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文集-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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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关于第一问题，我明天会详细阐述，所以今天我只是简单讲一下。确实，人们经常担心由市场决定一切是否会引起混乱。其实，历史告诉我们这种担心没有必要。有一点历史经验可以给你们增添一点信心。在二战后，大量大陆人
口涌人香港。香港人口在恨短时间里实现了10年增长目标，英国政府由于当时不在乎人口问题而放任不管，当时英国财长认为应该进行外汇管制，但由于不知道如何控制而没有实行。那时，当然出现了一些诸如抢劫等社会问题。但警察会
管这些事。我们注意到的是当时正是香港经济发展最为迅速的10年。还有一件事我想告诉你们，也就是1858年的日本明冶维新，当时的皇帝只有5岁，签署了一个指令，允许土地自由交换。结果，政府没有任何力量控制，大量农民涌入城
市，没有任何计划、完全混乱。但是最快的经济增长也就出现在那段时间。同时请大家不要忘记日本在一战、二战侵略中国，当时就是日本人在太平洋地区给美国人很大麻烦。假如你问我为什么小小的日本竟有如此强的实力，我会告诉你
就因为有了明治维新。
有关经济学与艺术问题。在科学界一般人认为50岁以后几年是黄金创造时期。就我个人而言，我在62岁仍写了一篇很好的文章。对于艺术就不一样；我的一位朋友101岁时还在他的艺术生命中创造了奇迹。这就是为什么最近我想退休
的原因。
问：在任何转型期公平问题都是一个突出问题。据我理解，产权经济学能很好地解决效率问题，我想问的是，你认为应怎样解决公平问题，另外在理论上两者如何协调？
答：瑞典的收入分配比其他国家更公平，城市很干净，人们有自己的车等等，但如果你到那里亲自体验生活，你就不会在那里住。因为所谓的公平代价是非常大的。
（华中理工大学张卫东樊志宏整理）
雄军尽墨话当年忆容国团
作者：张五常
一九八九年世界乒乓球赛在西德举行，中国大陆的男子选手全军尽墨！三十年前，在同一地方，我的好友容国团在世界男子单打的决赛中，左推右扫，把匈牙利名将西多杀得片甲不留。中国作为乒乓王国是从那天起的，到今天为止，
整整三十年。没有哪项体育活动能这样持久地一面倒的。
多年来，很多朋友要求我写一篇追忆容国团的文章；但每次拿起笔来，内心实在不好过，写不上二百字就停下来了。这次中国男子队落败，我不禁想起三十年多年前的一些往事。容国团在一九六五年亲手训练出来的女子队，薪尽火
传，到今天还是光耀世界乒乓球坛。我想，阿团若死而有知，也会感到骄傲吧。一个身体瘦弱的体育天才，其影响力竟然历久不衰，而女子队的成就只不过是其中一方面而已。
一九五七年，春夏之交，容国团和我决定分道扬镳。他打算去中国大陆，而我却要到北美洲去碰碰运气。他决定北上的原因是这样的。该年初，他获得香港的单打冠军，跟着在四月二十三日，在九龙的伊丽莎白体育馆以二比零击败了
荻村伊智朗。荻村并非一个普通的世界冠军。他的正手抽击万无一失，百战百胜，于是红极一时，没有谁不心服口服的。但容国团当时在一间左派工会任职，备受外界歧视，赛后在伊馆的更衣室内，冷冷清清的只有我和他两个人。战胜荻
村是一宗大事，竟然没有记者来热闹一下，他显得有点尴尬。我打开话题，对他说：“你的反手推球越来越快了。应该有资格向世界冠军之位打主意吧。”他回答说：“今晚我胜来幸运。不要忘记，在第二局十九平手之际，荻村发球出
界。”我说：“打五局三胜，你的体力可能不及，但三局两胜，我认为你赢面居多。”
到了五月间，马尼拉举行亚洲乒乓球赛，容国团竟然成了遗才，不被选为香港队的选手之一。连亚洲赛也不能参加，世界赛又怎能有一席之位呢？我和一些朋友就认为：他要进入大陆才有机会闯天下。北行就这样决定了。想不到，昔
日我们的好意劝勉、支持，到后来反而害了他。
我是在一九五七年七月三十一日离港赴加拿大的。船行的前一天，阿团清早给我电话，要我在下午到他任职的工会见见他。会址在湾仔修顿球场隔邻的一幢旧楼上，我到过很多次了。那会所是一个不及一千平方尺的单位，其中一个小
房间作为图书室之用（阿团是图书室的管理员）；另一小房间，放着一张康乐球桌（他是此中高手），也放着一盘象棋（我有时在那里闭目让单马，仿效着马克思笔下的“资本家”那样去剥削一下那工会的会员）。余下来的一个较大房间，放着
一张乒乓球桌。这是容国团的天地了。
日间无聊（他那份工作的确无聊之极），没有对手，他就在那球桌上单独研究发球。可以说，今天举世高手的发球有如怪蛇出洞，变化莫测，都是源于这个不见经传的工会之斗室中。也是在这斗室之中，容国团创立了持直板的四个重要
法门：发球、接发球、左推、右扫。我们今天看来是很基础的打法，在五十年代却是一个革命性的创新。容国团的方案一定下来，日本的乒乓王国就一去不返了！
话说那天下午我应约去找他，会所内只有我们两个人（日间那里一向少人到的）。他知道我隔一天就要出国，而过几个月他也要到中国大陆去了。在那时，远渡重洋，差不多是生离死别的事，更何况大家天南地北，要通讯也不容易了。
做了七年朋友有几段时期朝夕与共，谈天说地，大家都有点少年人的豪气干云，对什么事情都拿得起放得下的。可是，在那天下午，我们都出奇地沉默，似乎只要见见面就行，毋须多谈什么似的。“行装都整理好了吧？”他轻声地说。
“差不多了。”“到那边还打算搞摄影吗？”“摄影机是带去的，但将来不会靠摄影谋生吧。”他看着我，想着些什么，说：“我不知道你将来会是什么行业的大师，但你总会是其中一个！”我想，是说笑吧。在香港不得志而远走他方，前
路茫茫，连起居饮食也不知道日后如何，还谈什么大师了？我知道他很羡慕我能到北美洲去，但我羡慕的却是他的才华。我于是回答说：“我的机会可能比你好，但你是个音乐天才，也很可能是将来的世界乒乓球冠军，大家以后努力
吧。”
最后，他说：“我没有钱，不能送给你些什么，把我的球拍送给你怎样？”我喜出望外。为了要珍存那球拍，我把它留在香港；想不到，两年后他赢得世界冠军，那球拍就给朋友“抢”走了。他又说：“最近我想出一招新的发球技
巧，今天要你到这里来，是想教你怎样打这一招。”我当时心想，到北美洲还打什么乒乓球呢？但见他盛意如斯，我怎能推却？
那是一招反手发球，同一动作，可以有上、下两种不同的旋转。以今天的眼光看，这样的发球当然是平平无奇，但三十多年前，那确是创新。后来我凭这招发球得了加拿大冠军，见到那些球技比我高得多的对手脸有“怪”色，输得胡
里胡涂，我实在觉得有点尴尬。
离港后，我再也没有见过阿团。后来朋友来信说他去了大陆；但一般人都知道，当年从外国写信给中国大陆的朋友，可能会给后者带来牢狱之灾。于是，我们二人之间音讯断绝了。一九五九年四月的一个晚上，我在多伦多一间影院里
看电影，正片前放映新闻简介。突然从银幕上见到容国团胜西多的最后一分，我霍然而起，电影不看了，步行回家后整晚也睡不着。
十年后，我从芝加哥转到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任教，驾车到温哥华一行，遇到了一位从中国大陆来的乒乓球员，就很自然地向他问及容国团的情况。他回答说：“他在去年（六八年）死了，是自杀的。”晴天霹雳，我泪下如雨。
我一向知道容国团热爱国家。但当我在一九六三年回港一行时，一位共识的朋友对我说，他变得很崇拜毛主席，对共产主义有万分热情，当时我就有点替他担心。一九六七年我到了芝加哥大学，在邹谠那里知道不少有关文革的事情，
也知道那些小小的红卫兵像费沙那样，将资本的概念一般化。我于是想，乒乓的球技也是资本，不知容国团怎样了？一九六八年，我为此在《政治经济学报》上发表了《费沙与红卫兵》（《Irving Fisher and the Red Guards》），指出红
卫兵的资本概念是正确的，但假若他们真的要消灭资产阶级，乒乓球的高手也就不能幸免。在该文的结论中，我再指出若真的要彻底地消灭所有资产阶级，中国大陆只能有一个人生存，所以文革不可能无尽期地革下去。
我也知道容国团热爱生命，外软内刚，决不会轻易地自杀。他的死，使我深深地体会到文革的恐怖。后来我才知道，从香港到大陆去的三位乒乓球名将——姜永宁、傅其芳、容国团——都自杀了，而阿团是最后一个。他热爱生命是对
的吧！内刚之如容国团，也经不起文革的一击。
容国团是广东珠海人。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中旬，珠海举办一个容国团诞辰五十周年纪念会，隆重其事。不知道他们从哪里获悉我是阿团少年时的好友，邀请我参加。我当时在美国，电话中知道这个邀请，就立刻飞回香港，睡也没睡赶
到珠海去。进了当地的一家宾馆后，不知与谁联络，正彷徨无计时，突然在会客厅内见到一个似曾相识的女孩子。我若有所悟，走上前去，说：“你是容国团的女儿！”她对我嫣然一笑，使我感到一阵温馨。
我跟着见到她的母亲，大家不停地细说阿团的往事，一说就是几个小时了。后来我们去参观珠海市为纪念容国团而建立的铜像，见到铜像下边所刻的铭文竟然没有提到容国团是怎样去世的，我冲口而出：“写得不好！”她们母女俩看
着我，我不再说什么。我想，假如由我执笔，我是会这样写的：
“容国团是广东珠海人，生于一九三七年八月十日。一九五九年四月五日，他获得世界乒乓球赛的男子单打冠军，也就是中国在任何体育上的第一个世界冠军。他对乒乓球技全面革新，训练出一九六五年世界冠军的女子队。在此后一
代的世界乒乓球坛上，中国战绩彪炳，所向披靡。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日晚上，容国团不堪文化大革命的迫害，自杀身亡。”
要走进学问的天地中
作者：张五常
2000年7月20日
不久前儿子就读的大学的医学研究院内发生一宗轰动美国的悲剧。一位病理学研究在国际上很有建树的教授，被他的一位来自中国的徒弟杀了，该徒弟跟吞枪自杀。几年前在另一家美国大学也发生过类似的事。一代不如一代，今天中
国的留美学生怎会变成这个样子的？
我儿子是同学系，师傅是该系的头头，被杀的是副头头，所以儿子对这悲剧有一手的资料。儿子说，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医学研究很有地位，能到那里作研究的并不容易。凶手毕业于上海医学院，到美国五年，是去年九月转到华大去
的。他的英语有困难，到了华大四个月就知道不会被续一年之约。他的脾性变得很古怪，同事们避之惟恐不及，事发前两星期他买了手枪，死后在身上带要自杀的信。事发当日他到教授的办公室，关上门，外间的人听到争吵之声，跟就是
枪声了。事发后警方初时以为教授要阻止凶手自杀而被误杀，但后来知道教授身中四弹。
美国传媒的一般舆论，大致上是对的。那位中国留学生虽然不是上上之选，但求学认真，学历很不错。问题是他把自己看得很高，到美国是破釜沉舟，好叫将来能光宗耀祖。不被续约，前途茫茫，还有什幺面目去见江东父老？
这是很多从落后之区到先进之邦留学的意识吧。老实说，我自己在一九五七年离港赴北美时，也有类似的意识。一九五九年进入洛杉矶加州大学，初起的两三年也有类似的倾向。但到了一九六二年，好些教授的学问使我了迷，心焉向
往，我就再懒得管什幺光宗耀祖，什幺江东父老，一下子就走进学问的天地去了。
十年前，当自己的儿女要进大学时，我对他们说：“读书要为兴趣，不要为任何其它人而读。你们的成绩怎样我也是同样的爱，同样的喜欢。读书不要太认真，也不可强求，但假如你要有学问，你大约要有三年时间听不知音，食不知
味，其它什幺事情也顾不了。”女儿大学毕业后，虽然成绩还可以，但对学问没有兴趣，不要再读下去。我当然不勉强。儿子呢？他要走爸爸的路，我更没有理由反对了。
遥想加大当年，图书馆内有为研究生而设的、大约四十平方英尺的小房间，门有锁，可以独占。小房简陋，桌、椅、书架各一。重要的是这些小房间是在图书馆之内，自己要读的书不用借出，可把馆内任何书籍搬进小房内，离开时把
门锁上，要读多久就读多久。同样重要的是，虽然图书馆有办公时间，但大门常开，每年三百六十五天，每天二十四小时。只要你不用馆员服务把书借出去，图书馆是没有关闭时间的。
当年，虽然我在校外租了住所，但三年中我有一小半的时间是住在图书馆内的。我独占的小房内常备饼干、罐头汤、煮汤的发热针、睡眠与清洁的日用品。花了一点钱购买了一枝小灯，应有尽有，那就是我的学问小天地了。
虽然我是念经济的，但读得苦闷之际，图书馆内的非经济读物，也就顺手搬来过瘾一下。去年底我写千禧回顾——《惊回首，感慨话千年》——那篇长文所用的中国史实，大部分是那时因为在苦学中要松弛一下而学到的。
经济学呢？那当然是别有一番滋味了。老师艾智仁在课堂上说：下一课我们讨论失业。我就将图书馆内所有的关于失业的论着搬进自己在馆内的小房中，痛下心机。到了下一课，艾师问：“什幺是失业？”同学研究生鸦雀无声，我
说：“我不知道，我知道的是所有专家都胡说八道。”艾师很高兴，问我为什幺会是个“失业”专家。我如数家珍地从庇古到凯恩斯到森穆逊，不停地说下去，真的是博学多才了！
同学们给我杀下马来，就向艾师投诉，说在大学图书馆内找不到关于“失业”的书籍。他们当然找不到，因为所有的“失业”书籍都被我不刻意地锁在图书馆内自己独占的小房间中。
主修经济，我当年所学当然以经济为主，但在那学问的小天地中，我涉及的有历史、艺术、人类学、逻辑学、文学，还有什幺孙中山、毛泽东、马克思之类的。后来我曾经夸夸其谈，说自己可以在任何大学的几个学系内任教职。港大
有一位同事，姓张名滔，其所学也是包罗万有，知得不比我深，但比我广。在我所认识的经济学大师中，包括佛利民、史德拉、高斯、戴维德、阿罗、艾智仁、贝加、赫舒拉发、巴塞尔……等人，他们对经济学外的学问，也很有两手。这
证明这些人也曾经进入学问的天地了。
人类的知识是个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