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5年第02期-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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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偶然的错失其实比偶然的相遇更举足轻重，错失呈现出不能如愿的忧伤，在点题的漫天大雪中，他和她的想象依然没有着陆。只有在分离中，在无法消除的距离当中，在等待的所有时刻，想象依然在自由地飘扬。
权利发展与权利成本
■ 刘 军
在西方世界中，美国人是最热衷于个人权利的，在他们看来，权利不仅是天赋的、自然的、与生俱来的和不证自明的，而且是先于政府、宪法和法律的。也就是说，不是政府和宪法规定和产生了权利，而是权利产生和规定了政府和宪法，政府和宪法都是为了维护和保障权利而建立和制订的。有学者认为，美国革命主要是一场权利革命，因为没有证据表明殖民地人受到了比母国英国人更多的实质性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
尽管美国人的权利观念很激进，美国公民范围和公民权利的内容却是逐步而缓慢发展的。公民从最初的有产白人新教徒，发展为没有财产和信仰限制的全体白人男性、全部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男性，最后是全体妇女。公民权利的内容也从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上半叶的人身保护权、财产权、言论和信仰自由权等，发展到十九世纪中期以来的普遍选举权、受教育权、就业权、男女同工同酬权、种族平等权、社会福利权等，经历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权利革命，堕胎权、环境权、同性恋权等又为权利话语提供了新的内容。
美国公民权利发展史表明，它最初是一种否定式的，即以宪法和权利法案防止政府侵犯的权利，后来自二十世纪发展为一种主动要求政府作为的权利，即将消除现实中的不平等看作是政府的责任，哪怕这种不平等不是来自法律，而是来自社会或文化偏见。这种转变是悄然和缓慢的，三十年代的经济大危机提供了转折的契机，而罗斯福新政就是一个明显的转折点。如果不是大危机，美国走向福利国家之路还要遥遥无期。但新政自始就伴随着批评，传统的市场经济和小政府观念几乎使新政夭折。然而，二战的胜利和战后的经济繁荣使传统权利观念没有成为主流思潮。但进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以来，随着西方福利国家的弊端日益明显，引发了对福利权利的普遍反思，这是形成八十年代西方新保守主义权利观念的一个重要的社会原因。在新保守主义者看来，很多社会危机始于新政。
显然，在美国传统中，发展公民法律面前平等和政治民主权利方面的阻力，比发展公民经济和社会文化方面的平等权利的阻力要少得多。这其中一个不为人注意的原因，是后一类权利需要更多的税收、更多的政府功能和更多的公民责任感，而这些正是美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所欠缺的。虽然美国是西方首富，但其公民社会福利保障从制度和理论上都是倒数的，福利权是否属于公民权利至今仍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如土耳其都能实行全民公费医疗，美国的全民公费医疗至今步履蹒跚难以实现。
研究美国权利问题的专家L．亨金在分析美国福利国家姗姗来迟，公民经济和社会权利脆弱的原因时说，美国之所以发展成为一个福利国家，不是由于宪法的支持和鼓励，相反，是由于克服了宪法的反对。他还指出，认为个人权利先于宪法而存在，使美国从建国时期权利观念就存在先天不足；如果权利先于宪法而存在，宪法不能创造、设立或赐予权利，权利也就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宪法权利，因此宪法对权利的保护也必然是有限的。
使社会福利权受到普遍置疑的直接原因是钱的问题，因为从七十年代西方社会福利支出的增长就长期高于经济增长，并在GDP的比例不断扩大，导致政府财政不堪重负。但这绝不仅是经济问题，如福利国家导致了官僚主义大政府，高福利使人产生了依赖和懒惰心理削弱了传统的如新教伦理等个人奋斗观念，过度的社会福利保障确实引发了一系列政治、社会和价值观念危机。西方社会福利改革势在必行已成为共识，争议的仅是如何改。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八十年代前后美国学界出现重新强调私人财产权的呼吁，这实际上是针对扩大社会福利必然提高税收，而损害个人和公司的财产权和工作积极性，甚至导致经济发展停滞而言的。很多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如弗里德曼、布坎南、加尔布雷斯等都持这种观点。
我们知道，公民权利哪怕是政治权利的发展都不是无条件的，必须与社会文化传统和经济水平发展相适应。否则，权利只能如“画饼”一样，写在纸上、贴在墙上，却不能实际享有。如没有足够方便的投票站，以及能保障投票人选择隐蔽性的选票和设施，当然还要有政治宽容的社会氛围，公民的自由投票权就无从谈起；更不用说平等受教育权、就业权了。但这种对权利发展受社会发展制约的认识是笼统的，像美国学者霍尔姆斯和桑斯坦这样明确提出权利成本的观点是独辟蹊径和富于启迪意义的。
说来有些奇怪，尽管权利现象与百姓的日常生活日益密切，但权利研究主要在哲学、法学、政治学和论理学的理论圈子里进行。《权利的成本——为什么自由依赖于税收》一书的独特思路在于，它一反以往权利研究中充斥的抽象哲理、逻辑演绎甚至道德说教，从现实中的权利现象和常识入手，从经济角度揭示了权利运行的本质。我们在感受现实权利之昂贵甚至之残酷的同时，又不得不承认作者揭示的其实是被我们忽略了的常识。
阅读本书后感受较强的几点体会是：首先，权利本质上并不必然是对抗政府的，相反，权利是靠政府和法律界定和保障的，关键是权利和权力之间要保持一种适度的平衡。另外，权利发展中必须重视权利成本，虽然该书主要谈论了权利的经济成本，但它引发了对权利成本的政治、社会、文化、道德伦理等方面的连锁性思考，这是更为全面衡量权利发展政策保守和冒进的一个重要依据。对新保守主义的权利观念中的合理因素应予以重视，改革甚至削减某些福利并不必然意味着保守或倒退，因为这不仅是一个理论是非问题，更是一个社会现实问题。尽管该书的题目尤其是副标题有些俗，似乎自由和权利这样的神圣内容是可以像商品那样计算成本，只有用钱才能堆出来；但实际上这正是作者视野的独特之处。该书从一个新的（不仅是经济学的）角度，促使人们对权利现象和福利政策的本质做更为深思熟虑的认识，而这是任何社会发展都需要面对的。
“我们命该遇到这样的时代”
■ 吴蓉晖
1895年，青年军官温斯顿·邱吉尔有幸与威廉·哈考特爵士共进午餐。席间，邱吉尔谦恭地问道：“将会发生什么事情？”老资格的维多利亚时代政治家答道：“我亲爱的温斯顿，我漫长一生的经验使我深信，什么也不会发生。”（《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一卷》，邱吉尔著，第30页）
当时那种一切平安无事的情绪又岂止是充盈在英伦上空？那几乎是整个欧洲共有的心态。奥地利诗人安岑格鲁贝尔更把这种无忧无虑的情绪概括成简洁的格言：“你不会出什么事的。”
科技进步、文物昌盛、天下太平。当斯蒂芬·茨威格步入晚年，回首往事时，留在他记忆中的成长期便是如此这般的曼妙无比，“整个世界处处呈现出一派无忧无虑的美好景象，因为又会有什么来打断这种兴旺呢？又会有什么来妨碍这种从自己的热情中不断产生新的力量的干劲呢？欧洲从来投有像当时那样强大、富足和美丽过；欧洲从来没有像当时那样对更美好的未来充满信心过。”（第217页）茨威格的绝笔之作《昨日的世界》开篇即是“太平世界”，良有似也。然而良辰美景，向如白驹过隙；沧海桑田之后，迎来的竟是颠沛流离，晚景凄凉。最终，一代文豪在二战硝烟正浓之际于异国他乡巴西含恨自尽，赍志以殁。
《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正是茨威格出于绝望，留给世人的最后作品。作品以散文笔法记述了自己“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成长与生活经历，回顾了自己亲身感受到的重大历史事件；温暖的人性，商雅的情趣，睿智的见解如涓涓细流于笔端纸间绵延流惝。这是一部不是回忆录的回忆录，因为“书中主观感情的抒发，远远超过对客观事实的描述”（《译后记》）；不是自传的自传，因为“我之所以让自己站到前边，只是作为一个幻灯报皆的解说员；是时代提供了画面，我无非是为这些画面作些解释，因此我所讲述的根本不是我的遭遇，而是我们当时整整一代人的遭遇”（《序》第1页）；不是思想史的思想史，因为在作者的一生中“曾亲眼目睹各种群众性思潮——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俄国的布尔什维主义——的产生和蔓延，尤其是那不可救药的瘟疫——毒害了我们欧洲文化之花的民族主义”（《序》第5页）。
事实上，这是一部内涵丰富，意蕴深刻的不朽作品，不同的人也许会有不同的解读，但无论怎样都会受益良多。我则被作者和作品本身所包含的巨大悖论或者说冲突所吸引：一个志与业均不在政治的人却不得不旗帜鲜明地亮出自己的政治观点；一个刻意远离政治的人却偏偏被政治破门而入，揪住不放；一个热情洋溢的欧洲主义者、一个立志要做“世界公民”的人却眼睁睁地看着欧洲政治分裂、意见分歧、争斗不休；一个彻头彻尾的人道主义者与和平主义者却亲身经历了两次惨绝人寰、血流成河的世界大战；一个认同欧洲为自己故乡并忠于欧洲文化理念的犹太人，却被欧洲剔除出局。因此我想，尝试着以“后见之明”去理解作品所蕴涵的国际政治意义，去理解一个政治维度的茨威格和一个国际关系史观照下的茨威格是不无裨益的。特别是作者本身即具有宽阔的世界视野、广泛的国际交游，作品又不乏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的描述与评论，而作者最终的悲剧性命运更是国际冲突的产物。况且在经历了沧桑巨变后，晚年的茨威格也对自己与政治的关系，重新进行了反思。他说：“在我今天看来，那些在我青年时代曾把我的目光引向文学的人们早已没有那些把我的目光从文学引向现实的人们来得重要。”（第200页）茨威格已经变成了一个自觉的现实政治观察家。上述诸点在在证明这样的解读不仅必要而且可能。也许更有意义的是，在二战结束六十周年（2005年）之际，我们仍有必要从茨威格这位以生命向纳粹抗议的自由战士身上汲取精神力量，既以他的眼光回顾历史从而知道他的不足，又借他的智慧审视未来从而避免前车之覆；在欧洲一体化加速推进同时又面临更多挑战之际，欧洲（也包括我们这些非欧洲人）仍有必要从这位老资格的欧洲主义者身上获取新的灵感。
太平世界：真与假
在茨威格眼里，他出生（1881年）和长大成人的那个世纪并不是一个充满激情的世纪。山还是那座山：阶层分明、按部就班、秩序井然、从容不迫，“机器、汽车、电话、无线电、飞机等的新速度尚未影响到人的生活节奏；岁月和年龄依然有着另一种尺度。”（第29页）经济上，“国家没有天翻地覆的变化，货币不会突然大肆贬值。那时候，要是证券交易所的股票一下子跌了百分之四或者百分之五，就被说成是‘破产’了，人们就会蹙起眉头，忧心忡忡地谈起这场‘灾难’。”（第30页）因而人们似乎“自始至终过的是一种生活，没有平步青云，没有式微衰落，没有动荡，没有危险，是一种只有小小的焦虑和令人察觉不到的渐渐转变的生活，一种用同样的节奏度过的生活，安逸而又平静，是时间的波浪把他们从摇篮送到坟墓。”（第3页）
坐享太平盛世，这样的生活、这样的感觉显得那么真实切近。然而当我们放宽视野，以“大历史”的眼光回溯历史时，就不得不指出这种太平的虚妄，因为只有战争才是欧洲几百年历史的常态。近代国际关系史即以“三十年战争”（1618～ 1648）揭其序幕。从1618年到1814年，欧洲的国际矛盾错综复杂：“有以波旁王朝、哈布斯堡王朝为主的争夺王朝利益的矛盾，以英国、法国、俄国、奥地利为主的近代民族国家争夺欧洲霸权的矛盾，以资本主义的英国、荷兰以及封建的法国为主的争夺商业、航海和殖民地霸权的矛盾，还有以欧洲大国、强国为主与小国、弱国的矛盾，特别是还有殖民地与宗主国——例如北美殖民地与英国宗主国的矛盾，等等。”（《国际关系史·第一卷》）这一时期的欧洲列强一味诉诸武力，用战争解决问题，致使兵燹连年，生灵涂炭。虽时有休战，也不过昙花一现，其实仍是战争的继续。举其荦荦大端者，计有法西战争、法荷战争、九年战争、奥土战争、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波兰王位战争、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七年战争、北方大战、俄土战争、拿破仑对外战争，等等。
1814～1871年也好不到哪儿去。反法联盟结束拿破仑统治后建立的维也纳体系勉强维持了半个世纪，就在欧洲革命的冲击下摇摇欲坠了。其后，普鲁士通过一系列王朝战争，即1864年丹麦战争、1866年普奥战争和1870年普法战争，以铁血手段实现了德意志的统一。与此同时，曾经称雄一时的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则无可挽回地衰落了。普鲁士崛起的意义在当时还不是一眼所能看到的。战败后的奥地利确实迎来了和平，茨威格不无留恋地写道：“四十年的和平使欧洲各国的经济充满活力，技术设备加快了生活的节奏，科学发现使那一代人的精神状态感到不胜自豪。”但这是软弱的和平，是强者暂时赐予弱者的和平，也因而是强者随时可以收回的和平。因此，在熟谙国际关系史的人眼里，实在看不出茨威格兴奋的理由。
事实上，即使是茨威格热情讴歌的那四十年（从普法战争结束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止），也绝非风平浪静的黄金岁月。这近半个世纪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时代的重要时期，也是全球性国际关系体系最终形成的时期。资本帝国主义势力拼命掠夺世界领土、输出资本和扩大国际贸易，亚非拉和大洋洲悉数被纳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网络之中，可以说无远弗届。处在欧洲中心的奥地利，斯时尽管“是一个没有雄心壮志的国家，它只希望能伤止各种激烈的变革，从而保住自己在欧洲范围内的安然无恙的地位”
当然，从表面上看，与全球范围内的扩张狂潮相比，欧洲局势在1871…1914年期间的大部分时间内确实保持了相对的“平静”。维也纳体系固然已经土崩瓦解，但取而代之的“俾斯麦体系”还是以其苦心孤诣的复杂设计维持了欧洲的秩序。可惜人亡政息，随着俾斯麦的下台，各国相继调整了对外政策。1904年和 1907年缔结的《英法协约》和《英俄协约》标志着英法俄集团与德奥集团对峙的两极均势局面的形成。干柴已经堆就，就等那一丝半点的火星了。最终，这样的战争危险就连茨威格也看得一清二楚了：“世界的局势经常处于一触即发的战争边缘——察贝恩事件、阿尔巴尼亚危机、一次不明智的答记者问一这类摩擦引起的火花层出不穷，但任何一次火花都有可能引起堆积起来的炸药的大爆炸。” （第231页） 茨威格以追悔的�
