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5年第02期-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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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作为文化场域或是政治舞台，北京在过去与未来，传统与摩登间的曲折发展，更点出现代经验下欲盖弥彰的时间与空间焦虑。在这里，该过去的并不真正过去，该发生的也未必准时发生。从民国的故都到人民共和国的国都，每个时代在北京留下片面光影，烘托出既新且旧的都市风景，也不断改变市民主体的特性。北京的“城”学，也必须是北京的“人”学。时间到了后现代，学者戴锦华甚至视京城如“镜城”，用以参看它所折射的种种虚实现象，可谓良有以也。
是在这样的理念下，陈平原教授和我在2003年秋天策划了《北京：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国际会议。我们期望藉由不同的文化、历史、文学角度，勾勒近现代以来北京——尤其是北京想象——的多重视景。如上所述，比起已成气候的上海论述，北京研究仍然有待推动。惟其如此，这次会议更具有思辨的潜力。我们的目的不在于刻意标榜门派学说，而在开拓议题，深入历史和文本肌理。如这本会议论文精选集所示，议题包括了金元到明清的北京文化抽样；近代北京声情与色相的白描；通俗文学、新文学、新旧媒体的对话；“京味儿”民俗志学考察；北京城与北京市的景观政治；北京从城外到域外的想象；甚至后现代、全球化的北京叙事学等，不一而足。每一组议题都足以显示这座城市所召唤的修辞力量、和所投射的想象维度，其复杂深邃处，较上海只有过之而无不及。
或有论者要指出，会议既有“文化记忆”之名，多数论文又以民国或民前时期为讨论焦点，似乎有耽于伤逝怀旧之虞。我们却以为，正因为北京城蕴积丰厚，才能提供我们回顾与记忆的素材。回顾与记忆不必只是消极的乡愁姿态，更可以是诠释——甚至干预、解散——已被物化的历史的方法。借着北京所含蕴的历史纵深，我们叩问过去，并由此探勘未来的可能与不可能。试问当年五四君子的抗议精神，京派文人的抒情美学，以迄沈从文所描绘的北京乌托邦蓝图，梁思成为北京城墙所作的抗议，放诸今日，不仍有其批判的适切性？
参与这次会议、发表论文的各国学者将近四十人，来宾则超过三百人。三天的议程紧凑生动，其中一场圆桌讨论，舒乙、陈丹青、阿城、莫言等知名作家、艺术家也拨冗参加，尤其是高潮迭起，众声喧哗。著名摄影家沈继光先生在会场展出北京摄影，一样吸引大批观众。
特别应该致谢的是陈平原教授。平原兄的学问文章，早有定论，难得的是他的经理长才，在在令与会者有意外惊喜。平原兄是南人，来到北京后却深为这座名城所倾倒，以发展北京学为职志。我个人虽然身在海外，也觉得事有可为，愿意共襄盛举。
自1988年后，我曾多次来到北京。十五年一晃过去，北京如今范围更大，也更为人车杂沓。在迎向奥运的憧憬下，一切景物都似乎有了快速拆解和重建的理由。我不禁感慨：这些年北京变化得太快了吧，或还不够快？北京研究只是一种有闲的回顾，还是“回到未来”的批判？值此之际，与会的所有学者愿以一册精选的论文集，作为我们对北京——它的文化，它的过去，还有未来——的关怀与愿景，也期待北京研究的持续壮大。是为序。
记得是十年前，我在东京访学时，问过许多日本学生，最喜欢的中国历史人物是谁，都说是诸葛亮。为什么？除了聪明才智，还有就是身上那种特有的“妖气”。说来有趣，同一个孔明，中国人欣赏他鞠躬尽瘁，日本人喜欢的则是其神秘色彩。这与中日两国民众看待生死、幽明、神人等的方式，不无关系。
在《中国小说史略》中，鲁迅谈及《三国演义》写人的缺失，有这么一句：“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第十四篇）前半句我很赞同，后半句则不无保留。因为，在我看来，这是用今人的眼光苛求古人，没考虑到中古时代人们的知识结构与思维特征。像孔明那样的绝代军师，知晓天文地理，熟悉阴阳五行，还会摆弄奇门遁甲等方术，—点都不奇怪。以军师而兼巫师，神神鬼鬼，虚虚实实，这样的描写，既有历史依据，更符合“小说家言”的特性。晚清以降，崇信科学的中国人，开始质疑诸葛亮的智慧超常与法力无边。那是站在现实主义的立场，而且过于相信“七实三虚”之类的说法。反而是日本人，离得比较远，可以超越功利的计算，故对《三国演义》会有另外一种读法。
经由知识精英“破除迷信”的努力，今日中国，对于神鬼的世界，要不彻底沉湎，要不完全拒斥，难得有比较圆通的见解。返观东邻，平安朝阴阳师安倍晴朋的超现实故事，居然成为流行读物，而没人追问鬼神之有无，或者慰灵之是否必要。你可以说，这是叨了科幻小说以及灵异电影的光，时至今日，即便中国人，谈论魔鬼、灵魂、巫术、神迹什么的，也都已经没有多少禁忌了。可放眼中外的书界与影坛，到处“人鬼情未了”，何以如此，还是个值得探究的谜。
对于鬼神之有无，中国人的态度其实很通达：喜欢谈论，但并不坚执。很长时间里，明知“怪力乱神，子所不语也”，仍有无数儒生对“志怪”一往情深。个中原因，可借用清人袁枚《〈子不语〉序》的自我表白：“文史外无以自娱，乃广采游心骇耳之事，妄言妄听，记而存之，非有所惑也。”不见得真的相信鬼神，可鬼神故事“游心骇耳”，娱乐性很强。于是，读书人纷纷以谈狐说鬼自娱或娱人。
同样谈论鬼神故事，从《搜神记》的力图“发明神道之不诬”，到《阅微草堂笔记》的“半属寓言，义足劝惩，固不必刻舟求剑尔”，两千年间，讲述顺听了无数凄厉阴森、哀感顽艳的鬼神故事的中国人，很难说真的“笃信鬼神”。否则，便无法解释何以近百年来，鬼神基本上从中国文坛消失。启蒙者的呼吁以及政治家的提倡，之所以能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与普通民众本就“无可无不可”的态度有关。当然，这说的是近百年的情况；如果倒退到汉魏六朝，那时之盛行鬼神志怪之书，“盖当时以为幽明虽殊途，而人鬼乃皆实有，故其叙述异事，与记载人间常事，自视固无诚妄之别矣”（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五篇）。
日本的情况，大致也类似。在“科学昌明”的今天，谈论鬼神，最好将故事放置在一个幽明尚未十分清晰的时代。《阴阳师》系列小说的第一则《琵琶之宝玄象为鬼所窃》，开篇就告诉我们：“平安时代——仍然是个民智未开的时代，有好几成人仍然对妖魔鬼怪的存在深信不疑。在这样的时代，人也好鬼怪也好，都屏息共居于京城的暗处，甚至在同一屋檐下。妖魔鬼怪并没有藏身在边远的深山老林里。”（第 4页）有了这个交代，以后平安京里百鬼夜行的场面，便也都见怪不怪了。
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公元781年即位的桓武天皇，其如何积极推行新政，从而开创了一个新时代，可以不必考虑；但作为知识背景，此后四百年间文化上的几个趋势，必须略为知晓。不然，阅读小说时会有些许障碍。一是僧侣纷纷入唐取经，归来后建宗立派（如最澄、空海），使得佛教信仰在日本国民中间更加深入骨髓。二是平安前期，汉文学在知识分子中十分流行，嗜好《文选》或模仿元白体成为一种时尚，某些著名文人的作品，据说“如果放进《唐文粹》《文苑英华》之中，中国人看了也不会想到是出自日本人的手笔”（内藤湖南著、储元熹等译《日本文化史研究》第11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三是日本文学到了平安中期，逐渐摆脱了汉文学的影响，走向独立和成熟，“可以说和泉式部的和歌同清少纳言的随笔、紫式部的小说是代表这一国文学黄金时代的三大杰作”（坂本太郎著、汪向荣等译《日本史概说》第14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四是平安朝的礼仪、律令、教育制度等多模仿大唐，但作为凌驾于众多官僚之上的特殊机构，阴阳寮的设立以及发挥重要作用，却是日本人的独创。
专家告诉我们，日本古代的野史笔记以及小说如《大镜》《今昔物语集》《宇治拾遗物语》《古今著闻集》《续古事谈》《源平盛衰记》《平家物语》等，有若干关于平安朝阴阳师安倍晴明（921～1005）的故事。在开篇之作《琵琶之宝玄象为鬼所窃》中，梦枕貘确实多次引述《今昔物语集》，给人“言之有据”的感觉；可很快地，作家完全抛开典籍，纵横六合，翻云覆雨。理由很简单，一来古书中可供借鉴的情节，其实很有限；二来有“历史考据癖”的读者，不会太多。只要善用方术而又处事圆融的安倍晴明，其占卜施法降伏厉鬼的故事能不断博得读者的欢心，作家就不用担心“无稽之谈”之类的指斥。毕竟，这是驰骋想象力的小说，而不是严谨的历史著述。
鬼故事中蕴藏着的人情物理，以及极为丰富的想象力，是其吸引读者的关键所在。至于落实到梦枕貘的《阴阳师》，什么是咒（第23页）；何处有灵（第76页），以及怎样驱逐厉鬼，其实不是很重要。关键是故事，以及故事背后的心情。谈论鬼神，一如描摹人间，同样是没完没了的“爱恨情仇”。
以我的粗浅观察，慰灵作为一种文化仪式，对于日本民族来说十分重要。在日本，“灵魂信仰”古已有之。将死于非命者尊奉为神并祭祀之，这种做法很有人情味。因其不分敌我，只要是死于战乱，一律供养，以慰亡灵。明治初年，这种思想依然流行。比如，东京惠比寿附近的台云寺中有座慰灵塔，便是祭祀“日清战争”中阵亡的中日两国军人。而在实际政治运作中，新政权为了与政敌实现某种程度的和解，也有必要通过祭祀的方式，安慰失败者的亡灵（参见拙著《阅读日本》第55页、93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如此慰灵，主要目的是摆脱怨鬼的纠缠；因此，是安抚而非镇压。这就决定了阴阳师安倍晴明不仅具备高深的法力，更必须通达人情。
就像小说里说的，妖怪也是各种各样，“既有为祸人间的，也有与人无碍的” （第167页）。即便是那些只具有负面价值的鬼，很可能也有不得不如此作为的苦衷，同样值得理解与同情。请听《鬼恋阙纪行》里女鬼龙胆的自白：“变作凄厉之鬼，夺取无关者的性命，内心遗憾不已啊……”（第241页）循此思路，《阴阳师》讲述的是诡异的案件，却取抒情的调子。故事的结局一般来说并不惨烈，而多低回婉转，余音绕梁。就拿最为血腥的《黑川主》来说，主旨是如何解救受害的绫子，而不是惩罚作祟的黑川主。小说的结尾，黑川主带着他和绫子所生的孩子回到河里去，慈悲为怀的安倍晴明并不希望赶尽杀绝。《聊斋志异》里的花妖狐魅，大都美丽多情，因而人见人爱；《阴阳师》的设计却不一样，鬼就是鬼，还会吞噬人命，只是你不妨“略其迹而原其心”。天竺乐师汉多太的鬼魂之所以潜入宫中，取走玄象，一是怀念妻子，二是弹奏琵琶抚慰自己的心灵。他只希望与酷似亡妻的宫中女官玉草共度一宵，然后永远消逝。此愿无法实现，安倍晴明好言相劝，让其附体在玄象上。于是，奇迹出现了：“此玄象如同有生命者。技巧差者弹之，怒而不鸣；若蒙尘垢，久未弹奏，亦怒而不鸣。”（《琵琶之宝玄象为鬼所窃》）
最能说明鬼之“与人无碍”者，当属那个比赛和歌失败，绝食而死，成了鬼依旧不依不饶的壬生忠见。如此鬼魂，实在太固执了；可这倔强劲，不也显得很可爱？这样风雅的鬼魂，与之结交，又有何妨？《鬼恋阙纪行》中所有的人鬼，包括喜欢寻花问柳的朝臣藤原成平，不忘旧情的皇上，前来复仇的痴心女子龙胆，还有凭借一束皇上表示忏悔的头发劝转复仇鬼魂的晴明和博雅，都是十足的风雅之士。
以前读《枕草子》《源氏物语》等，曾深深感慨平安时代贵族生活的优雅。梦枕貘大概也对此心驰神往，故《阴阳师》中刻意经营这一点。就拿阴阳师安倍晴明的庭院来说吧，其布置便很有情致。请看《栀子女》的开头部分：
晴明的家一如往日，四门大开。
杂草丛生的庭院，驻足门前便可一览无余。这里与其说是家宅，不如说是现成的一块荒地。
围起宅子的，是有雕饰的大唐风格围墙，顶上有山檐武装饰瓦顶。
博雅打量着围墙内外，叹一口气。
午后阳光斜照庭院。
院子里，芳草萋萋，随风起伏。
路径与其说是着意修的，莫如说是人踩踏出来的，仿佛是野兽出没的小道。
假如在夜间或清展出入院子的话，衣服恐怕会沾上草叶的露水，一下子就沉重起来吧。
不过，此刻艳阳高照，草丛算是干的。
博雅没有喊门，径直穿门入户。
如此幽雅的庭院，还有作家散淡的笔墨，再配上主人公玉树临风的相貌以及隽永的言谈，活脱脱一种“六朝风韵”。按照历史学家的说法，平安时代主要接受的是大唐文化的影响，可我在清少纳言的《枕草子》里，读到的却是汉魏六朝的趣味；而在今人所撰谈论平安朝阴阳师的小说里，居然也有这种感觉，实在妙不可言。记得周作人曾多次引用大沼枕山的汉诗：“一种风流吾最爱，南朝人物晚唐诗。”或许，这真的是日本人的共同趣味？
记得十多年前，我在东京演讲“中国现代小说的雅俗对峙”，当场有日本学者提出：在他们看来，1970年代以后的日本小说，已经取消了雅俗之分。当时有点不以为然，现在看来，不无道理。按理说，像《阴阳师》这样的鬼故事，属于类型小说，不外历史＋鬼怪＋推理，还能变出什么花样？比起阴与阳的调和，武与巫的互补，动与静的结合，心境和学识的搭配等，我更欣赏其鬼魂故事中的雅趣。
说到雅趣，不能不涉及小说中带有抒情意味的叙述语言（这点，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漫画、电影或电视剧恐怕难以体现）。类似中国古代笔记小说，《阴阳师》中仪式化的生活场景与变幻莫测的鬼魂故事，形成某种张力。小说中最精彩的，不是安倍晴明和源博雅安抚怨灵、祈雨消灾的故事，而是谈论鬼神时的“氛围”和“心境”。驰骋六合固然不易，体贴人情则更难——后者，似乎是小说家的专长。
读过鲁迅小说《铸剑》者，大都知道其基本素材取自魏晋时的《列异传》与《搜神记》。可惜，如此别出心裁的“故事新编”，在现代文学史上并不多见。不是没人看中那些积淀千年的神奇“故事”，而是成功的“新编”，谈何容易。时人多欣赏唐人传奇之“叙述宛转，文辞华艳”，我则更喜欢汉魏六朝那些笔短而意长的志人与志怪，并认定这是中国小说发展的动力与渊薮，宋元明清无数作家都曾从中获取灵感。
今日中国，经过“科学洗礼”的小说家，倘若对汉魏六朝的博物与琐言、逸事与志怪感兴趣，或许也能像梦枕貘召唤平安朝的阴阳师那样，给读者一个意外的惊喜。
给自己的文集起名字是一件非常伤脑筋的事。幸而，在编这本文集之前，曾与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副总编潘涛先生和科学时报读书周刊主编杨虚杰女士有一次谈话，谈到了给这本集子起一个什么样名字的问题。
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个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