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文集-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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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内资买地是放弃今天、争取明天；外资的买地，从中国的角度看，却非外人对今天、明天的选择，而是外人放弃了外地投资的机会而转到中国去。假若中国真的推行经济开放政策，外资或内资都可能撤离中国的。哪一样比较容

　　易撤离，难以肯定。但经济政策越开放，资金撤离的机会就越少——这是香港、台湾、南韩等地的经验。所以在这一点上，外资比内资对中国有利。

　　第二，土地的出售是应以市价为依归。这是因为价高者得的办法，可较为直接地将土地使用于最有效益的途径上。不过，如以市价出售，内资则会缺乏现金，而外资（外商）对中国土地有兴趣的可能不多。分期付款的办法是应该采用

　　的。优惠内资——例如减少订金的规定、打折扣、或甚至将土地赠送给国内的机构——为害不大，但随后土地必须有自由的转让权（买卖权），否则有效益的士地运用就会失去效能而遭“遗弃”（见下一篇《资产转让为何重要》）。

　　第二，资本要尽可能落在私人或私营机构的手上。对外资而言，收足地价是理所当然的。但对内资呢，收足地价，就可能导致发展经营上资本不足的困难（自一九七三年起，香港的补地价是依市价补足的；假若香港由战后开始就采用

　　这政策，香港的经济就不会有今天的成就）。与其“国”富，倒不如民富。

　　所以，如果“内资”或目前的承包机构以市价买地，纵然用分期付款的办法，政府也应尽可能将一部分资含交还给买地的机构。简单的地税及减低了的所得税的收入，加上一部份的地价收益，肯定会高过目前的左抽右抽所得。这是因

　　为除地价外，承包者的资产一旦改为私有，生产收入就会激增。

　　结论

　　中国的财政困难，若以急功近利的政策或办法来解决，则得不偿失。因为由好大喜功及其他浪费而引起的财政困难，除节约以外，别无良策。中国政府决定不以“搞通胀”的办法来榨取民脂民膏，是正着。但过渡件的财政困难，则上

　　文所述那种基本的，“节约”也无补于事。

　　要解决基本的财政困难，我们必须假设中国的制度会继续改进，假设浪费的支出会大幅度减小。如果这些假设不能成立，那么中国迟早也是一穷二白的——“理想”与“绝望”相同，什么解决办法也不用谈了。

　　但是，如果上述的假设真的成立，而不是甚么神话，那么，最可取的办法就是将土地出售了。是的，中国政府（国家）甚至可以将大量可卖的士地出售。经济越为开放（向“以资产界定权利之路”走得越近），土地的使用范围越大，

　　越合乎经济原则，投资的人对中国的将来就越有信心，而地价也就越高了。地的市价是以“期望将来”而决定的。

　　出售土地既可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可减少与简化税收，而经济制度的本身又会因为土地可作为“私产”而有一次大的、震动性的改进。所以我认为这是解决目前中国过渡性财政困难的最可行的办法。　

从律师行看学券的优越性
　　作者：张五常

　　——给曾荫权、杨怀康上一课

　　2000年7月13日

　　一九八二年回港任教职后不久，我见香港的公立学校大有问题，就向当时的财政司彭励治建议改行学券制（Voucher　System）。我当时的观点与现在的一样：公立学校的运作大幅地浪费纳税人的钱，而教师的薪酬与他们的学问脱了

　　节，这二者皆因纳税人或学生的家长没有教育的话事权。套用诺贝尔获奖人布格南（James　Buchanan）的话：公立教育的供应不需要向顾客交代，而出钱的无权过问。美国的情况，是公立与私立分庭抗礼，后者给予前者很大的压力。另一

　　方面，纳税人可用投票的方式去否决公立学校的经费。

　　彭励治同意我的观点，但认为要推行学券制，压力重重，过关的希望甚微。但他还是要我去打听一下，看看是否有可乘之机。后来我与两间大有名望的中学的校长提及学券制，他们强烈反对。

　　学券制这回事，可不是我发明的。首先提出的应该是佛利民（M。Friedman，一九七六年诺贝尔奖），那是四十年前的事了。这个制度的重点，是以公家的钱推行私立学校，把话事权交回教育顾客那方面去。当然，佛老的首选是废除政

　　府资助教育，不得已而求其次，用学券制，资助教育就以市场的运作为依归。佛老有先见之明：今天，美国的公立学校被私立的逼得节节败退，转用学券制渐趋时尚。

　　阿康时来运到。年多来他极力鼓吹学券制，竟然有听音之人。不久前曾财爷荫权也赞成学券制，不知他是听我的，是听佛老的，是听阿康的，还是自己发明的。既然财爷也那样说（而又听说赞成的团体越来越多），有机可乘也。学券

　　制的好处——把教育的话事权交给纳税的家长——毋庸细说，而香港教育的不成气候，众所周知，用不由我来落井下石了。

　　我要谈的，是阿康与财爷不知道的事，好叫我能给他们老老实实的上一课。他们不知道的，是改用学券制之后学校的制度及其运作在结构上会有什么转变。那是说，在自由市场竞争下，学校的结构制度会是怎样的呢？

　　一九六八年某天下午，在芝加哥大学，我跑进史德拉（G。Stigler，一九八二年诺贝尔奖）的办公室与他聊天。闲谈中他突然问：“史提芬，你是研究制度的，可否猜一下，最好的大学的制度与哪一个行业最相近？”一时间我无以为

　　应。他见难倒了我，欣然自得，哈哈大笑，说：“是律师这个行业，美国的私立大学与大律师行的结构制度是如出一辙的。”

　　一言惊醒梦中人。史德拉和我于是畅谈私立大学与律师行业的大同小异。大学与律师行出售同样的服务：知识及方法。光顾的人通常需求一组专家合并的知识，所以大学以多位教授组合而成机构，而在美国的一家大律师行中，律师数

　　以百计。一个大学顾客所需求的知识，是多方面的组合；同样，一个比较重要的案件，在美国是由几个不同专业的律师组合来处理的。

　　一位初出道的律师，在一家大律师行工作了五、六年，其能力由该“行”内的资深律师议决，认为可取就晋升为伙伴（Partner），获得长期任职的权利，这与在大学工作了大约六年，若被认为可取就晋升为Tenured　Professor一样

　　（即由Assistant　Professor升为Associate　Professor）。在律师行作伙伴后若干年，工作表现好就变作资深伙伴（Senior　Partner），这在大学是等于正教授（Full　Professor）了。

　　一位大案顾客，跟一位大学生一样，到律师行（大学）表达案情（选择前途）后，律师行（大学）就跟他安排所需的专人组合（安排课程），安排主事律师（主导教授）。每个律师（教授），就算是同级的，其收费往往很不一样（同

　　级教授的薪酬在美国很不一样）。不同的专业（不同的学系）与不同的本领（不同的学问），其收入往往大为不同。

　　更重要的是，在美国的大律师行及一等的大学里，行政的权力与知识的权力分得很清楚，互相尊重，互相合作。法律或学术的知识，永远是律师行或大学的重点，因为知识是他们出售的产品。

　　大家同意知识就是力量，所以在美国的大律师行及一等的大学中，行政归行政，实质的权力永远落在知识高人的手上。当年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佛利民和商学院的史德拉是主要的话事人，但他们从来没有当过系主任或院长。哈佛

　　大学的经济系，在一位学术较差但行政绝佳的系主任退休后，没有同事肯花时间搞行政，逼要轮值作系主任。

　　是的，美国一等大学的权力结构与大律师行一样，是以“合伙”的理念来出售知识，其产品以顾客的需求为依归，而管理阶层是为知识“伙伴”服务的。我自己的儿女在美国念幼儿班及小学时，选私立，其结构与律师行也差不多。以

　　私立为本，需求与供应就要按市场的规律，否则必被淘汰。

　　上文所谈及的知识出售机构的结构与权力的安排，与香港今天的公立学校相去甚远，不可以道里计。

　　吃了那么多年香港纳税人的饭，抚心自问，不免汗颜！另一方面，我赞成改用学券制，是有一点自私的成分的。在学券制度中，我会是一个可以生存的适者。　

从蒙代尔看六十年代的芝大经济学者
　　作者：张五常

　　1999。11。18

　　不久前蒙代尔（R。Mundell）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林行止在颂文内谈及我知之甚详的六十年代的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有些地方说得不对。我本来不打算回应，但几天前的晚上我翻阅旧作《凭阑集》，读到自己在九年多前写的一段话，

　　回味无穷，忍不住要补充一下。那段话是这样的：

　　“在经济学的历史上，似乎只有两个年代，两个地方，有那样热闹的思想‘训练’所。其一是三十年代的伦敦经济学院，其二是六十年代的芝大。我由六七至六九在芝大，身历其境地躬逢其盛，算是不枉此生。”

　　这段文字发表后，再有五个当时在芝大的朋友获诺贝尔奖，好象是不费吹灰之力似的。

　　记得我在六九年决定要转往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任职时，芝大的经济系主任A。Harberger　对我说：“为什幺那幺傻，我们现在的经济系的强劲是史无先例的呀！”我当然知道该系强得厉害，但说是世界历史高峰，当时有点怀疑。

　　于今回顾，点只高峰咁简单？想想吧。芝大一共有八个经济学者拿得诺贝尔奖，那大概是所有获该奖的五分之一，而这八位都是六十年代任职于芝大的。从芝大六十年代的经济英雄榜上看，应该还有两三位可获诺贝尔奖。说是史无先

　　例应该没有人反对，要赌后无来者应该没有人敢下反对的赌注吧。

　　蒙代尔是六十年代的芝大怪杰。我认为他是在九一年高斯之后，最值得获诺奖的人。他是个如假包换的天才，屡有新意，而我们认识时他住豪宅，好开豪华的酒会，衣着时尚，英俊潇洒，风流倜傥，殊有奇气。他不喜欢多说话，教书

　　有如天马行空，而作为本世纪最有地位的经济学报（JPE）的主编，投诉的人不计其数！

　　这个有时思想难以捉摸、有时喜欢胡说几个数字的蒙代尔，凡事都看得极为简单。可能是因为这样，他的判断力是我所知的经济学者中最准确的。

　　他主张货币要用金本位制，我问他为什幺，他回应道：“古代的罗马帝国及后来欧美经济最繁荣的一段长时期，都是用金本位的。”二十多年前，美国的通胀把经济弄得一塌糊涂，蒙代尔在《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短文，建议以金

　　本位保钞票的一个百分率。这是今天香港所用的联系汇率的另一个版本了。

　　一九六九年，世界金价由美国规定每安士三十五美元。欧洲建议以纸券指明金量，用以代金。我问蒙代尔可不可行，他说：“你要纸还是要金？要赚点钱，大手购入黄金吧。”后来在该年的暑期我回港度假，朋友见我是经济学者，问

　　我有什幺好投资。我说：“买金吧！”这些朋友买金后，其价下跌了百分之五，他们就把金沽掉，亏了本，把我大骂一场。殊不知骂声未了，金价马不停蹄地上升了十一倍。后来听说蒙代尔赚了大钱。

　　六七年我初出道时，把一篇颇长的关于佃农制度的文章，寄给大名鼎鼎的AER学报。编辑回应，要我修改文中最重要的一点，我原封不动地把该文转交给蒙代尔。他读后对我说：“你为什幺那样蠢，把两篇文章合为一篇？这样吧，在

　　这里把文章一分为二，第二节跟第三节调换位置。我要第一篇，把第二篇给高斯的学报。”

　　我照他的建议修改，不到两个小时就改好了。后来他把他要的那一篇放在JPE之首，高斯把他要的排在JLE的第二位。如此“出道”很不错，但要靠蒙代尔的简单判断。

　　六八年，中国文革当道，我搞笑地写了一篇题为《费沙与红卫兵》的短文，不打算发表的，目的是让芝大的同事娱乐一下。蒙代尔看到该短文后，坚持要将之发表。我说：“我是故意幽默一下文革的，不应该发表吧。”他道：“你听

　　过‘幽默中有真理’这句话吗？你若不介意，我就发表。”

　　从蒙代尔看六十年代的芝大经济系，是适当的，因为此公性格突出，很有当年芝大的代表性。

　　其一，蒙代尔“怪”得精采，而当年芝大的经济学者，大部分都算是怪人。今天，好些香港人认为我怪得出奇，但比起当年的芝大同事，我是小巫见大巫，不敢认怪。

　　其二，当年芝大的高手好些嗜酒，而蒙代尔是免费大量供应美酒之人。大家于酒后的深夜，创作去也。要说得顺理成章，他们就发明了一个“一杯的假说”。那是说喝了小量酒之后思想能力上升。不幸的是那所谓“小量”往往不小。

　　夏理？庄逊以半瓶烈酒为小，以一整瓶为一晚之限。后来庄逊因酒谢世，他们就废除“假说”，不再多喝了。

　　其三，那所谓芝加哥经济学派，与众不同之处，是重于阐释世事。专于理论的蒙代尔，对历史知得广而精。

　　其四是不拘小节。庄逊有时穿拖鞋授课；Uzawa在十个星期的学期内，八个星期在日本，回芝大后要学生整天跟他，每天教十多个小时地教两个星期。问蒙代尔借一本书，他不可能记得这回事。

　　是的，说六十年代的芝大经济系很有点乱来，是对的。但要把众多天才集在一起，不可能不让他们乱来一下。井井有条算是什幺天才呢？

　　当日认为蒙代尔做编辑做得乱七八糟的朋友，今天都认为他做得非常好，因为在他的编辑下，精品甚多。

　　我想，学术到了最高的境界，免不了有点怪，有点糊里糊涂的。　

懂深不懂浅的学问
　　作者：张五常

　　1999。11。12

　　不久前发表了两篇关于学术的文章——《博士论文是怎样写成的》及《价格理论快要失传了》——获得颇大的反响。不幸的是，大声拍掌的都是学术界外的专业人士，学术界内的半点反应也没有。

　　最近收到柏克莱加州大学一位研究生的信，说他（显然是在网上）读到我的《价格》一文，一方面同意我的观点，另一方面不同意我主张以简单的理论来解释复杂的世界。这位同学认为简单的理论不切实际，脱离了现实。他说真实的

　　复杂世界，是要以复杂的理论才能解释的。

　　我不知道这位同学所学的是哪一个新学派。我这一辈的理念是，理论不是真实世界的影照，而是真实世界的阐释。别的学术不说也罢，但就经济而言，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真实现象能成功地被一个复杂理论解释过。成功解释所用的理

　　论永远都是那幺浅，浅得有点难以置信。

　　一个现象可能由好些不同部分组合。要把整个现象解释，可用几个不同的简单理论，逐部分击破。在经济学来说，不同的简单理论，归根究底，来来去去都是两招基本的原理，活学活用，千变万化，可以推出数之不尽的理论来。

　　上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