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5年第02期-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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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中国之外的倾向，这对于台湾的新儒家而言是不是个悖论呢？
林：台湾有它的历史悲情，用佛教的话说就是有一个长期累积的“业力”。我常说，这就要用慈悲来化解悲情，用愿力来解消业力，要领受天命来克服宿命。去年我在《联合报》上发表文章来谈这个问题，呼吁台湾同胞要正视这个问题。在实际操作上，台湾现在是民主宪政的操作体制，但在整个历史进程中，它是从原来的威权体制下的传统社会走向民主宪政的公民社会的一个阶段，是掉下到了一个“江湖社会”。江湖社会就是山寨林立，就是草莽气嘛——现在就连一些很文雅的人参与政治后也会讲出很草莽的话来。在江湖社会是不讲正义的，只讲狭义的“道义”，其实就是“情义”。“情义”不是“天理”，是“偏私”。台湾现在的政治人物就像墨家、墨侠一样。墨家、墨侠往下掉就是“黑道”了。至于有人说新儒家追求的新外王“民主与科学”给台湾带来了乱象，于是就忧心忡忡内地的民主化前景。我认为是不对的。民主并没有给台湾带来乱象，台湾目前的状况并不是乱象。台湾现在是政治人物的叫嚣很严重，传播媒体的炒作很严重。民间社会，老百姓还是各安其位。而且，我们用国语、闽南语在民间讲学还是很多的，也没有什么阻力。各个教团、社团还是一如既往地活动。我们要恰当了解台湾。而且，台湾的政治发展在整个华人世界里面，是个很重要的试验品，现在正在苦痛的考验之中。能否成功走向民主宪政和公民社会，还不好说。我认为，它是有可能成功的，因为它的民间底蕴是很丰厚的，文化的调理能力是足够的。
问：很多人对牟宗三先生的“良知自我坎陷”开出民主、科学的理论提出批评，认为中国文化还是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林：牟宗三先生论证通过“良知自我坎陷”开出“知性主体”，是诠释上的一个理论逻辑次序，并不是一个历史的发生次序，也不是一个实践的学习次序。台湾也是在实践的学习发展过程中不断进行调理。台湾在学习西方的现代化，但由于有中国文化的调解，所以才走得比较顺。中国文化土壤在台湾学习西方的过程中起到了一个很好的调理作用，也是一个相互调理的过程。这并不是一个“内圣”开出“外王”的问题，而是在学习“新外王”的过程中，用中国文化调理“新外王”，也用“新外王”回过头去调理出一个“新内圣”。
问：港台新儒学作为近现代以来儒学的一个重要学派，为儒学的传承、发展做出了巨大成绩。在牟宗三先生之后，它的发展前景会是怎样？
林：港台新儒学的发展现在出现了不同的路向。一个路向就是继续沿着牟先生的思想往前走，我名其曰“护教型新儒学”。这种路向的新儒学人数还不少，在目前的新儒学阵营基本上占一半以上。另一个路向就是“批判型新儒学”，人数还比较少，我自己就属于这个路向，也可以说是后新儒学吧。我受牟先生的启发比较大。但是我认为应该由牟先生回到熊十力先生，应该由熊十力先生回到王船山先生。如果回到中国文化传统来谈几个核心范畴，如理、心、气何者为先？我认为是气为先。我的“存有三态论”对中国文化的解释在目前看来是成立的。牟先生受康德学的影响比较大，知识学的色彩比较浓厚，这在他们那个时代是有独特的成就，但也有限制。我们现在应该继承牟先生的思想资源，应该了解牟先生他们那个时代所面临的和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他们那一代人所面临的问题在现在已经不成为问题了，如中国传统文化是否会妨碍现代化。在当时，彻底的反传统主义者太强了，牟先生他们不得不回答胡适、鲁迅等人提出的问题，不得不指出彻底的反传统主义者对儒学的非本质把握。牟先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是儒家的心性之学，从儒家的心性之学是可以开出科学与民主的。中国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虽然是被制造出来的一个假问题，但很能蛊惑人心，牟先生在理论上做了澄清工作，在理论逻辑次序上给出了一个答案，是很重要的贡献。但是，理论的逻辑次序不等于实践是学习次序。就拿台湾现在搞民主化、现代化的这帮人来说，他们了解牟先生的“良知自我坎陷”是什么吗？我相信大部分人是不了解的旭这并不妨碍他们学习现代化。牟先生所要解决的问题在今天已经不成为问题了，现在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在他们那时候还没有出现，如全球化与本土化问题等等。这是一个新的年代，后新儒学必须考虑新出现的问题。 问：那您对蒋庆先生对港台新儒学的批评有什么看法？ 林：蒋庆先生对儒学是有他的理解的，很有见地，也深入思考了的。而且，他对西方的民主、宪政有忧心。这个忧心是容许的，也是可以讨论的。自由主义者和新儒学都可以来讨论，我也愿意加入讨论。蒋庆先生的想法很理想，但是如何可能？不容易啊！我发现现在内地有些人把西方的民主宪政与西方的基督宗教关联起来思考问题，认为只有在中国发展出基督教，中国人只有成为基督徒。中国才有可能发展出民主宪政和科学来。这种思考是很奇怪的！怎么在现在还有这样的看法呢？这是一种胡涂的思考，是一种本质主义的方法论。它认为中国文化发展不出来民主与科学，必须把中国文化的本质撤换为基督教文化。我认为蒋庆先生的可贵之处是指出了西方的民主现在问题很严重，这不是一个国情适合不适合的问题。中国文化发展出来的“人格”概念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如果我们只是高张西方近代发展出的“人权”概念，对于中国的发展是很不切实际的。如果再把“人权”概念挂到一个神圣的伟大理想里面，就会发生奇特的、严重的撕裂危机。
台湾的宗教是自由的，但台湾基督徒的比例一直没有增加，主要原因就是台湾的本土宗教一直得到了很好地发展，儒、道、佛仍然是民间信仰的主体，几百年来从来没有中断过。内地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就不会有今天的这个麻烦。现在，我发现内地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希望儒、道能有发展。儒如何发展？民间讲学是很重要的一个途径。现在不是提倡儿童读经吗？这很好，并且要在青年、成年中都鼓励，要让古典的话语跟现代的生活话语接轨。我们学界、文化界都要做些工作。《原道》这十年就做得满不错嘛！
问：近年来，官方和民间都对复兴中国文化有所关注，不仅提倡“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在公民道德建设中也强调要加强中国传统道德教育，而且，一些人呼吁要祭祀黄帝陵、孔庙、儿童读经、传统节日放假、改教师节日期为孔子诞辰日等等，于是有人就联想到台湾在1960年代发起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
林：蒋介石在1966年发起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主要是针对内地的“文化大革命”。蒋介石搞“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肯定不是真心的。但是，蒋介石不反对中国文化，则绝对不假。只要不反对中国文化，不毁损中国文化的土壤，它就会很好地生长。内地目前的这些现象，是很好的势头。只要有了优良土壤，秧苗就会生长出来的。以传统节日放假为例，就应该认真考虑。传统节日是保持民族文化的连续性、增强文化认同的很好形式。现在西方的很多节日都进来了，我们可以借鉴它们的形式，但要赋予我们中国文化的内容。如西方的母亲节日期，对于中国人来说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如果把中国的母亲节定在孟子出生日，就不同了。孟母是伟大母亲的代表，孟母三迁的故事可是千古流传啊。如果把中国母亲节定在孟子诞辰日，就会具有文化传承与生养的双重意义。
问：在一个白话语体主宰的时代，依赖文言经典承载的儒学如何表达？
林：儒学并不是只能依赖文言来承载它的意义。话语是意义的载体。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载体，是会变化的。文言和白话不是截然断裂的，是一个连续体。我们平时很多口语，也是文白夹杂的，如“不以为然”；在福建和台湾，你会在日常生活中听到用闽南话说“尔有闲否”，你说这些话语是文言还是白话？我们看《红楼梦》，就会发现文言和白话是完全交融一体的，根本没有什么隔膜和冲突。这次我到中国人民大学，看到草坪上立了个小牌子，写着“绿草茵茵，踏之何忍”，很文雅嘛！这总比“请勿践踏草坪”要好吧？这句话就是中国文言文，也体现了儒家的道德观。道德是唤醒的，不是禁止的啊。现在，为什么会把文言文和白话文搞成断裂的呢？这是我们中国知识分子自己造成的灾难啊！为了抢救中国文化，却采取了摧毁性的方法，就像《庄子》中所讲的“以火救火，以水救水”。现在是有机会反省、清理这个灾难了。但在清理这个灾难的过程中，不要有激愤、鄙视的心态，而要有理解、同情、慈悲的心态。前人走错了路，给了我们借鉴。
问：“血缘性纵贯轴”理论，在解释中国父子君臣关系上，建立了一种粗糙的模式，这一模式林先生是否有继续深入探讨的文章或论著？或者说在同一理路中还有没有继续深入探讨的可能性？
林：我并不认为它“粗糙”，应该说比较“概括”。概括与粗糙不同，概括是有诠释力的。一个东西是不是有诠释力，就要看它是不是有展开性。如果成为最后的总结，这个东西的诠释力是有限的。
问：台湾民间儒学情形如何？有哪些民间儒者？林先生与牟宗三先生学术师承关系有多大？台湾儒者一般认为内地对台独应采取什么立场？
林：台湾很多研究义理的民间儒者多在社团、教团里面。但儒学的主流还是在学院里。学院派和民间派的发展都很正常，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至于我和牟先生的师承关系，很大，也不很大。牟先生把中国传统的话语与现代的学术话语结合在一起，而且缔造出新的话语系统，这是非常可贵的，是一个伟大的创造。我认为，在牟先生那一代人里面，他可以在海峡两岸的思想家中排到前五位。在接受牟先生的教养过程中，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学到了很重要的方法，这对我的影响很大。说不很大，是说我不仅仅只学到了某个结论，我是对牟先生的结论予以批判性继承的。
两岸的问题不是一个义利分判的问题，而是一个义利相和的问题。只要不再执着于意识形态之争，原先的民族主义是会化掉的。中国并没有民族主义，中国的民族主义是被西方打出来的。孙中山所说的民族主义是一个共生的民族主义，进一步发展就是世界大同。台湾存在的意义就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江东，那时候是“保江东以存中国之统”，现在是“保台湾以存中国文化道统”，在中国文化道统原则的基础上，求得两岸关系的稳定和解决，以两岸之和平和中国文化促进整个人类之发展。这就是我的立场。牟先生如果健在，我认为他会和我一样。
1989年秋天，我应苏联教委邀请，到位于苏联海参崴市的远东大学教授汉语。汉学系五年级学生伊林娜，热爱中国文化，经常找我问问题。一次，她竟然让我给她讲解李商隐的一首无题诗，令我惊讶不已。她送给我一本《塞纳河畔》，这是刚刚出版的新书。伊林娜说，我可能对这本书感兴趣。我已经买了不少书，可读过的却很少，便把《塞纳河畔》随手放在书架上。寒假我没回国。海参崴冬天不算太冷，但一来寒流就像俄国人所说的，“冻死狗”了。一个风雪交加的日子，出门是不可能了。我随手拿起《塞纳河畔》，翻翻伊林娜说我可能感兴趣的那本书。这是一本回忆录，讲的是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后，流亡巴黎等地的俄国知识分子，主要是作家和诗人在国外的坎坷经历。我马上被回忆录吸引住，接连读了两天，可以说是一口气读完的。仿佛顿时离开冰天雪地的远东海港，置身于阳光灿烂的巴黎爱丽舍田园大街上。作者奥多耶夫采娃把我带人俄国流亡作家和诗人的生活中，他们当中，有的我知道，有的从未听说过，现在才认识。我同他们一起喝茶，一道散步，对他们渐渐熟悉了。
奥多耶夫采娃是俄国的长寿女诗人，1990年逝世，活了95岁，是俄罗斯白银时代最后的两三位老太太之一。她丈夫格奥尔基·伊万诺夫是阿克梅派诗人。他们同是古米廖夫领导下的诗人车间的成员。奥多耶夫采娃在《涅瓦河畔》中详细介绍了古米廖夫和诗人车间，在《塞纳河畔》中只捎带提起，我也不多写了。 1922年奥多耶夫采娃夫妻双双流亡巴黎。
《塞纳河畔》中第一个出场的人物是诗人伊戈尔·谢韦里亚宁。他是俄国自我未来派诗人，二十世纪初曾名噪一时。受到马雅可夫斯基、曼德尔施塔姆、帕斯捷尔纳克和茨维塔耶娃等著名诗人的推崇。他更是女士们心目中的“紫罗兰王子”。他每到一处，女士们为留住他，把他的马从马车上卸下来，夜晚围着他的窗户唱歌。他沉醉于自己的成功中，忘乎所以地写道：“我征服了文学，像雄鹰一样飞上声震寰宇的宝座。”但他过分卖弄辞藻，热衷制造新词，采用复杂的韵脚，弄得真情越来越少，思想越来越浅薄，最终失去了诗意。伊万诺夫说他的诗名是阿·托尔斯泰骂出来的。回忆录里举出被阿·托尔斯泰骂的那首诗：
把螺旋锥插入木塞，
女人的目光不再羞涩，
菠萝浸在香槟酒中，
菠萝浸在香槟酒中，
而我整个浸在挪威的，西班牙的……
“这种狗屁不通的东西也称为诗，”阿·托尔斯泰差点气昏，“俄国诗歌堕落到何等地步！”反对谢韦里亚宁的人把阿·托尔斯泰的话捅到《新时报》上，以为谢韦里亚宁这下准完蛋了。然而事与愿违，这几句歪诗像中国的顺口溜，一下子便能记住。诗中提到女人、菠萝和香槟酒，颇对声气相求的人的脾胃，很快传遍全国。谢韦里亚宁的名字也随之传遍全国。很难说真有其事，但这种传说别的作家在回忆录中也提到过。不管传说真假，他的诗越写越坏却是真的。虽越写越坏，却越坏越写，终于成为写作狂。爱沙尼亚《今日报》主编向他发放沉默抚恤金（发表诗立即取消）恐怕不是编造出来的。我买过他的诗集，看不懂他到底想表达什么。谢韦里亚宁像一道流星，在二十世纪初叶的俄罗斯夜空上闪耀一下，便消失了。专门研究白银时代诗歌的北大顾蕴璞教授编选《俄罗斯白银时代诗选》，也选不出他的几首诗来。
回忆录中第二个登场人物是诗人叶赛宁，1922年奥多耶夫采娃与他在柏林不期邂逅。叶赛宁是俄国影响极大的诗人，也可以说是苏联诗坛奠基人之一。他带着忧郁的情调讴歌古老俄罗斯的乡村、草地、白云和农舍。他是来自乡村的诗人，采用的却是象征主义的手法，不知该把他算做农民诗人，还是归入象征派。他的《狗之歌》和《流浪汉》都是影响极大的佳作。叶赛宁1925年12月28日自杀后，便从文学史中消失，他的书遂成禁书，直到1955年才开禁。他同美国舞蹈家邓肯的婚姻在世界上引起轩然大波。他的死是自杀还是他杀至今还是个谜。像他那样气质的人完全可能自杀，但不能排除他杀，因为有不喜欢他的苏联领导人。 1993年我在俄罗斯闲来无事，把12月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