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5年第02期-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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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社会活动搞到家里来。所以，这个现代化进程不是中国一国的事情；和法治建设一样，也是国际关系问题，必须和国际政治、军事和商业关系结合起来谋略，以求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惟有如此，才有可能成为世界民族之林中的强者。毛主席领导，教训不少，但最大的功绩在哪儿？不是打日本鬼子，不是打蒋介石，而是结束中国的“前现代”，就是“一盘散沙”积弱状况，把中国引到可以参与同列强竞争的真正的现代化轨道上来了。
向：现代化应包括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但毛时代的许多做法其实都是反现代化的。
冯：反市场经济，反法治，反第三世界例如印度意义上的现代化，反我们现在奉若神明的一切。所以我说他创造了一个现代化的条件，开辟了一个不信邪的革命传统。正是因为有了这个革命传统，中国人的政治智慧才比俄国人高一筹，才有了今天资本再临却并未倾覆的“幸运”。当然，这第二遍现代化比起别人的一遍成功要困难得多；搞第二遍有许多包袱，还要受后进或者叫“后发”的制约。
我们不仅“后发”，还要把人家吃过的苦头一个不少重吃一遍。第三世界国家为什么绝大多数不成功？因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建立的全球政治和经济关系是那样形成的，总是让后进国家吃亏。这是一个极大的挑战。不是说你想搞民主，马上就能成功，变得富强。民主政治作为现代化的架构之一，现实地看，恐怕还要走一段曲折的长路。
向：有位海外华人学者在网上发表文章，说目前中国又回到了百余年前的“历史原点”，重新讨论在百余年中反复讨论的一个问题。认为中国只能实行威权统治的论者说，中国人的素质是产生专制的天然土壤，只有威权统治才能促进经济发展；而要求民主政治的论者则说，只要坚持在中国这块贫瘠的土壤里播撒民主种子，就一定能收获民主宪政之果。你对此怎么看？
冯：这是个虚假命题，逻辑不通。具体就改革而言，当前的症结在私有产权。《宪法》修正案往前走了一步，可以看作有了共识。但共识不等于就能办事。障碍不在老百姓的观念或所谓“素质”，而在现实利益及其分配与保护、攫取和抗争。例如下岗工人，他有没有产权？他干了几十年，厂子卖了，股份化了，沦为城市贫民，有什么办法和说法给他没有？再如农民承包土地，本来是一项改革，但现在想进一步，如允许出售或转让给他人。还有拆迁补偿。这些“烫山芋”谁拿？农民没有土地会饿肚子，民主喊得再响也没用。
向：但总是回避问题也不是办法。
冯：有时候，回避也是办法，甚至是唯一可行的办法。我说过，现代西方式法治的要义之一，便是掩饰社会矛盾，做政治的晚礼服。政治是什么？这儿湘潭附近出了个伟人说了，就是“与人斗其乐无穷”。民主政治也是“与人斗”的政治，也经常充斥着腐败。中国的现代化并没有一条现成的路好走，那“后发”困局不是一次简单的政治选择可以解决的。如果政治选择可以解决根本问题，俄罗斯和东欧那些前社会主义国家早就好起来了。
向：饿罗斯是休克疗法，一夜之间私有化了。也许私有化没错，错在权贵利用私有化大饱私囊。 冯：换个制度玩玩，还是同一批权贵。 向：是的。现在给人一种感觉，好像改革这辆车陷在泥坑里，进也难，退也难，但好在大家都还在想办法；不像当年勃列日涅夫把苏联那辆车陷进泥坑，明明不动了，他把窗帘拉上，硬要让车上的人相信车还在走着，结果当然翻车了。
冯：我想，中国的情况不太一样。中国革命比俄国革命曲折，经验教训也多得多。这影响到执政者改革家的路线，迫使他们慎重。当然，改革走一百步或五十步的口水仗是免不了的，还有虚假命题烟幕弹。但从根本上说，改革的最大受益者是执政者，既得和预期利益那么大，这条路线不可能动摇，这是一。二、改革还要牵动多数人的利益，不仅仅是执政者的事。所以任何政治改革都变得十分敏感，不敢像戈尔巴乔夫那样天真草率、自讨苦吃。我看他来美国参加追悼里根总统，和美国政客一样，把苏联解体归功于里根，就很可怜他。明明是他戈尔巴乔夫的功劳，主动不“与人斗”，放弃政权；下野后夫妻俩受尽了叶利钦他们的气，讲话还那样顺从。真是人穷志短哪。
向：其实现代化是一个系统，不可能只要你喜欢的，就像一个硬币有两面，你不能只要一面，不要另一面；必须学会接受它。
冯：早晚而已吧。另外，市场经济本身也要求扩大公民的民主参与和言论自由。有些变化意味深长，比如出版审查，过去是直接追究作者的政治责任，现在一般只追究出版者，撤换报社主编。甚至还送上法庭，让他们请律师辩护，通过法律程序和法治话语来做同样的事，达到同样目的。
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世纪？
向：你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说到你的北大导师李赋宁先生，说他们那代人很有学问，并说你“特别相信一代不如一代，人类文明的衰落不可避免”。我相信你说的是事实，但从社会发展和进化的观点看，却又未必如此。此前每当我疑惑不解时，总想起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是不是自然科学还是要发展的，而人文学科就不一定，换句话说：自然科学越发达而人文学科却越是萎缩？
冯：人类文明和宇宙间一切事物一样，也有腐败变质而衰亡的一天。但那样的“宏大”推论，对于现实生活和斗争中的人们无甚意义，是饭桌上的玩笑话——那篇采访未经我审阅，把玩笑一块儿发了，引起你的兴趣。我想说的是：盖大楼造大坝磁悬浮的成就，跟社会正义的重建例如消灭贫困、尊重人权，是两码事。我们不能轻信电视屏幕和新闻发布会上的那些漂亮大词和统计数字，被它们牵着鼻子走。要看到背后的资本的利益和权钱交易，新的雇佣压迫关系和社会控制技术的成熟与运作。人文和社科学者之被称为“知识分子”，正是出于这一知识上的期许或探求真理的公共利益——有时候公众未必意识到的自身的利益。
向：好像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冯：你是指科学和人文的发展关系？不存在学科萎缩问题，是大面积的腐败，从业者的腐败。而且就非常有限的媒体报道来看，科技和工程领域的腐败要比人文社科严重得多。
向：你在同一次接受采访时说：“人们主动学习儒家的道德、制度，应该是个好现象，一个民族有了自信心以后，就会觉得家里什么东西都是好的。等中国再富强一些，在知识分子当中，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会慢慢回来。再说，儒家的思想和资本主义没有矛盾。而且中国人历来有大国心态，还会觉得者祖宗的东西更自豪一些。”这话是否也是饭桌上的玩笑呢？ 冯：那不是开玩笑，是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事情。要知道，美女香车的银屏广告和八二老叟与二八闺女订婚的喜讯一样，“柔上而刚下”“感应以相与”，都是儒家那个“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的时代崛起的征兆。
向：还有人说，二十一世纪是中国儒学的世纪。你也真的认为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世纪？
冯：二十一世纪中国会在东亚和全球事务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乃至被美国认真地视为竞争对手，这一点大概是可预期的。那么儒学会不会复兴呢？我想不能轻易否定。儒家思想的根子在老百姓的生活习惯和宗法观念那里，五四以来，折腾了那么久也没有真正拔掉。将来的政治家怎么对老百姓说话，寻求“凝聚力”？儒家的道德制度人物传说，便是很有用的可供选择的一个符号资源，正如今天的民主、法治话语。历史常常重演，拒绝“进步”。不要以为传统不会复辟。今天，以二奶小蜜为名的多妻制已经大体复苏；明天，与之相称的财产和人伦关系必然会转化为有产者的政治要求。王船山读史，批判“孤秦”，总结出一句话：“其上申韩，其下佛老。”儒去了哪儿？原来儒家之学是经世致用——做掩饰用的。等到中国再富强一些，再大国心态一些，能不能重新利用呢？
向：好像是顾准先生说过，几千年的儒家文化证明，它不能产生民主，只能产生专制。 冯：这话是五四的遗产，不是顾准先生的洞见。历史上儒家思想和专制的关系，是个有趣的学术问题，不会有讨论结束的一天。将采儒家思想能否为统治者，包括那些诉诸民主与法治的统治者所利用，则是一个政法策略问题。对于后者而言，历史上儒家如何，是不那么重要的。看看新加坡就知道了。历史的吊诡就在这儿，到那时，如果有学者想继续批判“孔家店”，恐怕还不得不把民主、法治也一块儿搭上骂了。就仿佛《易经》在今天的遭遇，连科学不发达，汉语“单音节”，也算在了它的头上。当然，能够这样提出虚假命题采说事，随意棍淆事物发生的先后顺序和因果关系而不自知，本身就属于一个我们所熟悉的浑浑噩噩的传统。走出这片浑浑噩噩，承认“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是我们讨论任何问题，包括传统文化的前提。
文化台独、中国文化与后新儒学
■ 林安梧 周 行
问：最近，文化台独活动越来越明目张胆，两岸中国人都非常关心这个问题，您是怎么看待台独理论家的去中国化话语的？
林：文化台独是一个逐渐兴起的势头，要消解它，单向的批评或骂它，是无效的，需要回过头去了解台湾的历史，了解汉人到台湾拓垦几百年的历史，需要去了解台湾的孤儿意识、悲情意识是如何出现的。最近中央台播出了《沧海百年》电视剧，我大体看了，演得不错。如果能用闽南话配音在台湾播出，影响会很好的。这些东西，不仅要台湾人了解，全体华人都要了解，尤其是制定两岸政策的官员更要了解。现在老是出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有时是要打击台独，但却往往给官增加力量，这用一个佛教概念来说就是“逆增上缘”。其实，这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也很容易理解的。在日据时代，我们的先贤是用中国文化来抗日的，那时候的台湾性与中国性是一个连续体。那时候有没有台独论者？有。但那时候的台独论者是要独立于日本统治之外，最终要回归于中国的。比如，张深切先生也讲台湾要站立起来，但指的是台湾要独立于日本之外站立起来，而不是独立于中国。张深切先生谈的台湾性与中国性是一个连续体，与日本性是一个断裂体。这在那个时代是很清楚的一个问题。文化台湾与文化中国本来是一个连续体，现在却好像成了一个断裂体。为什么会这样，就需要花些功夫去了解。也就是说，并不是不能谈文化台湾，只能谈文化中国。这就像谈文化福建、文化湖南、文化甘肃等等一样，并不与谈文化中国相对立，并不妨碍谈文化中国。现在为什么谈文化台湾会妨碍文化中国呢？这就要了解一下诠释角度是什么，政治权力是怎么介入的。现在台湾的有些政治人物与文化人把台湾性与日本联系到一起，这不合乎常理，不合乎文化的脉络发展。这主要是政治权力的介人导致诠释上的扭曲。很多知识分子在这个问题上理论的分析不够，对历史的认知不够，结果打了一场混仗，最终还是被权力给利用了。
问：作为身居台湾的儒者，您的内心感受如何？您做了些什么？
林：我不敢自居为儒者。作为中国文化的研究者、爱好者、传承者之一，我做了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从理论层面来说，我做了一些相关的工作。在日据时代，台湾民族主义和中国民族主义是一体的，在现代，这二者却分家了。这就需要我们做一些工作去了解、去澄清、去弥合。这方面的工作我们做的还太少，内地的有关方面做的也很不够。就实践来说，我也做了一些宣介工作，比如我用闽南语给台湾民众讲中国文化经典。在今年的五二○选举之后，我也参与发起成立了民主行动联盟，参与了“反6108亿军购”游行，在广场上演讲了几次。2004年5月4日，36位文化界、教育界与社运界人士组成、已获504人连署响应的“民主行动联盟”正式成立。台湾现在的优点是任何声音都可以发出，但与此同时，在一个资本主义化、消费化的社会里面，权力和理性之间是一种很复杂的关系，真正理性的声音往往会被淹没，而主导性的声音往往是被权力所支配的。因为声音太嘈杂，内地这边的很多人，包括有些官员，对台湾的真实现状及其台湾人的心理还了解不够，甚至有很大的误解。
问：两岸分离太久，内地这边对台湾人的孤儿意识恐怕是缺乏体认的，所以了解不够啊！
林：是的。马关条约把台湾割让给日本后，唐景崧、丘逢甲宣布台湾独立，在东亚成立了第一个民主国，虽然只存在了几十天，但目的很明确，就是不愿意接受日本人的统治，希望总有一天回到大清国。丘逢甲的诗句是很悲痛的啊——“宰相有权能割地，孤臣无力可回天”。台湾人这种被抛弃的感觉是很痛苦的，这种孤儿意识也是很正常的。终于到了1945年，台湾光复，重见天日，当然是大好事了。没想到在1947年发生了二二八事件，是非常不幸的。1949年，两岸又分隔了。国民党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极力打压台湾本地势力。国民党政权本不是外来政权（虽然民进党现在把它说成是外来政权），但这种本土政权结构上具有外来性。同样是炎黄子孙，国民党政权却没有平等看待，于是就跟台湾的知识分子产生严重摩擦，国民党自己也没有好好处理、认知、忏悔这件事。从我们儒家来看，发生了一件事，首先应该反躬自省。在台湾问题上，我们应该好好地了解我们的先贤是怎么抗日怎么爱国的，然后想想我们在今天应该怎么做才能对得起列祖列宗、往圣先贤，可惜现在还是在混战一场。这件事就会很快拨云见日，台湾的这段历史就会慢慢恢复本来面目的。
问：陈明先生说，在台湾与内地的统一问题上，讲中国文化不见得有用，但不讲中国文化则绝对有害。在文化上认同一个中国，也会给政治上的一个中国提供支持。
林：那是当然。两岸的问题实际上是个角度的问题，是个态度的问题，不仅仅是个技术性的问题。我们要把技术提高到方法，把方法提高到本体。谁拥有“道”了，谁就在这个问题上占有优先性了，谁就统一了中国了。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中国不是哪一群人的中国。现在谁最容易做到统一中国？中国共产党最容易做到。就看它怎么做了。现在很多人忧虑台湾会走上违反统一的道路，我看未必。台湾现在基本上是个民主宪政体制，不是政治领导社会，而是社会领导政治——社会每隔四年就要颠覆、重组一次政府。我们在台湾最关心的不是政府被颠覆了，而是社会风气是不是被败坏了，人心是不是颓靡了。
问：在台湾的民主宪政过程中，新儒家为反抗集权政治进行了不懈抗争，这其中尤以徐复观先生为代表。可是，正如你所言，现在台湾基本上实现了民主宪政，但却在政治上出现了独立于中国之外的倾向，这对于台湾的新儒家而言是不是个悖论呢？
林：台湾有它的历史悲情，用佛教的话说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