七年十七岁，以第一名中秀才，顺治八年十八岁，以第六名中举人，顺治十二年，二十二岁会试以第二十六名中进士。少年科第，汪钝翁名琬，长洲人，也是顺治进士，是与侯方域、魏禧齐名的古文家，又是少年科第进士出身，自然也是八股文专家。因而他不但不反对八股文，且较有深刻的认识，可以代表八股文争议的另一面。
　　到清代末年，废除八股之前，关于八股的争论，仍囿于清代前、中期的论点。《清经世文编》卷一二０载李长源《考试论》云：
　　“中国之士，专尚制艺，上以此求，下以此应。将其一生有限之精神，尽耗于八股、五言之内，外此则不遑涉猎，及夫登第入官，上自国计民生，下至人情风俗，非所素习，措置无从，皆因仕学两途，以致言行不逮。”
　　所论也还只是专讲八股，没有其他知识，学用不一致，言行不统一等表面现象。因而也禁不起反问。如光绪时朱瞑庵《时艺论》（收入其所著《雨窗消意录》卷一、瞑庵名克敬，字香荪）中就反问“今之精通夷务者，无过李（指李鸿章）、郭（郭嵩焘）、沈（沈葆祯）、丁（丁宝桢）诸公，之数人者，皆由时艺致身，初无隔膜之患，岂其性之独异哉？夫亦道光以前之科目不废读书耳，然则时艺何尝不可得人也。”照朱瞑庵的说法，似乎能作八股文，再去讲夷务，学外国事，也无往而不利了。这论调有似《儒林外史》第十一回鲁编修的话：“八股文章若做的好，随你做甚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讲究，任你做出甚么来，都是野狐禅，邪魔外道。”从康熙时汪琬的话，到《儒林外史》鲁编修的话，直到清末朱克敬的话，是一条轨迹下来的，是八股文的拥护派，道理安在呢？想想也是很有趣的。
　　清代末年甲午之后，中国打了大败仗，世界思潮冲击中国，到戊戌政变时，新旧思想已逞短兵相接之势，八股文到了垂死阶段。《戊戌政变记》卷三记云：
　　“戊戌三月，梁启超等联合举人百余，连署上书，请罢八股取士之制，书达都察院，都察院不为代奏，书达总理衙门，总理衙门又不为代奏。当时会试举人，达辇下者，将及万人，皆与八股性命相依，闻启超等此举，均疾之，若不共戴天之仇，遍放谣言，几欲殴击。”
　　同书记戊戌五月初五日上谕：
　　“我朝沿宋、明旧制，以《四书》文取士，康熙年间，曾经废止八股，考试策论，但不久即复旧制，一时文运昌明，不乏通经致用之士，乃近日风尚日漓，文体日敝，若不随时变通，何以励实学而拔人才，着自下科为始，乡会试及岁科各试，向用《四书》文者，一体改用策论。”
　　但同年六月陈宝琛、张之洞等所议“科举章程”，乡会试第三场，学政各省岁科试正场，仍用《四书》文。就是并未完全取消八股文。但这也只是帝党的主意。八月初六戊戌政变，囚光绪于瀛台，西太后那拉氏重新垂帘听政之后，于八月二十四日又下“上谕”：复八股取士之制，罢经济特科。不过这只是出于一时的政治需要，并不是说八股文还有生命力。因为争议了几百年的八股文，到此时只是回光反照了。过了三年，庚子之后，于光绪二十七年辛丑十月下了废除八股文的上谕。据《光绪东华录》卷一七零辛丑十月记云：
　　“礼部奏，本年七月，奉上谕，着自明年为始，嗣后乡会试，头场试中国政治史论五篇。二场试各国政治艺学策五道。三场试《四书》义二篇，五经义一篇。合校三场，以定去取，不得偏重一场，生员岁科考试，仍先试经、古一场，专试中国政治史事及各国政治、艺学策论，正场，试《四书》、五经义各一篇。考试试差、庶吉士散馆，均用论一篇，策一道，进士朝考，论疏、殿试策问，均以中国政治史事及各国政治艺学命题。以上一切考试，凡《四书》、五经义，均不准用八股文。”
　　八股文的历史到此结束了。又过了三年，科举考试也结束了。清代最后两科会试：癸卯科状元山东人王寿彭，甲辰科状元刘春霖，会试时都不是写八股文，而是改写策论了。甲辰之后，科举也停止了。
　　第四章：科举考试关系之一
　　八股文是专为科举考试及其他考试所规定的一种特殊文体，因而解说清代八股，也必须概括地介绍一下清代的考试制度。在前引《光绪东华录》辛丑十月所记不准使用八股文的各种考试中，曾说“嗣后乡、会试”、“生员岁科考试”、“考试试差、庶吉士散馆”、“进士朝考、论疏殿试策问”等几种。这里说的很概括，把出身考试和差事考试并在一起说，看来也很简单，实际上则不然，清代的法定考试制度，说来则是很复杂的。而且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大大小小的考试，都是和八股文密切相关的。清代社会上一般把“八股文”叫作敲门砖，意思是用它敲开仕宦之门。能够中了进士，作了官，就不需要八股文了，就可如丢掉敲门砖那样丢掉了。此说最早于清初即十分流行，冯班《钝吟杂录》云：
　　“人于其所业，当竭一生之力为之。毋求其便者，必为其难者。吾少年学举子之业，教我者曰：此敲门砖也，得第则舍之矣。但猎取浅易者，可以欺考官而已。远者、高者，不务也、必无人知，则质矣。后从魏叔子先生见缪当时先生，二先生之言曰：欺人者，欺之以所不知也，尽天下之人方竭才力以为举子业，谁不知者，而子欲欺之以浅易，子其困矣。”实际上也不尽然，固然纵使中了进士，点了翰林，入了翰林院，将来可以放主考、放学台去考别人了，还要自己作什么八股文呢？岂不知翰林院的庶吉士，还要参加派差事的考试，叫作“考差”；翰林院的翰林作到一定时期，也要考试，看看你学问荒疏了没有，如果成绩不好，则把你派到外省去作地方官，不让你再作翰林院庶吉士，叫作“散馆”，这些考试，也都要考“八股文”。因此翰林院的官吏如庶吉士、编修等，平时也不能把八股文丢掉，还是要经常练习。如《林则徐日记》嘉庆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三日记云：
　　“司文会，出《四书》题：‘性相近也’二句。诗题：‘仁义为巢’，得‘巢’字，‘故人家在桃花岸’、得‘花’字。本日作文一篇。”
　　三月初一日记云：
　　“兰卿司文课，课题：‘居之无倦’二句。诗题：‘辟宇启论，得‘才’字（《晋书·陆云传》）；‘騑马辍解’，得‘春’字（《后汉书·章帝诏》）；‘多少楼台烟雨中’，得‘与’字（杜牧之诗）。是日因须写信，未作课文。”
　　当时林则徐、李兰卿等人都是翰林院庶吉士，已是七品官了。仍要按时举行模拟考试，练习作八股文、试帖诗。随时在作各种考试的准备。而这些人已经经历了童生、秀才、举人、进士等等大小考试不知多少次，烂熟的八股文也不知写过几百篇、上千篇了。下面把这些由最低级到最高级的各种考试大体作个介绍。先从最低级的童生考秀才说起。秀才是最起码的功名，但是考中一个秀才也不容易。而且纵然考中了，要始终保持住秀才的身份，也还要不断地练习作八股文，以保证每年的岁考顺利过关。
　　由具备了参加考秀才的资格——童生，到考中秀才，要经过县考、府考、院考三个等级。一个儿童，读了十来年《四书》、五经，学会了写八股文、试帖诗，想奔一生前途，就得参加考试。清代地方建制，是县、州（府辖州同县，直隶州归省直接管），府、省至京城朝廷中央，地方是三级。各省各府、州、县大面积乡村中各村镇读书儿童，遇到本县县官布告考试日期，向县衙署礼房报名参加考试，填写姓名、籍贯、年岁、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三代在世、去世、曾否作官等履历。并要同考五人互相联保的文约、本乡廪生保证的证明书等文件，保证没有冒充本县籍贯、不在服丧期中、不是顶替别人，不是假造姓名、身世清白，不是倡、优、皂隶的直系子孙，方准应考。试卷由县衙署准备，发给考生，红格纸，每页十四行，每行十八字，共十数页，附草稿纸，统一规格。交卷时连草稿纸一齐交。考试用品笔墨自带，食物自带，由本县官主试，要考好几场，但最重要的是头一场，黎明前点名入场，当天下午交卷。试《四书》文即八股文二篇，五言六韵试帖诗一首。诗、文书写皆正楷，按一定八股格式，文章要点句、每一股画一勾标明，叫“勾股”，文章三百字完篇，不得超过七百字。卷子姓名弥封，只有坐位号数。按成绩发榜，榜很特别，每五十人写成一大圆圈。第一名先写抬高一字，二名以下以次向左按圆形次序书写，至第五十名正好写到第一名之右侧。第二圈第一名实即第五十一名不再提高，但仍在上上正中间，每一圈谓之一圈、或一图、或一团。这是县考正场，俗名“考童生”，考在第一名的叫“案首”。考在前二三十名的，县官都要面试。正场考完，还要考二、三、四场，不过只是形式，不考也可以。但不少考生还愿参加，目的是增加考场锻炼的机会，多作几篇八股文试帖诗而外，还可写经文，律赋等，为将来参加乡试、会试作准备。全部考完出长榜叫“长案”。
　　县归府管，县试之后，就要到府里考府试。府考主试官即本府之知府，第一场为正场，仍作八股文即《四书》文二篇，试帖诗一篇，一切办法均与县试同。府试正场之外，也要考二、三、四场，有时县试、府试可至五、六场，不愿参加者听便。这些正场外的考试，用现代话说，等于正式考试前实际观摩练兵。因府试长榜发后，榜上有名者才能参加考秀才，叫院试。府试长榜第一名叫“府案首”，这一个照例考秀才时要被录取为秀才。鲁迅和周作人兄弟二人都是作八股出身，这里有段好资料，可见他们参加县试、府试情况。《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附有“戊戌”（一八九八年）日记，其中二月、三月中记云：
　　“接绍二十三日函：附来文诗各两篇，文题一云‘义然后取’，二云‘无如寡人之用心者’。诗题一云‘百花生日’（得花字），二云‘红杏枝头春意闹’（得枝字），寿洙邻先生改。”
　　“二十日，晴，下午接绍函，并诗文各两篇。文题一云‘左右皆曰贤’，二云‘人告之以过则喜’。诗题一云‘苔痕上阶绿，（得苔字），二云‘满地梨花昨夜风’（得风字）。”
　　十月以后记云：
　　“十一月初六日，会稽县试，予与大哥均去。”
　　“十一月二十九日：阴。下午往学前看县考大案，凡十一图，案首马福田，予在十图三十四，豫材兄三图三十七，仲翔叔头图二十四，伯文叔四图十九。”
　　十二月二十四日记府考大案：“予四图四十七，大哥八图三十，伯文叔二图二十二，仲翔叔二图第四。会稽人共十图。”
　　“日记”是周作人所记，并在引用时解释道，府考时鲁迅已到南京上学，因考过县考，为了保留名字可以参加秀才考试即院试，托人代考府考。清末考试规则渐松，这种小考可以代替，比较马虎了。
　　会稽是绍兴府首县，县衙、府署在一个城中，考生家住城里的自然方便。如住乡间，那来往就不便了。
　　经过县府考试，取得童生资格，童生名册经府衙送呈学政后，这些童生才能参加秀才考试。“学政”是专管考秀才的官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