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文集-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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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得太多了。好些朋友要我写一本关于自己的传记。但“自传”是伟人才有资格下笔，“傻佬”免问。然而，因为《佃农理论》的回顾，我无意识地写了“自传”的一个片段，大约是可“传”的十分之一吧。这片段是我平生最愉快的

　　时刻，动起笔来如长江大河，滔滔不绝。　

北京行
　　作者：张五常

　　1999。10。28

　　因为进入了半退休状态，多点时间做校外的事，今年开始我就答应了好些大学去讲话——国内所说的作报告。前些时去了武汉的华中理工学院及武汉大学作过两次讲话，一个座谈。这两次讲话的录音被整理后发表在《经济学消息报》

　　上，获得颇大的反响。后来我找到这两份发表的原文，很满意，也使我意识到今天大陆的学子，其理解能力明显地在我们港大的学子之上。　

　　到北京作讲话，只有四天时间。我见婉却了那么多年，就可接尽接，结果在四天之内作了三次座谈，五次演讲。我作演讲是从来不用作准备的，但讲前要很松弛，脑中要一片空白，才可以讲得好象是准备了的。所以在北京每天我早睡

　　晏起。话虽如此，四天之内讲八次话——其中一天讲三次——自己从来没有试过。全力以赴，讲来不过不失也算是不错了。　

　　北京的讲话，比不上武汉的。主要原因可能不是过于频密，而是北京交通挤塞，动不动就是一个小时不安宁的车程，使我的脑子不能静下来。　

　　十月十日晚抵北京，十一日早上起来先要做两件事。第一是要到永玉的万荷堂欣赏一下；第二是要赶到故宫去参观五十周年所展出的中国古书画精品。　

　　永玉自己精心制作的万荷堂，有口皆碑，他曾经邀请我到那里小住好几次了。果然名不虚传。是很大的地方，大概有六、七座仿古的建筑物——凡建筑、家具、陈列，就是植物的品种皆古。我虽然对中国古代的文化有点研究，但比起

　　永玉就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他怎样说，我就怎样听。可惜只能在那里勾留了两个小时。总有一天我会去小住，细心地研究一下。　

　　赶到故宫，竟然找来找去也找不到精品展出的地方！真的莫名其妙。这样重要的展出，却没有告示指引，而问了几个工作人员，竟然没有一个知道。秋高气爽，我们三个人在故宫内东奔西跑，身水身汗，终于还是找到了。果然是精

　　品，王珣的《伯远帖》，李白的《上阳台》，历历在目，而展场中只有三几个人，使我觉得是进入了一个奇异的世界。　

　　在展览场内只能欣赏半个小时，就要赶到新华基金作座谈。谈的当然是关于近今中国的经济发展。在座的都是该基金的年青职员，知识水平很高，但他们跟后来我遇到的其它青年一样，答错了我提出的一个问题。　

　　我问：假如今天中国废除外汇及有关的管制，人民币会升值还是贬值呢？他们都答会贬值。答错了。但当我继续问：假如今天香港政府宣布下个月会实施外汇管制，香港的外资会增加还是会跑掉？他们都说会跑掉。答对了。我再问：

　　那么为什么你们说废除汇管人民币会贬值呢？他们无言以对。　

　　十二日正式“开波”，上午先到人民大学进午餐，跟的讲题是《不要把中国人小看了》。不是学术性的，内容是说中国人不仅刻苦耐劳，工资低廉，而近几年来中国的青年学得很快，连知识及天分的价格也相宜之极，参加国际上的生

　　产贸易竞争，是不需要任何政府的保护的。事实上，保护缚手缚脚，与老外竞争起来诸多不便，凶多吉少也。虽然那些所谓“保护”是维护特权利益，但无可避免的印象是小看了自己中国人。　

　　下午五时转到北京大学，晚餐后的讲题是《高斯定律的谬误》。这个及后来的三个讲题都是学术性的，是自己数十年来从学术生涯中所得的一点收获，天天想，想了数十年，当然是驾轻就熟了。　

　　十三日早上先到天则研究所座谈。这是个很有分量的研究所。他们要搞一个“中华新制度经济学会”，出一些刊物，请我作名誉会长。我对名誉没有兴趣，推却了，但我很欣赏他们的意图，所以答应了会尽可能多给他们的刊物写文

　　章。　

　　是的，今天中国的经济学发展，六十年代我和高斯等几个人搞出来的、今天被称为“新制度经济学”的大门学问在中国很风行，而天则的人材有的是，这学会是会办得很好的。　

　　中午到北京师大进午餐，跟的讲题是《快要失传的价格理论》，内容我曾在《壹周刊》发表过。晚上到清华大学，晚餐后的讲题是《经济解释》，那是涉及科学的方法了。　

　　最后一天，十四日，早上与几位国务院的朋友座谈，说的是中国目前的经济困境。到机场的途上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进午餐，跟的讲题是《交易费用与经济效益》，是自己发明的一些观点。　

　　这次北京之行，有四点要写下来的。第一，最重要的，是北京的学生真的很了不起。我想，要是四十年前这些学生有我的际遇，在美国得到大师指导，我怎样也比他们不过。第二，五间大学请我吃的午餐或晚餐，其食品水平远超香港

　　的所有大学。其三，首两次演说我用英语，到了第三次，翻译的青年学者翻了十多分钟后，突然说：“我要请张教授用普通话讲，他讲得不对我从旁协助。”我没有他的办法，于是逼试用普通话。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以普通话演说，余下来

　　的其他两个演说都是用普通话，虽然说得一塌糊涂，但对我来说是一项伟大的成就了。　

　　最后一点是在五间名校的讲话，座无虚设，而站的人多的是。这种破纪录的英雄式的接待，主要是因为我十五年前出版的《卖桔者言》。据说这本旧作在国内曾经有手抄本。八八年在四川再版时被抽起了一些比较敏感的文章，三万二

　　千本一下子卖光，影印本广泛流传。　

　　香港的学者，是要多用中文写些有教育性的文章吧。　

博士论文是怎样写成
　　作者：张五常

　　1999。8。19

　　一位在香港理工大学作研究生的同学，读到我最近在《壹周刊》发表的关于学术研究的文章，说他和一些同学很想知道关于写论文的事，陈辞恳切，希望我能在《壹周刊》作回应。既为人师表，这样的要求我是不能推却的。

　　先答该同学的一个问题：博士论文与硕士论文有什么分别？严格来说，没有分别。一篇好的硕士论文，胜于一篇平凡的博士论文；一篇博士劣作，硕士不如也。因此，一位大学研究生，若有进取心，是不应该考虑写硕士论文的。在美

　　国，经济学硕士是不用写论文的。大致上，该硕士是个安慰奖。你攻读博士读了两三年，校方认为你拿博士没有希望，但又不好意思要你空手而去，就给你一个硕士。

　　在美国的名大学，如芝加哥大学，一位学生申请读硕士，是不会被考虑的。这是因为他们认为申请者没有进取心，孺子不可教也。同学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校内的老师说博士与硕士论文的分别，是有或没有创见。错！英谚云：太阳

　　之下没新事。另一方面，只要不是抄袭，是自己想出来的，要完全没有创见就不容易。

　　举一个例。我自己的博士论文——《佃农理论》——推翻了经济学二百年的观点，应该是有创见了吧。但我的老师艾智仁对我说：“你的佃农理论是传统的经济理论，半点创见也没有；但传统的佃农理论，却是因为不明白经济理论而

　　搞错了。”这样，你说是我创新，还是历来分析佃农的学者创新？同学要注意的，是绝大部分的所谓创新观点都是废物，一文不值的。刻意去创新是犯了学术上的大忌。找到了一个自己认为需要解释的现象或问题，翻阅一些有关的论着，

　　就放胆地自己去想，想时要完全不顾有没有新意到最后，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在经济学行内我被认为很有新意，主要原因，可能是我很少阅读他人的论着。

　　六十年代初期，我大约下过三年苦功读书，昼夜不分地在图书馆内生活，但其后就与书隔离了。严格来说，我没有读书（或读他人的论着）起码三十年。我喜欢天马行空地自己去想就是与同事研讨我也是不喜欢的。对我来说，独自

　　思考是一种乐趣，因此，在学术上我从来没有与他人合作过一篇文章。要写博士论文吗？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写经济论文，你对经济理论一定要有相当的掌握，因为问题一定要从一个理论基础去看。但这理论的操纵不需要很全

　　面。经济学理论的全面操纵，花一生也不足够。你要全面有点认识，但在某一部分要知得很深入，掌握得很通透。

　　举一个例，高斯（R。Hase）对一般的经济理论知得很少，但在“成本”的概念上却超人几级。他所有的重要论着都是与“成本”有关的。我自己对一般经济理论的认识，比高斯多，但却比不上港大的任何一位同事。但像高斯那

　　样，我有一技之长：在价格理论中，我对需求定律的认识自成一家，所以每次出招都是需求定律，虽然我很少提及“需求”这一辞。

　　任何世事，可以从很多个不同的角度看。高斯以“成本”看世界，我以“需求”看世界，但大家的结论十之八、九都是相同的。所以同学要写博士论文，或要在经济学上有点建树，对经济理论要简略地全面知道，但更重要的是要集中

　　而深入地对某部分（或某小部分）操纵自如。

　　没有如上所说的理论基础，你本领再大也不容易写得出一篇可取的论文。这好比建造房子，你不懂得用工具，从何建起？天下的工具数之不尽，你不可能件件皆能。与其每件一知半解，倒不如选一两件自己可以控制自如的。

　　有了工具，其他的就要靠自己，也要碰碰运气。经济学的实验室是真实的世界，那你就要到市场走走。你要像小孩子那样看世界，或学刘姥姥入大观园，尽可能天真地看。没有成见，不管他人怎样说，你会觉得世界无奇不有。任何一

　　“奇”，都是博士论文的大好题目。试举一些例子吧。

　　为什么在有竞争的市场上，购物者会讨价还价？所有经济学课本都不容许这个现象我自己为此想了三十多年，到去年才找到答案，但因为退休将至，不打算下笔了。为什么在九龙广东道的玉器市场，玉石的原件出售时不切开来，让

　　买家看不清来猜测石内的玉质是怎样的？为此，一九七五年我坐在广东道的街旁卖玉，到七六年有了答案，但今天还没有写出来。

　　是的，科学上的学问，是因为不明白而要试作解释，对或错不重要，有没有文章发表也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同学们若没有好奇心，就不应该在什么学位名衔上打主意。你要在名片上印上什么衔头，没有谁管得。

　　（我自己是从来不用名片的。）找到了认为需要解释的现象，你就以自己所知的理谕作分析，有了大概的答案，就以假说（Hypothesis）的形式来处理，再到市场搜集证据，印证自己提出的假说是否被推翻了。这样，博士论文就是一级

　　的。

　　达到如上所述，你还要做两件事，其一不重要其二重要。不重要的是要追查你的论文题目有谁作过类同的研究，补加些注脚，充充场面，好叫论文比较容易发表。重要的是到最后你要把自己的假说一般化，希望这假说能引用到不同的

　　现象去。

　　这最后一点的或大或小，或成或败，就要靠点运气了。高斯因为研究电台的广播频率而成功地把问题一般化，成立了高斯定律，拿得诺贝尔奖！　

不是专家谈教育
　　作者：张五常

　　香港纳税人对教育的慷慨资助，若不是举世无双也差不多了吧。我们花了多么多的钱搞教育，效果又怎样呢？这是个很尴尬的问题。从美回港任教职十七年，我个人经验上的感觉是，中国的学生读书考试很有两手，但从学问的角度

　　看，则乏善可陈。

　　近几年来，香港推行教育不遗余力。政府激增教育经费，大力推行委员会管治。关心教育的人越来越多，言论此起彼伏，好不热闹。我觉得好些专家的言论深不可测，听不明，看不懂，但自己既然不是教育专家，也就算了。然而年来

　　我见到杨老弟怀康屡次大发牢骚，和教育专家们很过不去，我没有细读他的文章，也想回应一下。这不是我故意偏袒杨老弟，而是我认为他是后辈中，中、英文皆有难得的水平，而文笔以外也有学问，他发的牢骚我们是不能等闲视之的。

　　我是搞学问的，但却不是一个教育专家。在学问上，我的缺点很明确：三十年来不读书：中文下笔别字应有尽有；英语文法错得一塌糊涂！但我也有过人之处：中英二文不分高下，行文清楚明朗；古、今、中、外的学问，我所知的足

　　以摆擂台。我提到这些，是要说明我是一个完全不依传统教育规则来追求学问的人。因此，我可以从另一个门径来谈教育，虽然观点不一定对，但别开生面，对教育之道加上另一种看法，总有点意思吧。

　　问题在于为考试而读书

　　简单地说，我是个纯从兴趣出发而搞学问的人，半点其他意图也没有。我认为兴趣是由自己发掘出来的，而这发掘第一步，是要找出某门学问的一些重点。我认为拜师求学，不是要求老师的知识，因为他的知识可从书本、文章上读

　　到，而是求他指点迷津，学他的思考方法。我也认为人类的知识是一个莫大无比的金矿，也是苏东坡所说的清风明月，可以取之无尽，用之不竭，要争取金钱不管用，但却要大费功夫。

　　很不幸，以上这些，香港的学生不知道。你不知，我不知，他也不知，大家都不知，学术气氛就搞不起。回港教学十七年，我从一开始就意图在自己的系内搞好学术气氛，但老是举步艰难。近几年来，校方给我们有较大的自由，同事

　　之间的学术气氛有明显的改进，但因为没有学生的协助——没有学生在课室之外不断地教师研讨——成果怎样也及不上美国大学的一半。

　　是的，香港的学生永远都是以工作的出路——或为印在名片上的名衔——而读书的。可不是吗？几年前政府说有两万个山坡要处理，申请读土木工程的就人山人海，此前称霸的电机工程就不能不退位让贤。也是几年前，学生不肯定回

　　归后香港的法律行业会怎样，港大的法律学院收生收得很差劲；今天，该学院收生的成绩变得大有可观。诸如此类的，变来变去的例子，我在港大见过不下十次。当一个中学生跑来问我选修那个学系为上，我知道他不会是为兴趣而问的。

　　我今天对类似问题的答案，千篇一律：不要选出路，选兴趣，因为今天出路这系好，毕业时可能变了卦。

　　香港的学生对学术提不起兴趣，人浮于事当然是一个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教育署管课本，考试局管考试、成绩、大学资助委员会管衡量，管研究。香港的学生于是从幼稚园起就为考试而读书，考试以外的知识他们漠不关心，中

　　学的老师是以学生的会考成绩而定高下，老师自己有什么启发力，有什么创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